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漢 |  | 晁 錯 |
明月何曾照渠溝(一)晁錯之死
晁錯的這種死法，常常使讀書不細的人誤以為他死得很體麵。這事要怪司馬遷。司馬遷在為晁錯作傳時用了“春秋筆法”，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似乎是皇帝給晁錯留麵子，讓他穿著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班固就沒有司馬遷那麽厚道，不客氣地揭老底說“紿載行市”（其實司馬遷也說了這話，隻不過是在《吳王劉濞列傳》）。紿，就是誑騙。晁錯是被騙到刑場的。奉旨前去執行命令的首都衛戍司令兼公安部長（中尉）陳嘉大約並沒有告訴晁錯朝廷要殺他，晁錯也以為是叫他去開會，興衝衝地穿了朝服就上車，結果稀裏糊塗被拉到東市，腰斬了，連遺囑也沒來得及留。我們不知道，刑前有沒有人向他宣讀判決書。但可以肯定，晁錯之死，沒有經過審判，也沒有給他辯護的機會。
腰斬就是一刀從腰那兒切下去，是一種很殘忍的刑法。腰斬以後人沒有馬上死，還會動，非常慘。這個刑法一直到雍正的時候才廢掉。因為雍正皇帝殺了一個人，也是腰斬。那個人被腰斬成兩段之後，在地上亂滾，一手蘸血，在地上連寫了七個“慘”字才斷氣。雍正皇帝聽聞此事後，覺得非常慘，即下詔廢除了腰斬之刑。晁錯是被腰斬的，另外他的父母、妻子、家人，凡是沒有分家的，統統殺頭，所以晁錯的罪是判得非常重的。
這實在可以說是“草菅人命”，而這個被“草菅”了的晁錯也不是什麽小人物。他是西漢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禦史大夫。禦史大夫是個什麽官呢？用現在的話說，相當於副總理兼監察部長。所以晁錯的地位是很高的。一個高官不經審判甚至還身著朝服時就被處死，隻有兩種可能： 一是事情已經到了非常緊迫的程度；二是對手痛恨此人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現在看來，晁錯的死，兩種情況都存在。
先說事情的緊迫。
晁錯被殺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錯是一有機會就要向漢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為他的極力主張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終下了削藩的決心。什麽是“削藩”呢？簡單地說，就是削減藩國的轄地。所謂“藩國”，就是西漢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國。這些王國的君主，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漢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無疑是要剝奪他們的權力，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鳳子龍孫豈能心甘情願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強大的兩個王國——吳國和楚國就跳了起來。吳王劉濞和楚王劉戊聯合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起兵造反，組成七國聯軍，浩浩蕩蕩殺向京師，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七國興亂，朝野震驚，輿論嘩然。景帝君臣一麵調兵遣將，一麵商量對策。這時，一個名叫袁盎的人就給景帝出了個主意。袁盎說，吳楚兩國，其實是沒有能力造反的。他們財大氣粗不假，人多勢眾也不假，但他們高價收買的，不過是一些見利忘義的亡命之徒，哪裏成得了氣候？之所以貿然造反，隻因為晁錯慫恿陛下削藩。因此，隻要殺了晁錯，退還削去的領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亂。袁盎是做過吳國丞相的，說話的分量就比較重一點。何況這時景帝大約也方寸已亂，聽了袁盎的建議，就起了丟卒保車的心思。
不能說袁盎的主意沒有道理，因為吳楚叛亂確實是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借口的。打出的旗號，則是“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什麽叫“清君側”呢？就是說皇帝身邊有小人，要清理掉。這個“小人”，具體說就是晁錯。那好，你們不就是要“清君側”嗎？如果晁錯已誅，君側已清，你們還反什麽反？
事實證明，袁盎的這個主意並不靈。晁錯被殺以後，七國並未退兵，作為漢使的袁盎反倒被吳王扣了起來。袁盎給漢景帝出了誅殺晁錯的主意後，被任命為“太常”（主管宗廟禮儀和教育的部長），出使吳國。袁盎滿心以為吳王的目的既已達到，應該見好就收的。誰知道吳王的胃口已經吊起來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裏，不但連麵都不見，還丟下一句話： 要麽投降，要麽去死。這下子袁盎可就啞巴吃黃連了。雖然後來他總算從吳營中逃了出來，卻也從此背上了一個惡名： 挑撥離間，公報私仇，讒言誤國，冤殺功臣。
實際上當時就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對袁盎不以為然。晁錯被殺以後，有一個名叫“鄧公”的人從前方回京，向漢景帝匯報軍情。鄧公的官職是“謁者仆射”（宮廷衛隊長郎中令的屬官），級別“比千石”，此刻被任命為校尉（比將軍低一級的武官），將兵平叛。漢景帝問鄧公： 晁錯已經殺了，吳國和楚國應該退兵了吧？鄧公卻回答說，怎麽會退？吳王圖謀造反，準備了幾十年，所謂“誅晁錯，清君側”，不過是個借口罷了，“其意非在錯也”（他們的意圖並非在誅殺晁錯）。所以，吳國和楚國是不會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卻恐怕會閉起來，不敢再說話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複言）。景帝問他為什麽。鄧公說，晁錯為什麽要主張削藩？是因為擔心諸侯過於強盛，尾大不掉，威脅中央政權，這才提出要削減藩國轄地，以提高京師地位。這是我們漢家社稷的千秋大業和萬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計劃才剛剛開始實行，自己卻被冤殺於東市，這不是“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做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景帝聽了以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默然良久”，才歎了一口氣說，你說得對，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實，把錯殺晁錯的責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為袁盎當時的身份，隻不過一個被罷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隻不過一項“個人建議”。然而處決晁錯卻是正式打了報告的。打報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顏師古注：“歐”音“區”）。當時的製度，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禦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長官，相當於總理或行政院長；太尉是最高軍事長官，相當於三軍總司令；禦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監察長官，相當於副總理兼監察部長。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合起來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個，不是一個。部長則有九個，叫“九卿”。陳嘉擔任的中尉，張歐擔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時軍警不分，尉可能是軍官，也可能是警官，還可能是軍官兼警官，職責取決於“尉”前麵的那個字。比方說，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中，是“宮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師”，和外地的“外”相對應。中尉的職責，是負責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衛戍司令兼公安部長。廷，則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職責，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長兼最高法院院長。一個政府總理，一個公安部長，一個司法部長，三個人聯名彈劾晁錯，分量是很重的。
擬訂的罪名也很嚴重，是“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申請的處分，則是“錯（晁錯）當要斬（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也就是沒分家的親人無論老幼統統砍頭（棄市是景帝時確定的一種死刑，意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對這個彈劾，漢景帝的批示是“同意”（製曰可），而且派中尉陳嘉把晁錯找到，立即執行，連招呼都沒打一個。
所以，晁錯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慘，還死得很窩囊。
不過，正如“誅晁錯，清君側”隻是吳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也不是晁錯被殺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錯該不該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麽回事。
帝國的惆悵之明月何曾照溝渠(二)削藩其事
不過，劉邦在實行“一朝兩製”時，也留了一手，即隻準同姓封王，不準異姓封王。為此，還殺了一匹白馬來做盟誓，叫“白馬之盟”。後來，呂後破壞這個規矩，封姓呂的做王，就被視為“亂政”，最後被武力平定。平定諸呂的功臣，就是後來平定七國之亂的將領——太尉周亞夫的父親周勃。
其實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這回帶頭造反的吳王劉濞，就靠不住。劉濞是劉邦哥哥劉仲的兒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劉邦出身平民，家裏沒什麽文化，就用這“伯仲叔季”來做名字。劉邦叫劉季，其實就是“劉小”。他哥劉仲則其實就是“劉二”。劉二是個沒有用的，他兒子劉濞卻能幹，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那時劉邦正發愁吳越一帶沒有一個得力的王侯去鎮守，就封劉濞做吳王。不過劉邦馬上就後悔了，因為他覺得劉濞的樣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無戲言，覆水難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過來，隻好摸著劉濞的背說： 五十年以後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萬別造反。劉濞立馬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說侄臣哪敢呀！
這當然隻能作為故事來聽。劉濞造反並不因為他身上有“反骨”，晁錯削藩也並不因為劉濞要造反。晁錯大講特講削藩時，劉濞還沒造反呐！事實上，削藩不是針對哪一個諸侯的，而是針對“郡國製”的。按照這種製度，藩王們是有實權的。他們有自己的領土、政府、軍隊和財政收入，儼然“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便很可能超過中央政府，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吳國地處長江中下遊，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權的心腹之患。這就要鉗製，要打擊，要削弱其勢力。這就得“削藩”——先裁減其領地再說。
但是這有風險。因為沒有哪個藩王是願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奪了去，就連阿貓阿狗都不會願意，何況鳳子龍孫財大氣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們狗急跳牆才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擔心，我們削藩，他們會不會造反？晁錯卻不以為然。晁錯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也就是說，削藩，他們造反；不削藩，他們也會造反。現在削藩，他們馬上就反，但是為害尚小。暫不削藩，他們反得遲一些，但是後患無窮。因為那時他們已羽翼豐滿，存心造反，你可怎麽收拾？所以得“先下手為強”。
可見，削藩，是建立在藩國必反的前提下的。那麽，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比如前麵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當然有一些蛛絲馬跡，比方說吳王幹了什麽事呢？他幹了這麽兩件事。因為他不是自己會鑄錢嘛，他不是自己能產鹽嘛，他不是很有錢嘛，於是他就把這筆錢抵了老百姓的賦稅，就是他吳國的老百姓是不要上稅的，這個上繳給中央政府的稅收，我劉某人給你們繳了——這是叫收買人心。第二個證據是他專門收買亡命之徒，就是不管哪個地方犯了罪的人，你隻管往吳國逃，逃去以後他都給收容下來。就像後來《水滸》裏麵的小旋風柴進似的，有一個大莊園，誰犯罪都可以躲我這兒來，官府不敢抓，那不就是要造反嗎？吳王就幹了這些事。 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但這也隻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裏也沒找到什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但是，拿這些個事抓吳王謀反，實際上也是證據不足的。當然晁錯也抓了藩王們的一些其他碴子。 比方說楚王——這個我們在電視劇裏麵也看到了——他去抓楚王，說楚王你在太後喪期內亂搞男女關係，罪大惡極，就這麽著把楚王給抓起來了。說實在的，一個王爺搞了兩個女人，恐怕隻能算小節吧，也不能算是謀反的證據啊！另外還有膠西王，賣了官收了錢。賣官這個事是從秦始皇就開始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秦始皇可以賣官，我就不能賣官？這都不能算是太多的證據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至於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後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分內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於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於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於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諸侯坐大，對於皇權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隻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著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麽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產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隻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製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製”變成徹底的“郡縣製”，是曆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郡國製”，則是新舊兩種製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製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裏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曆史證明，郡縣製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麽“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衝。隻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麽冤不冤的。
帝國的惆悵之明月何曾照溝渠(三)是非功過
這樣看，晁錯豈非高瞻遠矚？
實際上，藩國過於強大，必定威脅中央，對於這一點，許多人都有共識。晁錯的死對頭袁盎，就對漢文帝說過“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的話。當然，袁盎說這個話，隻是針對驕橫無禮的淮南厲王劉長，不像晁錯那樣把削藩看作基本國策。但要說當時的朝廷重臣都是糊塗蟲，鼠目寸光，屍位素餐，都不如晁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恐怕也不是事實。很多人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問題在於晁錯提出削藩的時候幾乎遭到一片反對，挑頭反對的是竇嬰。竇嬰是公開反對的，其他人是私下反對的；而到了最後提出來要誅殺晁錯的時候，朝廷是一片喊殺，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當然，七國之亂是不是晁錯惹的禍，可以討論。即便是晁錯惹的禍，是不是一定要讓他去頂罪，也可以討論。問題是，當時竟然沒有一個人幫他說話，袁盎“誅晁錯”的建議卻反倒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這說明什麽呢？說明他在朝中十分孤立。這也是晁錯被殺的第三個原因——他不但這次“犯了眾怒”，而且平時就“不得人心”。
這裏麵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在於漢王朝的治國理念。我們知道，一個統一的國家要有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秦王朝的國家意識形態是法家的學說，漢王朝武帝之前的國家形態是道家學說，漢武帝以後是儒家學說。漢文帝的皇後、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後就是一個篤信黃老的人。竇太後有個規定，就是自己的兒子和竇家的人隻準讀老子，隻準讀老子的《道德經》，不準讀別的。所以，這一些人都是道家派，隻不過漢景帝的態度比較溫和，竇太後的態度比較強硬。
有一次，漢景帝主持一個學術討論會，討論一個什麽問題呢？就是湯武革命是否合法。什麽叫湯武革命呢？“湯”就是商湯起兵打敗夏桀，由商朝取代夏朝；“武”就是周武王起兵革命，由周朝取代商朝——會議主題是說這個事情對不對。道家說不對。道家的代表人物叫做黃生，就是一個姓黃的先生——黃先生，黃先生說，這個帽子再破也要戴在頭上，鞋子再破也要穿在腳上——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夏桀再壞，殷紂王再無道，他也是君，所以湯武革命是造反。儒家的代表人物叫轅固，轅固反駁道，照你這麽說，我們高皇帝取代秦王朝也是造反了？
這個事情就不好講了。你如果讚成這個黃生，那意味著我大漢政權是來路不明；如果讚成轅固，那意味著我大漢王朝也可以被別的王朝取代。對這個漢景帝怎麽表態呢？漢景帝說，好了，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懂味道。馬肝是什麽？馬肝是有毒的，是不能吃的，所以我們還是喝排骨湯吧！漢景帝是比較溫和的。竇太後就很厲害了，她就把轅固叫過來，說，你讀讀老子的書。轅固嘴巴一撇，什麽老子的書，那是奴才的書！竇太後勃然大怒道，你怎麽說本太後讀的是奴才的書？那你到野豬圈裏去，你跟野豬鬥一鬥，就把他扔野豬圈裏頭了。最後還是漢景帝塞給轅固一把好刀，轅固一刀把野豬殺了，才保住了一條性命。所以說，這個時候整個朝廷裏的人的思想是傾向於道家的。
那麽，道家的治國理念是什麽呢？用老子的話說，叫“治大國者曰烹小鮮”。什麽叫做小鮮呢？就是這個小魚、小蝦要怎麽做呢？拿一個盤子，放一點油，不要多了，把小魚、小蝦放在裏麵，弄點小火慢慢烤，烤焦了以後翻個麵再烤，烤到酥得骨頭都能吃。如果是小魚、小蝦在鍋裏麵，你就不能拿個鍋鏟不停地炒，否則最後會成什麽了，會成渣子。所以，老子說，治理一個大國，就像做小魚、小蝦一樣，你不要折騰，不要搞運動，你安靜一點，安安靜靜地讓它慢慢地往前走。所以說，削藩那是要削的，但不能像你晁錯這樣急哄哄的，你得一點一點來，慢慢地做。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大家認為，這個吳楚之亂完全是晁錯惹出來的禍。本來人家也沒有造反嘛，人家都很規矩嘛，該繳的稅也都繳了嘛，該做的事情他也做了嘛；惟一不合禮節的是吳王沒有來朝見嘛。而吳王沒有來朝見，那是有原因的。當年吳王的太子進京，和文帝的太子——後來的漢景帝——兩個人下棋。兩個孩子下著下著不知怎麽一下火了，漢景帝拿起棋盤砸過去，結果把吳王的太子砸死了。把人砸死了以後呢，文帝就把吳王太子的屍體弄車給運到吳國去，說給拿回去埋葬。吳王就發脾氣了，什麽意思嘛，在那兒死的，為什麽不能就地埋葬呢？非要給我送回來？他就又把屍體給送回去了。這麽著兩家就翻臉了。吳王說，我生病了，氣病了，我再不上朝了。後來漢文帝也很後悔，就賜了吳王一個幾杖，就是一個拐棍，還說，兄弟你既然年紀大了，就不必來了吧。本來沒事了嘛，你現在要去削人家的地，惹得人家造反，那你要擔當這個責任。這是第二個原因。
毫無疑問，對於所謂“不得人心”也要做分析，看看是不得哪些人的心。問題在於晁錯的對立麵恰恰不是小人。袁盎就不是。袁盎是一個正義耿直的人。當他還隻是個秩比六百石的“中郎”（侍衛官）時，就敢對漢文帝說平定了諸呂之亂的絳侯周勃隻是功臣（有功之臣），不是社稷臣（和國家休戚相關、和君王生死與共、和朝廷肝膽相照的棟梁之臣），氣得周勃痛罵袁盎，說我和你哥是哥們，你小子卻在朝廷上誹謗我！後來，周勃被免去丞相職務，回到自己的封國。封國的人落井下石，告他謀反。周勃被捕下獄，滿朝文武噤若寒蟬（宗室諸公莫敢為言），挺身而出為他辯誣的，卻是當年說他“壞話”的袁盎（唯袁盎明絳侯無罪）。周勃的無罪獲釋，也多虧了袁盎的努力（絳侯得釋，盎頗有力）。可見袁盎的為人是很正派的。這樣的正直之士，難道是小人？
袁盎也是一個宅心仁厚的人。他擔任隴西都尉時，“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擔任吳國丞相時，手下有人和他的婢女偷偷相愛（有從史嚐盜愛盎侍兒）。袁盎知道後，裝聾作啞，置若罔聞，並不追究。後來，這個下屬聽說東窗事發，畏罪潛逃，袁盎親自把他追了回來，將婢女賜給他，還讓他擔任原來的職務。七國之亂時，袁盎被吳王扣押在軍中，看守他的軍官碰巧就是此人，於是袁盎得以逃脫。可見袁盎的為人是很厚道的，他的好心也得到了好報。這樣的仁恕之士，難道是小人？
實際上袁盎在朝廷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文帝時著名的大法官張釋之就是他發現並推薦給朝廷的，武帝時著名的直腸子汲黯也非常仰慕他（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汲黯是被認為幾近“社稷之臣”（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的人。他也常常不給皇帝麵子（數犯主之顏色）。直言不諱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就是他，諷刺漢武帝用人就像堆柴火“後來居上”（該成語即典出於此）的也是他。漢武帝對他是又敬又怕，禮遇甚隆，甚至讓他三分。大將軍衛青入侍宮中，漢武帝坐在馬桶上就見了。丞相公孫弘平時晉見，漢武帝衣冠不整就見了。但如果是汲黯來了，漢武帝一定衣冠楚楚，鄭重其事地接見。這樣的人都敬重仰慕袁盎，袁盎難道會是小人？
袁盎還是一個俠肝義膽的人。他的朋友也多為俠義之士，比如季布的弟弟季心。季布、季心這哥倆都是“為氣任俠”的。季布的特點是“一諾千金”，季心的特點是“勇冠三軍”。季心做中尉司馬時，連他的長官——中尉郅都對他客客氣氣。郅都是景帝和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外號“蒼鷹”，行法不避權貴，皇親國戚見了他都側目而視，他也不把那些鳳子龍孫放在眼裏，卻唯獨尊敬季心。郅都尊敬季心，季心則最為尊敬袁盎。季心住在袁盎家裏時，把袁盎當作自己的長輩，把灌夫和籍福當作自己的弟弟。灌夫和籍福也是俠義之人。灌夫的特點是“剛直使酒，不好麵諛”，籍福的特點是“左右逢源，善與人謀”。這兩個也都是俠義之士。此外還有劇孟。劇孟也是大俠。袁盎曾經說過，一個人有了危難，上門求救，不推脫說父母尚在，也不裝著不在家的，除了季布的弟弟季心，大約就隻有劇孟了。袁盎與季心、劇孟、灌夫、籍福等人為伍，可見袁盎的為人是很慷慨的。正因為袁盎兼有國士和俠士之風，所以他其實是死於國難——因為反對梁王劉武謀取儲君地位而被刺身亡。而且，梁王派來的第一個刺客還不忍心對他下手。這樣的死國之士，難道是小人？
其實，不但袁盎不是小人，其他反對晁錯的人也不是。比如和丞相陶青、中尉陳嘉聯名上書要殺晁錯的廷尉張歐，就是“忠厚長者”。此公當司法部長兼法院院長時，但凡發現案子有疑點，就一定退回去重審；實在證據確鑿罪無可赦，則流著眼淚向被告宣讀判決書，送他們上路，保證要讓囚犯死而無憾。所以《史記》和《漢書》都說他“其愛人如此”。這樣一個人如果也主張殺晁錯，那麽，晁錯恐怕就當真有點問題了。
帝國的惆悵之明月何曾照溝渠（四）晁錯其人
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史記·袁盎晁錯列傳》說，晁錯是潁川（在今河南省境內）人，早年追隨軹縣人張恢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學”，擱在現在，就是政法學院或政法專業畢業的。學成之後，參加太常寺的博士考試，因為文字功夫好而當上了太常掌故（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太常掌故是太常寺裏的一個小吏。太常也叫奉常，寺就是部。漢代的太常寺相當於隋唐以後的禮部，掌管宗廟祭祀和禮儀，也管教育，負責選試博士。那時的“博士”不是學位，是官職，戰國時期就有，秦漢因之，職責是“掌通古今”，也就是掌握古往今來的曆史知識，以備皇帝顧問和谘詢。太常寺博士考試的結果分為兩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甲科出身的補郎，乙科出身的補吏。郎，就是宮廷侍衛官；吏，就是政府辦事員。一個年輕人，在皇帝身邊做幾年“郎”，便很容易升上去，吏要升官就難一些。所以郎的出身和出路都比吏好。太常掌故就是乙科出身的小吏，級別百石。漢製，副縣級的吏員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叫長吏（長字讀上聲）；百石以下的，叫少吏（少字讀去聲）。太常掌故就是這樣一個相當於主任科員（科級幹部）的“少吏”。
這位正科級的少吏時來運轉，是因為被朝廷選派出去學《尚書》。我們知道，由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許多學問幾乎失傳，以至於“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精通《尚書》的隻剩下一個“濟南伏生”。可是當朝廷發現他時，這位“故秦博士”已經九十多歲了，“老不可征”，隻好詔令太常寺選派可造之材到老先生家裏去學。蒼天有眼，太常寺選中的年輕人就是晁錯。這下子晁錯的學問大長，名聲也大振，說起話來頭頭是道。文帝發現了這個人才，便任命他做太子府的官員。先是做太子舍人，以後做門大夫，最後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的級別是秩八百石，可以算是“中層幹部”了。
家令雖然比不上太子太師、太子太傅或太子太保，晁錯對後來的景帝影響卻很大。此公“學貫儒法”，口才又好，經常在太子麵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太子便對他“有點崇拜”（以其善辯得幸太子），太子的家人也都稱他為“智囊”。“智囊”這個詞，最早是用在秦惠王的弟弟樗裏子的身上（樗音初）。樗裏子這個人，大約是足智多謀的，故“秦人號曰智囊”，並有“力則任鄙，智則樗裏”的諺語。可見“智囊”是一個很高的評價（顏師古的解釋是“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顯然，晁錯也是個有才華的人。
晁錯還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時代的賈誼（二人均誕生於公元前200年），堪稱西漢初年最有頭腦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論守邊疏》、《論貴粟疏》和賈誼的《治安策》、《過秦論》，也都被譽為“西漢鴻文”。一個人有了思想，就總想表達出來。如果這思想是關乎政治的，則還會希望實行。所以，晁錯在太子府的時候，便屢屢上書言事，對時政發表意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這篇疏文在收入《漢書》時，被分成兩個部分。言“守邊備塞”的那一部分（即《論守邊疏》）收入《晁錯傳》，言“勸農力本”的那一部分（即《論貴粟疏》）收入《食貨誌》。我們現在讀這些文章，仍然能感覺到晁錯是很了不起的。
就說“言守邊備塞”。所謂“守邊”，當時指防禦匈奴。作為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國”的大患。用晁錯的話說，就是“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這實在讓人惱火。所以晁錯也主張對匈奴用兵，還比較了匈奴與“中國”的長短優劣，得出“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的結論。這裏要說明一下，就是當時所謂“中國”，和我們現在所說的“中國”，並不是同一個概念。當時的“中國”，是“中央之國”的意思。古人認為，天下五方，東西南北中。中央居住華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東方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蠻”，住在西方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華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當然是“中國”。“中國”之“長技”既然多於匈奴，當然可以戰而勝之。因此，晁錯主張，用“以一擊十之術”，“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
對於這個“紙上談兵”的建議，文帝表示嘉許，但並未當真采納。於是晁錯又提出新的建議，這就是《論守邊疏》的內容。
晁錯認為，秦代的戍邊失敗，在於決策有誤；匈奴的難以對付，在於流動不居。秦有什麽錯誤呢？第一個錯誤，是動機不純。秦始皇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衛邊疆救助人民（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而是為了滿足貪欲擴大地盤（貪戾而欲廣大也），結果“功未立而天下亂”。第二個錯誤，是方法不對。秦王朝的辦法，是調遣內地軍民輪流戍邊。內地軍民千裏迢迢趕到邊疆，既不熟悉情況，又不服水土，結果是作戰則被人俘虜（戰則為人擒），駐守則自取滅亡（屯則卒積死），到了邊疆的死在邊疆（戍者死於邊），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輸者僨於道），不過徒然地勞民傷財而已。第三個錯誤，是政策不好。晁錯認為，但凡軍民人等甘願堅守戰鬥到死也不投降敗退的（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計為之也）： 要麽是因為“戰勝守固”能獲得封賞，要麽是因為“攻城屠邑”能掠得財物，這才赴湯蹈火視死如歸（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隻有千難萬險（有萬死之害），沒有半點好處（無銖兩之報）。一個人戰死之後，他的家人連減免一百二十錢賦稅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誰還肯前赴後繼？所以秦代的軍民，無不視疆場如刑場，視戍邊為送死（秦民見行，如往棄市），還沒走到半路就準備叛變了，陳勝就是例子。這是秦的錯誤。
匈奴的特點，則是流動性強。他們就像野生動物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飛鳥走獸於廣野）。條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則止），條件不好就搬走（草盡水竭則移）；一會兒在這裏，一會兒在那裏（往來轉徙）；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時至時去）。這是他們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業），也是我們難以對付的原因。試想，匈奴人來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點，則我們的部隊還沒到，匈奴人就跑得無影無蹤。還有，派去的部隊，是留下呢還是撤走呢？留下，朝廷耗資巨大；撤走，匈奴接踵而來。連年如此，中國就又窮又苦又不安寧了。
因此，晁錯主張改革邊防軍“一歲而更”（一年輪換一次）的製度，用免稅、賜爵、贖罪等辦法，鼓勵那些在內地生存有困難的人向邊疆移民，安營紮寨，屯墾戍邊。這些內地移民以他鄉作故鄉，視衛國為保家，必能“邑裏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個人利益已聯為一體，而且也沒有敵情不明、水土不服的問題。移民解決了生計，國家節約了軍費，邊防得到了鞏固，人民得到了安寧，豈非兩全其美？
這是一個好主意，因此被采納（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言“勸農力本”的主張也被采納，其他如“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等等則被拒絕（孝文不聽）。不過文帝還是很欣賞他的才華（奇其材），調他做了中大夫。中大夫也是郎中令的屬官，秩比八百石，和太子家令級別一樣，但職責不同，是“掌論議”。
晁錯終於如願以償，參與朝政了。這也正是他的宿命。他這個人，是不甘寂寞的；而曆史選擇他來唱削藩這場大戲的主角，也絕非偶然。
可惜，曆史選錯了人。
帝國的惆悵之明月何曾照溝渠(五)曆史之錯
晁錯的第一個問題，是不善於處理人際關係。他在太子府的時候，和朝廷大臣的關係就不好（太子善錯計謀，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進入中樞以後就更是關係惡劣。公元前157年，文帝駕崩，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內史的職責是“掌治京師”，相當於京城的市長，是首都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級別則是秩二千石。晁錯一下子越過秩千石的副部級（丞），變成和九卿（部長）平起平坐的“部長級幹部”，自然春風得意，也認為有了施展政治抱負的舞台，便不斷向景帝提出各種建議（常數請閑言事），景帝也言聽計從（輒聽）。結果是“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成為炙手可熱的權貴。
俗話說，樹大招風。朝廷大臣對這個靠著能言善辯、誇誇其談，一路青雲直上的家夥原本就心懷不滿，現在見他今天改革，明天變法，把原來的秩序攪得一塌糊塗，弄得上上下下不得安寧，便恨透了他。第一個被惹毛了的是丞相申屠嘉，當時就找了個岔子要殺他。事情是這樣的： 晁錯因為內史府的門朝東開，出入不方便，就在南邊開了兩個門，把太上皇廟的圍牆（壖垣）鑿穿了。這當然是膽大妄為，大不敬，申屠嘉便打算拿這個說事，“奏請誅錯”。晁錯聽說以後，連夜進宮向景帝自首（即夜請閑，具為上言之）。於是第二天上朝，景帝便為晁錯開脫。景帝說，晁錯鑿的牆，不是真的廟牆（非真廟垣），而是外麵的牆（乃外壖垣）。那個地方，是安置閑散官員的（故冗官居其中），沒什麽了不起。再說這事也是朕讓他做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氣得一病不起，吐血而死。申屠嘉是什麽人？是追隨高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是文皇帝任命的宰輔重臣。這樣一個人都搞不定晁錯，別人又哪裏鬥得過？不難想見，這件事以後，晁錯自然更加恃寵驕人。
這裏得順便說一下，就是申屠嘉這個人，絕非小人，司馬遷稱他“剛毅守節”。他“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也就是從不在家裏麵談公事，任何人都別想走後門。
袁盎從吳國丞相任上回京時，曾到他家裏求見。申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見，見麵以後又冷冰冰地說，大人如果要談公事，請到辦公室找辦事員談，老夫也會替你奏明聖上；如果要談私事，那麽對不起，老夫身為丞相，沒有私話可說。袁盎好歹也是王國的丞相，申屠嘉卻一點麵子都不給，可見其正派清廉。
申屠嘉也從不拍馬屁，反倒疾惡如仇。漢文帝有個“幸臣”，叫鄧通。這家夥是個小人，也是恃寵驕人（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申屠嘉卻不吃這一套，逮住把柄就問罪，鄧通把頭磕破了也不頂用，最後還是皇帝出麵賠禮道歉說好話，才算了事。這事讓申屠嘉在朝廷享有崇高威望。所以，申屠嘉憎惡晁錯，就等於一大批正人君子都憎惡晁錯。晁錯得罪了申屠嘉，則等於得罪了一大批好人。
那麽，為什麽那麽多人和晁錯搞不來呢？除了“道不同，不相與謀”外，性格也是一個原因。晁錯的性格是不好的，《史記》、《漢書》都說晁錯為人“峭直刻深”。什麽叫“峭直刻深”？峭，就是嚴厲；直，就是剛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這可不是討人喜歡的性格。不難想象，晁錯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饒的。
晁錯的性格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執著。他是那種認準了一條道兒跑到黑、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人。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政治理想，他可以不顧一切，包括自己的身家性命。漢景帝二年八月，晁錯由內史晉升禦史大夫，極力推行削藩政策，引起輿論嘩然。晁父特地從潁川趕來，問他： 皇上剛剛即位，大人為政用事，就侵削諸侯，離間人家骨肉，究竟是為什麽？晁錯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晁錯的父親說，他們劉家倒是安全安穩，我們晁家可就危險了（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走了，你愛怎麽著就怎麽著吧（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也就是服毒自殺了。
這當然證明了晁錯的忠心耿耿，但同時也證明了他的執著。執著好不好？做一個學問家，執著是好的。做政治家，執著就不好，而且是大忌。政治家需要審時度勢，見機行事，該堅持時堅持，該妥協時妥協，堅持而不失靈活，妥協而不失原則。晁錯顯然缺乏這種品質。
晁錯是那種為了理想義無反顧一往無前的人。這樣的人，往往受人崇敬，但也往往誤人大事。也就是說，這種人隻有“美學意義”，沒有“現實意義”；作為小說人物十分好看，擔任朝廷大臣就很可能誤國誤民。因為他的頭腦中，隻有“該不該做”，沒有“能不能做”，而後者卻恰恰是政治家必須考慮的。政治家不但要考慮“能不能做”，還要考慮是“現在就做”，還是“將來再做”。漢文帝就懂得這個道理。晁錯向文帝上書，說“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文帝回答說：“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也就是說，作為建議，沒有什麽狂妄不狂妄的；作為決策，卻有英明不英明的問題。因此應該道理歸道理，事情歸事情，建議歸建議，決策歸決策，不能混為一談。
同樣，像晁錯這樣的書呆子，也隻能讓他發議論，出主意，不能讓他辦實事，掌實權。文章寫得好的，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調子唱得高的，手段不一定高。高瞻遠矚的人，可能看不清細節；深謀遠慮的人，可能看不見眼前。所謂“知人善任”，就是要把策劃與執行、設計與操作區分開來，讓他們各就各位。漢文帝欣賞晁錯，卻不委以重任授以實權，除晁錯資曆尚淺外，恐怕也有這方麵的考慮。
可惜漢景帝沒有乃父那種政治家眼光，而晁錯要做的又是一件非常的大事，這就惹出了天大的麻煩。
晁錯極力主張要做的事情，用蘇東坡的話說，是最難做的。蘇東坡在《晁錯論》這篇文章中，一開始就講了這個道理。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王朝，最難對付的患難，是表麵上看天下太平，實際上潛伏著危機，而且難以預測（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這是非常難辦的。為什麽呢？因為坐觀其變，靜待其時，解決問題的條件雖然更成熟，就怕那時政治已徹底糜爛，局麵已不可收拾（則恐至於不可救）；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行著手消除隱患，則承平日久，天下無事，誰又相信我們說的危機呢（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這就兩難。這個時候，隻有那些“仁人君子豪傑之士”，才能挺身而出，“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絕非那些隻想一蹴而就、暴得大名的人所能擔當（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要知道，在大家都認為天下太平一片祥和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地挑起一場風波（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是要擔極大的風險，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除非你能收放自如，還能對天下人有個交代（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否則，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的好。
削藩，恰恰就是蘇東坡說的這種事；晁錯，卻不是蘇東坡肯定的人。也就是說，削藩其事是其事（決定削藩是對的），晁錯其人非其人（起用晁錯是錯的）。漢景帝用晁錯來主持削藩之事，恐怕確實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
晁錯，怎麽就不是適當人選呢？
帝國的惆悵之明月何曾照溝渠(六)晁錯之錯
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確有許多優點。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惟其如此，這才冒著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著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眾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歎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並非如此。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隻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於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致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晁錯確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麽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讚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著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為什麽呢？因為國家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不懂國情，你又怎麽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這又哪裏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確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著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書生意氣隻能屬於書生，不能屬於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第三，對於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我們隻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麽“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麽“可操作方案”。對於由此而可能導致的風險，他隻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諸侯反了怎麽辦，他是沒有對策的。顯然，他隻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 他太想盡早完成這一偉業了。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草率從事。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麽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禦史大夫，禦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禦史丞，一個叫禦史中丞，下屬就是禦史。晁錯說，袁盎這家夥，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麽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讚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麽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麽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采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
第二個餿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禦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還是你晁錯惹出來的？你惹了禍，你就得有擔當。正如蘇東坡所說：“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錯卻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這就難怪不但袁盎主張殺他，就連其他大臣也主張要殺了（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實際上，像晁錯這樣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的大臣，恐怕哪個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謂“烈火見真金，危難見忠臣”，晁錯的這個餿主意，確實讓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於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製勝的依靠（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那麽，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麽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隻有雄心壯誌，沒有大智大勇，隻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