陳獨秀對民主的先見之明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李楊／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後，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麽工人國家？”　(chinesenewsnet.com)

　　所謂陳獨秀的“最後見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間，陳獨秀發表的4篇文章和寫給朋友的6封信中表達的觀點，後人將這些文字輯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論文和書信）》一書。按抗戰期間與陳獨秀往來密切的陶希聖的說法，“最後見解”的主要內容是“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獨秀與我多次見麵，無所不談”，“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變的方向”。陶希聖說：他雖已為某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係之內，經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藩籬，而結成他的“最後見解”。（本文所引陶希聖的言論，均見《記獨秀》，《傳記文學》第5卷第4期）　(chinesenewsnet.com)

　　陶希聖特別說明：“獨秀與我談論，遠在這十篇文字發表之前。”也就是說，早在1938年上半年，陳獨秀已多次談及他的“最後見解”。那麽，陳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論是什麽呢？陶希聖回憶：　(chinesenewsnet.com)

　　他以為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編者注：即斯大林）式的少數人的專製。若不實現民主製，史達林死後，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製魔王。　(chinesenewsnet.com)

　　觀察曆史可以有很多視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個。陳獨秀把民主作為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或反動的惟一標杆。基於民主立場，陳獨秀對蘇聯的非民主經驗有深刻的認識，甚至比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的認識更為根本和透徹。陳說：“我們若不從製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隻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陳獨秀對斯大林問題的認識，已經觸及政治製度層麵。“是獨裁製度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陳獨秀著作選》，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頁）一直受斯大林打壓、命運坎坷的陳獨秀說：“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留俄的國民黨員白瑜感慨地說：“陳先生寬恕斯大林，胡適之先生謂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凱‘敗不出走，於今猶傑’，均書生本色。”　(chinesenewsnet.com)

　　1936年莫斯科大審判後，陳獨秀即對蘇聯的國家性質發生疑問：“這樣不民主，還算什麽工人國家？”1939年德蘇協定後，陳獨秀公開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場，以為沒有高於資產階級製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國家。如果工人階級國家不比資產階級國家更加民主，工人階級奮死鬥爭又為了什麽呢？　(chinesenewsnet.com)

　　那麽，資產階級的民主是什麽呢？為讓大家明白“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陳獨秀列了一張表，比較英美與俄德意的政治製度：　(chinesenewsnet.com)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製：　(chinesenewsnet.com)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須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chinesenewsnet.com)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殺人。　(chinesenewsnet.com)

　　（三）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chinesenewsnet.com)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chinesenewsnet.com)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蘇聯的政製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chinesenewsnet.com)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隻有舉手，沒有爭辯。　(chinesenewsnet.com)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chinesenewsnet.com)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chinesenewsnet.com)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chinesenewsnet.com)

　　（五）絕對不允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chinesenewsnet.com)

　　陳獨秀說：“每個康米尼斯特（即共產黨員——引者注）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陳獨秀著作選》，卷三，第558頁）通過比較，陳獨秀認為蘇俄的專政是退步和反動的，“俄國的蘇維埃製，比起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隻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製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麵語而已。”　(chinesenewsnet.com)

　　胡適認為陳獨秀這張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所撰寫的序言裏。胡適說，這本書足以代表陳獨秀的最後思想，也是陳獨秀對於民主政治深思熟慮的最後結論。晚年承認“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之一種動力”的陳獨秀，與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適，可以說是殊途同歸。　(chinesenewsnet.com)

　　在陶希聖看來，陳獨秀認為將來中國還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隻是這“‘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民主與社會主義是一致的，拋棄民主就是拋棄社會主義。不實現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必然蛻變。　(chinesenewsnet.com)

　　如果說陳獨秀是立足於政治製度層麵看民主政治問題，那麽陶希聖則主要立足於唯物史觀看社會發展和資本主義問題。早在1929年，陶希聖就提出，中國的封建製度已經崩壞，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現在的中國，從倫理的基礎上爭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路，是沒有多大價值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路是一個經濟發達的事實問題及社會階級勢力推移的問題，不是愛憎問題，不是喜懼問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新生命書局，1929，第319頁）“半資本主義”製度下，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民眾難以對人權、民主、自由等觀念有廣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說不上有強烈追求。　(chinesenewsnet.com)

　　陶希聖十分認同陳獨秀的“最後見解”，認為“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陶希聖主持的《政論》周刊，半年內發表了陳獨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戰與建國》、《告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們》、《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們為什麽反對法西斯蒂》等。　(chinesenewsnet.com)

　　外號“火山”的陳獨秀說過，我“絕對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的“最後見解”公開後，如同瞿秋白臨死前留下的《多餘的話》一樣，引起許多爭論，甚至“遭當世罵”。《解放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陳獨秀旨在“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否認中國三民主義，否認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否認反法西斯陣線的存在和力量，否認戰後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責陳文體現了“托洛茨基陳獨秀派的漢奸本質”。(chinesenewsnet.com)

　　陳獨秀也明白自己永遠是個不“入時合流”的“反對派”，總是充當一個艱難而別扭的角色，所謂大丈夫不能投機，更不能取巧。“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胡適說：“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想想。”胡適認為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具有“獨立思想”，“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胡適將陳獨秀的“最後思想”評價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chinesenewsnet.com)

（《南方周末》）(


(參考)陳獨秀的希望與絕望

作者：b3af117 提交日期：2004-3-10 15:06:00  

??在中國現代史上，陳獨秀應該是一個石破天驚領袖一代的人物。他那炯炯發光，燭照幽微的眸子不僅看穿了幾千年專製社會的弊端，而且洞察了在他那一時代活動著的魑魅魍魎嘴臉；他那淵博精深的學識，鋒芒畢露的文章，曾經是啟聾振饋的號角，是驅除陰霾的閃電。號召著人們去迎接民主與科學的曙光；去直搗孔家店這座封建勢力的最後的巢穴；去擺脫那陳腐僵死的語文外殼，代之以剛健清新的文學形式。而從一九一五年九月第一期《新青年》雜誌問世迄今，中國的有誌有識之士，一直在他所指出的方向和他們開拓的道路上曲折前行。這使我們感到驕傲，也感到悲哀。因此，這就愈發使我們產生一種對他睿智思想和高尚人格的懷念和崇敬之情。
　　
　　以民主始，以民主終
　　
　　 陳獨秀的人生道路是以民主始，也以民主終。這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之“形的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的軸心是“民主“二字。而他的民主思想妊娠於對封建八股的叛逆，得營養於法國民權論的思想，成長於對封建專製和斯大林專製主義的批判。早在他髫齡發蒙讀書，在家庭的逼迫下走上科舉士進的道路時，他就以“選學“妖孽造了八股文的反；在那令人窒息的考棚裏，他以從《昭明文選》得來的詞調堆砌成了一篇應試的八股文，卻得到了考官的青睞，得中秀才，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他對八股取士的揶揄和嘲弄。及至在日本留學期間，他閱讀了盧梭的《民約論》，盂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著作後，就毅然參加了中國青年會和一九零三年風靡一時的“拒俄“運動。同時，在同年六月在上海創刊的《國民日日報》上，他首先廢除皇帝年號，使用幹支紀年，為國內報刊開創了先例。而他在安慶藏書樓所作的慷慨激昂的演說，在安徽成立的嶽王會等組織並任會長，策劃以實際行動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更說明了他兼有激進的民主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雙重身分。
　　
　　喚起了整整一代青年人
　　
　　 一九一五年九月《新青年》雜誌的創刊，尤其是作為主將的陳獨秀在這個刊物上所發表的一係列文章，更是將辛亥革命前後在中國人民內心裏所鬱積的民主主義的渴求噴發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義正辭嚴地疾呼：“凡違反科學與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堂堂正正的提出新青年的六義：“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行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他提出青年應具有政治的和倫理的覺悟，政治的覺悟即是：第一步，知國家為人民公產；第二步，順立憲製之潮流，棄數千年之官僚專製，而另以自由的自治國民政治；第三步，多數國民自居於主人的主動地位，進而建設政府。倫理上的覺悟則是“棄倫理上保守綱常階級製“，實行心理上除舊布新的大革命。而為了迎接民主與科學的新世紀，為了鞏固新誕生的共和政體，杜絕袁世凱、張勳之類的封建帝製的複辟，就必須打倒帝製的文、武兩個守護神——武為新舊軍閥，文的就是孔教。因此，以陳獨秀為主將的《新青年》，聚集了高一涵、吳虞、魯迅等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著名人士，向孔教發起了淩厲的攻勢；一時之間，孔教成了一切罪惡的淵藪，成了舉國共討的矢的，而在這一聲勢浩大思想解放運動中就培養起了整整一代矢誌為民族獨立，為民主政治而奮鬥的青年鬥士。陳獨秀的曆史功績就在於他和他的同事們喚起了這整整一代的青年人。
　　
　　 建立共產黨，保持民主信念
　　
　　 應該承認，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或是陳獨秀成為中共最初的領袖。都是在曆史條件並不成熟的情況下由外力的輸入而產生的曆史事件。因為，就當時的情況而論，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派，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還是比較膚淺的，他們僅僅是通過在日本留學時從日文轉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入門讀物中來理解共產主義理論的。根據李大釗一九二零年五月的想法是，“認為自己和獨秀先生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還不夠深刻，對於俄國的情況知道的也還嫌少。“因此，他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陳獨秀的想法則是：“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隻要做邊學邊幹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張國燾《我的回憶》）而在具體的組織原則方麵，陳獨秀毅然否定了孫中山在國民黨內所實行的黨魁製，而應用了較民主的委員製，書記僅負聯絡之責，遇事公決，以確立黨內民主作風，杜絕個人獨裁及官僚作風。可見，即使在建立共產黨時，他仍然保持著民主的信念。
　　
　　 共產國際指揮棒下的無奈
　　
　　 俄國人是在“首先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進行革命的。為了確保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勝利，他們需要分散外國的壓力，需要在遠東尋找同盟者；而此時的中國，列強正各自支持著力量較強大的直奉軍閥，使缺乏實力的孫中山陷於勢寡力單的窘境。於是，正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所說，俄國人要讓中國共產黨人去做國民黨的苦力，以國民黨作為階級聯合的組織形式和實行國共兩黨的黨內聯合，以壯大國民黨。陳獨秀在建黨初期對於共產國際的名義來指揮中共的行動是頗為反感的。他提出：“中國革命靠中國人自己幹“，並主張：“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工作““對於工作人員還要規定薪給，等於雇傭革命。“從而否定了職業革命家的存在，並在經濟上拒絕了共產國際的津貼。然而，他緊接著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和一九二二年八月第三、第四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而這兩次的被捕和被釋都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用大量的金錢賄賂了租界當局才使得他得以迅速獲釋的。於是，在內部外部的現實壓力下，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不自覺的做了斯大林小組織的工具。“
　　
　　 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在中國革命的一係列問題上堅持他獨特的見解。他提出：中共最好用民主主義的口號，就是“為召開國民會議而奮鬥！“。他重複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戰爭的傳統觀念：“農民戰爭如無城市無產階級政府的領導，一定會墮落或被消滅。“就是因為這樣一些言論和主張，他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並負起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曆史罪責。然而，曆史的真相卻是，在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後，麵臨蔣介石、白崇禧的大軍壓境，是共產國際的一紙電報，命令數千名工人糾察隊將武器隱藏起來，從而自動解除了武裝，招致了“四·一二“的清黨大屠殺；在同年的寧漢分裂之後，是斯大林親自發表演講，指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共產黨人必須參加武漢國民黨及革命政府“，從而給汪精衛“七·一五“清共留下了緩衝的時機；而在湖南的農軍包圍了長沙之後，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鮑羅廷迫使中共中央下達了停止進攻的命令，從而招致了百餘工農和中共黨員被殺的“馬日事件“ 。而在所有這些退卻的命令之後，斯大林又下令中共在二十四小時內實行土地革命，於是又發生了中共“八·七“會議之後的盲動主義。而在這些忽左忽右，忽進忽退，忽聯合忽鬥爭的共產國際的命令的背後，隱藏著蘇共黨內反對派與斯大林派的鬥爭。為了適應這種鬥爭的需要，為了辯護自己政策的“正確性“，於是就下達了這樣那樣完全不同的命令。陳獨秀在這樣一種殘酷的鬥爭麵前厭倦了，於是就自動離開了中共中央。而在臨離開武漢時，他沉痛地總結了一句話：“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何等卓越的預見
　　
　　 陳獨秀於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五次被捕，並在南京的監獄裏被羈押了五年之久；獲釋後，又輾轉到了川東江津縣城郊的一個山莊裏過了五年的幽居生活，於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於鄉間。而他的民主思想，在這十年囚居和幽居生活的磨煉和礪砥中不是愈發趨於消沉和萎縮，而是愈益變得成熟而臻於升華。
　　
　　　
　　
　　 提綱挈領地說來，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民主的基本的真實的內容：“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納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二、民主的必要性：“沒有民主就沒有進步，也沒有革命。沒有科學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國。“ “有民主才能有科學，有科學才能保民主。“
　　
　　 三、民主的曆史性：“原始社會就是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大支柱。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推倒和埋葬了這兩大支柱。資本主義社會發掘了民主，發展了科學，人類大踏步前進。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民主與科學無限發展，走向人類大同。“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
　　
　　 四、民主的階級性：“大有利於多數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階級立場。““民主與科學大有利於中國人民，當然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本主義，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製之消毒素，也隻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汙、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麽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隻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騙、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在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製的問題。“ “如果說斯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獨裁製無關，即是說，斯大林的罪惡由於十月以來蘇聯製度之違反了民主製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製度，都非創於斯大林)而是由於斯大林的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即無產階級之簡稱)獨裁製之邏輯發展，試問斯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若不恢複這些民主製，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製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斯大林，而不是推源於蘇聯獨裁製度之不良，仿佛隻要去掉斯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樣迷信個人輕視製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製度上尋求缺點，得到教訓，隻是閉起眼睛反對斯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的國家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斯大林才產生了獨裁製。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製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盡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 “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製是-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製的抗毒素’，而未曾認真使用民主製，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等……“
　　
　　 五、民主與世界大勢及其未來：“一班無知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製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裏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如果我們認為目前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為首要鬥爭，第一必須承認英法美不徹底的民主製也有保護的價值……“
　　
　　 “如果革命勝利，我設想要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實行名副其實的自由、平等、博愛。“
　　
　　 “現在並不是最後鬥爭時代，不但在落後國家，即在歐美先進國家。如果有人武斷地說，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一點進步作用，已經完全走到反動的營壘，這隻是種下將來資產階級表現進步作用時向之倉皇投降之後果?“
　　
　　 何等睿智的思想，何等卓越的預見！戰後這半個世紀的發展，尤其近一、二十年中，美英法等民主國家在科技領域中的突飛猛進，已經治愈了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指摘的種種社會創傷，使人類社會步入了一個安和樂利，普遍繁榮的新時代，使蘇聯和東歐等鄙棄西方民主的共產國家為之瞠目結舌，隻有解除禁製，改弦更張，這或者正是五十年前陳獨秀所預言的那種“倉皇“的“後果“吧!
　　
　　“終身反對派“終身受迫害
　　
　　 “終身的反對派“ ，這是陳獨秀的同鄉兼摯友胡適之給他的評語；陳獨秀本人也說：“實是如此。“［18］的確。從十六、七歲反科舉，到二十多歲反清廷駐日學監，到返國後在藏書樓演說。成立反清組織嶽王會，再到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反軍閥、反孔教，反舊文學，反國家主義派和無政府主義，再到一九二一年以後，在共產黨內反共產國際和蘇俄代表吳廷康、馬林、鮑羅廷的肆意幹涉，反斯大林的獨裁官僚體製，反中共黨內的左傾盲動主義等等。至於反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和對革命人民的迫害、鎮壓，以及抗日戰爭中的妥協、退讓、不抵抗主義等等，更是不在話下。而在家庭內部，他反對包辦婚姻，終生不願意繼承他繼父的萬貫家產；在朋友之間，他在法庭上嚴詞拒絕章士釗為他提出的出於善意的辯護詞；在孤獨中，他蔑視從延安脫逃的張國燾不願與之合組另一共產黨；在困厄中．拒絕了張國燾從國民黨當局那裏轉來五萬元巨款的恩賜，以及他學生中的新貴羅家倫等人的救濟。在共產黨內，他也絕不寫任何承認錯誤的“檢討“，拒絕了一次次“回到黨內“的召喚，在監獄和法庭上，他從來就是拚辯到底，絕不屈服。甚至在兩次死刑的威脅麵前，他也表現得毫無懼色。
　　
　　陳獨秀的“終身反對派“的品格首先來自他那與生俱來的剛毅性格和逆反心理。早在六、七歲的童年時期這個不願死讀經書的孩子就以在狂怒的板子毒打下從不哭叫而使老祖父十分訝異；及到思想成熟以後，他常說：“我決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不說人雲亦雲、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願說不錯又不對的話。“；“我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而他的這種貌似偏激，狂狷不羈的性格，卻使他在混濁的社會中，永遠保持了做人的良知良能和敏銳到近乎直覺的洞察力去穿透曆史的翳蔽，去擺脫利害的糾纏，使自己永遠立於一種既高遠又純正的境地，成為一切汙濁和罪惡的對立麵。
　　
　　 與此相聯係的，就是陳獨秀從後天的學養中得來的強烈的正義感，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為真理而獻身的道德感，配合上他那在淵博學識基礎上形成的真知灼見，使他對一切來自上下左右內外的大大小小之謬誤和陰謀，威迫和利誘絕不妥協和退讓。他在一九一九年的《每周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誌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一九三二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幾個大宇。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消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可見他對於社會人生已達到了何等的生死以之的大徹大悟的境界。
　　
　　 在貧困潦倒麵前，在以喝粥度日，僅有一件襯衣的艱難歲月中，他仍慷慨激昂以論天下事的氣度，更是完整地表現了他那種中國知識分子“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優良傳統。
　　
　　 當然，如前所述，形成陳獨秀作為“終身反對派“形象的第三個因素乃是他的環境和遭際對他擺脫不掉、糾纏不休的迫害。第一、二次在蕪湖和北京的被捕，促使他在一九一五年創辦《新青年》雜誌以後堅決反軍閥的政治傾向；第三、四次在上海法阻界的被捕及共產國際的營救，則促成了他在那一段時間接受了他們政治上的領導和經濟上的援助；第五次被國民黨逮捕並判刑，則決定了他終身與國民政府毫不妥協的態度；而在出獄之後，王明、康生誣陷他是“日本漢奸“，則使中共召喚他回到黨內的一切努力成為徒勞；而他的兩個兒子——延年(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喬年(曾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均遭國民黨殺害，更增添了他與國民黨不共戴天之仇。因此，我們可以說，他的“終身反對派“的性格招致了他終身受迫害，而他的終身受迫害的身世，也增強了他反對派的性格。這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不允許第三勢力、反對派存在
　　
　　 從社會現實的層麵來看，中國現代史上有一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既反對過國民黨的腐朽黑暗，也不滿於共產黨的……專製；他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曾經因追求民主和光明坐過監獄，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又因仗義執言而成為專政對象。他們被稱為“社會的良心“。在這一大群人中，我們看到了章伯鈞、羅隆基、王造時、馬寅初等等一係列人物的身影，而他們的前軀就是陳獨秀。這說明，直到現在的中國現代史上政黨政治本身就是專製政治的延續，他們容不得社會民主精英來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做出真正的貢獻；也說明中國現代社會落後的經濟條件還沒有孕育出一個經濟上、政治上都能獨立的中產階級來形成一種社會的中堅力量，來支撐社會的民主改革。在中國現代史上，許多人都曾經企圖在國、共兩黨之外形成第三勢力，早年的鄧演達，後來的李宗仁，台灣的雷震，都被銷解於無形，胎死於腹中。陳獨秀在第五次被捕出獄後，避居武漢時期，曾經遇到過一個西北軍的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對他的政治主張頗為傾心，並答應陳的兩位同誌去師部任秘書長，做政治工作，然後徐圖發展。然而，尚未來得及實現，這位師長即被解職。此後，他也曾企圖把一些抗日、反蔣而又不容於共產黨的人士組織起來，成為一個政治力量，但也是應者寥寥，無疾而終。因此．陳獨秀當年曾經有過的想法；“一方麵以自由及民主的寬廣政綱去團結反國而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麵則積極跑進抗日的武裝隊伍中去，為未來任何變化預先取得有利於革命的可靠保證“，在當時的中國，也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最後，連托派組織也由於紛爭不斷，兩派組織內哄不已，也隻剩下屈指可數的五十餘人，在內戰的戰火中被衝得七零八落流落港台，有的入獄大陸，成為渺然無蹤的孤魂。而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為處理陳獨秀問題時與張國燾、瞿秋白的談話中曾問及：“陳獨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支持去辦一張報紙?“當斯大林聽張國燾回答：“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紙“時，曾經“頗為滿意“。從這也可以看出．中外獨裁者對待反對派在趕盡殺絕，不留餘地方麵是如出一轍，毫無二致的。然而，反對派卻總是不絕如縷，不斷出現，這也是曆史發展的邏輯所決定的，由不得獨裁者們的個人旨意的。
　　
　　一號政治人物不一定掌握真理
　　
　　 從哲學理淪上來說，陳獨秀所持的“終身反對派“的態度，與本世紀二十年代迄今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勃起於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法蘭克福學派，他們在《開放的辯證法》或《否定的辯證法》中提出：主體與客體，就是在一種永無止境的相互矛盾中發展的；人們的認識和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的否定中達到無限的發展；肯定就是為了否定，否定就是希望之所在；自由並不僅限於對必然的認識，而是對於一切阻礙建立個人之間新關係的力量和因素的不間斷的否定；一切關於物質與精神、客體與認識之間“同一性“的論證，都是為了建立一種終極的超科學的絕對的真理，而這個“絕對的真理“又是為現實的“公理性“服務的，否定的辯證法則是一切現實公理性的條條框框的批判的武器；實踐對於真理的檢驗是在它不斷否定的發展之中，而並不等於獲勝的一方就有真理；因此，用政治上的權威來樹立理論權威，又用“理論權威“來加強政治權威，讓政治上獲勝的領導人來為理論上的爭論下結論，政治上的一號人物就是理論上的一號人物，這種狀況，隻能導致理論上的窒息，思想上的僵化，政治上的獨裁。而陳獨秀的“終身反對派“的人生曆程，正是這種“否定的辯證法“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具體運用，他就是要用理淪來決定政治，而不是讓政治來決定理論。因為，正如陳獨秀本人所說：“在政治上毀滅民主製，回複到中世紀的黑暗，即使不很長久，也是人類可怕的災難和不可計算的損失“ 。
　　
　　 “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海底飛塵終有日，山頭化石豈無時。“ 這是陳獨秀在南京監獄中為求字者所撰的兩副對聯。這兩付對聯正好道盡了他生前在艱難中堅忍奮進和昂然的期待。預言了他生後久久被埋沒在時代的煙霧中而不能顯現光彩的無奈，以及曆史終將還他以公道的確信。我們今天紀念他，討淪他，重溫《獨秀文存》中那些被胡適之先生譽為“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正是要呼喚他那永不疲憊的亡靈，來做當代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反對派，從永遠直到永遠！


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的幽禁歲月

     千秋功過，世人評說。“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獨領風騷的陳獨秀，在我黨曆史上功過是非的評價，也因時而異。本文披露陳獨秀被捕入獄後一些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斷。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沒有想到，他被共產黨開除黨籍之後，卻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為此，《世界日報》刊登一幅漫畫：主人公是受盡皮肉之苦的陳獨秀——共產黨一拳把他打傷了，國民黨兩拳把他打昏了。

　　1932年12月8日，世界著名自然科學家愛因斯坦給蔣介石拍來電報：陳獨秀是東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掃帚星，更不是囚徒，請求給予釋放。

　　被譽為“世界20世紀的三大哲學家”也相繼給蔣介石拍來懇求電。特別是英國人伯特蘭·羅素、美國人約翰·杜威更是陳詞灼熱，對陳獨秀一片愛心。

　　可蔣介石卻無動於衷。蔣介石說：“陳獨秀雖已被共黨排除，但亦是共黨之鼻祖，危害民國，未戒組織社團鬧事之病。”在中山公園，蔣介石被記者團團圍住，問及陳獨秀事件，他說：“獨秀雖已非共黨之首領，然近年共產黨殺人放火，獨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1932年，在周家嘴路的一條弄堂底部，陳獨秀仍在深夜奮筆疾書，吟詩罵世。突然，整個弄堂一片漆黑——停電了！陳獨秀歎道：“中國的現實就像眼下的光景，漆黑一團！。

　　他拿根蠟燭正想點燃，突然幾道手電光同時向他射來。接著，沉重的鐵銬鎖住了他的雙手。

　　陳獨秀眼睛一瞥：“原來是你謝少珊出賣了我？！”說著，狠狠向謝的臉上吐了口唾沫。

　　謝少珊是“左派反對派”中央常委的秘書，曾經鞍前馬後跟著陳獨秀，備受陳獨秀的賞識。

　　陳獨秀在租界看守所見到了彭述之等幾位被捕的黨委。彭說：“該如何是好呀？”“怕什麽，我獨秀已蹲了三次監獄。共產黨人，命大！”當時，各地的電報雪片似的飛到國民黨中央，義憤地提出“查辦處決”的意見。有單位發的—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廣東省黨部，以及許多軍隊的師黨部和地方的縣黨部；還有個人發的——湖南清鄉司令何鍵、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他們陳詞激烈，把陳獨秀視為千古罪人，不殺不解心頭之恨。

　　中共中央蘇區持什麽態度呢？《紅色中華報》第37期寫道：“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彭述之也在內——蔣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功，網開一麵，許以不死；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呢！”報紙刊登的內容也有例外的聲援。《先鋒報》第4期寫道：“起來！！起來！！援救中國革命領袖陳獨秀。”文章說：“陳獨秀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同時，又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者，他那艱苦卓絕為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之偉大，他那為中國革命鬥爭之不可磨滅的偉績，隻要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人都沒有不知道的。在革命的陣營中他是偉大的領袖；在軍閥、官僚、資產階級……等反革命的眼中，是他們唯一的死敵。這次他之被捕，並不是曆史上的例外，乃是階級鬥爭中之事實上難免的。”

　　10月19日晚，上海火車站緊急戒嚴。陳獨秀等要犯在無數武裝軍警的監視下，押到南京。

　　半月前、陳獨秀與夫人潘蘭珍因吵嘴，一賭氣，讓夫人悻悻地回到浦東娘家，才幸免雙雙被捕。

　　她與陳獨秀已生活了兩年多，但並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陳獨秀。平時隻管叫他“李老頭”。她年僅24歲，比獨秀的大兒子小10歲。她與枯瘦的陳獨秀站在一起，你隻會相信她是陳獨秀的女兒。

　　陳獨秀被捕後，她與娘家人整日談論不休。她甚至說：“陳獨秀太自傲了，這回免不了殺頭！”潘蘭珍的父親從街上買回一張報紙打開一看：“陳獨秀已押到南京受審。”下麵是陳獨秀的照片。
    潘蘭珍見到照片，一下子驚呆了：“原來陳獨秀就是我老公！”不日，潘蘭珍啟程到南京。

　　見到陳獨秀，兩人抱頭痛哭。“你為什麽不給我講你的真實姓名！”“為了你，也為了我！”“你是什麽人？”“好了，我不過是你所愛的男人！”小別勝於新婚，二人竟親密得忘記了這是監獄。

　　蔣介石得知陳獨秀押到了南京，一夜未合眼。他召見部下何應欽問：“如何處置此事？”何應欽說：“半談宣言半詢問。”

　　10月25日，陳獨秀被接到軍政部會客廳。

　　何應欽正襟危坐，漫不經心地拿出曾在北伐前國共第一次合作時簽定的《兩黨領袖聯合宣言》，送到陳獨秀的手中。陳獨秀是兩黨聯合的發起者，也是簽字人。

　　何應欽說：“合作，合作，現在仍需要合作！”陳獨秀把“宣言”擲到一邊，吼道：“不合作的是你們！”“先生不要發火。不知你老兄與贛鄂等省的暴動有無關係？”“毫無關係。”“好好，這就好！”何應欽毫無所獲地走了。隨後，他急忙前去與蔣介石、陳立夫等人研究了陳獨秀的“罪證”，決定對陳獨秀公開審判。

　　這期間，陳獨秀雖淪為任人宰割的魚肉，但仍是比較自由的。可以跟一些社會名流隨便交談和通信。蔡元培、胡適等不少享有聲望的人士紛紛為他推薦辯護律師，但陳獨秀卻一一謝絕了。

　　這天，章士釗氣喘籲籲跑來找陳獨秀。陳獨秀一跺腳，對傳信人吼道：“不見！”章士釗曾是陳獨秀的密友，本世紀初，兩人攜手合辦過《國民日報》，在日本辦過《甲寅》雜誌。陳獨秀不止一次對人說：“從事政治活動，我與章士釗屬於“黃金搭檔！”可是，後來章士釗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參與“三·一八”案，對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陳獨秀奮筆給章士釗寫下絕交信：“你與殘暴為伍，我與你絕交！”原來，“不見”是如此原因。但是，章士釗是全國著名的大律師，通曉當局的法律，他的辯護常常讓人目瞪口呆，啞口無言。

　　章士釗不顧一切地衝進看守所，劈頭就講：“為何不見？為兄辯護，隻盡義務，不收銅板！”陳獨秀講道：“倘若棄暗投明，我歡迎你這樣來為我辯護！””“章士釗說：“世事滄桑，後人自有公論。為今之計，兄當爭取早日獲釋才是。”四1933年的4月15日、16日、20日，是全世界新聞媒介異常活躍的日子。“陳彭案”在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庭相繼三次開審。由蘇州來的胡善稱和朱分別擔任審判長和檢察官。

　　起訴書早在3個月前就準備好了。它與陳獨秀的辯訴狀同時罷筆。

　　第一次開庭，法庭內外一片寂靜。起訴人振振有詞地念道：被告陳獨秀，係安徽省懷寧人，初在日本東京大學讀書。於前清宣統元、二年（1990~1910年）間，曾一度回國從事著作。光複後，又往日本繼續求學。至民國四年（1915年）回到上海，在《青年報》當主筆……民國十一年（1992年）赴莫斯科，回國後，被派為共黨總秘書，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揮各地黨的活動。至民國十六年（1927年），因國民黨清共，共黨失敗，第三國際以被告執行組織不力，將其總秘書開除。彼時共黨內部分裂為二：一為斯大林派，又名幹部派；二為托洛斯基派。被告就是後一派的首席。

　　被告糾集一班開除黨籍者，若彭述之、王子平、宋逢春等，在上海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團體。

　　起訴人說：“這團體分頭活動，組織危害民國的集合，又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文字叛國”指的是陳獨秀主編的《校內生活》和《火花》兩種雜誌。“所有危害民國的行動及宣傳，由陳獨秀操縱。（證據第24號、證據第5號、證據第7號）”總共12種證據。無疑，陳獨秀“觸犯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起訴人最後提高嗓門說：“證據確鑿，自應令其負責。”

　　陳獨秀態度安閑，若無其事。他把法庭人員當做他的學生一樣，給他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政治課。聽了那堂“課”的年輕人，對陳獨秀那濃重的安慶鄉音，倍感親切：“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又，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者，於今30餘年。”

     法庭，死一般的寂靜。唯有陳獨秀的陳詞，像珠落玉盤，撞擊著人們的靈魂。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起訴人的問題，而是指責蔣介石“吸盡人民脂膏以養兵，挾全國軍隊以搜刮人民，屠殺異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隻以製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議親議貴之列。
其對共產黨人，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滅真正共產黨人，隻以破滅廉恥棄國人耳。”

　　陳獨秀那朗讀古文般抑揚頓挫的聲調，震蕩著人們的聽覺：“蔣介石對日本侵占東三省，采取不抵抗主義，甚至馴羊般的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顏投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竟成國民黨之金科玉律。

　　兒皇帝將重見於今日，不亦哀乎？”旁聽席上，人們紛紛議論，皆說陳獨秀“言之有理！”審判長胡善稱顯然聽出了“言之有理”，他站起來吼道：“不得喧嘩，要上下一致，精誠團結！”轉而對陳獨秀講道：“你不得有鼓動之詞！”“你剛才講到團結，”陳獨秀說，“這是一個非常好聽的名詞。不過我總覺得，騎馬的要和馬講團結，不然，馬是不會讚成的。它會說，你壓在我身上，你相當舒服，我要被你鞭打，還要跑；跑得渾身臭汗還嫌慢。這種團結，我敬謝不敏。”

　　一時，旁聽席轟然大笑。

　　胡善稱說：“講你的辯訴，馬與本案無關！”“好，言歸正傳。”陳獨秀足足講了近兩小時。

　　接著，大律師章士釗為陳獨秀辯護。其詞5000餘言，側重法理，邏輯性很強。條條針對審判長的訊詞，逐一辯駁。其中說：“孫中山開宗明義之言曰：‘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大同主義。’又雲：‘國民黨既是讚成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基上，陳獨秀非以鼓吹共產主義而可治罪！”章士釗最後說：“湛然無據，應請審判長依據法文，諭知無罪，以保全讀書種子，尊重言論自由，屬守法律之精神，省釋無辜之係羅，實為公德兩便。”

　　聽完辯詞，陳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的辯護，隻代表他自己。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

　　台下一片唏噓：“多麽崇高的革命家！”一周後，“陳彭”二人均被判有期徒刑13年。

　　消息傳到中央蘇區，《紅色中華報》第77期報道說：“托陳取消派向國民黨法庭討饒！”“所以保住了性命，而且很快便要在國民黨的‘皇恩浩蕩’下得以大赦，以至起用，大做其官咧！”五陳獨秀在所有政治犯中屬於高級囚犯，因而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他一人住一間牢房，並得以修繕。兩個大書架搬進他的牢房，他可以隨心讀書寫作。

　　一年過去，國民黨最高法院做出終審裁決，改判陳獨秀和彭述之各為有期徒刑8年。陳獨秀說：“我對國民黨無功，何以減去5年？”陳獨秀在牢房兼書房裏來回踱著方步，百思不得其解，未露一絲喜悅之情。而真正高興的是他的夫人潘蘭珍。

    獄中，在潘蘭珍的協助下，他的著作一部一部地麵世：《中國古代有複聲字母說》、《連語類編》、《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荀子韻表及考釋》、《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廣韻東冬鍾江中之古韻考》、《識字初階》、《實庵字說》，還有大量短篇論文如《幹支為字母說》、《道家概論》和《老子考略》。

　　最後，“西安事變”的消息讓陳獨秀終止了寫作。他對潘蘭珍說：“共產黨有望了！”一時間，夫婦倆高興得手舞足蹈。陳獨秀一生大笑大怒，從未流過眼淚，這回他淚流不止。

　　他要求喝酒。

　　片刻，酒送來了。頭兩杯敬獻烈士，又兩杯敬獻他那倒在蔣介石屠刀下的兩個兒子延年、喬年。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為了國憂家仇，我白發人送黑發人，好不淒慘呀，他蔣介石整死我也不投降！”說著痛哭不止。

　　潘女士勸他。他說：“我是高興，我是高興呀！蔣介石這個獨夫，此次難逃活命了！他定然難逃活命了！”“蔣介石回來了！而且是活著回來的！”10多天後的一個晚上，潘女士跌跌撞撞地跑了進來對陳獨秀講道，“這獨夫命真大！”陳獨秀耷拉著頭，沉重地說：“知道了，聽外麵的爆竹聲，響徹南京城，看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穩固的，不像我們分析的那樣脆弱！”這夜，陳獨秀徹夜難眠。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的末日，也是日本人拉開轟炸南京帷幕的日子。、這一天，是日軍蹂躪南京的開始，也是陳獨秀牢獄生涯的結束。也可以說，炮火給江南帶來災難，卻給陳獨秀帶來了幸運。在悶雷般的炮火聲中，牢房坍塌了，所有看守人員如鳥獸散。此時，國民黨政府對陳獨秀提出釋放的兩個條件：一、有人保釋；二、本人具悔過書。陳獨秀麵對炮火，哈哈大笑：“我寧炸死獄中，也不悔過！”陳獨秀拒不簽字。

　　次日，國民黨疲於奔命，政治犯統統釋放，來接陳獨秀的是他的三兒子陳鬆年，他比潘蘭珍小兩歲。

　　是夜，日機夜襲南京，陳獨秀蹲過的牢房落了枚炸彈，被夷為平地。(文：毛卓)


陳獨秀至死不去延安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陳獨秀在上海被捕，一時間，“陳案”震動全國。一些極右分子呼籲國民黨中央“立即處決”，他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場，可是，他在滬寧車上，還呼呼酣睡，一時傳為佳話。還有一些人感念他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或欽敬他在學術上的成就，或尊重他的人格，紛紛進行營救工作。這是完全拋開黨派之見的了。如蔡元培、柳亞子、翁文灝、林語堂、胡適、蔣夢麟、楊杏佛……以不同的形式爭取公開審理，反對暗箱操作，軍法從事。宋慶齡還專程從上海到南京，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在開庭時，陳發表了義薄雲天、氣壯山河的演說，他絲毫沒有爭取從寬處理的打算，而是抓緊機會進行一次政治鬥爭。他居然為自己建立共產黨、要解放工農、要推翻反動政府的正義性作辯解。章士釗大律師義務為之辯護，多少有爭取從輕的語言。陳立即說：“這話不代表我。”他以剛烈的性格，演出了法庭史上罕見的一幕。

陳被判刑13年。後減為8年。來獄中看望陳獨秀的人很多，胡適和他政見不一，時有爭論，但感情深厚，多次從北京來，送來吃的、用的和書籍。一次，胡適路過南京，來信說：“不及看望。”陳大發脾氣，大有絕交的樣子。後來胡關懷甚多，他又非常內疚。

陳托胡適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適認真操作，不久來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在押期間，出版了《獨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居然為這個在押的共黨要犯寫序。整個出版工作都是汪原放（原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幫助進行的。其實陳早被開除了黨籍。陳在獄中最大的快樂是讀書，朋友送來一批小說，他沒有興趣，而是認真研讀馬恩、托洛茨基和經濟學、曆史、文字學等書籍。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機經常轟炸南京，陳獨秀那間牢房的房頂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於難。後來日寇兵臨城下，蔣介石想放陳出去，要求其寫一書麵檢查。陳堅決拒絕。蔣很尷尬。胡適出使美國，臨行時致函蔣氏，籲請釋放陳獨秀。這給蔣一個台階，送胡一個人情，還不僅如此———

陳出獄，陳果夫、陳立夫立即宴請。他們傳達蔣介石的意見：聘請陳出任勞動部部長之職。陳獨秀即席發言：“……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麵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同誌，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了許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今天國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蔣先生合作。”　　

胡適邀請陳獨秀赴美，進行著書立說。他認為此時前去是不光彩的，對胡的從政也很不快。

南京淪陷前，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前來拜訪，並對他說：“鄙人受中共中央之托，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要求他寫個書麵檢討。陳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麵檢討，礙難從命。”又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麽好寫呢！”

當時，他演說、撰文，大聲疾呼團結抗日，強調“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康生忽在《團結》周刊上，說陳是日本特務。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九位知名人士在三家報上撰文，為他辯誣。沈鈞儒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為陳不平。一些居心不良之徒起哄，破壞團結抗日的局麵。周恩來多次托人請陳獨秀以大局為重，進行克製。徐特立老還從長沙來武漢“調解”。陳很感動。徐宣稱：“問題解決了。”陳尊重周恩來和徐老，但說：“我看永無解決之一日。”

陳獨秀樹大招風，各色人等不斷來訪，還有國民黨特務監視，深感武漢是是非之地。加以日機不斷轟炸，他們在友人的幫助下，西去重慶。又上溯90公裏到達江津縣。後來，陳獨秀又離開江津縣城這個大量難民湧入的嘈雜之地，到了山村鶴山坪，這是一個四周高山林立，人跡罕到的地方。

沒有想到，陳獨秀到了哪裏，哪裏就成了國人注目的去處。許多北大校友來看望老師，一些人要資助生活費用，如羅家倫、朱家驊等等，陳獨秀對所有在國民黨政府任職者，分文不收，盡管他們說這是學生對恩師的心意。陳說：“你們的心意我理解，但我收了之後，話就說不清楚了。”

周恩來也曾前來拜訪。他說：“你這兒太苦了，還是到延安去吧。”陳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但是，我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何必以後再搞得不歡而散呢。”周隻說：“我駐重慶，到重慶有什麽事，我負責安排。”陳和周相處已久，對周善於處理問題，待人寬厚，從來欣賞和感謝。

陳獨秀做得認真，所以晚景淒苦，常常無米下鍋。看到一些農家貧困，更為不安，總是說：“建設共產黨，就是為了他們，可是現在……”

由於貧病交加，陳獨秀亡故於1942年5月27日，享年63歲。（張慶冬摘自《人物》第11期作者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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