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典章回小說中,《水滸傳》的人物塑造曆來被人們交口稱讚。可以說,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與否,是評價《水滸傳》藝術價值高低的一個關鍵之點。由於電視連續劇所持的是“忠實於原著”的改編原則,所以對於電視劇的改編來說,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選取幾個劇中的重要人物,與小說《水滸傳》相比較,試圖作一個粗略的分析,以供有關同誌參考。
一、魯智深的性格和人格
魯智深原名魯達,是《水滸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長篇章回小說《水滸傳》中寫得最好的幾個人物之一。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將其定為“上上人物”,說他是“人中絕頂”。金聖歎又說魯智深之為人“心地厚實,體格闊大”。說他的性格特點是“論粗鹵處,他也有些粗鹵,論精細處,他亦甚是精細”。金聖歎的這些評語,應該說是很中肯的。
先說他的粗鹵,按金聖歎的說法“魯達粗鹵是性急”,不同於史進的粗鹵是少年任氣,李逵的粗鹵是蠻,亦不同於武鬆那種豪傑不受羈束的粗鹵。店小二阻撓金家父女還鄉,魯達先喻之以理,但店小二糾纏不休。小說中寫道,這時“魯達大怒,摣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隻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複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很顯然,魯智深的粗鹵隻是他豪爽性格表現的一個方麵;仔細想來,他實在是一個很講道理、很講禮數的人。小說中寫他出場時“大踏步竟入茶坊裏來”,正碰到前來尋找師傅的史進,當史進向他打招呼時,他“見史進長大魁偉,象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他與史進兩個互相通問時的問話是:“敢問阿哥,你姓什麽?”當史進向他下拜時,他是“連忙還禮”,並對史進稱讚連聲。在逃亡的路上,遇見被他搭救過的金家父女時,他絲豪不以恩人自居。金翠蓮的孤老趙員外請他在吃酒時“上首坐地”,他謙讓說“灑家怎敢?”又對趙員外說自己“是個粗鹵漢子”。這固然是自謙,但也說明他頗有自知之明,這樣的人絕對不能簡單地看做是一個粗野的莽漢。
再說他的精細。就說“大鬧野豬林”那出熱鬧戲吧,實在透出魯智深的精明的深算。他“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便猜想到高俅之流會在路上設法害林衝,所以悄悄地跟上前去,相機搭救。野豬林的頭一天晚上,他聽得兩個公人做神做鬼,“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店裏客人多,恐防救了”,所以先埋伏在林子裏,演出了那一出精彩的好戲來。更不要說他在“拳打鎮關西”之前,唯恐金家父女不能擺脫店小二的糾纏,“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直到估計金家父女去的遠了,才起身去找鄭屠算帳。做事又是何等的精細,對人又是何等的體貼!在大相國寺菜園子裏降伏眾潑皮的那場戲,他的眼光又是何等敏銳,辦事又是何等利落!
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魯智深的這種複雜但卻是非常鮮明的性格被簡單化了。電視劇在寫他粗鹵的一麵時,往往將他錯誤地描寫為一個不明輕重、頭腦簡單、遇事舉措失當,有時甚至是無事生非、尋釁滋事的莽漢子。《水滸傳》小說寫他出於義憤,不意三拳打死鎮關西鄭屠。看鄭屠將死,先“假意道:‘你這廝詐死,灑家再打!’”後看鄭屠真的要死了,不願吃官司,“拔步便走。回頭指著鄭屠屍道:‘你詐死!灑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寫他打人幹脆利落,用金聖歎的話說是“魯達闊綽,打人亦打得闊綽”。寫其脫身之從容,用金聖歎的話來說是“魯達亦有權詐之日,寫來偏妙”。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竟然將他寫成是看見鄭屠將死,忙用手試其鼻息,見大事不好,慌慌張張地狼狽逃竄的角色。這與他這位見過多少死亡的軍官與豪爽多智的好漢身份又是多麽不相稱!林衝被發配充軍這樣的大事情,電視劇竟讓他因頭天晚上“多灌了幾碗酒,失睡了”,而沒去送行,幾乎誤了大事。而讓店小二給他捶腿,讓董超和薛霸自打自的耳光,(林衝竟然也不予製止)這種小家子氣的作法也絕不會是魯智深應有的行為。更不用說電視劇中增添他下令眾潑皮去不擇手段搞銀子的情節了。
令人特別不解的,還有電視連續劇對他為資助金家父女而向史進借錢這一情節的處理。《水滸傳》小說中原寫魯達先自己“去身邊摸出五兩銀子,放在桌上”,然後向史進和李忠分別借錢。“史進道:‘直甚麽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李忠則隻摸出二兩來銀子。小說寫道“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隻把十五兩銀子給了金老,把李忠的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說李忠不爽快,反襯出魯達是爽快人。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這一情節被改為魯達向史進借錢,史進給了一小錠銀子,魯達讓他“再拿點”,史進又加一錠銀子後,魯達竟又把手裏的一串銅錢找還給史進,這一改動破壞了史進形象尚且不說,(電視劇中已經刪去了史進最精彩的戲———史家村與王進比武一場)把魯達也搞成了一個婆婆媽媽的形象了。藝術上的失敗不說,即使從純粹技術的角度來看,這一改動也沒有任何必要。
從一般的觀賞角度看,電視劇中大鬧五台山一出戲似乎拍得挺熱鬧,但也正是這出戲,從更深的層次上證明了電視劇沒有很好地把握住魯智深的人格特征。劇中把魯智深按奈不住自己而到山下吃酒,並在酒後鬧事,寫成是別人引誘陷害的結果。事實上,從較為表淺的層次上說,魯智深的這些行為可以看成是一個豪爽率直、任性大度的中年軍官與他被迫隱遁的寺院生活環境的必然衝突,而不應該是由於外在挑動的結果。從根本上來說,則表現了《水滸傳》中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人生要求。
魯智深不但是《水滸傳》中寫得最好的人物之一,而且還是水滸好漢中人格最為完美的人物。金聖歎在小說《水滸傳》第二回回前總評中說《水滸傳》“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有關魯智深的戲,那怕在創作思想上能有金氏這樣的立意,也就可以避免不少以上所說的類似問題了。
二、林衝性格的轉變
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人物性格各有不同。用金聖歎的話說就是:三十六人,“便有三十六樣出身,三十六樣麵孔,三十六樣性格”。(金聖歎《讀第五才子書法》)但大多數人物的性格,在書中並沒有很大的變化,隻有寫林衝,借情節的波瀾起伏,展示其性格的前後變化,曲折有致,搖曳生姿,最有韻味。可惜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由於對林衝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把握欠準,對有關情節的裁剪失當,這些極具藝術魅力之處,卻沒有能夠很好地表現出來。
大體說來,小說《水滸傳》寫林衝性格的變化,以其得知高俅派人追殺他到滄州牢城營為開端,以“風雪山神廟”為爆發,以“雪夜上梁山”為發展,以“火並王倫”而完成。脈絡非常清晰,層次亦很分明。在陸謙等追殺他到滄州之前,對所有的迫害,無論是白虎堂的憑空陷害,還是野豬林的幾乎喪命,無論是公人的折磨,還是差撥的勒索,林衝都持隱忍的態度,隻指望有一天能夠“掙紮得回來”與親人廝見。這是一個為人“樸忠”,把人生理想完全寄托於“功名”之上的壯年軍官的一般選擇。但說到底,林衝並不是一個毫無血性,隻會一味苟且偷生的窩囊廢。所以當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忍讓都不能換來最起碼的生命保障之後,火山爆發也似的反抗之舉,以山神廟前痛快複仇的形式表現出來。洶湧的洪流,一旦潰決大堤,即成千裏之勢,所以小說中又有林衝在山神廟前複仇之後,於亡命途中,趕打柴進的莊客,並搶酒吃醉的一節戲,這出戲是萬不可少的,它所起的作用,中國傳統美學術語叫做“殺勢”,即金聖歎在本回的回前總評中所說的“其勢尚猶未盡,故又於此處再一點兩點,以殺其餘怒”也。
在傳統戲曲中,常常將林衝的扮相設計得相當英俊,這與小說《水滸傳》中“豹頭環眼,燕頷虎須”的林衝在外形上相去甚遠。然而“男兒有淚不輕彈,隻因未到傷心時”之類的唱詞,卻準確地把握住了林衝性格中的基本矛盾。金聖歎分析水滸好漢們的性格特征時,曾指出他們的“粗鹵”各有不同。其中說“阮小七粗鹵是悲憤無說處”。如果尋覓林衝搶酒打人等粗莽行為的性格背景的話,這一評語用到林衝的身上更為恰當。在小說《水滸傳》中,原本“性急”、剛烈的林衝,平日裏忍將自己的個性壓抑扭曲到如彼的地步,真不是憑白賺取了讀者們的一掬同情之淚。也正是如此的林衝,才會在梁山泊前朱貴酒店的白粉壁上寫下自嗟“身世悲浮梗”,立誓“威鎮泰山東”的“八句”來,這正是林衝性格的合理發展。小說《水滸傳》又寫林衝初上梁山,被王倫逼取“投名狀”時,“睜圓怪眼,倒豎虎須”,挺刀惡鬥楊誌;晁蓋等人上山後的去留,引發林衝“火並王倫”,小說《水滸傳》寫林衝“雙眉剔起,兩眼圓睜,”一舉奠定大局;最終完成了金聖歎所稱道的這位“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徹”的剛毅男兒的豐滿形象。
但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始則無端割舍了林衝與店家李小二的親情戲,把酒店主人寫成是一個與林衝沒有任何淵源的人。因此他也就不可能冒死向林衝通報消息,從而就抹去了林衝性格轉變的合理開端。再則略掉了林衝打人奪酒,醉臥雪中的情節,從而使驚心動魄的“風雪山神廟”後,不見了餘波的蕩漾。繼之又刪去了朱貴酒店中英雄的慷慨自白,以致使接踵而至的巨變頓顯突兀。後又簡化了林衝、楊誌間的龍爭虎鬥,不給豪傑久積的憤懣以發泄的時空,當林衝與楊誌在電視劇中立於船頭,攜手並肩,悠然而來,林衝竟又以諷刺的口吻向王倫介紹楊誌,說楊誌是自己的“投名狀”時,真令讀過小說《水滸傳》的觀眾欲哭無淚。當然,這種悲哀已不是為《水滸傳》中這位命運多舛的失落豪傑,而是為其傑作淪到如此不堪遭遇的施耐庵先生了。
三、武鬆潘金蓮,誰是主角?
小說《水滸傳》中的武鬆事跡,除“獨臂擒方臘”取自其他水滸故事以外,基本上都如實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敷演出來,並大致取得了一般觀眾的認同。但武鬆與劇中三個女性———潘金蓮、玉蘭和孫二娘的戲,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武鬆與潘金蓮的關係,引起評論者的不少議論。究其原因,在於電視劇對於潘金蓮形象的塑造與潘、武關係的把握有失恰當。
電視連續劇中潘金蓮形象的塑造及潘、武關係的把握,與原作精神有較大的背離。小說《水滸傳》中的潘金蓮,原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因不肯依從主人的糾纏,被迫嫁給了人稱“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小說寫她“為頭的愛偷漢子”,又讓她自稱“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麵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正由於潘金蓮有這樣的出身、個性與品質,她才會一經王婆撮合便與西門慶苟合,才會在武大郎捉奸時“教西門慶來打武大”,也才會“極精細”、又極凶狠地下得手來毒殺親夫。由於潘金蓮的形象如此,她的被殺,才不致對武鬆的形象有所損害。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將潘金蓮刻畫成一個本分、善良、勤勞、溫柔的弱女子。她的內心裏充滿了對愛情的渴望。武鬆的到來,使她枯萎的愛情之花得到了滋潤,武鬆對她一度相當曖昧的態度,更使其愛欲的烈火升騰,她從容就死之時,目光中又充滿對武鬆的艾怨之情,這些不能不使人懷疑武鬆殺嫂複仇的行為是否合乎正義;甚至使人聯想到在潘金蓮墮落為殺人凶手的過程中,武鬆在道義上應當承擔的責任。無論是從中國公眾心目中武鬆的傳統形象來考慮,還是從《水滸傳》的主題出發,這樣的改動顯然都是不妥當的。
小說戲劇一般都具有明確固定的角色關係。誰是主角,孰為配角,由作品的主題及為表現主題而設定的主要情節所決定。角色關係一旦形成,不得任意改變,強行改變者,實際必然使作品改變主題,甚或演變為另一部作品。
在小說《水滸傳》裏,武鬆是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水滸全傳》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二回,即著名的“武十回”中,武鬆更是當之無愧的主角。其他人物,包括武大、王婆、西門慶乃至潘金蓮在內,都隻能是配角。潘金蓮等人的戲(尤其是在武鬆沒有正麵出場的第二十四回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就《水滸傳》的主題定位及主題所決定的主要情節安排而言,這些都是作為武鬆被“逼上梁山”的鋪墊。就人物形象的刻畫而言,潘金蓮的戲,包括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潘金蓮與武鬆的關係,則是為了從倫理道德上烘托出武鬆的一個“義”字。以上的這一切,又反映了小說《水滸傳》所表現出來的極其野蠻與高度理性相互交織而形成的思想倫理傾向與美學特征。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出於增強收視效果的動機,在刻畫潘金蓮的形象及描寫潘金蓮與武鬆的關係時對原作的細節作了相當大的改動,並添加了不少迎合當代市民口味的“調料”,如四次安排潘金蓮在大冬天裏洗澡,讓武鬆在大冬天的夜裏半裸著身子睡覺等。這些調料盡管添加得很不合理,但如果與《水滸傳》的主題不相衝突的話,也還能得到人們的某種諒解,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這方麵,文藝史上有關潘、武關係的一些作品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在明代小說《金瓶梅》中,武鬆的形象較《水滸傳》大為遜色。在有關潘金蓮與武鬆關係的一些傳統及現代的戲劇小說中,也曾讓武鬆承擔過潘金蓮墮落的一部分責任。這些與小說《水滸傳》中武鬆形象及武鬆與潘金蓮關係相距甚遠的藝術處理,在曆史上都曾獲得過受眾相當程度的肯定。其根本點,就在於它們都脫離了小說《水滸傳》主題與人物關係的網絡係統,成為完全獨立的藝術主體,自然也就可以依據各自主題及情節的需要而任意改變人物形象,調整角色關係。其前提與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是完全不同的。
四、李逵的蠻
李逵是《水滸傳》中性格特征最為鮮明的人物。他性格中最基本的特點是粗鹵、率真、莽撞。具體表現為毫無城府,一觸即跳,說話沒有顧忌,做事不計後果。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李逵粗鹵是蠻”。又說李逵“真是一片天真爛熳到底”。並以為《孟子》中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為李逵的寫照。金聖歎的這些評價不能說不高,但都還沒有涉及到小說更重要的方麵,即李逵這個人物及其性格描寫和小說《水滸傳》的主題及該書的基本美學特征的關係。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對李逵性格的把握及有關情節的安排,其水平又大大低於金氏的認識,僅做到了形似而已。
李逵愛打人,小說《水滸傳》對他打人是有解釋的。李逵在《水滸全傳》第三十八回中一出場,戴宗便向宋江介紹說,李逵的特點是:“在江州牢裏,但吃醉了時,卻不奈何罪人,隻要打一般強的牢子。”“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不欺侮弱小,不懼怕強權,這是一個不失淳樸農民本色的江湖好漢。但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將李逵的出場安排為一個敲詐在押犯人(後來才知道是宋江)的醜惡鏡頭。這種安排對李逵的形象顯然是有損害的。
在水滸弟兄中,李逵可以說是對宋江最為忠心的。在《水滸全傳》第三十八回中兩人一見麵,宋江就看出李逵是一個“忠直漢子”,有心籠絡他。所以《水滸傳》中宋、李兩人超乎常人的密切關係,除了李逵性格中的有關因素使然外,還與宋江對他的近乎放縱的籠絡有關。在《水滸全傳》第七十三回裏,李逵誤以為宋江搶了劉太公的女兒,先砍倒了忠義堂前“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又和宋江立下了軍令狀說:“我若還拿你不著,便輸這顆頭與你。”當他知道錯怪了宋江,自己賭輸了時,便對同往的燕青說:“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燕青教他“負荊請罪”,他說:“好卻好,隻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幹淨。”宋江當然不會認真要李逵的腦袋,所以叫他去捉假宋江來贖罪。李逵得勝回來,宋江又設宴與之作賀。這段故事寫得既富於戲劇性,又符合人物關係和李逵的性格。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讓李逵先去殺了假宋江,再到忠義堂前負荊。這本已非常不妥,又讓宋江在李逵立功之後尚不饒他,更不合情理。讓百姓在法場上為李逵請命,或許是從元雜劇《李逵負荊》之類中搬來,但《李逵負荊》中王林大叫“刀下留人”,為李逵說情是在李逵捉得假宋江之前,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劉太公等人為李逵請命卻是在捉得假宋江之後,二者的背景既然迥異,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就大為不同了。正由於與宋江的權謀相映照,才更能得見李逵的率真。僅從這一點來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對“李逵負荊”一節的改動也是不合適的。
在小說《水滸傳》中,不但李逵和宋江在性格上形成鮮明的對照,兩個人的政治態度也迥然不同。宋江時時刻刻想著要受招安,李逵則動不動就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以致宋江在喝了毒酒以後,首先想到的是“我死不爭,隻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製,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所以“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哄李逵也飲下毒酒,害了他的性命。李逵是聽說朝廷要行加害,“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在聽宋江說他已喝下了毒酒以後,“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隻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宋江則明白告訴李逵酒中有毒,李逵自願與宋江一同去死。這種改動既不符李逵這個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更未考慮到《水滸傳》中李逵這個人物的設計對全書所起的作用。
在小說《水滸傳》中,“野性”與“理性”這兩種思想倫理傾向和審美要素始終交織糾纏在一起。在政治思想方麵,則表現為“造反”與“招安”這兩種主張的鬥爭。宋江與李逵則是這兩種互相矛盾、對立傾向的代表人物。宋、李兩人在人物關係上的異常密切與思想傾向上的高度對立,在小說《水滸傳》中得到了極為巧妙得當的把握。這是小說《水滸傳》的傑出藝術成就之一。在《水滸全傳》的最後一回裏,作者設計了一個“宋徽宗夢遊梁山泊”的情節,在這裏,作者讓宋江的陰魂再一次向皇帝泣訴自己“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然後又讓“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搦雙斧”,厲聲喝罵,大叫報仇。罵後,“掄起雙斧,徑奔上皇”,將皇帝老兒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應該說是較好地體現了《水滸傳》的基本思想傾向和美學特征。從而使相對鬆散的《水滸》後部有了一個漂亮的豹尾。可惜這個苦心經營的情節,在電視連續劇《水滸傳》中,卻由於李逵“蠻性”的被閹割而大為削弱了。從而使這部名著的藝術魅力大為減弱,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港版水滸傳
我還沒有看過這個版本的水滸傳連續劇。不過依文章的描述來看，關於武鬆那一節，應該是沿用了八十年代連續劇《武鬆》的描寫手法。而在現代小說中，如此從全新的角度來刻畫潘金蓮在這封建枷鎖中的思想掙紮的，最著名的則有李碧華的《潘金蓮的前世今生》，不失為一具思考價值的優秀作品。
我認為，《水滸傳》雖無愧於一部流傳千古的名著，但基於作者施耐庵封建大男人主義的曆史局限性，以及性別上的關係，他並不懂得寫女性，甚至對女性有著某種程度的偏見。而連續劇的表現手法，恰恰彌補了這個缺點，從更高的層次上，從更同情的角度去看待在封建枷鎖中掙紮求存的女性，這是非常好的。在我們提倡演繹名著作品應該終於原著的時候，並不見得就連思想局限性也得跟著作者走，可以的話，拔高一些不是更有意義嗎？
而且，就從藝術的角度上而言，這樣的改編並不見得就對武鬆這個主角人物的形象大有影響了。相反的，我認為這樣子的人物可以擺脫了一貫的麵譜形象，而更有血有肉，更豐滿，更富於人性，也更可信了。
忽然想起連續劇《西遊記》中唐僧被女兒國國王騙至寢宮溫柔示愛的那一幕。假如按照原著唐僧應有的榜樣形象，他應該是簡單的正色拒絕就是了。然而我們在連續劇中，看到這名同樣正處於青春年華的青年和尚麵對著溫柔美麗的女兒國王一口一聲“禦弟哥哥”柔聲細語的示愛，滿頭大汗，連望都不敢望一眼，恍惚倘若一望，魂兒就要被她攝去了。我們千萬觀眾似乎都可以感受到這名青年和尚那種六神無主卻又心如鹿撞的矛盾，那種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強烈撞擊。而偏偏女兒國王卻似乎看透了他似的，輕輕的跟他說：“你說出家人四大皆空，既然空了，卻為何連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
這樣的處理手法，不是比原著更人性得多了嗎？這樣的描寫有影響唐僧的形象嗎？當然沒有，相反的，正是因為我們看到了他原來也是人，看到了他所麵對的異常強烈的矛盾考驗，我們才對他更加敬佩了。
楊麗萍在談到演《射雕英雄傳》的梅超風時說到，其實當初在拍攝時，是增加了很多梅超風和陳玄風這對苦命鴛鴦過去所經曆的愛情磨難情節，以及眾多更人性化的細節描寫的。可惜在最後剪輯的時候，基於保持整部作品的連貫性而又大幅削去了，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連續劇在努力盡量不把梅超風描述成一個簡單的女魔頭，而盡可能花更多的筆墨去探索她之所以變成女魔頭的根源，這些都是頗具有進步性的。其實單看金庸的在原著中的暗示，梅超風夫婦魔化的真正根源，其實大部分也正是他們的師傅對他們的愛情極不人道的殘酷迫害所致。電視劇隻不過是企圖把這一點更具體的表現出來罷了。
總結來說，現在很多的電視劇在演繹名著故事的時候，一直都在致力於讓一些在原著中可能比較忽略的，麵譜化的人物演繹得更豐滿，更人性化，並且企圖從更高的角度去探討人性問題，這些都做得很好。
扈三娘的理想配偶是誰？當然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林衝。理由有3:
1.她是林衝的手下敗將
2.林衝沒了妻子
3.林衝是真正好男兒
那麽為什麽宋江硬要把她給王矮虎？
首先，因為宋江變態的報複心理。很明顯宋江對扈三娘其實也是垂涎三尺，在書中，大家已開始都以為宋江自己要娶滬三娘。但是宋江是一個有野心的人，他擔心因此被人指責為好色，於是出於自己得不到的東西就毀滅掉的心理，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其次，更主要的原因要從梁山泊的派係鬥爭上看。梁山泊匯聚了眾多勢力，內部派係林立，真正屬於宋江嫡係的親信，也就是李逵、花榮、戴宗、吳用、王矮虎等人。林衝在各方麵都是出類拔萃的，但是很明顯他不是一個會對宋江死心塌地的人。把滬三娘嫁給林衝，並不能起到收買林衝的作用，反而讓林衝夫婦強強聯手。更何況宋江對扈三娘有滅門之仇（間接的，直接的仇人是宋江的親信李逵），誰能保證扈三娘不會對自己的丈夫吹枕頭風，反對宋江？把她嫁給又無能又容易駕馭的王矮虎，一來可以收買王矮虎之心（保證效果奇佳），二來可以讓自己的親信王矮虎監視扈三娘，三來滿足了自己變態的心理，一舉三得。
結果就是，從此以後，扈三娘在水滸中成為了一個沒有聲響的木偶。今天的我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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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者注：以前我看過另一個評說, 是從評論作者的角度去評說的. 文中說作者施耐庵可能沒有很美滿的婚姻, 甚至或者在愛情路上遭受過挫折, 因而對女性存在的某程度的歧視.
水滸中全是男人做的主角. 而且英雄們看來個個都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的大男人(也難怪, 封建社會的人們本來就如此.) 書中的女人, 基本上沒多少個是能讓人看得舒服的. 難得的有姓名的幾個. 要麽就淫亂被殺. 要麽就粗鄙陰毒. 僅僅唯一的一個既美麗又有本事的戶三娘, 作者還要把她安排給個又醜又色又矮的小人物. 這種完全漠視女性的態度, 實在是過分得有點變態傾向了~!
宋江活捉高俅又把他放了，這事讓人憋氣。高俅那廝，不但是梁山好漢的“私敵”，也是國家人民的“公敵”。不少人，是恨不能食其肉寢其皮的，隻可惜抓他不到。現在活捉了，正可以“大快人心”一把，怎麽又放了呢？不要說林衝幾個，便是我等，也想不通。
決定要放的是宋江。想當時宋江一定很為難。他夾在山寨與朝廷之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手裏捏著高俅這個活寶貝，殺也不是，放也不是。所以，宋江雖然大獲全勝，心情卻很沉重，憂心忡忡，一臉的難色。
因此，我很想替宋江拿個主意。
辦法也無非三條： 殺，放，不殺也不放。
殺了高俅，自然大快人心。林衝（還有楊誌、魯智深）不用說，武鬆、李逵、劉唐以及三阮，也一定拍手稱快、喝彩叫好。投反對票的，除高俅自己，不大會有別人。但站在宋江的立場上，為他所謂“招安大事”計，卻是不殺為好。宋江是鐵了心要投降的。為了投降，他隻想把事情鬧大（鬧大了才能引起注意，也才好和朝廷講價），卻不想和朝廷鬧翻（鬧翻可就沒戲了）。所以，他可以大敗官兵，也可以殺個把芝麻小官，甚至不大不小的官，比如曾是蔡京門人的華州太守賀某等等，卻殺不得高俅。高俅不比別人。他不但是當朝太尉，而且是天子寵臣。殺了高俅，就等於是和朝廷翻臉，和皇上翻臉。這個臉，宋江翻不起。
於是宋江便把高俅放了。依宋江的一相情願，原本是指望高俅能在皇上麵前為他說項的。宋江深知，他能不能投降，關鍵不在自己，而在朝廷，更在皇上。然而，作為先前的“猥瑣小吏”，此刻的“犯上草寇”，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和那“至尊天子”說上話。他的種種想法、願望、要求，包括投降的乞求，都不可能直截了當地“上達天聽”，而隻能通過高俅之流來“中轉”。這就是宋江決計要放高俅回去的根本原因。可惜，高俅是個小人。根本不講誠信，還使了不少壞，害得宋江“竹籃打水一場空”。
其實，宋江應該知道高俅是什麽貨色，也應該知道高俅那廝根本就靠不住。因此他的做法，應該是把高俅當作可居的奇貨和講價的籌碼扣在梁山，不殺也不放。也不光是留做人質，而是要他不斷地寫信給皇上，催皇上快快派人來招安。如果不寫呢？對不起，那宋某就隻好請林衝兄弟來和太尉大人說話了，就像當初對宿太尉所說的那樣：“隻怕弟兄們驚了太尉。”對宿太尉那樣的“清官”尚且可以連哄帶騙，高俅這混蛋為什麽就嚇他不得？
甚至在我看來，宋江還可以動點“真格的”，比如讓林衝隔三岔五來臭罵一通，或者狠揍一頓（隻是不可往死裏打）。這既可以讓林衝出出氣，也能逼高俅就範。那皇帝老兒原本對高俅就言聽計從，又耽心高俅小命難保，自然會乖乖地下詔招安，還得客客氣氣地恭請宋大人下山。如果三番五次都弄不來一紙詔書，則證明該“奇貨”已毫無利用價值，那就交給林衝發落好了。送給林衝的這份人情，比招待高俅的幾頓酒肉值錢得多。
那麽，倘若那廝果真弄來了招安詔書，又怎麽辦呢？也不妨礙林衝報仇雪恨。因為這時高俅已毫無用處，留下來隻能是一個禍害。他會到皇帝那裏搬弄是非不說，宋高兩人同朝為官，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有這麽一段“過節”，豈非說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再說了，這種禍國殃民的東西，留他作甚？因此不妨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在招安天使將到未到之際，結果了他。朝廷來人問起時，宋江可以雙肩一聳兩手一攤，對不起得很，天使晚來一步，高大人一片孝心匆匆忙忙見老祖宗去了。至於死因嘛，盡管隨便編： 失足落水啦，忽染暴疾啦，有的是說法。宋江身邊有個詭計多端的吳用，何愁做不了這點手腳？又有個“神醫安道全”，自然不難出具全套“醫生證明”。反正這時生米早已煮成熟飯，朝廷也無可奈何，總不能因此而收回成命吧？自古道，君無戲言，何況那“君”又是昏君，好糊弄得很。此計的關鍵是掌握好時間，必須是招安天使“將到未到”之際，早了晚了都不合適。
這無疑是最好的一個辦法： 既不耽誤招安（沒準還能加快），又不妨礙報仇（頂多拖上幾天）；既不悖於“忠”（替皇上除了奸臣），又不礙於“義”（讓弟兄出了惡氣）。忠義雙全，一舉兩得，好極了，妙極了，簡直OK頂呱呱！
可惜，這個辦法也是不靈的。
不靈的原因，是宋江做不來。也不是做不來，而是不能做。如果梁山寨主是高俅，用不著咱們出這餿主意，他早就這麽幹了。然而宋江不行。因為高俅是小人，宋江是君子。小人可以無惡不作，君子卻須正大光明，這樣的詭計，如何使得？宋江倘若果真做出這種兩麵三刀的勾當，他在弟兄們麵前，將是一種什麽樣的形象？使不得，萬萬使不得。
然而反過來一想，似乎又不對。想當初，宋江為了賺秦明上山，拉盧俊義下水，什麽狠毒之計沒用過？盧俊義差一點掉了腦袋，秦明則被整得家破人亡，還連累了不少無辜平民，正所謂“隻為一人歸水滸，致令百姓受兵戈”，宋江卻並無愧疚，眾人也說他是“義氣深重”。這可真是咄咄怪事！莫非對自己弟兄（還有無辜百姓）就可以“使壞”，對高俅那樣的混蛋反倒應該“行善”？
這已是另外一個話題了，還是以後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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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帝國的惆悵之《水滸》四章(二)犯不著那麽傻
宋江其實不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他這輩子，傻事做了不少。但最蠢的事，除了放高俅，就是打方臘。
認真說來，宋江和方臘，似乎是難免有一場惡戰的。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那種滿足於占山為王打家劫舍的“毛賊”，而是頗想有一番作為的“大寇”。這樣的大寇，出路無非三條： 招安（如宋江），被剿（如方臘），或是居然成了氣候，改朝換代自己當皇帝（如朱元璋）。李逵無疑是傾心於第三種選擇的。他多次表示，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宋江卻不肯（或不能、不敢）。其實，倘若宋江果真依了李逵，則他與方臘之間，便更會打得你死我活。因為方臘也是一個想當皇帝的，而中國的皇帝又曆來不準有好幾個。如果大家都想當，那就隻有打，打到隻剩一個為止。
宋江不敢稱帝，也不願被剿，因此選擇了投降。既然投降了，就是“朝廷的人”。說白了，也就是朝廷的鷹犬。鷹犬的任務，不是逮兔子，就是抓狐狸。所以，朝廷要宋江去打方臘，宋江不能不去。
不過，打歸打，卻不該是宋江這種打法。
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敵人，壯大自己。除非是兵臨城下，寡不敵眾，不得已和敵人決一死戰，就不能硬打硬拚，也不能失大於得。也就是說，打仗固然難免損兵折將，但不能傷了元氣，更不能一無所獲。更何況，朝廷派宋江去打方臘，其用意有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要“以匪製匪”，讓“強盜”打“強盜”；而宋江接下這份差事，則和他決計投降一樣，是要為梁山的弟兄們找條出路，尋個歸宿，謀個前程。這個前程，既得由朝廷來給，又得靠宋江去要。也就是說，得靠宋江和朝廷不斷地講價。要講價，就得有本錢。這本錢，一是戰功，二是實力。無功固然不能受祿，但倘若把實力拚光了，也就一錢不值，什麽也討不來。所以，像宋江打方臘那樣，人馬越打越少，地盤越打越小，就是犯傻。
怎樣才能不犯傻呢？首先要旗開得勝。旗開得勝，朝野震驚，梁山這支隊伍在世人心目中，就有了分量。其次，要適可而止。比如打下一兩座城池後，就不宜輕舉妄動再接再厲，而應該呆在城裏招兵買馬，養精蓄銳，一麵要朝廷封官許願，一麵向方臘暗送秋波，和兩方麵都討價還價。這個價錢顯然是講得成的。因為這時方臘已經嚐到了宋江的厲害，朝廷也看見了梁山的驍勇，官匪朝野雙方，都要刮目相看，另眼相待，誰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怎麽樣。朝廷原本打不贏，除宋江外，沒什麽指望，自然必須籠絡；方臘已經吃不消，宋江如肯倒戈，當然求之不得，豈有拒絕之理？所以，宋江完全可以兩邊要價，待價而沽。
事實上，當宋江成為“剿匪”主力時，他就成了朝廷與方臘之間的第三股力量，而且力量還不小，正所謂“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和當年韓信攻下齊地時的情況一樣。因此，戰爭的主動權，實際上是握在宋江手上。如果方臘不識相，則揮師南下，一鼓將其“蕩平”；如果朝廷不答應，則反戈相向，和方臘做個“聯手”；如果雙方都拖拖拉拉，那就在已打下的城池裏先呆著，喘口氣也是好的。怎麽著，也不至於像後來那樣，把自己的一點本錢賠得幹幹淨淨，害得弟兄們一個個都做了刀下冤鬼。
可惜，宋江也和當年韓信一樣，沒能利用這天賜良機，當然也就隻能落得個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然而宋江和韓信又是不一樣的。韓信畢竟原本就是劉邦的人，而且劉邦還有恩於韓信。用韓信自己的話說，就是“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當然要報恩的。宋王朝對宋江又有什麽恩呢？屁也沒有。那麽，憑什麽要死心塌地為他賣命？
其實，即便站在道德立場上看，宋江也犯不著那麽傻。他的投降，以及投降後去打方臘，無非就是想從“匪”變成“官”。但在中國古代，官匪之間，又原本是沒有什麽道德界限的。作為“官”的高俅未必比作為“匪”的方臘道德高尚，王英強搶劉知寨老婆和高衙內調戲林衝娘子也很難說有什麽善惡之別。既然“成者王侯敗者寇”，又焉知方臘不會變成“官”，趙佶將來不會變成“匪”？何苦對方臘那麽“疾惡如仇”，勢不兩立，必欲除之而後快？
然而宋江似乎並沒有想那麽多。他傻乎乎地一心一意隻想為朝廷盡忠，以為這樣一來，他和他的弟兄們就可以青史留名了。他哪裏知道，在官方眼裏，強盜就是強盜，哪怕受了招安，平了叛亂。可不是麽？平了田虎、王慶，群臣朝賀，宋江和盧俊義卻被安排在殿外涼快；滅了方臘，兩個人一個被喂了水銀，一個被下了慢藥，哪有什麽好下場？
更何況，一個做了強盜又投降的人，還講什麽“忠義節孝”？這不是犯傻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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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惆悵之《水滸》四章(三)晁蓋遺囑之謎
曾頭市晁蓋中了毒箭，神醫安道全也回天無力，終於命喪黃泉。彌留之際，原本“已自言語不得”的晁蓋忽然醒了過來，“轉頭看著宋江”，諄諄囑咐道：“賢弟保重。若哪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這便是晁蓋的“臨終囑咐”，也是晁蓋的惟一遺言。
晁蓋這遺言好沒道理。
晁蓋這“梁山泊主”是怎麽當上的？不是世襲的，不是選舉的，也不是指定的，而是林衝火並了王倫，眾人擁戴的。說白了，他這“第一把交椅”，是林衝從王倫手裏奪了來推讓給他的。他現在坐不了啦，理應還給林衝和眾人，由林衝和眾人再作商量，豈可視為己有，私相授受？林衝火並王倫時曾罵王倫說：“這梁山泊便是你的？”當然不是。於是王倫便隻好掉腦袋，而晁蓋也才得以當寨主。那麽，梁山泊不是王倫的，便是晁蓋的麽？顯然也不是。梁山泊根本就不屬於哪一個人。既不是他王倫的，也不是你晁蓋的。王倫活著尚且不能獨霸，你晁蓋人都快死了，豈能再管誰當家誰做主？
晁蓋這遺言也好生蹊蹺。
照理說，晁蓋升天，宋江升職，是順理成章的事。宋江原本就是“二把手”，一人之下眾人之上，地位威望均無人可比。所以晁蓋一死，吳用、林衝等人便不管什麽遺囑不遺囑，全都跑來找宋江，“請哥哥為山寨之主”。他們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二是“若哥哥不坐時，誰人敢當此位”。其實，還應該加上一條，那就是自從宋江上山以來，梁山的事務，實際上一直是宋江在主持，晁蓋不過隻是名義上的寨主。因此，晁蓋死後，由宋江繼位，不但天經地義，而且大得人心。
然而晁蓋卻偏偏不想讓宋江當寨主。如果他想讓宋江當寨主，根本就不必立什麽遺囑，這寨主之位，自然就是宋江的；而以宋江武藝之稀鬆平常和根本不可能直接上陣交手廝殺，又豈能捉得史文恭？顯然，晁蓋這一遺言，已經幾乎是公開暗示不肯讓位於宋江了。
這就奇怪。因為晁蓋一向視宋江為“生死之交”，而且宋江上山之初，晁蓋就打算要讓位的。晁蓋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幹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眾？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以晁蓋之為人實在和仗義，說這話不大可能是虛情假意。隻是因為宋江的堅持不就，這才形成梁山領導核心晁蓋第一宋江第二的基本格局。何況宋江不肯坐第一把交椅的理由，是晁蓋年長。宋江說：“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現在這個問題沒有了，正該那“山寨之恩主”來坐主位，怎麽會半路裏殺出個“臨終囑咐”來呢？
這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晁蓋自私，一心隻顧報那“一箭之仇”，把個人的恩怨看得比山寨的成敗興衰何去何從還重。作為梁山領袖，晁蓋其實一直在思考後一個問題，而且越想，就越是對宋江不放心。因為他越來越意識到，宋江在梁山上的人緣威望早已遠遠超過了他，而宋江對梁山前途的看法和自己又並不一樣。
晁蓋其實是一個沒有多少勢力、能力，也沒有多少心眼的人。他在江湖上聲望遠不如宋江，哥們也沒有宋江那麽多。晁蓋去世時，梁山頭領凡八十九人，屬於“晁蓋圈子”的不足十人，也就是最初跟隨他上山的幾個再加上林衝。至於杜遷、宋萬、朱貴，人微言輕，無足輕重，本人的心態也是無可無不可，頂多隻能算作中間力量。其餘先後上山的，便基本上是“宋江團隊”： 破清風寨後，花榮、秦明、燕順、王英一撥九個；劫法場後，戴宗、李逵、張順、李俊一撥十一個。這些都是宋江的“心腹弟兄”。以後三打祝家莊，大破連環馬，三山聚義打青州，一撥一撥的人馬上山，不是宋江的門徒（如孔明、孔亮），便是宋江的故交（如武鬆、柴進），不是為宋江所收（如呼延灼），便是專奔宋江而來（如段景住）。這些人上山後，自然多半隻認得宋江，不大認得晁蓋。比如魯智深在少華山上要拉史進等人上梁山，便說“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被華州賀太守捉住，也說“我死倒不打緊，灑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來時，你這顆驢頭趁早兒都砍了送去”。在他們嘴裏眼裏，梁山泊早就是“宋公明哥哥”的了，沒晁蓋什麽事。
宋江不但人多，而且關係鐵，過得硬。花榮、李逵，是能和宋江一起去死的；武鬆、魯智深、史進、燕青，還有那個“拚命三郎”石秀，都是些“水裏火裏不回頭”而且“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漢子。這些人在梁山上，敢說敢罵，敢作敢為，說一不二，舉足輕重。正是靠著他們的擁護，宋江上山不久，就成了事實上的梁山之主。
相反，晁蓋的圈子既小，又很鬆散。公孫勝是個“閑散的人”，不去管他；白勝無足輕重，也不去管他。吳用是晁蓋的老弟兄，又是和晁蓋一起上山的，卻在宋江上山之後很快倒向了宋江。每次晁蓋和宋江發生分歧，吳用都站在宋江一邊，幫宋江說話。劉唐也是晁蓋舊部，和晁蓋一起出生入死，按說應該堅決執行“天王遺囑”的，然而卻在關鍵時刻“喪失立場”，成了“保宋派”，還要提供“理論根據”，道是“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指宋江）為尊之意”。似乎隻有宋江當寨主，才真正是天王遺誌，讓捉得史文恭者為首，反倒違背了晁蓋意願。林衝的態度也很曖昧。晁蓋在位時，他倒是願意幫晁蓋做些事情（比如攻打曾頭市，便是林衝相隨），但晁蓋死後，領頭請宋江就寨主之位的，卻也是林衝。可以肯定，如果宋江和晁蓋發生衝突，林衝多半會守中立。算來算去，和晁蓋最鐵的，也就是阮家三雄。可惜他們人太少，又常年在山下水寨，成不了什麽氣候。如此看來，晁蓋其實很孤立。
晁蓋是什麽時候感到這種孤立的？不大清楚。但曾頭市事件肯定是一個總爆發。梁山泊要打曾頭市，起因在於一匹“照夜玉獅子馬”。這匹馬是段景住盜來獻給宋江的。晁蓋是山寨之主，段景住要以此馬作為晉身之階，上山入夥，理應獻給晁蓋才是，怎麽卻要“獻與宋公明哥哥”呢？任晁蓋再大度，心裏也不能不起疑。事實上，這種事情出得多了。早在宋江將上山未上山時，就有歐鵬等四籌好漢前來相見，道是“隻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夠見麵”。這話當著晁蓋的麵就這麽說。好在大家“義氣深重”，又都是來救宋江的，也就不會介意。可是，後麵上山的人，也都說是衝著宋江來的。李逵、武鬆、魯智深等人就更是喊得厲害，口口聲聲“江湖上隻聞及時雨大名”，這就不能不讓晁蓋有了想法。我相信，晁蓋即便再愚鈍，也不會感覺不到，梁山好漢們對他的態度是客氣多於敬重，對宋江卻是實實在在的又敬又愛。
與此同時，晁蓋也一定感覺到宋江是在一步一步有意無意地架空他。自宋江上山，梁山泊的大半個家，便都是宋江當了。但有疑問，都是宋江拿主意；但有征戰，也都是宋江領兵下山。每到這時，眾頭領的態度，不是一片響應：“哥哥所言極是”；便是一片踴躍：“願隨哥哥前往”。晁蓋有什麽決定，總是被委婉地駁回；想要領兵下山，也總被客氣地勸阻。“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宋江總是這麽說。結果，宋江的功勞越來越大，人馬越來越多，威望也越來越高。這就不能不讓晁蓋心裏有點那個。再說，晁蓋也弄不明白，他這個“山寨之主”，究竟是統帥全局的領袖，還是擺看的花瓶？究竟要什麽樣的事，才該他出麵、出手、做主，才不是“輕動”？晁蓋心裏，真是想不明白，好沒意思。所以這一回，晁蓋決計不聽宋江那一套，死活要帶兵下山去。不但“宋江苦諫不聽”，而且“晁蓋忿怒”。這“忿怒”二字值得玩味。忿怒什麽呢？顯然不僅僅是因為曾頭市。
想當時晁蓋一定有一種緊迫感。他對宋江說：“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同時晁蓋一定也有一種孤獨感。以往宋江下山時，隻要說一聲：“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廳上廳下便會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就連打一個小小的芒碭山，吳用和公孫勝都要左右輔佐。這一回，卻似乎沒什麽人自告奮勇，得晁蓋自己點將。吳用和公孫勝都留下陪伴宋江。打先鋒和當軍師，全靠“梁山初結義”時的弟兄林衝一人。這就幾乎注定了晁蓋要失敗。而緊迫、孤獨導致的狂躁、冒進，則是晁蓋失敗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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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惆悵之《水滸》四章(四)何不殺去東京
宋江想沒想過要當皇帝呢？不好說。
李逵是主張宋江當皇帝的。這話李逵公開說過多次，而且幾乎是一有機會就要說。比如，晁天王曾頭市中箭，一命嗚呼。宋江因為有天王遺命在先，死活不肯就寨主位。於是林衝等人隻好請宋江“以大局為重”，權作首領，以免群龍無首。然而李逵卻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卻不好！”結果被宋江一聲斷喝：“這黑廝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這話說得著三不著兩。林衝等人請宋江到聚義廳議事，原本是要討論寨主問題。或者說，是要讓宋江出來主持工作，怎麽扯到當不當皇帝上去了？即便要當皇帝，也得先當了寨主再說。但李逵是個急性子，巴不得一步到位，也有點看不慣宋江的扭扭捏捏，所以就不管合適不合適，隻管喊將出來。
宋江其實也是有過這個念頭的。宋江江州遇難，危在旦夕，眾兄弟下梁山，劫法場，破無為軍，殺黃文柄，救得宋江性命，一同上山聚義。喘息未定，宋江便迫不及待地說起“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的段子，還要一句一句地解釋，得意之情，溢於言表。李逵是個直人，一聽這話，便跳起來叫好：“好哥哥，正應著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柄那賊也吃我割得快活。放著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卻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裏？”這話雖然立即被戴宗喝斷，不過宋江的心思，卻也被李逵有意無意地捅了出來。
那麽，宋江有沒有這個條件呢？應該說，多少有一點。
宋江的軍事力量到底有多大，不好說。不過，直到投降之前，官兵和梁山交鋒，沒勝過一回。即便是高俅、童貫帶了兵來，也不中。可見如果要和宋徽宗那昏君逐鹿中原，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宋江自己，應該說也是具有領袖資質的。他文不如蕭讓，武不及林衝，謀不如吳用，勇不及劉唐，這些人卻心甘情願地團結在他周圍，唯其馬首是瞻，可見宋江確實具有個人魅力。所以，如果宋江果真決定要“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眾弟兄一定是一片響應：“願隨哥哥前往”。想想看吧，宋江要投降，弟兄們盡管心裏一百個不願意，也還是跟著走了。要他們跟宋江去打江山，豈有不肯之理？
然而宋江卻不肯，因為宋江是“孝義黑三郎”。
宋江的“孝”是有名的。因為“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肯上山落草，以免“教人罵作不忠不孝”。宋江的“義”也是有名的。因為“義”，他不顧朝廷王法，放走“劫匪”晁蓋等人。正是“孝義”二字，使宋江在江湖上贏得了好名聲；但也正是這兩個字，使宋江在聽了“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的段子後，雖不免有些飄飄然，卻仍不敢有非分之想。
什麽是“孝”？“孝”的本質就是“恭敬順從”，因此又叫“孝敬”、“孝順”。不過，孝敬也好，孝順也好，都和“造反”格格不入。所以，孔子說，一個人，如果為人孝悌，卻又犯上作亂，那可是從來沒聽說過。
那麽，什麽是“義”呢？義，有俠義、情義、正義、忠義。宋江救晁蓋，講的是情義；投降朝廷，講的卻是忠義。而且，在宋江心目中，忠義顯然是第一位的。所以，晁蓋一死，宋江還隻是“代理寨主”，便立馬將“聚義廳”改為“忠義堂”。甚至可以說，在宋江看來，忠就是義，義就是忠。搭救晁蓋，是忠於友誼；投降朝廷，則是忠於國家。這樣的人，要他在王法之外做點小動作，是可能的；要他“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則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曆史上那些靠暴力奪取政權的，都不是什麽講忠孝仁義的人。劉邦置生父和親子的死活於不顧，有什麽“孝”？朱元璋初登大位，便大開殺戒，屠戮功臣，又有什麽“義”？正如林語堂先生在《中國人》（又譯《吾土與吾民》）一書中所說，建立新王朝“需要愛好戰爭和混亂的天才——對費厄潑賴，對學問及儒家倫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穩穩地坐在龍位之上，再將儒家的君主主義撿起來，這可是個極有用的東西”。宋江還隻是個“草頭王”，就把這東西當寶貝，行嗎？
所以，孝子也好，義士也好，都當不了造反皇帝。做得成的，都隻有把“忠孝節義”四個字束之高閣，至少暫時束之高閣。宋江撇不開這四個字，就不可能“殺去東京，奪了鳥位”。既不肯當皇帝，也不肯當強盜，便隻好選擇當“回頭浪子”，招安投降。
金聖歎腰斬《水滸》有著充分理由。就反對起義軍受招安而論，該斬；就小說的後半部分情節雷同粗糙無藝術可言論，該斬。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梁山起義軍與山東水泊梁山有著魚水的依存關係，他們生存、發展、壯大在山東水泊梁山的文化根基之上，失敗在受招安離開了山東水泊梁山之後。腰斬後的《水滸傳》突出地表現了《水滸傳》與山東水泊梁山的文化淵源。
一、《水滸傳》故事與山東水泊梁山
《水滸傳》中，特別是金本《水滸》中，絕大部分故事都是在山東境內發生展開的。
現在的山東地域，在宋代稱京東東路和京東西路，明確置山東省是在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宋代，即使俗稱“山東”這個名詞，其含義也是指太行山以東地區。如《十朝綱要》卷十八載：“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詔詔山東盜宋江”，張守的《秘閣修撰蔣園墓誌銘》載：“宋江嘯聚亡命，剽掠山東一路，州縣大震，吏多逃匿。”因《水滸傳》是元末明初人寫，所以書中所提“山東”，既為故稱，也含今義。如“山東及時雨黑宋江”等即是。
梁山在今山東省西南部的梁山縣，曾屬壽張縣。梁山占地麵積3.54平方公裏，海拔高度為197.9米。梁山所以成為英雄的聚義之地，主要還是由於它周圍的梁山泊。“梁山泊”最早見於《資治通鑒》：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4年）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它的形成，是從五代石晉開運初至北宋，因黃河在滑、鄆、水庫澶、濮等地多次決口，河水匯集梁山周圍，與源於梁山東南的張澤泊（後稱南旺湖）連成一片，形成了以梁山泊為中心的巨濼，統稱為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載：“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黃河又從滑州決口，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曆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闊、水勢最大。邵博《聞見從錄》卷三十載：“王荊公（王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謅言，‘決梁山泊八百裏以為田，其利大矣。’王荊公則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可見這時的梁山泊水域確有八百裏之闊，而且容量很大，為社會所關注。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本）第七十八回開首賦曰：“寨名水滸，泊號梁山，周回港汊數千條，四方周圍八百裏，東連海島，西接鹹陽，南通大冶、金鄉，北跨青、齊、兗、鄆。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條戰艦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萬軍糧馬草。聲開宇宙，五千驍騎戰爭夫，名達天庭，三十六員勇將……”可見《水滸傳》中的梁山泊域是真實地反映了曆史事實。
北宋時期梁山泊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這一帶屬於曖溫性氣候，又有自己獨特的滋潤，再加上底質肥沃，光照充足，因此有豐富的水產資源。諸如盧葦、蒲草、菱芡、魚蝦等，梁山的上下生長著茂密的樹林，東麵是肥沃的黃河衝積平原，沃野千裏，物產豐富。更重要的中，由於水域遼闊、煙波浩淼，一望無際，而且蘆葦叢生，港汊縱橫，地形複雜，水中有山，山水相連，蒲密遮港，山岑聳立，十分險要，退可以守，進便於攻，是綠林好漢聚嘯的理想地方。而屬歸京東西路的鄆、濟二州，水陸交通便利，更是農民起義軍理想的戰略要地。
由於梁山泊橫無際涯、雲蒸霧罩，蘆葦草蕩，遮天蔽日，水道港汊縱橫交錯，氣勢驚人，圍剿的官軍一旦進來，則暈頭轉向，不知所以。再加上梁山為群山環繞，形成天然屏障，其主峰虎頭峰（當地人稱為宋江寨）在梁山之南端，東西南三麵山陡坡峭，北麵是一狹窄的山梁，山梁兩側是峽穀人，穀深湍急，懸崖峭壁，即令敵人喪膽的“黑風口”。起義軍可以利用這奇特的地形，發揮自己的優勢，立於不敗之地。必要時也可從梁山轉移，向北可到平陰丘陵，向東北可到齊州、青州，向東南可達徐州，以便保存實力、繼續鬥爭。
在北宋，由於朝政日趨腐敗，對人民壓迫剝削越來越殘酷，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便不斷有鋌而走險者嘯聚梁山泊。《宋史·任諒傳》載：“梁山泊漁者皆為盜。”《宋史·許幾傳》載：“梁山泊多盜，皆漁者窟穴。”《宋史·蒲宗孟傳》載：“梁山泊素多盜。”
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的史料中，最早可能是元初陳泰的《所安遺集補遺》：“餘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峰，……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口事處……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可見，元初梁山泊水域仍然不小，群峰中也確有安山，宋江在梁山安營紮寨是可信的。《宋史·侯蒙傳》載：“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文中“齊”，即泰山之北山東境內的黃河流域，梁山泊在齊之西南；而山西複縣至河南開封一帶曾屬魏國地盤，梁山泊地其東北。也就是說，宋江領導的起義軍轉戰山東、山西、河南一帶，聲勢很大，震驚了北宋王朝，宋徽宗派侯蒙去知東平府（鄆州），是要他去招撫宋江，可見宋江起義是在當時距東平很近的梁山一帶，並以梁山為根據地向外出擊的。
《水滸傳》，特別是金本《水滸》，正是以梁山泊為中心地帶，來描寫水滸英雄起義故事的。從第十回《朱貴水亭施號箭，林衝雪夜上梁山》起，直至第七十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這一連串驚心動魄的故事，都沒有離開梁山泊。且其中的一些地名，至今仍然保存著，如武鬆打虎之地――陽穀縣景陽崗，武鬆鬥殺西門慶的獅子樓，武大郎賣飲餅的紫石街，還有忠義堂、黑風口、斷金亭、八角井、金沙灘等等都證實了水泊梁山是當時這支英雄隊伍的活動中心。
《水滸》中的英雄人物，也以山東籍的最多，一百單八將有38位是山東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天罡星36人，山東籍者12人。主要頭領晁蓋，宋江、吳用都是山東鄆城人。鄆城縣丁裏長鄉晁莊是晁蓋的村莊。鄆城縣的水堡村，傳說是宋江的宋家村。（也有人說宋江是梁山人，如元鄭鎮《宋家僭亂諸寇》：“宋江，梁山人。”這一是因為鄆城係梁山泊一帶，又與梁山近鄰，二是宋江隻有在梁山才創建了英雄偉業，成為傳奇式的“人中俊傑”，才會影響古今中外，這是一種文化現象）鄆城縣黃堆集鄉白垓村，傳說是白勝的安樂村。鄆城英雄還有李應、朱仝、雷橫等；梁山縣銀山鄉石廟村，傳說是阮氏兄弟的石碣村，村中有座“七賢廟”，塑著阮氏兄弟七人。此外，還有青州的花榮，沂水的李逵，登州的解珍、解寶。地煞星72人，山東籍者26人。
還有一些英雄人物，雖然祖籍不是山東，但卻長期在山東生活，或做官、或經商、或落草、或遷居。他們先後匯集於山東梁山泊，跟隨宋江反貪官汙吏，殺土豪惡霸，與官府對抗。山東梁山泊正是這些英雄好漢施展才華的理想天地。
二、《水滸傳》中對飲食及其有關風俗民情的描寫，給人印象最深的是梁山英雄大碗吃酒、大塊吃肉，豪壯氣概動人心魂。作者描寫飲食的意圖，主要是為了刻劃人物的性格，自然地展開故事情節，有力地表達主題思想。同時，可以讓讀者看出，書中所寫飲食的方式方法及其程序，都是山東梁山泊一帶的風俗禮儀。我們從中知道，《水滸傳》的作者對山東一帶民間生活十分熟悉，對梁山泊一帶的飲食文化了解得更為詳細深刻。
對酒類，書中所寫，有葷酒、渾清白酒、村酒、老酒、透瓶香、茅柴白酒、玉壺春酒、素酒、藍橋風月酒。
自古以來，魯西南一帶釀酒作坊很多，主要是生產白酒，也稱清酒、村酒。《水滸傳》作者特別注重人物的飲酒。把飲酒當作塑造人物性格，發展故事情節，反映社會現實的重要手段。例如，金本《水滸》第三回，魯智深作為和尚還大碗吃酒，先吃了十來碗，又撕著狗肉，蘸著蒜泥吃了十來碗，把店主都驚呆了，才演出大鬧五台山的喜劇，表現他不受宗教束縛，要求自由的粗獷豪放性格。第十回，“林衝雪夜上梁山”，在朱貴酒店裏吃了三四碗，因去梁山要經水路，又無處覓船，內心煩悶，又吃了幾碗，才由酒生情，寫下那八句豪言壯語，表現了他報仇雪恨上梁山的決心。二十二回，寫武鬆到陽穀縣，一連喝了十八碗“透瓶香”，才演出了景陽岡打虎的活劇。以上三位喝的都可稱為英雄酒。而在二十三回中，西門慶與王婆給潘金蓮斟酒、勸飲，潘金蓮幾鍾落肚，便動了春心，他們喝的是挑情酒、浮蕩酒。二十五回，武鬆請眾高鄰來大哥家喝酒，要眾位做個證見，喝的是殺人報仇酒。二十四回，宋江被老閻婆拉去，喝的是窩囊酒。最引人關注的是十四回為奪取生辰綱，晁蓋、吳用、劉唐、阮氏三雄立誓飲酒，七十回梁山泊一百單八將大聚會，對天宣誓畢，眾人歃血飲酒，大醉而散，喝的是聚義酒。《忠義水滸傳》第七十五回，殿前太尉陳宗善到梁山，十瓶禦酒是招安酒。八十二回宋江等投降朝廷，天子命擺禦宴，一百單八將喝的是投降酒。八十三回“陳橋驛滴淚斬小卒”，那軍校喝的是斷頭酒。到一百回，朝廷禦賜毒酒，宋江自知酒中下毒，死在旦夕，但是出於對朝廷的愚忠，生怕李逵造反，又將李逵藥殺，而李逵出於愚忠，死而無怨，喝的是悲劇落幕酒，令人慨歎不已。
以上所述，可以讓人品味酒文化的豐富內涵：風俗人情，人物性格的、文化素養、倫理道德、政治手段，興盛衰亡。
至於《水滸傳》中的食人肉，是一種反常現象。其實，這種描寫，也是有曆史根據的。蘇轍《龍川略誌》說：“齊嚐大饑，群氓相臠而食”。莊綽《雞肋篇》：“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自靖康丙午歲（1126年），金秋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裏，鬥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傷，殘於犬塚”。《元史》卷三十二載，元泰定三年至文宗至順元年（1326－1330年）久旱不雨，“大饑、民相食”。從中可知，宋末至元，山東境內，包括魯西一帶確有人吃人的殘酷事實。
魯西南一帶民間座次禮節至今與《水滸傳》所寫相同。以左為上首，右為下首。圍桌而坐，對房門一麵為尊位（上首），依次是左右，最下稱“打橫”即同尊位對麵。金本《水滸》十四回中，吳學究到石碣村為客，阮小二請教授上坐，吳用卻說“使不得”，阮小七心直口快：“哥哥隻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位，我兄弟兩便先坐了。”二十一回，宋江到柴進莊上，受到熱情款待，請宋江正麵坐地（麵南），柴進對席、宋清側首位下。二十二回，在小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鬆下席（下首）坐了，宋清橫頭（打橫――靠門）坐定。然而，在二十三回中，武鬆到哥哥家吃飯，“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鬆對席，武大打橫”。金批：“坐得絕倒。隻一坐法，寫武大渾沌，武二直性，婦人心邪，色色都有。”
由上可知，《水滸傳》的作者在深入體驗山東梁山泊一帶生活的基礎上，運用巧妙的技法，通過飲食方麵的描寫，得心應手地活現出民風民情，並在再現風土民情中成功的刻畫了人物性格，揭示了社會現實，又使此書成為研究民俗學的寶貴資料。
三、《水滸傳》語言與山東梁山泊的土語
梁山一帶的生活習慣常用語言與魯西南相同。這裏著重從《水滸傳》中山東言土語，看它與山東梁山泊的關係。
在第十九回中宋江幾次對劉唐說“不是耍處”。“耍”是“玩”的意思。山東從鄆城到沂水不少地方都將“玩”說“耍”，這裏是“不是好玩的地方”，有“危險”之意。第二十回中，宋江對閻婆說，“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係標準的鄆城一帶方言，“端的”即“真的”，“準來”即“一定來”。“直恁地這等”，是“怎的能這樣，真是煩人”的意思。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是“那老婆子卻事先算計了我”之意。唐牛兒說，“我喉急了”，是他為生活緊迫，“逼急了”的意思。那婆子“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緣”，和“口裏七十三、八十四隻顧嘈”，都是純粹的魯西南方言。“放你娘的狗屁”，也是山東罵人的話。唐牛兒罵老太婆“教你雙日不著單日著！”“著”是“挨”、“受”之意。“側街臥巷的橫死賊”中的“側街臥巷”也說“倒街臥巷”，象條橫躺的死屍似的，連同“死賊”都是魯西南一帶罵人的方言。“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係山東俗語。“你女兒忒無理”，“忒無理”即“太不講理”，魯西南一帶常用“忒”來表示“太”的意思。唐牛兒“去閻婆臉上隻一掌，打個滿天星。”“滿眼冒金星”。“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披麻救火，惹焰燒身”是山東很多地方用來形容惹火燒身的歇後語。第二十一回中，宋太公說，“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 不肯本分生理……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幹涉”中的“本分”、“生理”即“安分過日子”。“忤逆”則是不順從父輩，不安分守已之意，“幹涉”是“關係”之意。“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發來告”中的“挑唆”、“披頭散發”都是淺顯易懂的山東梁山方言。“不會周全人”中“周全”是“關心照顧”之意。“幹連的人”即“有牽連的人”，也是魯西南方言。武鬆說，“你是什麽鳥人？敢來消遣我！”中的“鳥”字，是山東不少地方放罵人人粗語，二十二回武鬆在與酒家對話和遇虎前的自言自語中就一連用了七次。使用此字最多的是粗人李逵。
第二十二回，武鬆與宋江分別之後，“尋思道，江湖上隻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其中的“尋思”是“考慮”，“聞說”是“聽說”，“不虛”是“不假”，“結識”是“結交”，“不枉”是“不虧”之意。都係山東方言。“不要你貼錢”，“貼錢”是“添補錢”、“倒貼錢”；“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之中，“老爹”是魯西南、魯西北一些地方對父親的稱呼，“性發”即“發脾氣”，“通教”是“全部把”之意，亦是山東方言。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這廝”是“這家夥”，“休惹他”即“不要引他發火”，北方方言。武鬆“綽了哨棒”，“綽”是“拿起”之意。武大郎說武鬆“如何不看見我則個？”“看見”是“看望”之意，“則個”是語尾助詞，相當於“呢？”是壽張、陽穀一帶方言，梁山泊一帶過去也相當流行。第二十二回中，“淨辨”即“淨般”、“清靜”的意思。“纏他（她）”即老財主“纏磨”地、“挑鬥”潘金蓮。文中說潘金蓮嫁給武大，“倒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為頭的”是最主要的（毛病），潘金蓮對武鬆說，“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是梁山俗語，說看不起武大郎這樣呆頭呆腦、軟弱無能之人。“央了間壁王婆”中，“央”是“央求”，“間壁”是“隔壁”，“伏侍”是“侍奉”、“伺候”之意，“撩撥”、“撩鬥”都是挑鬥風情之意。均為山東方言。“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發男子漢”，山東人常用“頂天立地，噙齒戴發”來形容光明磊落、一身正氣的熱血男兒。“表壯不如裏壯”是山東地方的俗語，意思是，丈夫在外能幹，不如有個安分勤快的媳婦。“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麵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鱉老婆。”這是山東許多地方用來形容正直、好強之人的群眾語言。“搠”字更是山東土語。王婆說：“自古道‘駿馬卻馱癡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自古道”兩句係山東民間諺語，“偏生”更是典型的魯西南方言。“約莫未及半個時辰，又踅將來王婆店”，“約莫”是“估計”、“大約”之意。“撮合山”，是山東一些地方稱會撮合事的人。“怎吃得耳刮子”，“耳刮子”是指“打臉”，純魯西南方言。王婆自誇“雖然人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著。”也是山東一些地方的歇後語，表示自己（或他人）的本事，能達到目的。“卻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巴不到”是急切昐望之意，魯西南、魯西北方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裏”，係山東俗語。“那西門慶須了得，……幹吃他一頓拳頭……幹結果了你。”“須了得”是“真了不得”之意，“幹”是“白白地”，“隻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裸起”即“撩起”、“掀起”，“直搶入”是“一直闖進”之意。西門慶聽那婦人一說，“卻似掉在冰窨子裏”，山東許多地方把地窨叫作“地窨子”。
《水滸傳》中的山東方言、土語、俗語、諺語、歇後語很多，豐富多彩，隨處可見。可以看出，作者對山東及梁山泊一帶的生活習慣、風俗人情、語言表達都十分熟悉，在創作中能運用自如，準確而又形象生動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刻劃人物的性格，突出作品的主題，這也是《水滸傳》的藝術成就之一，實為難難可貴。
《水滸傳》全稱《忠義水滸傳》，是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反映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作者通過以宋江為首的各路好漢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動地演繹了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現實，表達了對社會安寧、國泰民安的向往和對貪官汙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愛國、除暴安良的理想圖畫。因此，正如小說題目所昭示的，忠義思想就是這部小說的主旨。這種思想的最大負載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這個人物。應該說這個形象在第70回之前是比較真實的，而第70回之後則顯得虛假不實。為什麽說小說中的宋江形象存在虛假成分呢？這要從宋江性格矛盾說起。盡管《水滸傳》取材於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畢竟又加上了許多理想成分，將這個人物理想化了。
宋江不僅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說中的一個特殊人物。說他重要，是因為作為起義軍領袖，他親手創建、發展、壯大了起義隊伍，使之成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說他特殊，是因為他既委身於造反之列，卻又始終不能忘懷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耿耿忠心，最終又親手葬送了起義事業。“義”使他傾向革命，不滿現實；“忠”又使他瞻前顧後，優柔寡斷。這種雙重性格，不僅造成了宋江的個人悲劇，也造成了整個起義軍的悲劇。
在作者筆下，忠義思想無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圍繞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個階段來演繹宋江生活的軌跡：一是俠義英雄時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為寇時期；三是招安以後。
其中，第一個時期是宋江人生的一個重要鋪墊。作者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突出描寫宋江的“義”。這不僅是人物性格的基礎，而且也是整部小說的基礎，所以，人物一出場，作者就為他定下了義的基調。小說第18回對宋江有一個總的介紹，寫他平生隻好結交江湖好漢，一貫地扶危濟困，救人之急，有“及時雨”之稱。因此，天下不論識與不識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稱讚，也無不以結識宋江為榮。宋江也正因此而獲得了極高的聲譽。在這一時期，宋江最大的一次義舉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綱的晁蓋等人。雖然他出於“義”救了他們，但從內心裏又覺得他們犯下了彌天大罪，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可見，其所行之“義”，是以不觸及封建專製統治為前提的純粹的義，但是“義”和“忠”畢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對立的兩種思想。當這兩種思想統一在一個人身上時，就難免要作出抉擇。顧及了對晁蓋的義，就不可能顧及對封建王朝的忠。“忠”和“義”的矛盾本來就潛在著，隻不過在第一個時期沒有明朗化罷了。總的來看，俠義英雄時期的宋江，仗義疏財，扶貧濟困，是一個心懷忠義、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表現在他身上的“義”，體現了封建時代人民群眾向往人與人之間友好相處、互相扶助的一種道德追求。
怒殺閻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為了逃避朝廷的懲處，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處流浪。作者寫他亡命江湖的目的，還是在於展示一個“義”字。比如小旋風柴進對他的禮遇，清風山劫匪王矮虎前後不同的態度等，都從側麵烘托了他的“義”。宋江的義，不僅使他俠名遠揚，而且像一塊護身符一樣多次助他化險為夷，遇難呈祥。各路英雄對宋江的頂禮膜拜，正是對他的“義舉”的回報。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麽大的凝聚力，將眾多好漢團結在他的周圍，他也才能夠穩坐帥位，說一不二，具有那麽高的威信！顯然，“義”是他日後統率梁山的資本。
不僅如此，亡命江湖還給了宋江展示其組織才能。領導才能的機會。亡命清風寨時，為報劉高之妻害已之仇，他與花榮合謀定計，大敗官軍。此後，為了粉碎官軍的追剿，他又用計智賺秦明入夥，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宋江以他的“義”和智慧，在清風山初步集結起一支造反隊伍。為了躲避大隊官軍的追捕，他又積極獻計獻策，要親率這支造反隊伍上梁山入夥。宋江以他的實際行動表現出對封建專製製度的極大蔑視與踐踏。當此之時，他可曾想到對皇帝的忠？秦明本無反心，他卻逼其造反，這是在維護封建製度嗎？計賺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數人被殺，這是在維護封建王法嗎？秦明無辜而被反名，其家人無罪而就地死，這是義還是非義？隻是，宋江這種反抗思想的萌芽不久即為宋太公的一封家書所扼殺。出於忠孝，宋江一再拒絕了晁蓋的等人邀其上山入夥的建議，寧可淪為朝廷的囚徒，也不願意落草為寇與朝廷為敵！這種骨子裏對封建王朝的“忠”與行動上的不忠矛盾地糾纏在一起，使他的潔身自好與造反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忠”對“義”的主導任用，又使宋江的入夥梁山充滿了曲折性和戲劇性。盡管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險四伏，迭遇不測，使宋江飽受驚嚇，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謝絕了各路好漢殷殷挽留的好意。
刺配江州以後，宋江原本希望改過自新，再作良民，以上報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階級並不買他的帳，最後因為一首所謂的“反詩”而要革掉他的命。宋江雖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與武鬆、林衝等人又是多麽的判然不同啊！
落草梁山以後，宋江充分發揮了他的領導才幹，整飭山寨，訓練隊伍，親率義軍攻城掠地，打敗官軍，嚴重威脅到宋王朝的生存。為了壯大自己，他又不擇手段地籠絡人才，將宋朝的統軍將領呼延灼、關勝等“逼”上梁山。為了招納盧俊義上山，一方麵，宋江大展“義”舉，使盧俊義感激非常，另一方麵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題下反詩，斷其歸路。乃至盧俊義蒙冤陷獄，宋江為救他又率兵遠行，兵臨城下。呼延灼、關勝、盧俊義等皆無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情願歸降後，宋江又以日後封妻蔭子相安慰。他一方麵自稱朝廷罪臣，見有輒稱“小吏”，稱已不得已暫居水泊，另一方麵，卻又轟轟烈烈大造朝廷的反。不管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落草為寇時期的宋江，始終洋溢著一種強烈的造反精神。正因如何他才能團結義軍民，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無論宋江骨子裏如何忠於朝廷，他的行為卻把他自己置於了統治階級的對立麵。或許正因如此，招安以後，四大奸臣始終對宋江心存芥蒂，他們怎麽能容忍一個造過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稱臣呢？他們又如何敢給這個造反英雄以高度信任呢？宋江的“義”表現出了與朝廷公然對立的性質。客觀上講，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較可信，但後期的不和諧導致了人物性格的矛盾。
正當起義軍取得三敗高俅、兩贏童貫的輝煌勝利之際，宋江的思想與行為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個一向標榜“替天行道”、“清君側”的人不僅沒有殺掉奸臣，反而恭恭敬敬地將其送下了山。為了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疏通與皇帝的關係。因為在宋江看來，自己已完全具備了投降朝廷的條件。不是嗎？在官軍不能消滅自己的情況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對朝廷的忠心嗎？可見，他是把梁山義軍的一切勝利，當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資本。招安之後，他又馬不停蹄地為統治者破大遼、平方臘，不是再一次證明他的忠心嗎？可惜這隻是宋江的一廂情願！事實上，宋徽宗這個無道昏君再糊塗，有一點卻表現得非常清醒，那就是從未信任過宋江！正應了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俗語，宋江的悲劇其實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隻不過他並不自覺，反而以“義”為借口，讓眾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祭品。造過朝廷的反，是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為不智；讓眾弟兄因他而死，是為不義！而他偏偏以“忠義”相標榜！
通過上述對宋江忠義思想發展過程的分析，不難看出，忠義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與義的矛盾卻始終存在著，隻不過在各個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而忠對義的主導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
“忠”和“義”是極端對立的兩種思想。一方麵，宋江對皇帝特別“忠”，始終沒起過反抗皇帝的念頭，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為皆歸結為忠君愛國，為國除奸；另一方麵，他對梁山兄弟又特別義。然而，皇帝與“賊寇”之間畢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會黑暗的罪魁禍首。對殘民以逞的皇帝絕對忠，就不可能對人民群眾特別義。招安之後的殘酷現實一再證明了這一點，陳橋驛滴淚斬小卒就是一個明證。反之，對人民群眾特別義就不可能對皇帝絕對忠。遺憾的是，作者卻讓宋江將這對立的雙方“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開辟了所謂第三條道路。
首先，作者讓宋江把皇帝與奸臣分開，把起義宗旨限定在隻反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又把“義”放在“忠”的附屬地位，忠義思想實質上變成了絕對的忠君思想，而“義”又不可避免地成為束縛梁山好漢的一種精神枷鎖。試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麽強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稱諾，一味順從，那怕成了宋江“忠”的犧牲品，還甘願做一名小鬼追隨他。梁山兄弟均反對招安，可是唯獨不反對自始至終主張招安的宋江，並對他表現出盲目的絕對的順從。正是在“義”的欺騙下，梁山兄弟才甘願隨宋江征遼寇，平方臘，一百單八將損折大半，最後連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義思想的犧牲品。這種悲劇性的結局說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贏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義”也沒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連反貪官汙吏這一目的也沒能達到。
宋江性格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觀的矛盾。這從小說和題目《忠義水滸傳》上也不難看出。出於對封建正統思想的考慮，作者一方麵一廂情願地安排宋江的出路，以使之合乎忠君愛國的理想，另一方麵又以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大力鞭撻封建製度的黑暗腐朽，使造反起義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對造反英雄的歌頌。作者這種思想上的矛盾不僅毫無保留地體現在宋江這個人物的塑造上，使得宋江成為小說中最失敗的人物，而且體現在小說的招安結局上，使得《水滸傳》的主題呈現出完全對立的思想特性。作者既不想讓宋江起義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那麽，草寇生涯就不是一個美好的結局。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招安即投降朝廷才是青史留名的美事。宋江這個形象的失敗，就在於他完全成了作者思想的傳聲筒，以至於人物性格的發展前後矛盾，破綻百出！
可以說，正是由於作者世界觀的矛盾導致了宋江性格的分裂，最終使其缺少真實感。
中國的古典小說,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引起後人不絕的評讚。但是,人們的注意力似乎總願集中到小說的主角身上,對於其中的配角,小人物,大都不夠重視。因為,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小人物常常是沒有自己的獨立價值和地位的。可事實上,一部好小說,其中的配角並非可有可無的附屬品,因為盡管他們是配角,是小人物,可也是活生生的人,是社會的構成部分。就社會而言,他們都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和價值,“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李贄語)作為我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在小人物的塑造方麵取得了突出的藝術成就。
《水滸傳》的藝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這不僅僅表現於對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也表現於對書中的配角,小人物的傳神描寫與刻畫。《水滸傳》中的眾多小人物,組成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廊。本文擬結合作品對鄆哥、王婆、何九叔三個小人物形象的塑造,談談《水滸傳》中配角的塑造及其在書中的價值。
一、配角的塑造與情節的發展
我們知道,情節是著眼於、服務於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的,若沒有人物獨特的性格發展,也不可能有生動的情節。因為情節的本質就是人物的性格,情節不過是性格的運動而已。因此,情節與人物的性格應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水滸傳》中的小人物,作者把他們創造出來,並不隻是著眼於人物本身的性格和命運,其主要作用之一,是為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鄆哥,就是這樣一個角色。
鄆哥是在小說第24回出現的。這是一個市井小人物。他的出現,為的是引出武大得知潘金蓮與西門慶的奸情,武大被西門慶打,造成潘金蓮藥死武大的時機等等情節。這一人物雖小,卻非常關鍵。雖然呈現在我們麵前的鄆哥隻是簡單的幾個鏡頭,卻活脫成一個個性鮮明的藝術形象,並由此讓我們看到他在書中的地位和價值。
鄆哥可以說是武氏家庭事件的引爆者。他機智、聰明還極有孝心。這是一個未脫孩子氣的少年。他的最先出場,是由於與西門慶有聯係,正因為如此,他聽說了西門慶與潘金蓮的奸情。在別人的戲弄下,他帶著孩子般的得意和鬧著玩的心情到了王婆家。他清楚地知道王婆是知內情的,可他並不直接點明。有這樣一般對話———王婆:“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麽?”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麽大官人?”鄆哥道:“幹娘情知是那個,便隻是他那個。”沒有描寫,沒有說明,隻簡單的幾句性格化的對話,便顯示出了鄆哥的靈巧。當鄆哥被王婆打罵之後,書中寫道: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這幾個“一頭”,就把一個十五六歲少年的單純、氣惱、無奈和孩子氣,用他那富有特征的動作,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鄆哥很自然地產生了對王婆的憤恨和報複心理,所以說出了“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這樣的話。鄆哥的一舉一動,都顯示了他在社會矛盾中所處的地位,顯示了他的獨特性格以及在特定場合下的心理狀態。若換了別人,或許就不會有與王婆的對打,若沒有與王婆的對打,也許就不會那麽自然,那麽快,那麽合情理地使武大知道真情;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會想出更高明點的捉奸方法,若真是這樣,那往後的故事情節很可能就要更改一下了。而正是這個鄆哥,這個在特定環境中形成自己個性的鄆哥,才使武大被打來得這樣自然,這樣順理成章,才引出了“王婆計啜西門慶,淫婦藥鴆武大郎”以及鄆哥大鬧授官廳,武鬆計殺西門慶等往後的一係列情節,從而很自然地推動了情節的發展。
我們不難看出,就鄆哥而言,塑造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動情節的發展,以便給刻畫故事中的主人提供條件。但同時,我們也看到,鄆哥這個人物也不是隨便寫出來的,作者對他也是精雕細刻的。他個性鮮明,雖隻是白描式的描寫,但他那性格化的語言,個性化的動作,卻使這一形象塑造得生動、傳神,並使得故事情節發展得自然、真實,曲折跌宕,引人入勝,從而給主要人物登場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因此,鄆哥決不是可有可無的人物,他的成功塑造,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他在書中所起到的作用,決定了他在《水滸傳》中的價值。
二、配角的塑造與主要人物的關係
小說中塑造典型人物是很重要的,典型人物塑造得是否成功,往往關係到整個小說的成敗。應該這樣說,《水滸傳》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出色地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但是,“人要有現實客觀存在,就必須有一個周圍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沒有一座廟宇來安頓一樣。”(黑格爾語)若沒有這樣一個自然的、社會的“周圍的世界”,小說中的典型本身就會變得很抽象,從而失去他的現實性和真實性。而這個“社會的周圍世界”,就體現在典型人物以外的一些次要人物身上,這些次要人物塑造得好壞,即這個“社會的周圍世界”是否精彩,往往影響著典型人物的塑造。
《水滸傳》中,王婆和何九叔都是出現在作者精心創造的武鬆的性格傳記裏的。(前麵提到的鄆哥亦不例外)他們對故事情節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由於他們的存在,更襯托了作為典型人物之一武鬆的性格特點,使得武鬆本來極富特征的個性更鮮明。
王婆是一個善於投機鑽營、損人利己的江湖市儈,也是一個串百家門的三姑六婆。她善於揣測人們的心理,能說會道。她能“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嫦娥尋配偶”,她的性格特點,在她看出西門慶的心事以及為西門慶策劃引誘潘金蓮的兩段描寫中,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看出西門慶的心事,是王婆憑著自己的經驗。王婆的目的是想從西門慶那裏獲點利。於是她采取欲擒故縱的辦法慢慢引西門慶上鉤,然後從他身上撈一把,“著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隻叫他舐不著,那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的目的達到了,當然西門慶的目的也達到了。王婆那種種布置和推測,大概也隻有王婆能想得出。她不露破綻地讓人慢慢走進她布置的圈套中。為了自己得到,她不惜唆使西門慶、潘金蓮毒害武大。這足以見出王婆狡詐、刁鑽、惡毒的品性,這個畸形人物的市儈陰毒性格特點,被作者刻畫得逼真傳神。她的結局,也水到渠成,令人拍手稱快。
如果說王婆是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一個畸形人物,那麽何九叔則是屬於生活下層中的另一種人了。他精細、圓滑,談不上太壞,也說不上好。他是團頭,管理地方上的殮屍抬埋一類的事,因此他得以廣泛接觸社會各個層次。為了生存,不得不給自己著上各種各樣的保護色。收殮武大屍首,他的精細使他一開始就覺得蹺蹊。平白無故,西門慶突然設酒招待,又給他銀兩。當何九叔看到潘金蓮時,心裏就更有數了,“原來武大卻討著這個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曆”,這時,書中並沒有對何九叔的性格作怎樣細致的描寫和說明,隻是寫出了何九叔見到武大屍首時在行動上的快速反應: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麵皮黃,眼無光。這種帶有性格特征的“快速反應”,生動地寫出了何九叔的久經世故,筆墨不多,卻活脫了一個明哲保身的小市民形象。因為應了西門慶,武大有個兄弟,便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若逆了西門慶,“卻不是去撩蜂剔蠍”?誰也不想得罪,誰也不能得罪,又不得逃脫,於是他隻有這樣幹脆、迅速地處理眼前的尷尬,並不露一絲破綻,使人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圓滑、精細和應變能力,這與前文提到的單純幼稚的鄆哥是多麽鮮明的對比!這種中庸的態度,等到麵對著手握尖刀的武鬆,則表現得更加突出。
王婆和何九叔,盡管都是下層社會中世故圓滑的代表,但卻一個圓滑得很毒、鑽營、損人利己,一個圓滑得中庸,不願招惹是非。兩個同類性格卻又存在鮮明差異的小配角,在充分表現社會生活複雜性的同時,更襯托了武鬆耿直、勇猛、疾惡如仇的粗獷性格,反襯出武鬆敢做敢為的豪爽。
這就如同“烘雲托月”的道理。畫雲是為了畫月,雲畫不好,月也就畫不好。當人們被月亮的美所吸引時,可能不再注意到雲彩的美,但這正體現了雲彩美的價值。同樣的,為了“畫”好武鬆這一形象,作者下功夫畫好了作為烘托武鬆形象的王婆、何九叔,甚至鄆哥。雖然著墨不多,卻栩栩如生,逼真傳神,使得人們看過《水滸傳》後,被武鬆的性格特征所吸引,讚歎這位力大無比,且極有正義感,敢做敢為的打虎英雄。其實,這不僅僅是因為武鬆這一典型形象本身塑造得好,當我們回過頭來仔細看看時,卻發現了作為小人物,作為配角的王婆、何九叔、鄆哥等人所起的作用。正是這些小人物的成功塑造,才使得小說的主人們有了生活的空間,才使人們感受到了典型人物的真實,社會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鮮明。
總之,一部小說中的配角,決不是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附屬品,他們展現出社會生活的複雜麵,展現了生活在社會各階層複雜人物的多樣化性格,也為典型人物的存在營造了精彩的、現實的、社會的“周圍世界”,亦即典型人物賴以生存的真實的空間。
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百三《侯蒙傳》中雲：“宋江寇京東，蒙上書陳製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曰：‘蒙居閑不忘君，忠臣也。’起知東平府，未赴而卒。”這裏所說的“三十六人”無疑是指三十六個頭領。這三十六人都是誰呢？
宋·龔開在《宋江三十六人讚並序》中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讚，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載侍郎《侯蒙傳》的一書篇，陳製賊之計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此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餘然後知江輩真有聞於時者。於是即三十六人，人為一讚，而體箴在焉。……”龔氏所讚的“宋江三十六人”是：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條張順，船兒火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鬆，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麵獸楊誌，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蠍解寶，鐵天王晁蓋，金槍班徐寧，撲天雕李應。把宋江排在第一位，以他為首、為代表人，題目上也寫上他的名字，作《宋江三十六人讚》；而居然把晁蓋排在第三十四位。
在宋江入夥之前，晁蓋就是山寨上聚義的總頭領；宋江入夥以後，位在晁蓋之下，隻是個第二把手。然而，龔開為何要如此極力讚揚宋江，而又如此貶低晁蓋呢？這是因為宋江自號“呼保義”（“呼群保義”之意），他不反對皇帝，呼喚眾人對皇帝保持忠義，他是忠於皇帝的，一心企盼招安報效朝廷，故不“僭侈”自稱為王；而晁蓋恰恰相反，居然自稱為“鐵天王”，要與大宋皇帝作個對頭。龔開也好，《大宋宣和遺事》、《水滸傳》的作者也好，他們都具有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隻反貪官而不反皇帝，主張對皇帝保持忠義，維護皇帝的最高統治，故極力讚揚宋江而貶抑晁蓋。百二十回本《水滸全傳》第七十一回中有雲：“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休言嘯聚山林，早願瞻依廊廟。”道出了其中真諦。龔開也說：“餘嚐以江之所為，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蹠為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於極外，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蹠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在，所為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嚐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蹠與江也？”這裏所說的“聖公”，指的是方臘。宋·方勺《泊宅編》中雲：“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龔開對方臘自號聖公而稱帝，改元永樂，是反感的，認為他不如宋江“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龔氏讚“呼保義宋江”雲：“不假稱王，而呼保義。豈若狂卓，專犯忌諱？”他把董卓和方臘都視為“亂臣賊子”，不能認識到董卓與方臘的本質區別。“不假稱王”的“王”指的是帝王，而不是帝王以下的“王侯”的“王”。他讚“尺八腿劉唐”雲：“將軍下短，貴稱侯王。汝豈非夫，腿尺八長？”可證“貴稱侯王”服從帝王是可以的，但萬萬不能稱帝王，因為傳統思想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晁蓋卻自稱為“鐵天王”，龔開對此是不滿的，故對“鐵天王晁蓋”的評語中有“頑鐵鑄汝”之句，由“鐵天王”的“鐵”聯想到“頑鐵”，以貶抑晁蓋之頑固，把他從第一座次降到第三十四位。在宋元間無名氏《大宋宣和遺呈》、高文秀《黑旋風雙獻功雜劇》、李文蔚《同樂院燕青博魚雜劇》、康進之《梁山泊黑旋風負荊雜劇》、李致遠《大婦小妻還牢末雜劇》、無名氏《魯智深喜賞黃花峪雜劇》、元明間施耐庵與羅貫中的《水滸傳》中，都讓這位“天王”晁蓋早早的就死了，這正是“在晁蓋恐托膽稱王，歸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義，把寨為頭”之意。
無名氏《大宋宣和遺事》中寫的宋江三十六人與龔開寫的不完全相同。《宣和遺事》中講有這樣的故事：奸臣朱勔運花石綱時，差楊誌、盧（黃丕烈本作李）進義、林衝、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二十人為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這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為弟兄，誓有災互相救援。盧（黃本作李）進義等十人運花石已到汴京；隻有楊誌在穎州等候孫立不來，遇著雪阻，旅途貧困，饑寒交迫，隻得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一個惡少前來無理取鬧，糾纏不休，被楊誌所殺。太守判將楊誌誥劄出身盡行燒毀，枷配衛州軍城。行次遇孫立，問楊誌為何犯罪，楊誌說了原委，各人自去。孫立心想楊誌因等候我而犯此罪，當初結義之時，誓在厄難相救。於是星夜奔歸京師，報與盧（黃本作李）進義等知道楊誌犯罪因由。十一人商議後，徑往黃河岸上等等楊誌過來。殺了防送軍人，同行太行山去落草為寇。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緞物，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為蔡太師上壽。一日午後馬安國等人行至五花營堤上，在路旁樹蔭下歇涼時，見八個大漢，其中一人擔一對酒桶，也來歇涼。馬縣尉饑渴瘐困，買了兩瓶酒，令一行人都喝了些，不想全被麻倒，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緞匹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馬縣尉等人半夜醒來，不見了擔杖，隻見一對酒桶撤在一旁，遂挑起酒桶，至南洛縣，對知縣尹大諒說了原委。尹大諒令司吏辨認酒桶，見桶上有“酒海花家”四字，遂派緝事人王平去緝查。王平至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著“酒海花家”，遂將店主花約捉拿，付吏張大年勘問。花約供出日前午間有八個大漢來吃酒，說是往嶽廟燒香，借了一對酒桶，買酒挑桶而去。張追問八大漢姓名，花說為頭的叫晁蓋，號鐵天王，在鄆城縣石碣村住；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七人。張大年遂行文字下鄆城縣根捕。鄆城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後，星夜跑去石碣村報與晁蓋等人，晁蓋等當夜逃走。宋江至天曉，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董平隻捉得晁蓋之父晁太公，用繩捆了，管押解官。途中晁蓋等人把晁太公搶去，董平率眾回縣。晁蓋等八人邀約楊誌等十二人，共是二十個人，結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為寇。晁蓋念宋江相救恩義。密使劉唐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交與娼妓閻婆惜收了，機事不密，被閻婆惜得知來曆。宋江因父病請假回家，途中遇舊時相知杜遷、張岑，二人捕魚為生，偶留得一大漢索超在酒店飲酒。又有董平為捕捉晁蓋不獲，受了幾頓粗棍限棒，將身在逃，恰與宋江途中相會。索超說自己做了幾項歹事勾當，不得已而願落草。宋江遂寫書信薦此四人去尋投晁蓋。宋江歸家醫治父病愈後，再回鄆城縣。見閻婆惜正與吳偉偎依偷情，一怒之下殺了閻婆惜、吳偉，隻得逃回宋公莊。知縣派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去宋公莊捉宋江，宋江逃躲在屋後九天玄女廟中。王成隻得將宋江之父拿去。宋江躲過災難，拜謝了玄女娘娘，見香案上有一卷天書，上題詩四句：“破國因山木，刀兵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他省悟到這說的是“宋江”。翻閱天書，見有三十六將姓名：
智多星吳加亮，玉麒麟盧（黃本作李）進義，青麵獸楊誌，混江龍李海，九紋龍史進，入雲龍公孫勝，浪裏百跳（黃本作白條）張順，霹靂火秦明，活閻羅阮小七，立地太歲阮小五，短命二郎阮進，大刀關必勝，豹子頭林衝，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金槍手徐寧，撲天雕李應，赤發鬼劉唐，一撞直董平，插翅虎雷橫，關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賽關索王雄，病尉遲孫立，小李廣花榮，沒羽箭張青，沒遮拉穆橫，浪子燕青，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鬆，鐵鞭呼延綽，急先鋒索超，拚命二（黃本作三）郎石秀，火船工張岑，摸著雲杜遷，鐵天王晁蓋。
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延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宋江遂帶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泊尋哥哥晁蓋。及到梁山泊，晁蓋已死。宋江對吳加亮等人把天書說了一遍，首領吳加亮、盧（黃本作李）進義和那幾個兄弟共推宋江做首領。宋江道：“今會中隻少了三人。”那三人是：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張橫，鐵鞭呼延綽。筵會散後，各人統率強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揚、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眾。朝廷命呼延綽為將，統兵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呼延綽帶領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降宋江為寇。僧人魯智深亦反叛來投奔宋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無其奈何，隻得招諭宋江等。元帥張叔夜，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平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宣和遺事》中的“三十六人”不包括宋江在內，宋江是三十六將之帥，故雲“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宋江和那三十六人”雲雲，足可證加上宋江乃是三十七人。天書上三十六人名單，“鐵天王晁蓋”居然排在最末。晁蓋死後，又添加了名單上所無的一丈青張橫及不知綽號的李橫，成了三十七人，加上統帥宋江該是三十八人了。《宣和遺呈》中錯訛之處甚多。如說“今會中隻少三人”，是花和尚魯智深、一丈青張橫、鐵鞭呼延綽；然下麵卻說呼延綽帶領李橫投降宋江為寇，僧人魯智深亦來投奔宋江。那麽張橫和李橫是否為同一個人呢？看來像是同一個，李橫當是張橫之誤。然天書上三十六人名單中既無張橫，也無李橫，甚至沒有一個綽號為“一丈青”的。名單中有一個火船工張岑，然此人上梁山泊比宋江還早，顯然不是“今會中隻少了三人”中的一丈青張橫。名單上的鐵天王晁蓋已死，遞補上一丈青張橫，仍然是三十六人，加上主帥宋江，共是三十七人。《宣和遺事》上說的宋江“帶領得朱仝、雷橫、並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濼上……”吳加亮等人“見宋江帶得九人來……”也有誤。從天書上的名單來看，宋江帶來的是十人，即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史進、公孫勝、張順、武鬆、石秀。另外，敘事中說的是關勝、阮通，天書上名單中卻作關必勝、阮小五，名字不統一。
《宣和遺事》中的三十六將與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讚》中的三十六人的綽號、姓名並非全然一樣。《遺事》中的吳加亮，在《讚》中作吳學究；《遺事》中的盧（黃本作李）進義，《讚》中作盧俊義；《遺事》中的李海，《讚》中作李俊；《遺事》中的入雲龍公孫勝，《讚》中無；《遺事》中的浪裏百跳（黃本作白條），《讚》中作白跳；《遺事》中的阮進，《讚》中作阮小二；《遺事》中的豹子頭林衝，《讚》中無；《遺事》中的金槍手，《讚》中作金槍班；《遺事》中的赤發鬼，《讚》中作尺八腿；《遺事》中的一撞直，《讚》中作一直撞；《遺事》中的王雄，《讚》中作楊雄；《遺事》中的張青，《讚》中作張清；《遺事》中的急先鋒，《讚》中作先鋒；《遺事》中的火船工張岑，《讚》中無；《遺事》中的一丈青張橫，《讚》中作船火兒張橫；《遺事》中的摸著雲杜千，《讚》中無；《讚》中的兩頭蛇解珍、雙尾蠍解寶，《遺事》中均無。《讚》中算上宋江、晁蓋，共是三十六人；《遺事》中不算為帥的宋江和已死的晁蓋，加上一丈青張橫，是三十六人，倘算上宋江，則是三十七人。
對《讚》和《遺事》作了比較後可知：《讚》中的吳學究與《遺事》中的吳加亮應是一人；《讚》中的盧俊義與《遺事》中的盧（黃本作李）進義應是一人；《讚》中的李俊與《遺事》中的李海應是一人；《讚》中的阮小二與《遺事》中的阮進應是一人；《讚》中的楊雄與《遺事》中的王雄應是一人；《讚》中的張清與《遺事》中的張青應是一人。《讚》比《遺事》多出解珍、解寶二人；《遺事》比《讚》多出林衝、公孫勝、杜千、張岑四人。
《水滸傳》的作者肯定讀過《宋江三十六人讚並序》與《大宋宣和遺事》，因為《水滸傳》中即有《讚》中的兩頭蛇解珍、雙尾蠍解寶，也有《遺事》中的豹子頭林衝、入雲龍公孫勝；《水滸傳》中的天罡星三十六將的姓名和綽號也基本上是從《讚》和《遺事》來的。《水滸》把《讚》與《遺事》中的晁蓋屏除在三十六天罡星之外，甚至七十二地煞星中也沒有他。把孫立也降到了地煞星之中。《遺事》中摸著雲杜千，在《水滸》中被改為摸著天杜遷，也被置於地煞星之列。《水滸》綜合了《讚》與《遺事》兩書中所開的名單，對少許人名、綽號作了修改，重新排列了一個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名單：天魁星呼保義宋江（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綽號用兩書，姓名用《讚》），天機星智多星吳用（綽號用兩書，名另改），天閑星入雲龍公孫勝（綽號與姓名用《遺事》），天勇星大刀關勝（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雄星豹子頭林衝（綽號與姓名用《遺事》），天猛星霹靂火秦明（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威星雙鞭延灼（綽號與名另改），天英星小李廣花榮（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貴星小旋風柴進（同上），天富星樸天鵰李應（同上），天滿星美髯公朱仝（同上），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同上），天傷星行者武鬆（同上），天立星雙槍將董平（綽號另改，姓名用兩書），天捷星沒羽箭張清（綽號用兩書，名用《讚》），天暗星青麵獸楊誌（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祐星金槍手徐寧（綽號用《遺事》，姓名用兩書），天空星急先鋒索超（同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鼻星赤發鬼劉唐（綽號用《遺事》，姓名用兩書），天殺星黑旋風李逵（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微星九紋龍史進（綽號和《遺事》，姓名用兩書），天究星沒遮攔穆弘（綽號用兩書，名另改），天退星插翅虎雷橫（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壽星混江龍李俊（綽號用兩書，名用《讚》），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將兩書中阮小五的綽號移在阮小二的頭上），天竟星船火兒張橫（綽號用《讚》，姓名用兩書），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將《讚》中阮小二、《遺事》中阮進的綽號移在阮小五的頭上，阮小五的綽號改為短命二郎極不合理），天損星浪裏白跳張順（綽號用《讚》，姓名用兩書），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牢星病關索楊雄（綽號另改，姓名用《讚》），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綽號與姓名用兩書），天暴星兩頭蛇解珍（綽號與姓名用《讚》），天哭星雙尾蠍解寶（同上），天巧星浪子燕青（綽號與姓名用兩書）。
“宋江三十六人”是傳說中的人物，這傳說有可能基本上合於曆史事實，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合於曆史事實。宋江是曆史上實有其人的；其他人物可能有一部分是曆史上實有的人物。我國的史籍散佚者太多，故很多史實難以查考。然就現存的史料來看，能證明宋江確有其人者還是比較多的，如《東部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紀》，卷一百三《侯蒙傳》，卷一百八《張叔夜傳》，宋·李燾《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十八，宋·李埴《皇宋十朝綱要》鄭十八，宋·楊促良《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一，宋·徐夢莘《三朝弱盟會編》卷五十二引《中興姓氏奸邪錄》，卷八十八，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記》，《泊宅編》卷五，宋·汪應辰《文定集》卷二十三《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宋·張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閣修撰蔣公墓誌銘》，宋·範圭《宋故武功大夫河東第二將折公墓誌銘》，宋·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七，等等。現存史料中記載有宋江手下之人者就比較少了，但從一些文字中還是能看出端倪的。如《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七載：“建炎元年（1127）秋七月，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寵望風逃去……”卷十八載：“建炎二年十一月，涇原兵馬都鑒兼知懷德軍吳珍襲叛賊史斌，斬之。”這位“宋江之黨”史斌，很可能就是那個九紋龍史進，後改名為斌。史進自號為“九紋龍”，“龍”者帝之謂也，故敢於“僭號稱帝”。他頗有“鐵天王”的膽量，比那跪著造反，“立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不假稱王，而呼保義”的宋江，氣派雄大得多。另外，《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七引《靖康小雅》中雲：“……金人先屯兵縣中……翼日，賊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誌為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共它處也有楊誌的記載。這位“招安巨寇楊誌”，很可能就是受招安的宋江之部將楊誌。由一些史料可知他後來參加了抗金，為先鋒。《宋史》卷四七五《劉豫傳》和《金史》卷七十七《劉豫傳》中都寫有關勝。記載建炎二年（1128）冬，金兵攻濟南，濟南驍將關勝屢出城拒戰，知府劉豫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劉豫縋城納款。何心在《水滸研究》中說：“這關勝可能就是梁山英雄大刀關勝。他隨宋江受招安後，做了濟南守將，因為抗戰而被所殺害，死得是很光榮的。”我同意這一說法。《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九十三中雲：“紹興五年（1135）九月，自靖康之末，兩河之民不從金者，皆於太行山保聚。太原義士張橫者，有眾二千，來往嵐、憲之間。是秋，敗金人於憲州，擒其守將。”王
利器先生在《〈水滸〉的真人真事》中說龔開讚船火兒張橫雲：“太行好漢，三十有六。無此火兒，其數不足。”則紹興年間保聚義太行山的張橫，當就是船火兒張橫，我也同意這一說法。張橫到後來也參加了抗金戰爭，而且率眾在憲打敗過金兵，擒過其守將。王利器先生還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引《韓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上雲：“建禦營，以王（韓世忠）為左軍統製，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寶、王大力、李顯等，所向剿除，升定國軍承宣使。”認為“此被韓世忠剿除的濟州山口‘賊’解寶，當是綽號‘雙尾蠍’的解寶，他在老家登州受土豪壓迫，才逼到濟州山口去作‘賊’耳。”這一說法對讀者也頗有參考價值
（一）
傳記文學是以刻畫人物為主的一種文學形式，但又具有曆史的真實性、可靠性。中國古代傳記以發展，以唐代為樞紐，形成兩個不同的重心。唐代以前的傳記，以史書中的傳記（即史傳）為主流，代表作如《左傳》、《國語》、《戰國策》，尤其是《史記》、《漢書》、《三國誌》、《後漢書》的出現，使史傳文學呈現出勃勃生機。魏晉以後，文學與史學分道揚鑣，史學著作從總體上淡化了文學性，又由於統治者對修撰曆史的重視與控製，使史學著作思想性也明顯減弱，因此，史傳文學逐漸衰微。而從西漢末年開始，由於受史傳的影響，各種雜體傳記逐漸興盛，尤其是唐代韓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運動，有力維護了雜體傳記的發展，使之成為唐代以後傳記的重心。（1）
中國古典小說，以唐代傳奇為成熟的標誌。小說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與曆史傳記有密切的關係。班固《漢書·藝文誌》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盡管他所說的“小說”與現代小說概念相去甚遠，但也反映了小說的最初狀態，從他所列“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來看，大部分是以 曆史命名。章太炎雲：“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與近世雜史相類。”（2）魏晉南北朝時出現的誌怪、誌人小說，據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考證，其中不少名人軼事屬可信事實。李劍國在《唐前誌怪小說史》一書中也列舉大量事實證明：“誌怪小說是從史書中分化出來的。”所以，誌怪、誌人小說上承史傳之法，下啟唐人小說之風，起著橋梁作用，但不能把它作為唐傳奇的淵源。唐代傳奇以史傳筆法為主，同時融進了誌怪、誌人小說的一些特色，成為中國小說成熟的標誌。在它之後的小說如話本、講史等，與史傳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即使到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也未脫離傳記的影響。
再從人們的審美觀點來看，一般人總是喜歡以“史”、“史傳”的標準來衡量、評論小說。夏誌清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中認為：“中國的明清時代，作者與讀者對小說裏的事實都比小說本身感興趣。最簡略的故事，隻要裏麵的事實吸引人，讀者也願接受。……他們不信任虛構的故事，表示他們相信小說不能僅當作藝術品而存在：不論怎樣偽裝上寓言的外衣，它們隻可當作真情實事，才有存在的價值。它們得負起像史書一樣化民成俗的責任。”（3）由於這種審美觀念的影響，人們評論小說動輒以“班、馬史法”來相許，“盲左腐遷”也成為小說評論家常用的術語了。這樣的審美觀念，也正說明小說與史有一種密切的關係。馬瑞臨在《文獻通考》中說：“傳記之作……而通之於小說”，並把《越絕書》等雜史稱為“實雜史而以為小說者”（4）。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觀序》中說：“小說，正史之餘也。”綠天館主人在《古今小說序》裏說：“史統散而小說興。”史是基礎，對小說及小說評論產生了深遠影響。
如果把史傳到小說的發展過程作一簡要歸納的話，可以說走過了一個由實到虛的過程。曆史重真實，史傳則是在真實基礎上加進了文的色彩，即以真為生命，以虛為襯托。到了傳奇小說後（包括曆史演義小說等），則是“三分事實七分虛構”，以虛帶實。直到最後，成為純粹的小說，即完全以虛構為手段描繪人物。把這個線索用圖表示，即為：
實（曆史）――實·虛（史傳）――虛·實（傳奇及講史、曆史演義）――虛（純小說）。
從這個總的發展演變過程來看，《水滸傳》無疑與史傳有密切的關係。
（二）
《水滸傳》在內在精神方麵對古代傳記有許多繼承與發展之處。
一是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中國古代傳記是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都傾向於現實主義，真實描繪曆史發展中的人和事，以達到褒善貶惡的目的。尤其是史傳作品，《左傳》、《國語》、《戰國策》乃至於“前四史”，敢於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敢於批判邪惡，歌頌正義。象司馬遷，以“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敢於衝出為尊者諱的藩籬，把如椽之筆伸向統治階級內部，揭露其醜惡行徑，剔除皇帝頭上的神聖光圈；敢於把熱情洋溢的筆墨付諸賤微的下層人物，對刺客、遊俠等表示極大同情，並且讚揚他們的一些優良品德；敢於肯定農民起義的作用，歌頌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吳廣，把他們比作湯武孔子，如此等等。正由於《史記》敢於批判現實，所以統治者視之為“謗書”，這也從反麵說明《史記》強烈的批判現實精神。《水滸傳》繼承發展了史傳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小說把高俅發跡和徽宗皇帝寵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開端來寫，以表明“亂自上作”。這種大膽批判現實的精神，是史傳精神的再現，正因此，統治者視之為洪水猛獸，把《水滸傳》也列為禁書。《史記》是“謗書”，《水滸傳》是禁書，足見其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二是反抗精神。由於專製製度的壓迫，人的生命活力受到抑製。反抗強暴，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釋放，體現了生命的價值。傳記文學中不乏這樣的人物，像《史記》中記載的荊軻刺秦王、張良狙擊博浪沙，尤其是秦末農民起義中湧現出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蕭何等人，掀起了曆史的巨浪，摧毀了暴虐的秦朝，在中國的史冊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在反抗精神中，也包含著一定的複仇因素，個人的、家族的、社會的等等，有一定的曆史局限性，但其精神卻深深在感召後人。《水滸傳》所描寫的農民起義，也正是這種反抗精神的繼續。開始是零星的個人複仇，逐漸地發展為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向封建社會挑戰，不向官府低頭，轟轟烈烈，寫出了一部悲壯的史詩。“逼上梁山”，是由被壓迫到反抗這條道路的形象化的高度概括。
三是俠義精神。中國古代傳記中有“尚俠”精神。俠客為了某種理想、信念，為了報答知已，往往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司馬遷在《史記》中正式為這類人立傳，並予以高度稱讚：“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心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遊俠“雖時扡當世之文網，然其私義廉潔退讓的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5）《水滸傳》中的英雄無不具有俠義精神，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他們的議事廳取名“聚義廳”也就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把《水滸傳》作為一部表現俠義精神的作品來看，那麽，它的源頭就是古代傳記，尤其是《史記》。從《史記》的《遊俠列傳》到《水滸傳》，其內在精神的繼承與發展，也是清晰可見的。
四是英雄主義精神。古代傳記，記載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從上古時代的黃帝開始，有數不清的英雄。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既有白發蒼蒼的老英雄，也有初出茅廬的少年英雄。他們在曆史上、在某個方麵有過輝煌，轟轟烈烈幹出了一番事業。僅秦漢之際而言，秦始皇撗掃六國，一統天下；項羽叱吒風雲，滅掉強秦；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反抗強暴；漢高祖起於賤微，終登帝位；漢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海；韓信受胯下之辱，終成大將；還有那張良、蕭何、陳平，還有那衛青、霍去病，等等，真是英雄輩出。而像三國時代的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更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眾多的英雄出現在傳記之中，形成一幅波瀾壯闊的曆史畫卷。傳記因為有了這些英雄而顯出勃勃生機同。司馬遷曾說作七十列傳的原因：“扶義倜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6）。傳記作品記載的就是這些“倜儻非常之人”，是英雄者的頌歌，充滿著英雄主義精神。《水滸傳》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曲英雄主義的頌歌。一百零八人，個個都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具有頑強的鬥爭精神。傳記作品中，許多英雄以悲劇結局，但其英雄主義精神卻給人以鼓舞、以力量。項羽失敗了，但他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氣概永遠留在人間。同樣，《水滸傳》也以悲劇結束，但它留給後人的並不是哀傷，而是那氣壯山河的英雄主義精神。
除了以上幾個方麵外，傳記中還寫了大量的忠奸鬥爭，寫了不少命運坎坷的“奇人”，寫了許多賢才之人受排斥打擊的事實，等等。這些都對《水滸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
《水滸傳》在藝術上對傳記文學有許多繼承與發展。金聖歎評點《水滸傳》時曾說：“《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7）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水滸傳》寫法上繼承了傳記的寫人手法，二是說在藝術上又超過了傳記。此話頗有見地。《史記》中有廉頗向藺相如負荊請罪的動人故事，《水滸傳》裏也有李逵負荊請罪的故事。《史記》中的李廣，善於射箭，《水滸傳》中有“小李廣”花榮，是神射手。《水滸傳》中的吳用，人稱“智多星”，小說寫吳用出場時有一首《臨江仙》詞讚吳用：“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這就是說，吳用就是《史記》中的陳平、《三國誌》中的諸葛亮。宋江出場時，作者也稱讚“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嚐君”，可見宋江身上具備了《史記》中蕭何、孟嚐君兩人的特點。《水滸傳》中大量的詩詞取材於傳記的事實。如第十一回寫林衝逼上梁山後，受到王倫刁難：“悶似蛟龍離海島，愁如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淚漣漣，江淹初去筆，項羽恨無船。高祖滎陽遭困厄，昭關伍相憂煎。曹公赤壁火連天。李陵台上望，蘇武陷居延。”這首《臨江仙》詞連用十人典故，基本都出於傳記之中，尤其是《史記》、《漢書》、《三國誌》這樣的史傳作品。《水滸傳》對傳記藝術的繼承與發展是非常明顯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個性化的人物。傳記與小說，雖屬不同的體裁，但都以刻畫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為主要目的。中國古典傳記，從《左傳》開始就已刻畫個性化的人物，到《史記》顯得更為突出：“子長同敘智者，子房有子房風姿，陳平有陳平風姿。同敘勇者，廉頗的廉頗麵目，樊噲的樊噲麵目。同敘刺客，豫讓之與專諸，聶政之與荊軻，才出一語，乃覺口氣各不同。”《高祖本紀》，見寬仁之氣於紙上；《項羽本紀》，覺喑噁叱吒來薄人。”（8）為了寫出個性化的人物，傳記作者都特別注意選擇典型事件，緊扣人物的身份、經曆和遭遇，用人物自己的行動、語言來體現其個性。有時為了突出個性，還采用對比手法、細節描寫、心理描寫等。《水滸傳》繼承和發展了傳記的這些特點，也寫出了極有個性的人物。金聖歎評《水滸傳》說：“《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隻是一樣，便隻寫得兩人，也隻是一樣。（9）”、“《水滸傳》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10）”林衝、魯達、楊誌雖同是武藝高強的軍官，但身份、經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樣，作者正是這樣表現了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征。《水滸傳》也注意選擇典型事件表現人物個性，如通過景陽岡打虎、鬥殺西門慶、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等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表現了武鬆剛毅不阿的性格；通過拳打鎮關西、大鬧桃花村、火燒瓦官寺、大鬧野豬林等一係列事件，表現了魯智深嫉惡如仇、直爽粗獷的性格。《水滸傳》也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行動、語言表現其性格特征，如“劫法場石秀跳樓”一回中寫道：“樓上石秀隻就一聲和裏，擎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石秀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寥寥幾筆，刻劃了石秀當機立斷、臨危不懼的性格。可以說，小說對傳記文學的寫法都有繼承與發展。
其次是戲劇化的場麵。戲劇化的場麵，是指作品所表現的矛盾衝突。矛盾衝突愈激烈，場麵就愈宏大，作品的節奏也隨之加快。傳記文學中的場麵描寫是極為常見的，戰場上、朝廷裏、宴會上，矛盾無處不存在，無時不衝突。如《史記》中的“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背水一戰”、“東朝廷辯論”、“易水送別”、“荊軻刺秦王”等，都是極為典型的例子。《漢書》、《後漢書》、《三國誌》中也不乏場麵描寫。到了《水滸傳》，更加注意場麵描繪，調動各種手段，大肆渲染重要場麵，使其有聲有色，扣人心弦。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滸傳敘》中說：“雅士之賞此書，甚以為太史公演義。夫《史記》上國武庫，甲仗森然，安可主枚舉。而其最犀利者，則無如巨鹿破秦，鴻門宴張楚，高祖還鄉，長卿如邛，範蔡之傾，儀秦之辯，張陳之隙，田竇之爭，衛霍之勳。朱郭之俠，與夫四豪之交，三傑之算，十吏之酷，諸呂七國之亂亡，《貨殖》、《滑稽》之瑣屑，其千秋絕調矣。《傳》中警策，往往似之。”《水滸傳》中的場麵，如“智取生辰綱”、“花榮大鬧清風寨”、“宋公明三打祝家莊”、“宋公明夜打曾頭市”、“梁山泊排座次”等，都對傳記藝術進行了新的發展。《水滸傳》中有些場麵還可以從傳記中找到原型。如《史記·淮陰侯列傳》：“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滸傳》第34回寫花榮、宋江設計擒拿秦明，用的也是這種招法：“先使小嘍羅或在東，或在西，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卻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麵卻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但《水滸傳》決不是單純地模仿傳記，而是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
第三，《水滸傳》在敘述方法上，采用了傳記的形式。金聖歎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水滸傳》一個人出來，分明便是一篇列傳，至於中間事跡，又逐段自成文字。亦的兩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可以說，《水滸傳》就是一百零八人的列傳。紀傳體例是由司馬遷《史記》開創的，這種形式有幾個明顯的特點：其一是以寫人為中心，寫故事先從主人公家世、來曆寫起，對人物的姓名是、籍貫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簡括介紹，然後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一直寫到人物的死，乃至於寫他的後代子孫；其二是寫人物時不是純記流水賬，而是每篇有一個“主腦”，圍繞人物的性格特征選擇幾件典型事例，有重點、有層次地敘寫；其三是情節起伏多變，引人入勝，但又寫得有頭的尾；其四是結構獨特，《史記》、《漢書》、《三國誌》、《後漢書》等史傳著作中的人物傳記，從總體上看屬於史書的一個部分，但各篇之間又有相對的獨立性，每篇傳記都有作者的評論，以“太史公曰”、“讚曰”等形式出現，或在文後，或在文前，有時在敘事中直接評論，夾敘夾議。《水滸傳》深受這種形式影響，每個主要人物出場，作者都要先介紹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貫，綽號武藝，象晁蓋、宋江出場時的介紹，都非常細致。小說中的故事極富生動性、曲折性，大小事件都寫得騰挪跌宕、變化多端，每個人都有一些動人的故事。提起林衝，人們就會想起他“誤入白虎堂”、“刺配滄州道”、“風雪山神廟”、“火拚王倫”等故事；提起魯智深、武鬆、楊誌、李逵等等，人們都會想起他們極富個性的事件。《水滸傳》在結構安排上，主要是單線發展，但又一環緊扣一環，互相勾連。每個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成為一個完整的中篇或短篇，通過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來展示起義鬥爭的壯闊畫麵。《水滸傳》中也明顯地帶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對人物進行評論，有時借他人之口評論，有時直接評論，有時在某個英雄事跡完全結束時，也有一個類似“太史公曰”的評論以韻文形式出現。如第44回寫石秀出場時，借戴宗、楊林之口稱讚：“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並有詩為證：“路見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那堪石秀真豪傑，慷慨相投入夥中。”又從楊雄眼中看石秀，果然好個壯士，並以《西江月》詞單道石秀好處：“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
全仗一條杆棒，隻憑兩個拳頭。掀天聲價滿皇州，拚命三郞石秀。”這種正麵、側麵評論人物的方式，無疑也是受到紀傳體例的影響。
第四是虛實結合的手法。由於刻畫人物的需要，傳記與小說都要進行擬言代言，合理想象。一般來說，傳記所記述的是真人真事，真實是它的基礎，這是一種“真”。還的一種“真”，即藝術的真實。傳記作家根據曆史事實，在符合生活邏輯、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對所寫事件進行合理的藝術發揮，使曆史的“真”顯得更為形象、生動。為此，作者設身處地，替人物擬言代言，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臨其境。錢鍾書先生對此有精辟的分析：“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11）”傳記在刻劃人物形象時往往采用以虛補實、以藝術之真補充曆史之真的方法，這給古典小說虛實相生、寓實於虛的方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當然，在這一點上，傳記與小說隻是“相通”而不是“相同”。小說的特點，正如金聖歎所說是“因文生事”（12）。可以進行虛構，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傳記那樣是“以文運事”（13），要受到曆史事實的限製。虛實結合還體現在對那些奇人奇事的描繪。傳記中的奇人奇事，頗具浪漫主義色彩，他們在某些方麵總的超人之處。《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不僅根植於現實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這比傳記有更大的發展。作者把英雄們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並把自己的愛憎感情熔鑄在人物身上，使他們具有叱吒風雲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險的樂觀精神。虛實結合還表現在對人物行為的渲染和誇張上。傳記中寫人物，在真實的前提下適當進行藝術誇張，如《史記》寫項羽，多處用誇張手法，寫巨鹿之戰時，連用幾個“無不”，渲染氣氛；寫到楚漢相爭時，項羽：“瞋目而叱之”，使對方人馬俱驚、倒退幾裏。《水滸傳》繼承並發展了傳記的誇張手法，寫吳用的機智過人、李逵的赤膽忠心以及武鬆打虎、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等，極富浪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