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16日上午，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槍擊案，該校韓國學生趙承熙(此前音譯趙承輝，這是18日韓國外交通商部公布的姓名——編者注)開槍殺死32人後,自己也開槍自殺。這起被稱為美國曆史上最嚴重的校園槍擊案震驚了世界。作為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非常關注此案的進展。她認為，目前分析這起悲劇的原因時，許多人都將目光集中於或歸咎於美國的槍支泛濫。但是，真正需要人們引起高度重視與關注的，是如何發現人的異常心理問題。應該看到，心理問題的危害性更甚於槍支問題。因為，對於心理問題嚴重的人來說，即使沒有槍，他也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中國這類案件並不少見。
此前，李玫瑾教授曾對馬加爵(2004年2月13日至15日，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用鐵錘殺害4名同宿舍同學)、黃勇(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黃勇殺害無辜青少年17人)進行過犯罪心理分析。
性格缺陷釀成悲劇
據媒體報道，趙承熙在和女友發生爭執後開始槍殺師友。而此前他也顯示出了“舉止怪異和暴力的跡象”，他不太正常，曾在宿舍裏放火，還曾追蹤過女性。
趙承熙在美國長大，家住在華盛頓郊區。他的鄰居稱他很“安靜”，常打籃球，但是別人打招呼後，他不愛回應。
趙承熙的同學回憶了去年文學課新開課第一天時的情景，他們說，學生當時都自我介紹，而趙承熙一句話也不說，學生都在簽名冊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趙承熙寫的隻是一個問號。當老師問，“你是叫問號嗎？”他什麽也不說。
他的同學朱莉·普爾說，趙承熙上課時總是坐在後麵，戴著帽子，很少參與課上活動。他們所在的係不大，但趙承熙“像個匿名者，從不與人交談”。
記者：在您看來，趙承熙屬於激情犯罪嗎？
李玫瑾：32人死在凶手的槍下，這是一個悲劇，我對無辜者的罹難表示哀悼。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類似的向幼兒園、學校發動殘忍攻擊的犯罪都曾發生過。從目前掌握的凶手作案過程來看，趙承熙在槍殺女友後還槍殺了他的老師等人，顯然不是因某一事件而突然爆發的激情犯罪。
記者：和壓力有關嗎？
李玫瑾：我認為不是壓力，而是凶手的性格缺陷所致。人的性格缺陷不同於智力缺陷，性格一般指人的社會行為方式，即待人處事的方式，它決定人的社會交往能力。性格缺陷並不影響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影響學習及成績，但性格缺陷會影響個人與他人的交流和人際關係。生活中，與他人交流並保持良好人際關係是維持個人心理正常狀態所不可缺少的內容。所以，當人出現性格缺陷時，會使其在社會生活中出現與人交流的障礙，例如：因處事不當導致別人的反感，多次反感之後人們就會疏遠此人，這時性格障礙就會引起個人的人際交往失敗感，失敗感又會反過來加重個人的心理問題，很多失敗者往往看不出自身的問題，往往會將問題推向他人。這種惡性的心理循環一旦形成，就容易使人逐漸產生嚴重的心理問題，最終釀出對他人的絕望或憤怒反應。
犯罪心理學對於這種濫殺型犯罪人的心理研究曾指出：這類犯罪人大多有過失意經曆或失意期，如工作、學習或生活方麵不盡如人意，或人際交流困難，如被人嘲笑、被人討厭、被人輕視等，本案中無論所謂的“女友外遇”還是他對所謂的“富家子弟”的看法，都流露出他被人拒絕、被人輕視的心理痕跡，這之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在於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極端、偏執、狹隘又自負，錯誤都在別人身上，因此，他在報複別人時沒有一絲的憐憫，沒有一點人性。
某些個性也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副教授露茲達-羅伊17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2005年夏天，她曾為趙承熙所在班級的學生們教授過英語寫作課程，並要求學生們自由編寫英語劇本。在閱讀和批改這些劇本時，她發現趙承熙的劇本中充滿了暴力和仇恨，多次出現殺戮和威脅的字眼。露茲達-羅伊稱，在此後的教學和接觸中，她發現趙承熙是一個非常封閉和孤僻的學生，“他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孤僻的學生”。露茲達-羅伊建議趙承熙去心理診所接受谘詢，但卻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記者：媒體報道高中畢業生的合影中沒有趙承熙，他也拒絕參加集體活動。這些情況，會不同程度地在我們的學生身上發生，有人也許會說這是個性使然，沒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李玫瑾：我們應該看到，在強調個性的今天，某些個性化的東西也會給社會帶來災難。趙承熙在英文作文中表現出的扭曲觀點是令人不安的，也是值得校方注意和警惕的。國外法學界有人研究“人生危險性評估”，我將其稱為“危險人格評估”。因為人格(即個性)一旦形成具有穩定性，是可以用來預測一個人的行為傾向或態度傾向的。比如，某人偶爾發脾氣我們會說這人平時不這樣，今天這事把他惹火了。這種發脾氣不是個性使然，而是事情使然；但是，如果某人經常發脾氣，這就是個性問題。由此，我們可以預測此人在某種情況下一定會發脾氣。這就是行為預測的根據。同樣，危險人格也有跡象。比如，本案中凶手在作文中就表現出明顯的思維偏執，心態異常。老師已經發現了問題，但沒有任何人關注並作出反應。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的問題，值得中國的大學認真反省。學校方麵要了解學生的心理問題，發現心理異常，並要及時采取措施幫助或調整。
記者：一般來說，我們不容易分辨個性或心理缺陷。
李玫瑾：心理問題的出現有跡象可循。個性，指的是一個人獨特穩定的心理傾向和特征。這些心理內容會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有所表現。例如：我就發現我們學校個別學生心理有問題，曾有一名學生因和同宿舍同學發生矛盾，就用萬能膠堵住別人箱包的鑰匙孔。我認為，這名學生心胸狹窄，報複心極強，這種人一旦當上警察，一旦手裏掌握某種權力，他會怎樣，後果不堪設想。因為警察的權力是強製性的，是對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響力的。所以，盡管這隻是一件小事，卻完全可以觀察出他的個性，觀察出這種個性與職業的適合程度。這就是根據心理表現進行的行為預測。所以，我們不要認為沒有槍就安全了，槍是人用的，管人比管槍更難，但也更重要。
貧窮不是犯罪的借口
據報道，在韓國的時候，趙承熙一家過著貧窮的生活。他的父親在前往美國之前說，希望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生活。1992年他隨家人來到美國，而後在華盛頓郊區長大，他父母都是一家洗衣店的工作人員。警方在凶案發生後在趙承熙宿舍發現了他留下的筆記。這是一疊長達8頁的打印文稿。趙承熙在文稿中攻擊那些家庭背景富裕的孩子。文稿中的一句話是：“你們逼我這麽做的。”
記者：這似乎又是一個貧富差距導致的悲劇。記得2004年雲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殺死室友後，很多媒體都認為因貧窮而導致自卑是馬加爵犯罪的根本原因。您卻認為，將“貧窮”歸結為馬加爵犯罪動機起點並不全麵，也並非真實的問題起點。如果以這種歸因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很容易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進而誤導人們對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斷。
李玫瑾：的確如此。在我看來，真正決定馬加爵犯罪的心理問題，是他強烈、壓抑的情緒特點，是他扭曲的人生觀，還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我的這一調查結論發表後，很多學生罵我，說我沒有經曆過馬加爵的貧窮就不要胡說。我在一些大學開講座時，也有學生對我提出質疑。的確，我的成長經曆和馬加爵不一樣，但我告訴這些學生，我在辦案中見過比你們更貧窮的人。你們因為自己的貧困而對現實不滿，可是，你們是否知道，你們盡管經濟貧困，但你們智力發達，你們具有智慧財富。而這個社會中還有很多人，既在經濟上貧困，同時還在智力上貧困，他們的生活比你們更困難，你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怎麽辦？你們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麽？事實上，當每位大學生走進學校後，支撐你們的都不僅僅是你們的家庭，不可否認，社會上有許多人在支撐著你們。這一切你們想過嗎？我們是否心存感激？年輕人是否知道人要時刻帶有感恩之心。感謝你長這麽大有過如此多的人在支撐你。不會感恩、沒有感恩之心的人如何會回報父母？回報社會？
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做到經濟上的絕對平等。事實上，人的智力、各種能力的不同也就決定了人的差異。當然，貧富差距也有社會或曆史問題，如中國城鄉差別及貧富差別就有曆史問題。麵對社會的貧富差距，貧窮就是犯罪的理由嗎？
我曾經和一名先後殺了5個人的19歲的小夥子麵對麵交談，問他為什麽搶劫殺人？小夥子答：我沒有錢，隻能去搶！我問他：按照你的邏輯，所有人都像你這種理由行事，這個社會將是：從你有錢的那一時刻起，你也要麵臨被人搶、被人殺的局麵。因為按照你的邏輯，別人也有理由來搶你呀。你想過嗎？小夥子答：從來沒想過。我告訴他：我們每個人的行事規則就會形成社會共有的規則。如果我們都無法無天地行事，那麽，我們會自食其果。就這點而言，窮是犯罪的理由嗎？犯罪能解決窮的問題嗎？所以，我說：你應該想過，法律不是管我們的，法律是我們每個人需要的規則。
所以，我曆來反對將貧窮作為犯罪可被理解的理由，零容忍！本次校園槍擊案的凶手也表現出仇富的心態，但他殺人時並沒有選擇窮富，他隻是給自己找一個抵禦失敗的歸因理由。
另一方麵，從社會層麵也要有意關注並幫助弱勢群體，盡最大努力去縮小貧富差距。為什麽富人不能拿出你奢侈的錢做些善舉呢？
大學是人生的轉折站，要幫助學生走好
據報道，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副教授露茲達-羅伊發現趙承熙有嚴重心理問題，曾求助於校方和警方，但除她外似乎沒有人把這當回事。
“危機那時似已露出水麵，但(劇本反映出的問題)並不清晰，這讓警方難以采取行動。”羅伊說，“但我認為，他心理已接近變態，需要我們做些什麽。”
羅伊開始一對一輔導趙承熙，告訴他“那種劇本不合格，需要用另一種語氣重寫”。羅伊說，她還勸趙承熙去看心理醫生，但趙承熙似乎“早就厭倦這種勸說”，隻是敷衍說已去看過。
記者：貧困生及其心理問題是目前高校關注的重點，對中國高校來說，應該如何有效地幫助學生順利度過大學生活呢？
李玫瑾：大學最大的特點是人生的轉折站，學生要從一個親情包圍的家庭走入獨立打拚的社會、走入有些無情競爭的現實社會。這一階段的學生接近獨立而尚未獨立，青少年時期麵臨的挫折最大最多，有升學、職業選擇、戀愛、成家等問題。這在青少年時期都充滿著未知數，而他們又沒有任何責任性的牽掛。此外，人與人還有心理成熟的早晚問題，有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問題，有個人的理想和需求不同的問題。所以，除經濟上的貧困者或弱者需要幫助外，人們還應該知道有“心理上的貧困者”，例如：從小家庭存在缺陷，缺乏親情；或因上學遠離家庭而缺乏心理資源。對於“心理貧窮”的孩子來說，他們尤其需要親情和關愛。當他們遭受挫折，品嚐失敗時，親情或友情是最有力的緩解方式。而學校、尤其是大學恰恰在這方麵較為薄弱。我在我們大學講課時，經常遇到課下學生谘詢問題，很多都是心理類的問題。
從犯罪年齡分析，18歲~25歲年齡段犯罪率最高，其次就是18歲以下年齡段的犯罪率。我們可以發現，18歲~25歲之間的人犯罪往往理由不充分，有的僅僅因為幫人打架就殺了人。因為他們這一年齡段看似外形接近成年，但心理上尚未成熟，並且很不穩定，所以，教育要有這種責任意識，不僅傳授知識，還要幫助青少年心理成熟，幫助他們順利度過這一階段，他們的人生也許會發生好的轉變。
這次美國校園槍擊案發生前，老師已經發現凶手存在心理問題，可惜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提醒我們的高校，應該樹立危機意識並製定應對預案。同時，人的個性心理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忽視心理健康，比槍支泛濫的危害更可怕。(劉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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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犯罪心理畫像
在刑事案件的偵破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輔助手段，就是根據證人對犯罪嫌疑人體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畫像。但另一種在西方被廣泛采用的“心理畫像”方式，雖然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我國得到局部運用，但更多的隻是對前期偵破工作提供參考，事實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預防犯罪方麵做得更多
拿著馬加爵的犯罪心理調查問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攝影 本報記者 柴春芽
□本報駐滬記者 沈穎
4月24日，馬加爵以故意殺人罪被雲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這起轟動全國的重案目前進入死刑複核程序，看上去即將走完法律層麵的最後一步。
甚至一度沸騰的民間的怨憤、感慨或爭論，在未經梳理的情況下也正逐漸歸於平靜。
在昆明中院的判決書上，關於這一令人驚愕的案件的犯罪動機，隻有寥寥四個字———“瑣事積怨”。
而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給出的分析結論，卻長達萬言，它構成的其實就是一幅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確畫像。
作為特殊的“畫家”，李玫瑾關注的遠不止這一張臉孔，麵對那些典型性惡性案件，她試圖以自己的方式給出解答，並通過“畫像”向社會回饋有價值的信息。
破譯犯罪的心理密碼
去年春節期間，河北某地接連發生三起凶殺案，其中一起發生在一家小旅館，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殺害了，一位老太太還遭到強奸。凶手幾乎沒在現場留下任何線索，當地警方一籌莫展。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被請來。聽完案情介紹，她通過分析確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個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個性饑渴的人，沒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後，李玫瑾還根據三起案件的發案地點，畫出疑犯的大致路線圖。
警方據此縮小範圍展開偵查。很快，疑犯落網了，各種情況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給犯罪心理畫像。”在這個領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說，應用犯罪心理畫像，能夠比較迅速準確地確定偵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畫像的意義遠不止於這些。”
“發燒就給吃退燒藥，得了傳染病就給隔離，這顯然不夠。”身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認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臨床醫學有某些相近之處，一定要找到具體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預防的作用。
犯罪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驅使犯罪的心理問題同樣呈現著複雜和多樣性，不可能以某種固定模式對不同的犯罪行為作出解釋。
五個多月前在河南平輿接受了審判的案犯黃勇，最不能讓人理解的是自己設計了一個專用於殺人的木馬床，連續殺害了17名青少年。
黃勇的犯罪動機同樣令人驚愕，人們很難根據生活常理給出答案。
李玫瑾對黃勇殺人案也有過自己的深入分析，黃勇係列殺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國外同行研究過的一個案例———
有一個在孤獨中成長的孩子，覺得沒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會拿家裏的布娃娃去砍，以此來表示他的勇敢。當他長大以後，看到和布娃娃一樣的金發女郎，就會激起他幼年的衝動，用殺人的過程來體現自己的英雄氣質。實際上，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現。
根據國外對於係列殺人犯的心理研究結論，李玫瑾的判斷是：黃勇實施殺人計劃的時候，內心一定存在著某種想象，他應該有個缺乏親情的家庭，應該是單身。
後來有記者問黃勇：你為什麽想殺人？他說，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個電影，覺得做殺手很酷，一直想成為一個殺手。
果然是一個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對方自己必將落網的情況下，卻最終被第18個殺戮對象的親情訴求所打動——與其說是打動，不如說是被對方無意中擊中了自己內心最敏感的痛處。這一情節也印證了李玫瑾關於親情缺失方麵的判斷。
這顯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畫像。它通過某些典型案件中總結出的一些共性特點，針對新的係列殺人犯的犯罪特征進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環境去解釋，不足以客觀而全麵地透視犯罪動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發生一起特大殺人案後，李玫瑾見到了被抓捕歸案的犯罪嫌疑人劉超。他在5年時間裏流竄於杭州、昆明、廣州、長春等地，強奸、殺人，作案幾十起，甚至挑釁公安部門，不時給警方寫信透露自己的殺人過程。劉超在敘述殺人過程時就像在講一件極其平常的事，他直到這時還不覺得自己有什麽錯。
李玫瑾通過談話發現，劉超的家庭環境很正常，他是家裏的第7個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圍人看來，這個孩子從小就特別壞，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殺人。
李玫瑾的判斷是，劉超屬於典型的反社會人格。
“反社會人格最核心的一個特征就是沒有情感，其次就是極端任性。國外對這類人的大腦皮層的腦電進行測試，結果是始終在10歲左右。”
李玫瑾說，有些犯罪即使表麵看是外因導致的，也要通過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遺傳特點去分析。比如製造了石家莊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與自身心理問題有關，由於聽覺不好，某種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種心理障礙。
我們的社會需要“危險人格評估”
破譯犯罪的心理密碼是為了更好地預防犯罪。
“在分析具體的心理曆程中，發現問題後還要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比如在某些國家，如果發現家庭出了問題，父親吸毒，母親改嫁，孩子無人管，這時候社會就會啟動家庭幹預機製，幹預家庭不隻是為了幫助一個孩子，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安全。”
針對劉超的案子，李玫瑾認為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建立關於危險人格的評估體係。“危險人格評估”的指標有很多，包括智力發展的均衡問題、個性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內容，心理內容通過心理測量是測不出來的，需要對一貫的行為方式進行觀察，這就是一個評估體係。
“如果在小學、中學時，你看出一個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誰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個人格評估，對症教育就可能矯治他的人格問題。”李玫瑾說。
去年震驚全國的楊新海係列殺人案，一殺就是全家，連做20多起，對於這樣一個類似於“天生殺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認為該案就屬於危險人格失去控製釀成的悲劇。
對於轟動性的馬加爵殺人案，人們最初是驚愕，繼而是按常規的邏輯推導出他的犯罪誘因：馬加爵由貧窮導致自卑，由自卑導致極度自尊，當脆弱的自尊受到傷害，當然會瘋狂報複。
3月26日開始的獨立調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斷。她發現馬加爵的悲劇更多的是由於其人格缺陷釀成的。
馬加爵不擅長與人打交道，他隻能與自然頻率接觸較高的少數同學交往。即使是與交往最密切的同學、老鄉之間，他每個月至少有1至2次爭吵，這屬於較高的人際衝突頻率，它意味著馬加爵在處理人際衝突方麵的能力很差。“這一問題顯然不是因為他的貧困狀態導致的，與他發生衝突的同學大多同他一樣，也住在貧困生宿舍。”
過分情緒化的馬加爵還時常為一點小事而出現強烈的反應。當他少年時代聽到父母吵架，甚至動了殺死父親的欲念，從中不難發現導致他後來殺害同學的心理背景。他對吵架極為敏感與憤怒，而且漠視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殺人”衝動。
馬加爵的思維方式還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幾乎一切都是以“我”為出發點。心理學研究指出，許多心理上存在嚴重疾病的人，一個最突出的表現是談論任何事情時都以“我”為主題詞，“我”的出現頻率極高。他們從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上換位思考。這種性格特征也是許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認為，以馬加爵的性格與人性特征，典型屬於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導和控製的“危險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楊新海）這個案子的深入研究對公安的偵查工作極有價值。”李玫瑾至今對楊新海案沒有從犯罪心理的角度進行透徹研究感到遺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離家出走以後，究竟遇到了什麽，他的內心潛藏著什麽，為什麽他變得如此殘忍？我很想親耳聽聽他對一些問題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實動機。”
李玫瑾常常苦於沒有麵對麵的機會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這就像醫院裏突然收到一個很怪異的病症，可能是一個未發現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個很想問個究竟的醫生卻得到這樣的答複——不用研究了。”
難題在於犯罪心理學研究目前仍很難立項成功，在基層得到的配合也不夠。“走法學，立不下來，走心理學，立不下來，走政治學，也不行。”
目前中國國內像李玫瑾一樣從事這項研究的專家還寥寥無幾，顯然，這個領域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一些國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會根據需要暫緩一段時間，允許犯罪心理學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後時刻自己也在總結，比如黃勇臨死前就說了一句很有價值的話———“告訴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話”。我們的社會當然有必要對他們進行更客觀更全麵的心理分析並建檔。
李玫瑾為此建議，全國的重大案件都應該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報告。
“應該在接到報案的時候有一個行為指標的登記，在案件破了以後，通過訊問再建立一個人格指標的登記，積攢起來，形成一個犯罪心理指標的係統。”
這個指標係統也有助於加快串並案的偵破速度。如果每一個案子後麵都附有幾項指標的話，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標，就可以大體判定是一個人所為。“人的心理規律是通過動態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李玫瑾強調說。
馬加爵案為更係統的犯罪心理分析撬開了一道門縫，李玫瑾相信，隻要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視，堅持5年時間，一個針對中國人的犯罪心理指標係統就可以建立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