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崛起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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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日本2006中華年活動的舉辦，中日兩國關係又有了新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國際交流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和中國日本史學會日本科技史委員會聯合於2006年11月26日在我校舉辦“2006年北京日本科技與社會論壇第一次會議”。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國際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程博士作了題為“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戰後日本科技崛起之路”的學術報告，圖文並茂，激情澎湃，博得在座的近200位博士生和碩士生的耐心聆聽，廣泛共鳴。周程博士曾多年在日本學習和工作，獲得了日本東京大學的博士學位，結合自己的經曆，主要從自助創新和技術引進的視角對戰後日本科技崛起之路進行了生動詳盡的論述，分五個部分展開：1.創新型國家的建設與自主創新；2.戰後日本的出發基礎；3.戰後初期優先發展的造船業；4.50年代興起的半導體產業；5.戰後日本科技崛起的啟示。

    日本和我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兩國很早就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進行友好交往。古代時期，中國的科技文化、生活習穀對日本影響深遠。進入近代，日本同我國在發展過程中曾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也曾遭到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的入侵，也曾受到西方列強經濟的染指，也曾進行反列強的艱苦卓絕的鬥爭。據資料統計，二戰中，日本國民財富的45％以上毀於戰火，40％的城市建築成為瓦礫，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達到1300萬，失掉家園和流離失所者達3000萬。以戰前1935年日本工礦業生產水平的100％計算，1946年下降到28％，工業設備90％被閑置，生產資料的生產僅為10％，消費資料的生產為30％，農產品1945年僅及1937年的一半左右。幾乎所有的人都堅信，日本經曆了慘烈的二戰之後，隻剩下一片“廢墟”；因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日本戰後的再度崛起是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無論從哪個方麵講，百年來日本之崛起，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說是奇跡還是低估。國土狹小、資源貧乏、閉關鎖國、文化落後，百年前誰也想不到日本會奇峰突出，讓亞洲和世界為之震撼。到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第一”、“日本全球出擊”、“日本取代美國”之呼聲響徹全球。日本企業之無數管理創新，成為各國效仿之典範；日本製造之“輕薄短小”高精尖產品，所向披靡；鬆下、盛田、本田等數之不盡的日本企業家，成為家喻戶曉之英雄。最近十年來，日本似乎大勢已去，韓國、中國之崛起似乎已然搶走了日本的風頭。

    戰後日本崛起的啟示有以下幾個方麵：

    啟示之一：戰後日本崛起，得益於“技術立國”。戰後初期的日本幾乎進入“石器時代”，民生凋敝，物資極度匱乏。但在二十年後，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靠的是什麽？靠的是人力資本的積累，靠的就是“技術立國”這四個字。日本政府注意到，要使國家經濟迅速恢複，躋身強國之列，必須集中全國的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派有澤廣巳在主持“日本複興計劃”過程中，推行“傾斜生產方式”，不計收益得失，將有限的物質資源集中投入在煤炭、鋼鐵、電力、化工四大重工行業，嚴格限製輕工業發展，部分輕工業由於無法從內循環的重工業體係獲得資源而被迫停產。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壓到極低，隻能靠本土殘存的農業生存。農地改革又使農民被迫承受很低的糧食收購價格和高的稅收，糧食和極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統購統銷，按人頭配給，自由市場則被取締，每個日本人每天隻有四隻火柴的定額，一年才能得到一塊肥皂。由於重工業在初級發展階段具有內循環的特點，很少提供最終產品，自然也就沒有利潤，日本政府用發行貨幣的方式彌補帳麵虧空，現金、存款、國債都在劇烈的通貨膨脹中化為廢紙，日本上層與人民同甘共苦，絕不先富。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日本再次重建了獨立自主的核心產業，最終能夠做到出口成套設備，進口原材料。戰敗雖然使日本喪失了無法估量的社會財富，但人才猶在，希望猶在。大和戰艦雖然沉沒，但曾經建造了大和戰艦的大量熟練技術工人，鋼鐵、航空、機械、電子、光學、化學等各門類的技術及技術人才完整地保存了下來。物質財富可以被摧毀，但近百年工業化曆程積攢的人力資源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剝奪的。飛機工廠改造汽車，造艦工廠改造輪船，造瞄準鏡的工廠改造照相機。工程技術人員日以繼夜、以廠為家、不計報酬、默默奉獻，在基本的食品配給都無法充分保障的條件下，使日本渡過了戰後最艱難的歲月，工業重新運轉起來，產業大軍又成建製地回到崗位，並將日本逐步推入“黃金時代”。

    啟示之二：戰後日本崛起，得益於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吉田茂是日本戰後最負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滿激情的語言寫就《激蕩的百年史》，總結日本民族如何戰勝困難、目光遠大、勇猛進取、善於學習、追求完美。他說日本民族具有一種止於至善的專業精神。除非不做，做什麽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於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曆經明治維新和戰後經濟奇跡，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之主因。管理大師德魯克說，戰後日本經濟起飛有三位導師。第一位導師是道奇，道奇計劃之道奇也，他教導日本人要發展經濟，首先是穩定貨幣金融，將日元與美元匯率固定於360日元，即道奇之傑作。“這個匯率出台後，日本便以這個匯率作為日本經濟活動的中心。這一匯率穩定了日本的經濟，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日本的出口，複興了日本經濟。”（吉田茂語）第二位導師是戴明，全麵質量管理之父也。德魯克說，質量管理是美國人發明的，但完美運用、臻於化境的卻是日本人。第三位導師就是德魯克自己。他教會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戰略和實施目標管理。德魯克對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歲時被榮聘為東京大學研究日本藝術文化的教授，引以為傲。德魯克與吉田茂英雄所見略同。二師皆以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處，便是那種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專業精神。無論做什麽，皆力求最好，心無旁騖，精益求精。此種精神之背後是異常謙遜的學習態度，永遠不懈吸取他人長處之開放胸懷。盛田昭夫說：“日本企業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取得飛躍進步，奧妙就在於企業經營者始終認為日本在一切領域中都落後於他人，從而產生一種緊迫感。他們情願以歐美各國的學生自居，堅持交學費，學習經營手法，吸引新技術。”“在日本，人們始終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產率的提高，即使是對螺絲刀這樣簡單的工具也毫不例外。從設計到加工，無不精心考慮，仔細研究。”“日本人不管從事何種職業，對本質工作均抱著尊敬態度。”淺嚐輒止、短期利益、多賺快錢、什麽好賺就做什麽，乃至於弄虛作假、投機取巧、坑蒙拐騙，是當今中國社會之普遍心態。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做什麽就要做到最好，正是今日中國社會最缺乏的基本精神。

    啟示之三：戰後日本崛起，得益於重視教育和重視人才的培養。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萬夫曾經指出：“從明治以來，一直到今天，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戰後經濟的發展非常驚人，為世界所重視，造成比情況的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說：“戰後日本物質資本存量幾乎蕩然無存，但其國家財富中的重要部分——具有知識水平的人還大量存在。” 日本重視教育的曆史可上溯到明治維新時代。早在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法令》時，就在《學製布告》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口號，要在全國做到“邑無不學之戶，家務不學之人”，接著，1886年明治政府宣布在全國實施義務教育，大約經過30年的努力，終於在全國範圍內普及了初等教育，其速度之快在世界教育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從年代上看，日本也是世界上最早在全國範圍內普及義務教育的國家，比美國早4年，筆法國早10年。目前，在我國13億多的人口中，文盲還占相當的一部分。可見，普及初等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中之重。正如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福田赳夫在一次施政演說中所說的：“人是我國的財富，教育是國政的根本。”這應該是日本崛起奇跡的根源。

    當然，啟示還有很多，這裏僅僅是一部分。

    另外，報告後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三位秘書長及清華、北大等高校的教授們一起用餐時，王玉平提到了從專業的視角看社會及從社會的視角看專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