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女性的評毛禁書

張戎與《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

2005年6月2日，英國華裔作家張戎(Jung Chang)和她的丈夫喬恩.哈裏迪(Jon Halliday)推出新作《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Story)，三天內，八萬冊精裝本便銷售一空，同時又躍居亞馬遜網非小說類排名榜榜首，並成為英國暢銷書第一名。

  《獨立報》《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星期日電訊報》、《觀察家報》、英國廣播公司等，以及歐洲的各大媒體、美國的《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都對張戎和哈裏迪，還有這部“將震驚世界”的新作進行了采訪和報導，可謂盛況空前。那麽，這部被媒體稱為“一塊塊拆卸毛澤東神話”的新作，到底有多少“不為人知的故事”呢？為何會在西方媒體引起如此之大的反響和關注呢？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各大媒體介紹的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吧。

    ——毛澤東與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樣，對人類造成的禍害不相伯仲，但世界對他的了解卻少得出奇。毛要對在和平時期發動的一係列政治運動所造成的7000多萬中國人死亡負責，這也使他成為世界曆史中最大的劊子手。

    ——在內戰期間，毛澤東並沒有組織和領導1934年至1935年的紅軍殘餘部隊躲避國民黨部隊追擊的兩萬五千裏長征，相反，他的相對較小的部隊卻被鄙視他的同事甩在後頭，後來這支部隊的絕大部分因為毛的計劃和無能指揮而被消滅。

    ——毛長征神話之一的飛奪大渡河瀘定鐵索橋，完全子虛烏有。根本就沒有槍林彈雨下的英雄，紅軍未受幹擾就過了河。由於有這樣的好運氣和蘇聯的不斷支持，毛才終於取得了突破。

    ——在40年代初期，為了讓紅軍獲得資金，毛號召種鴉片，每年給紅軍帶來6000萬美元($60 million)的收入。在大批量種植導致價格下跌後，毛才停止種植鴉片。

    ——毛得以在長征中幸存下來，是因為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與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達成了一筆秘密交易：蔣讓紅軍逃脫，來換取蘇聯釋放他的兒子，也就是蔣家王朝的最後繼承人蔣經國，當時蔣經國已被扣在莫斯科當人質。與此同時，毛澤東又引誘敵對的紅軍小派別相互殘殺，並活埋了一些幸存者，以此來鞏固自己的權力。

    ——二戰期間，毛澤東並沒有打擊日本人，取而代之的是他歡迎日本侵略大陸。他和斯大林計劃跟日本把中國一分為二，毛的蘇聯傀儡政府要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小很多。

    ——毛從他的著作版稅中獲得財富，所有中國人都被強迫讀他的書，而其它作者的作品一律被取消，毛成為毛澤東時代中國製造出的惟一的百萬富翁。


    張戎是誰？

    據張戎在其代表作《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一書中自述，父母很年輕時便加入了共產黨投身於革命，父親在文革前曾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戎出生在四川，文革期間曾當過農民、煉鋼工人和赤腳醫生，70年代以工農兵大學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四川大學，1978年作為文革後最早的一批大學生被派往英國約克大學留學。英國《獨立報》說，張戎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的人。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介紹說，1978年，張戎在英國約克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並決定留在英國自我流放。10年後，她的母親與其團聚後，她寫出一部不僅改變了她的生活的回憶錄，而且也改變了外部世界去觀察中國的方式。《鴻》成為英國出版史上非文學類最暢銷的書，共售出1000萬本，已被翻譯成30種語言。

    張戎在接受采訪時說，在剛到英國留學時，她感覺到如同進入了另一個星球，“我記得在看到眼前的鮮花時感覺到是如此的幸福，我也記得錯進了一個男洗手間，因為它的標記上是有人穿著褲子，好像中國婦女不得不穿的毛式服裝。我們當時14個人的小組，都穿著這種服裝。一開始我不知道如何禮貌待人，因為在毛澤東時代，禮貌被看成是資產階級的產物。當時人們相互問候的傳統方式就是‘你去哪兒？你吃了麽？’我初到倫敦時不停地問著這些，也總能得到莫名其妙的觀看。”

    在回憶初到英國留學的情形時，張戎說：“我們被要求不得獨自外出，當然也不得進入酒巴，因為我們已被告之那裏是下流場所，有裸體女郎在桌子上跳舞。我們還被警告任何人不得交外國男朋友，否則就會被裝進麻袋運回中國。在我來到這裏至少一年後，無論什麽從中國大使館附近走過，我的雙腿都發沉，如果我在車裏，我就會放倒座位，這樣我就不會露出自己的臉。在我來這兒之後的很長一段日子裏，我都經常會對中國產生恐懼。《鴻》的創作是我醫治這種恐懼的療法。”


    張戎談“我和毛澤東”

    張戎的家位於倫敦西部，客廳中擺放著一祇很大的陶瓷馬，牆上掛著一幅被中國人稱為“大鼻子”的外國人在紫禁城向清朝某位皇帝磕頭的油畫。現年53歲的張戎在接受英國《星期日電訊報》記者尼格爾.法恩戴爾(Nigel Farndale)采訪時，指著這些珍藏輕聲用帶著漢語口音的英語說：“它們提醒我被他摧毀的一切。”

    他，指的就是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也是她和她的丈夫、英國曆史學家哈裏迪用了10年時間研究和撰寫的800多頁新傳記的主題。張戎齊腰長的黑髪對采訪她的法恩戴爾來說可能也是某種提示，或是對她在14歲加入紅衛兵時被強行剪掉長髪的反感，因為長髪也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張戎微笑一下說：“不，不，我祇是喜歡長髪，我丈夫也很喜歡。”張戎當然也有清新活潑的一麵，用直截了當的方式來描述自己。盡管她在采訪期間不停地發出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的笑聲，但她的情緒卻一直保持著警惕性，甚至懷疑，但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張戎的前半生是艱辛的，始終銘記著不信任和恐懼。 張戎說，她的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為階級敵人，母親脖子上掛著牌子被遊街示眾，父親遭到酷刑並被送到一個勞改營，並在那裏發瘋，於1975年離開人世。隨後，張戎被驅逐到喜馬拉雅山的山腳下當農民，後來又當過鋼鐵工人，最後返回城市，並被“罕見”地同意出國留學。

    《星期日電訊報》說，對張戎這一代人而言，所有人都在少年時期被灌輸著思想。“在我14歲那年，文化大革命便開始了，很快我就看到了暴力和暴行。在學校，我和同學們都看到我們的老師被虐待和遭到毆打，我們被命令去拔掉學校草坪的綠草，因為養花弄草已被視為資產階級。”張戎說。

     “我看到我的母親在公開大會上被批鬥。在遭到一大群人咬緊牙關歇斯底裏地大聲喊叫和痛罵時，她不得不跪在碎玻璃上低頭‘認罪’。回到家時，她的膝蓋上都是玻璃碎片，我奶奶不得不用鑷子把它們挑出來。目睹了這一幕，我學著變得勇敢了一點，我希望我母親能看到我，或知道在外麵還有人愛著她，並能從中獲得一些力量。”

    雖然《鴻》讓張戎已一舉成名，但此書一直在中國被禁，這是否會讓她在新書創作中碰到困難？張戎回答說：“也有，也沒有。1994年，(北京)向毛的內部圈子簽發了一項有關我的最高密令。有一些人由於擔心而拒絕接受采訪，但絕大多數人仍同我們進行交談。我想人們不敢揭發過去真正發生的一切，因為現在的中國政權就是從毛那裏繼承了合法性，所以他們不想拆毀有關他的神話。”


    為什麽不為毛說些好話？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在采訪時問張戎，為什麽不為毛澤東說些好話？難道你對毛澤東有偏見麽？張戎回答說，恰恰相反，她曾想方設法要誇獎毛澤東，但卻找不出一點值得誇獎的地方，因為毛太缺德又太狡猾。

    《時代》周刊記者接著又問道：如果說毛澤東那麽壞，為什麽現在還有許多大陸人懷念毛澤東？張戎說，那是共產黨洗腦的結果，這種洗腦非常可怕，因此毛現在仍被當作英雄，毛的畫像還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張戎說，她希望有一天中國人能把毛的畫像從天安門上摘下來。

    《星期日電訊報》記者法恩戴爾在采訪中問道：我設想，你把毛澤東說成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樣邪惡，中國則不會也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張戎回答說：“但這是事實。”毛澤東要對和平時期他發動的一係列政治運動所造成的7000多萬人死亡負責。

    法恩戴爾指出，但毛澤東所做的一切確實不能跟令人憎惡的毒氣室相比。張戎說：“是不能，但毛卻製造了一種幾乎前所未有的恐懼、懷疑和憎恨的氣候。這種恐怖如此之大，乃至家長都不敢跟自己的孩子談論這些。毛與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不同在於，他喜歡讓人們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遭受酷刑和被處死。而希特勒和斯大林則喜歡秘密地拷打和處死別人。在這兩位歐洲暴君死亡後，他們的本國人民立即對其進行譴責，然而毛在中國卻仍是個聖人，他的畫像和遺體至今保留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一來，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將決不會繼續前進和發展。”

    法恩戴爾問道：怎麽祇有她自己一個人站出來對毛表示懷疑呢？張戎說：“並不是祇有我一人，不管怎麽說，我在後來才提出了我的懷疑。我當初沒有清晰地挑戰他，因為我想一定是他身邊的人做了這些壞事。在沒有其它信息來源情況下，很難清楚地思考這些，你無法同別人討論這些問題。”

    張戎回憶說：“我大概在我16歲生日時第一次開始懷疑毛。那天我寫了一首詩，但後來由於迫害我父親的人來家裏抄家，我不得不把它撕毀並衝進廁所。我那時就捫心自問：‘如果這就是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天堂，那麽地獄會像什麽？’但那時我不敢公開挑戰毛。他太令人害怕了，以至於不敢這樣想。”

    《獨立報》說，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數百萬官員、教師和作家遭到紅衛兵的虐待和折磨。張戎和哈裏迪已在這本新書找到了毛澤東發動這場恐怖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動機：祇是簡單地想利用這場革命來打擊報複黨內持不同意見者。

    中共官方曆史說，在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已意識到大躍進的政策不管用，並由於大饑荒而停止了糧食出口。“但我們所發現的卻完全不是自願的，毛仍想繼續大躍進，但當時的中國二號領導人劉少奇伏擊了他，智勝了他。”劉贏得了黨代表的支持，最終迫使毛改變了主意。

    因這件事惱羞成怒的毛澤東，隨後便計劃發動一場對所有黨內反對者進行革命的運動，尤其是對劉少奇。


    寫關於毛的書是為了複仇？

    那麽，寫這本關於毛澤東的書是為了複仇？《星期日電訊報》記者法恩戴爾問。張戎回答說：“我不會那麽說。複仇暗示著某些個人的東西。我要寫一部公平而客觀的傳記。毛並不祇是讓我和我的家庭遭到傷害，他傷害的是整個中國社會。”

    張戎家也在這場大革命中遭遇了痛苦的磨難，“從個人角度說，在寫作這本書時，我並沒有感到多少震驚，我已不再回憶過去，坦率地說，複仇不是我的本性。”相反，曾經也當過紅衛兵的張戎說，她寫這本書祇是想試圖了解毛和他的動機。

    在接受英國《衛報》記者阿拉迪斯(Lisa Allardice)采訪時，張戎說，這本傳記與其它所有關於領袖的傳記截然不同，“像長征、抗日戰爭、毛如何獲得政權、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所有曆史事件，我們的故事都是完全不同的。沒有人像我們這樣解釋毛。”

    張戎介紹說，他們所搜集到的有關毛澤東的曆史資料很零碎，也沒有人把這些數據組織在一起構成一幅緊湊的畫麵。書中既有曆史啟示，如毛澤東與斯大林的複雜關係、與尼克鬆的冷嘲熱諷，也有迷人的曆史軼聞，如毛澤東在長征時命令丟棄自己剛出生的嬰兒、20多年拒絕洗澡等，這本傳記的目標就是想拆除毛式主義所建立的基礎原理。

    《衛報》說，在這部傳記中，缺少思想信念的毛澤東，已遠不是一位在共產主義神話中的偉大農民領袖，他的動機祇是簡單地追逐個人權力，他蔑視平等，推出連續不斷的反農民政策。毛澤東不滿足於對中國所實行的暴政，他還想征服全世界，並不惜一切代價獲得核武器，想把中國變成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張戎認為，這就是“毛的思想核心”。 在談到對熟悉毛澤東的人進行采訪所遭到的阻礙時，張戎指出，中國政府對那些仍健在的毛內部圈子中的人士的警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人們渴望把一些事情說出來。他們意識到如果政府進行幹擾，他們的故事就應該講出來讓別人都聽到。我經常送給他們一本《鴻》，讓他們知道我是一種什麽樣的人，我將寫一本什麽樣的書。他們知道它將不會成為黨的路線。”

    《時代亞洲》周刊指出，張戎和哈裏迪在他們的有關毛澤東傳記的一開頭便宣布，毛應該為和平時期死去的7000多萬中國人負責，他比“20世紀的任何一位領袖”都更加殘酷。他們所講的有關毛的“正麵”故事之一就是，至今毛仍被廣泛地尊敬為現代中國的奠基者。但對張戎和哈裏迪來說，毛則是個詭計多端的機會主義者，他靠著一路屠殺而爬至權力的最高層，於是又為追求全球影響而浪費生命和人民的財富。     

     50年代末，在許多中國人每天工作20小時並因饑餓而死亡時，毛卻在他的眾多別墅中休養。張戎說：“在寫《鴻》時，我想大饑荒可能是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後果，但在研究過程中我才發現有些事情更加邪惡。”中國檔案館和前蘇聯檔案館中的數據顯示，毛當時知道，他把大批糧食出口的政策會導致成百上千萬人死亡。

    《獨立報》說，毛澤東深受德國沒有名氣的哲學家保爾森(FredrickPaulsen)的影響，後者的理論就是逃避所有責任和義務的約束。在紅軍長征時期以及後來到了延安根據地，毛都把這個理論投入到實踐中。偉大的革命實踐和共產黨反對日本人的入侵，吸引了許多年青人投奔延安，其中包括張戎的父親。張戎說：“但到了延安，他們倍受打擊，因為這裏沒有平等，食品分等級，衣服也分等級。” 如果毛還活著會問他什麽？

    如果毛澤東現在就走進這個房間，你們都會向他問些什麽？《星期日電訊報》記者法恩戴爾問道。張戎和哈裏迪不自在地笑著思考了一下，“我不認為你提出的任何問題將會得到一個有用的答案，”哈裏迪最後說，“他會回避。他不會跟你坦誠相待。不管什麽時候，他在被問到一個難題時，他都會完全沉默地坐在那裏，假裝著高深莫測。”

    張戎補充說：“我感覺到這些年來喬恩和我已對毛的精神有了這樣一個理解，我們可以算出他的動機。我們不需要再問他些什麽，我們就會知道他的答案。”法恩戴爾接著問：“你們不想知道毛是否感覺到任何內疚麽？”張戎說：“我們知道他不會。他在24歲時就稱自己問心無愧。他祇會簡單地決定他不會感到內疚。他說過他拋棄了道德觀念。但這種缺少犯罪感，讓他增加了強烈的內心恐懼感。在獲得政權的前夕，他會在一個陌生人出現時渾身發抖。他變得完全自憐並被他的個人安全而纏住。”

    10年完成一部書可謂時間長久，但法恩戴爾最後最想知道的是，在張戎和哈裏迪專心於寫作時，毛澤東是否會經常出現在他們的睡夢裏。張戎說：“沒有，但有時在我們思考一個他為什麽要這樣做的問題時，答案就會出現在我躺在床上時的某個幻想的時刻，就是在半夢半醒那一刻。”

    在被問到寫作這部新著的方法時，日前剛剛在一次滑雪中扭傷韌帶、腿上仍帶著固定支架的張戎，很不穩定地站立起來一瘸一拐地走到樓梯旁，衝著正在頂樓工作的丈夫哈裏迪喊道：“喬恩，過來一下！”隨後，65歲的喬恩便出現了。喬恩和張戎於1980年在倫敦大學相識，11年後才結成連理。張戎對喬恩說：“他想知道我們的工作方法。”

    坐在夫人身邊的哈裏迪介紹說：“我們是分頭進行研究，然後在吃午飯時討論一下各自的發現，我們按語言劃分工作量，真的。針對中國的所有工作，閱讀數據和旅行就全由她負責，也是本書中的大批量的工作。”

    張戎接著說：“喬恩是在謙虛，他能說許多種語言，他在許多領域都有最為重要的發現，如俄羅斯檔案等。”哈裏迪補充說：“但我們是一起進行采訪的。”法恩戴爾寫道，這本書的長長的被采訪者名單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前美國總統老布什、福特、前英國首相希思、前波蘭總統瓦文薩、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等等。

    法恩戴爾說，但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們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采訪。他是毛澤東的辯護者，不是麽？

    哈裏迪說：“我對基辛格的確有這樣的印象，他被絕對政權的觀念和中國的神秘所誘惑。他向許多西方人否定了毛的魔鬼般的影響。但正是在白宮建立起一個宣傳小組的尼克鬆總統，鼓勵媒體去把他和毛——這兩個從物質貧困的背景升至最高層麵對所有不利的人進行比較。其實，這是個非常古怪的對比。”


    張戎：這本書將震驚世界！
  
    張戎的《鴻》曾在全球範圍內成為最暢銷的書之一，那麽是什麽原因促使她把生命中的10年時間用在研究毛澤東的傳記上？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似乎世界各地的讀者都在閱讀張戎創作的《鴻》，因為它銷售出上千萬本，並被譯成30多種語言，它不僅深深吸引著女讀者，也同樣獲得了像艾密斯(Martin Amis)和巴拉德(JG Ballard)等著名作家的稱讚。

    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兩年後出版的《鴻》，是張戎家祖孫三代的回憶錄，它記載著三代女性20世紀在中國的可怕經曆。此書在恰當的時間滿足了渴望了解神秘中國的讀者。對許多西方人而言，《鴻》是他們第一次真正觀察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的生活。現在，經過漫長的10多年等待後，張戎又和她的曆史學家出身的丈夫哈裏迪合寫了這部暴露了要為眾多的痛苦而負責的毛澤東的真實性格。

    10多年的研究成果，查閱了全世界的檔案庫，采訪了數百人，張戎希望這部《毛：不為人知的故事》能讓讀者毫無疑問地認識到，毛澤東統治中國的27年是上個世紀最為殘酷的一段曆史。“至少7000多萬人被害，我們甚至沒把像我祖母這樣人的去世算在其中，而這些都應該算在毛的頭上。這個數字祇包括在和平時代被毛所殺害的人，這絕對是世界曆史中前無所有的。”

    那麽，毛很明顯就是“鴻”的繼承者？阿拉迪斯問道。“絕對是！我們被這個人物強烈吸引著，我們想走進他的大腦，拆卸有關他的所有神話。我想我們非常幸運選擇了這個研究主題，他是20世紀最大的主題——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形象。我們將填補一項曆史空白，它是如此激動人心。”張戎說，相比之下“鴻”將顯得蒼白。不過，她的丈夫卻不同意這樣的對比。被張戎稱為“她的不穿盔甲的騎士”的哈裏迪，是《鴻》的編輯，在這部新書中已成為合寫者，祇是他的名字在新書封麵中要比張戎的名字略小一些。

    英國《衛報》說，受《鴻》書的影響，許多讀者將會購買張戎的這部新書，哪怕這些人沒有讀過有關毛澤東的傳記，但他們不會對此書失望。張戎已意識到這本書不會售出太多，但她的期待或許更大一些。“祇要中國存在，人們就會閱讀我們的書，因為這是一部有關現代中國的真實曆史。我知道我應該做出一個保守的估計和變得謙虛一些，但我認為這本書將會震驚世界，並將會幫助塑造中國。”

    張戎透露說，目前她正在把這部英文版新著譯成中文，凖備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並相信盡管此書會遭到中國官方的封殺，但那些想知道曆史真相的人，會利用各種渠道把這本書帶到中國大陸。


    在不斷興奮中渡過10年


    《衛報》說，《鴻》給張戎和哈裏迪帶了財政上的獨立，讓他們兩人能夠在過去10多年中，“就像兩名偵探那樣”潛心追蹤著這個新主題。哈裏迪認為，從時間上看，他們是幸運的，因為在毛澤東去世後，許多熟悉他的人都還健在。 另一件幸運的事就是前蘇聯的崩潰，讓前蘇聯的相關檔案得以公開，“這絕對是來自金礦的原材料”。作為一名朝鮮戰爭的研究專家，哈裏迪能講俄語，並同俄羅斯數名高層保持聯係。在張戎多次往返中國大陸旅行時，哈裏迪則埋頭於俄羅斯檔案館，搜集著那些令他振奮的曆史資料。

    張戎說，她對中國發生的所有改變都感到興奮，但同時也對中國沒有改變的東西有種挫折感和氣憤，如毛澤東的畫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的城樓上，毛的遺體仍然擺放在位於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中，她的《鴻》仍舊在中國被禁，而中國仍發生許多不公正甚至可怕的事情，“所以，我總是被這種極度的情感折磨著。那是一個溶進我血液裏的地方，如果我有一段時間沒回去看看，我就會想它並變得焦慮不安，但那裏又不是一個可以放鬆的地方。”

    《衛報》說，他們看起來並不太像一對夫婦，可能是53歲的張戎長得嬌小一些，還像女孩那樣留著齊腰的黑髪，而哈裏迪則是一頭的白髪。然而，這種結合卻讓他們變成一對可怕的文學夥伴，有著異國情調的魅力和學者般的博學。

    從難以想象的艱辛到文學明星，張戎非凡的崛起過程就像一部虛構小說的素材，正像哈裏迪所說的那樣“同張戎結婚就好像生活在神話中”。然而，在寫作這部新書時，張戎和哈裏迪卻同他們嚴重的健康問題進行的抗爭。盡管哈裏迪現在看起來還有點虛弱，但兩人的身體已全部康複了。

    兩個人的家庭生活似乎有條不紊，哈裏迪在廚房一側的一個辦公室工作，張戎則在樓上的工作室，兩個人祇有在吃午飯時才交流一下想法。那麽兩個人肯定有時也會吵架吧？“不，我們祇對一些事發生過爭論，但從未幹過仗。”張戎說。但10年多時間兩個人與一個暴君分享著生活可不是件容易事。“我們這10年的確是在一種不斷的興奮中渡過的。”張戎解釋說。

    在談到這部新書寫作時，哈裏迪說，他們努力去尋找那種能夠被分享和可以使用的，與《鴻》的風格相類似的一種聲音。但最大的困難就是，為了把書限製在一個可控製的規模，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曆史數據刪掉。“我們想讓讀者知道的是，我們並不想為了我們的凝視、為了曆史學家而去寫一本書，我們祇想讓普通讀者去了解毛澤東。”


    曆史資料和被抖出來的猛料

    《時代亞洲》周刊說，為了完成這本傳記，張戎同哈裏迪走訪了大批見證者，既有十幾位外國領導人，又有以前被毛澤東寵愛的人，還有受害者和熟悉他的人，也包括聽到這位偉大舵手臨終前說過“我病了，叫醫生”最後一句話的護士。現在還很難測量這部書所有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但毫無疑問它會激怒全球各地的“毛迷們”，尤其是毛在北京的繼承者。

    《獨立報》指出，從阿爾巴尼亞到華盛頓一係列檔案館中所獲得的曆史資料，加上10多年來的艱苦工作和研究，讓張戎和哈裏迪終於完成了這部有關現代中國創始人毛澤東的傳記。他們從曆史檔案中所獲得的資料，詳細勾勒出這位中國當代偉人另一幅形象，其中包括他對自己親人的“無情和殘酷”。

    書中，毛的第三個妻子被強迫丟棄她的四個孩子，並在遭受多年的精神痛苦後死掉。毛的第二個妻子楊開慧於1930年被國民黨處死，她曾在被捕入獄前留下最後一封遺書，並把它藏在屋頂的梁上。張戎在書中介紹了這封新發現不久的書信。

    張戎說，這封在1999年才被發現的楊開慧的最後一封書信，現在仍被認為是敏感的曆史資料，甚至毛家在世的後代也不曾看到它。信中充滿了楊對毛的痛苦的渴望，以及她對毛拋棄家庭的憤怒。這封信同時還展示出已被共產主義所吸引的楊開慧，正在失去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因為毛堅持殺掉自己的反對者。

    在朋友幫助下，張戎看到了楊開慧臨死前寫的最後一封書信。張戎說，在看這封書信時，“我被要求不得記錄，但我和我的朋友記住了這封有兩頁半長的信。”

    盡管中國官方已向那些熟悉毛澤東的“內部人”發出過警告，要求他們在接受張戎采訪時當心自己所說的話，張戎說，但絕大多數人正是因為接到這樣的警告，才跟她介紹了他們所知道的毛澤東，以及他們所知道的真實的曆史。這些人包括負責毛個人生活的工作人員、翻譯、保鏢、醫生和女朋友，他們介紹了毛的豐富的生活方式。

    如：毛喜歡吃魚，一種特別的魚就要從上千公裏以外的地方，用塑料袋運到北京，因為毛不吃凍魚﹔毛吃的大米也來自特別的稻田﹔由於毛討厭洗澡，工作人員每天都要用熱毛巾給他擦身子﹔1953年，成立了一支特別的舞蹈隊，由一群有吸引力的女孩組成，她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毛提供性服務。


    有些故事早已為人所知
  
    《時代亞洲》指出，該書中某些新聞其實並不新，毛的女性化、貪吃和奇怪的個人癖好，如拒絕洗澡不刷牙等，早有1994年就被他的私人醫生在回憶錄披露出來。有關毛澤東狡詐殘忍的證據，已在中國被揭露了許多年。著名記者貝克爾(Jasper Becker)曾在其1996年出版的《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一書中披露過，在1958年至1961年的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中，中國的糧倉正在膨脹。

    但張戎和哈裏迪還是從俄羅斯最新公開的檔案中，率先搶到並挖掘出一些有關毛澤東在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共謀，以及在引發朝鮮戰爭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等“頭條新聞”。哈裏迪還從俄羅斯檔案中挖出了斯大林與毛的複雜關係，就像跟蔣介石的關係一樣，斯大林把毛澤東的兒子扣在莫斯科四年，直到毛釋放一名支持蘇聯的中國官員。

    此外，張戎和哈裏迪的新書還把幾個疑點連接起來。在1958年至1961年共造成3700萬人死亡的三年饑荒中，中國則把自己的糧食運往蘇聯，後者記載著當年三分之二的食品屬於進口。這就是當時“武器加技術換食品計劃”，這個惡魔似的交易讓中國成為一個軍事超級大國，甚至不惜以人民的生命作為代價。據中共的一份文件顯示，毛澤東曾在1958年對其內部圈子的人說：“中國可以死一半人口。”中國最終獲得了核武器，兩位作者計算，中國研製核武器“所造成的人口死亡，要比美國丟在日本的核彈所造成死亡人數多出100倍”。(《時代亞洲》認為，對毛如此眾多的詛咒和揭露，讓張戎和哈裏迪無法發揮出散文般的情感，以及像《鴻》那樣有生氣的抒情詩般的描寫。兩位作者還錯過了一次試圖對毛澤東目前仍在中國受歡迎原因的解釋。

    在與《時代》周刊進行的一次對話中，張戎把這個現象解釋為“洗腦”造成的後果。但在毛去世快30年後，在新中國正在走向毛祇能夢想的工業和軍事大國之際，他仍像過去那樣受到中國人的喜愛，他的畫像仍懸掛在天安門廣場，人們仍排著長隊從他的遺體前走過，許多飯店仍用他的紀念像作為裝飾。

    《時代亞洲》最後說，或許在一個飛跑的經濟現代化和社會大變動的時代，中國人渴求那位過去的“偉人”能提供令人放心的持續性。但，閱讀這本原子彈般的書，在不可能發生的事件中，想象它會在中國得以出版，那肯定將會改變中國人的上述作法。

來源:多維月刊     來源時間：2005-07-28     本網站發布時間:200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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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國華裔作家張戎和她的丈夫、曆史學家哈利迪合作的新書《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在英國出版。張戎在接受英國《衛報》和其他媒體采訪時表示，毛澤東同希特勒或斯大林一樣邪惡，同他們一樣對人類犯下了罪行。然而，這個世界上，人們卻對毛澤東知之甚少。她希望他們這部經過十年研究寫成的書能夠揭示一個真實的毛澤東，打破中共對毛澤東的所謂三七開定論。本書作者張戎在BBC中文部的演播室接受《中國叢談》節目主持人的專訪，討論她的這部新書。

訪談第一部分：

張戎這部書的重點，是要講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於是采訪就從這個不為人知開始。作為一個曆史人物，有關毛澤東的傳記，回憶錄已經出了不少了。遠的不說，最近的就有前BBC記者菲利普。肖特寫的'毛澤東'。還有毛澤東私人醫生李誌綏的回憶錄。那麽，張戎的這部書又有什麽更新的東西呢？

張： 新的東西太多了，從毛澤東怎樣參加共產黨的，他是不是中共的創始人？秋收起義是怎一回事？後來的長征又是怎麽一回事？抗戰時期毛澤東的政策是什麽？ 最後，毛澤東是怎樣奪取全國的？我們都有一整套新發現。

問：比如大家所熟悉的紅軍長征，在中國國內一般民眾知道的是，毛澤東英勇善戰領導紅軍打敗了國民黨的軍隊，最後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而根據你們的研究，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

張：對！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我們發現紅軍每到一個地方，蔣介石都是給他把大門敞開的，完全是蔣介石放走中共。蔣介石為什麽要放走中共呢？是因為蔣介石唯一的親生兒子也就是他的接班人蔣經國當時被斯大林扣在蘇聯做人質，蔣介石想用紅軍的生存來換回他的兒子。最後，紅軍生存了到達了陝北，蔣經國也就回國了。

問：蔣介石放走了毛澤東，是由於他的兒子蔣經國被斯大林扣在蘇聯做人質。這點你有證據嗎？是什麽使你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張：比方說當時紅軍從江西出發以後到過湘江要通過四大封鎖線，這四道封鎖線上都沒有經過什麽戰鬥。那過湘江的時候，紅軍是1934年11月27日開始過江，毛澤東本人是11月30日過的江，蔣介石12月1日就封鎖了湘江。也就是把紅軍的後衛部隊及拉來的民工截在湘江的另一邊了。而讓四萬五千的紅軍主力過了湘江，這一過程，每一步我們都有詳細資料。

問：所以說沒有阻擋紅軍不是一種推斷而是你們有文獻的證據？

張: 完全是根據文獻資料。

問：是什麽樣的資料，

張：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中國出版了大量的史料選編，"國民黨軍追堵紅軍長征史料選編"出了十多本，那麽這裏麵的東西是什麽呢？就是國名黨軍追堵紅軍的來往電報。從電報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們是閃開大路讓紅軍走的。

問：有任何資料或文件能夠證明蔣介石放走紅軍是因為他的兒子在做人質？

張：嗯…..， 這個….. 蔣介石用他自己的辦法，他當然不能夠向斯大林明說，不能說得很明，而是在每一關鍵的時刻，比如，紅軍剛要長征了，他就向斯大林提出要兒子。紅軍過了四道封鎖線，蔣介石再次向斯大林提出要他的兒子。向斯大林要兒子都是有文字記載的。

問：也就是說有電文或他的日記？

張：這些在蘇聯檔案館都有詳細的記載，蔣介石本人的日記中也提及過這些。比方某年某月某日他向蘇聯提出過要兒子，比如1934年9月2日。蔣經國的日記中提到蘇聯在過湘江的那一時期把他格外地看管起來。紅軍一過湘江，蔣介石又馬上向蘇聯提出要他的兒子。這一事情在俄羅斯檔案館，蔣介石和蔣經國的日記中都有記載。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當天是1935年10月18日，蔣介石當天就接見蘇聯大使，談與蘇聯結盟的問題，接見完後，與蔣介石同去的陳立夫先生就向蘇聯大使提出要蔣介石的兒子，這就是明顯的啦！紅軍那天到達陝北，他們在也談到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有關這些，我們在1993年訪問陳立夫先生時他也是這麽告訴我們的。

問：另外一點是在你書中所提及的紅軍長征途中的飛奪瀘定橋。可以說在中國人所知道的曆史中，飛奪瀘定橋是長征中一很重要的事件，而在你書中說飛奪瀘定橋這一事情完全是編造出來的。你有什麽樣的證據？

張：是虛構的。首先，在瀘定橋根本就沒有打仗

問：怎麽知道呢？

張：這個最重要的根據就是沒有任何人傷亡。去過瀘定橋的人都知道那座橋大概有100米，鐵索鏈上鋪的木板。虛構的故事是橋上的木板都被燒光了，隻剩下了光溜溜的鐵索鏈，對岸的國民黨用機槍封鎖，22個勇士爬著鐵索過河。這22名勇士到了河對岸一根毫毛也沒有傷到，實際上，他們每人還得到了一雙碗筷。這些我們是怎麽知道的呢？當年紅軍出版的《紅星報》，就是紅軍的報紙，關於過瀘定橋的事情就有詳細的記載。它講了這22個勇士是最…最先渡河的先遣隊，沒有任何傷亡。沒有任何中共黨史史料記載過任何傷亡，也沒有任何人提出有過任何傷亡。

問：你是否看過，兩位英國人寫的一本書，書名翻譯成中文是《兩個人的長征》，這兩位英國人沿著紅軍長征的路走了一遍。他們也到了瀘定橋那個地方。你在書中說，你們當時采訪了當地一個賣豆腐的老太太，說當年她沒有看到有戰鬥。

張：對！

問：但這兩位英國人也追尋到了當地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 目睹過當年這一事件。她的說法是，當年從早到晚戰鬥打了一天，紅軍是讓老百姓在前麵開路，過了河。這種說法與中共的版本不一樣，但與你說的情況也並不一樣。

張：見證人的說法最終還是要靠文獻史料來核實，文獻是最重要的。從文獻史料上，我們可以看出最關鍵的證據是，在那次事件中沒有任何人傷亡。國民黨再無能，大概總要傷一個人吧。

問：你們是否采訪過經過這次渡河或指揮這次渡河的見證人呢？

張：嗯…這個…. 我再說一遍，當然我們采訪了紅軍，但我采訪的人不在那22個人當中。那麽這個任何人你要沒有當場在那兒，他也當然沒打仗，他說的話也不能算數。那位我采訪的93歲的老太太，她記得當時隻有陰一炮陽一炮，這個都不算數，算數的是文獻史料。文獻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22個最先過河的人當中沒有任何人傷一根毫毛。這在所謂機關槍掃射下，所謂爬鐵鏈上，在這樣的描述下，這大概是不可能的。這不是神話是什麽呢？

問： 你在書中提到，毛澤東在24歲時的做人哲學，那麽早年毛澤東的做人哲學是什麽？這一哲學對他後來的行為有什麽重要影響？

張：他做人的哲學就是世界的存在都是為了我，但他是用文言文寫的。這些在毛澤東早期文稿裏都有，就是說一切都是為了我。如果講良心，毛澤東說聰明的良心隻是用來為我自己的欲望和衝動服務，良心不起任何約束作用。還有什麽責任義務，他說我一概不承認。什麽對未來的責任，對後代的責任，對曆史的責任我一概不承認。

問：你認為他這種的人生哲學對他以後的行為有很大的影響，是嗎？

張：對，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極端個人主義是毛澤東整個人生的核心。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他不管未來，比方說他去參觀列寧墓時，他就對他的隨從講，這個列寧墓有什麽意思呢？對列寧沒有任何意思，因為列寧已經死了，毛澤東的哲學是對他有意義的隻能是他在生前可以享受到的。死後的好名聲他一概不介意。

問：這又如何影響了他的後來行為呢？

張：對，是影響了。因為毛澤東掌權以後，他一心想做的就是成為一個超級軍事大國，以便稱霸世界。在中國生活過的人，大概都聽說過1953年的總路線。大躍進的時候，這一思想更是被發揚光大。總路線的核心就是在10年到15年內把中國建成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可是在我們研究時卻發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事情，就是對毛澤東來說工業化完全就是軍事工業化。毛澤東要用中國的每一分錢從蘇聯和東歐國家買軍事工業，買核技術。他不僅要買，而且要在他的有生之年，把這些東西都買全。那麽毛澤東開始著手這件事的時候，他已經是60歲左右的人了。毛澤東自己也講過他可能還有10多年的時間，他就是要把這一切在十多年的時間內都辦到。那麽買這麽多昂貴的東西拿什麽錢去付呢？隻能用農產品，毛澤東大量出口農產品，大量出口人民賴以生存的食品，從蘇聯和東歐買這些極其昂貴的軍事工業化技術和設施，什麽是大躍進？這就是大躍進，不惜人民的死亡，三千八百萬人死去。這點毛澤東知道得很清楚。中國食品出口的詳細數字，在俄羅斯和東歐檔案館裏都有記載。

問：毛澤東取得黨內的統治權力，按照你們的研究，主要是靠蘇聯的扶持。那麽，中國共產黨大多數人對毛澤東的態度，在你書中講通過延安整風，那種恐怖的整肅，毛達到了他另外一個重要目的，這就是建立起對他的個人崇拜。你書中的原話是這麽說的：＂經曆過那場整肅的人都記得這是一個轉折點，從那個時候起人們有一個堅定的看法就是毛澤東是一個明智的領袖"。那麽經曆了那種恐怖的人反而會有這種觀點，反而會對毛澤東崇拜，這不是很矛盾嗎？

張：這就是毛澤東精明的地方，他就是利用恐怖。他還有一專門的指示就是怎麽搞逼供信，如何能搞得恰到好處，使人很害怕，但又沒有要完全摧毀他們。毛澤東很精明地意識到，那批去延安的人，當時他們的印象是中共是要抗日的又對國民黨很不滿，他們是這樣到的延安，他們是一大批充滿理想主義的人。到了延安後，他們都很失望，王實味就是一個代表。他們對延安的不平等，對老百姓的貧困都有很多的不滿。對這些不滿，毛澤東知道他不可能說服他們。為了讓這批人聽從他的，把這批人變成一架機器裏麵的螺絲釘，這個不通過恐怖是不行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完全不是建立在由衷的熱愛上，而是施用恐怖的結果，根植恐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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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著作。另一位女作家陳小雅關於毛澤東的著作也等量風行。名為《中國“牛仔”  －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


駁陳小雅《不必用‘毛式思維’對待毛澤東》

——破除毛澤東崇拜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作者：餘傑


最近有兩本關於毛澤東的研究著作在海外出版，巧合的是兩位作者都是頗有知名度的女性，一位是《毛澤東傳》的作者旅英作家張戎，一位是《中國“牛仔”》的作者北京學者陳小雅。陳小雅女士的大作尚未拜讀，但我讀到了她的一篇訪談《不必用“毛式思維”對待毛澤東 ——關於<中國“牛仔”>的幾個問題答讀者問》，認為其中諸多觀點都有值得商榷之處。對這些問題的深入討論和澄清，不僅對於當下中國破除毛澤東崇拜的怪現狀具有重要意義，還能闡明當代知識分子在還原曆史真相、重建社會正義方麵不可推卸的責任。
毛澤東為何成為一種“信仰”？

　　陳小雅在該訪談中認為：“民間早已把毛改造成他們需要的東西了，譬如財神爺、保護神、成功者。所以，這些東西，不論我們怎麽寫書，它也是不會改變的。……我認為，可以讓毛作為一個‘小神’存在。”在我看來，這種貌似客觀中允的看法，其實極大地歪曲了中國的曆史和現狀。

　　毛澤東為何能夠成為一種“信仰”？首先，這是因為文革之後鄧小平並未像赫魯曉夫全麵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一樣對待毛澤東及其意識形態，毛澤東的大部分罪惡至今仍未得以彰顯；其次，中共仍壟斷所有的傳播媒介和教育機構，在官方媒體和學校教科書上對毛澤東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麵的，且不允許公開表達對毛的非議；第三，中共對其他民間信仰采取限製、打壓乃至殘酷迫害的手段，當下中國的“信仰自由”是這樣的：你可以信仰毛澤東，這是絕對安全的；但如果你信仰法輪功或基督教，你就將麵臨相當的危險。多少法輪功修煉者家破人亡的慘劇，不知陳女士是否知曉？在此背景下，作為偽信仰的馬克思主義破滅之後，所遺留的信仰真空隻能通過毛澤東崇拜來填補。因此，毛澤東崇拜首先是官方欽定的意識形態，再由官方向民間灌輸，而並非如陳小雅所論，毛澤東崇拜是民間“自我生成”、“自得其樂”的信仰——毛澤東的屍體仍然躺在紀念堂中，毛澤東的頭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廣場和印刷在所有麵額的人民幣上，這一切難道是民間社會所能做到的嗎？

　　作為八九民運史的研究者，陳小雅還將毛澤東信仰與八九民運聯係起來。她特別指出當年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群眾隊伍中打出過毛像的細節，並認為九十年代的毛澤東信仰“其目標雖然閃爍迷離，但意識指向，總是圍繞著那個無論從感情、還是從理性上來說，都解不開的‘六四情結’。”這一分析是南轅北轍、顛倒黑白的，就我所知，絕大部分崇拜毛澤東的國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殺，崇尚暴力和殺戮，他們並沒有陳女士所想像的“六四情結”。

　　陳小雅試圖將毛澤東崇拜與八九民運聯係起來，從而使之獲得某種道義上的合理性。然而，不知陳女士究竟是有意忽略還是信息匱乏，她並未提及八九命運中另外一幕悲壯的場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湖南省瀏陽縣小學教師餘誌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嶽和長途汽車司機魯德成三人，用充滿顏料的雞蛋成功塗抹了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北京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宣傳煽動罪判處餘誌堅無期徒刑，喻東嶽有期徒刑二十年，魯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湖南三君子史無前例地挑戰神壇上的毛澤東，堪稱反獨裁、反暴君的偉大壯舉。他們的所作所為決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這一點從他們當時貼出的標語便可以看出：一句是“五千年專製到此告一段落”；另一句是“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他們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直到今天喻東嶽仍在獄中忍受非人的折磨。由此可見，今天的中國人並不需要陳女士為他們呼籲信仰毛澤東的自由；今天的中國人需要的乃是批判和否定毛澤東的自由。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所謂的“小神”，乃是老百姓被剝奪了其他信仰權利之後出現的一種極度扭曲的狀況，“存在”的並不都是“合理”的。我認為，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根本無須為毛澤東崇拜尋找曆史與現實的合理性，真正需要做的乃是為成千上萬受殘酷迫害的其他信仰群體的基本人權而奔走呼號。


可以利用毛澤東來“以毒攻毒”嗎？

　　陳小雅在《中國“牛仔”》一書中指出，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下層人民的利益，因此“留著就是多元化，毀了就是‘一言堂’”。她認為，中國老百姓對毛的“崇仰”，實質是下層既得利益人眾企圖維持現狀的一種精神寄讬。在對九十年代初期的“毛熱”進行分析時，她分析說：“作為一種大眾情緒的寄讬，它們對於當時的‘主旋律’，既不反對也不配合，體現出人們用‘不作為’進行‘消極抵抗’的意願。進而以懷念前朝為藉口，曲折發泄對當朝政權的不滿。此處表現的對毛的‘崇仰’，實質是廣大民眾與當朝者精神分離的象征。”

　　毛澤東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社會下層人民的利益呢？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存在著多種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有人認為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前是好的，隻是掌權之後走向了專製和獨裁；比如有人認為毛澤東生活簡樸，一生保持農民本色，隻是其統治的後期被身邊的官僚們蒙蔽罷了。然而，近年來隨著曆史學家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和當年蘇聯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等著作的問世，這些對毛澤東的“善意”想像很快破滅了。毛從來就沒有代表過社會下層人民的利益，他代表的不過是社會邊緣的流氓無產者的利益。在此意義上，毛是從黃巢、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等所謂“農民起義領袖”序列中脫胎換骨出來的“流氓中的流氓”。從早期發動內亂造成數百萬民眾的死難，到當政之後不斷製造政治運動和大饑荒造成數千萬民眾死亡，甚至在在與赫魯曉夫談判時提出進行核戰爭、不惜中國人死亡一半的恐嚇，毛澤東何嚐把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中？毛澤東是通過血腥的戰爭獲得政權的，中國老百姓何嚐通過選舉將自己的利益拱手讓給他來“代表”？部分百姓對毛的崇仰，固然有對現實不滿的曲折發泄的一麵，但更說明民眾長期受中共宣傳教育毒害之深。幾乎所有中國人祖父輩和父輩中都有被毛所殺害的親人，但不少受害者家屬仍然對毛頂禮膜拜，這不是患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是什麽呢？

　　不過，陳小雅畢竟承認毛澤東是一種“毒”，她認為：“毛在形式上、在局部還存在，但是已經不能為惡了，相反可以毒攻毒。”這種“以毒攻毒”論的前提是毛澤東時代已經過去了。那麽，毛澤東時代真正結束了嗎？在我看來，毛澤東時代並未真正結束，當下的毛澤東崇拜不僅不是“以毒攻毒”，相反乃是“飲鴆止渴”，它對於未來中國走向民主社會有百害而無一益。毛主義並非如陳女士所說的那樣“不能為惡了”，它仍然在殘害著中國社會：如今的中共黨魁胡錦濤就是毛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他上台之後恢複了不少毛時代的政策，如對文宣部門的強化以及對西方的仇恨教育等等。如果用陳小雅的邏輯來推理，那麽胡錦濤的作法難道是在“以毒攻毒”，難道是在用一種最迅捷的辦法終結共產黨的統治？恰恰相反，“毛規胡隨”的現狀表明毛主義依然是中共鞏固其專製統治的法寶之一。


徹底否定毛澤東難道就是“毛式思維”嗎？

　　陳女士在訪談中還批評“非毛論”是一種“毛式思維”：“為什麽要學毛毀毛呢？俄羅斯人就沒有趕盡殺絕，有這種包容力，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氣象。趕盡殺絕、脫胎換骨就是毛式思維。”然而，我在俄羅斯觀察到的事實卻與陳女士的論述相反：我在俄羅斯沒有發現一尊斯大林的雕像，俄羅斯人告訴我，他們不會繼續膜拜一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這才是一種健康良善的民族心理。對犯有滅絕人類罪行的獨裁者的寬宥，絕對不是“成熟民族的大家氣象”，而是認賊作父、與狼共舞的“嬰孩心態”的表征。

　　陳小雅認為，一部分知識分子之所以持“非毛論”，是因為五四以來“不少精英提倡‘改造國民性’，把自己等同於無所不能的上帝，其結果是國民性沒有被改造，倒是自己變得越來越像毛澤東了。”這種看法的背後隱藏著一種危險的反智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而這種傾向正是毛主義在中國泛濫的動因之一。徹底否定毛並不是“毛式思維”，正如德國人民徹底否定希特勒並不是“希特勒思維”。將自己的一生用於追捕漏網納粹的集中營幸存者維森塔爾曾經說過：“仇恨可以孳生在任何地方，理想主義也會在任何地方墮落成一種病態的殘忍。如果仇恨、殘忍和現代技術結合起來，任何地方都會變成一個新的人間地獄。”因此，我們徹底否定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並鏟除滋生其邪惡思想的社會土壤，不是“冤冤相報”，不是非此即彼的毛思維，乃是要為人類的民主、自由與和平奠定一個穩固的基礎。

　　毛澤東是空前絕後的殺人犯，他的罪孽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斯大林等早已臭名昭著的獨裁者。德國法學家維勞赫在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學術論著《痛苦的巨龍》中，公布了一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根據相對保守的估計，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死於非命的中國人大約為七千三百萬之多。維勞赫表示：“這些數據的來源當然不是我。我隻是根據各種學術資料，估測了死亡人數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實際數字可能會高得多，因為共產黨當政之前，也曾殺害過很多人。一些學者根據見證人的描述，對共產黨掌權以來被殺害者人數進行了統計。我在書中對這些統計數字進行了評估，以便論證共產黨政權的罪責到底有多大。”對於這組龐大的死亡數字，作為當政時間最長、性情最為暴戾的黨魁，毛澤東理所當然負最大的責任。為這個混世魔王辯護、甚至建議將其作為“小神”來敬仰，乃是對法律和公義的踐踏，乃是對數千萬死難同胞的再一次謀殺。

　　我相信，在未來民主的中國，將像戰後的德國在法律上將希特勒及其邪惡思想釘在曆史恥辱柱上一樣，必將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信奉和傳播毛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犯罪行為，讚美和崇拜毛澤東並不在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範疇之內，因為這樣做必將傷害最大多數民眾的權利和尊嚴。未來民主的中國必然是一個多元價值共處的國度，但是不會允許作為專製淵藪的毛主義的存在，因為毛主義與普世的人權價值背道而馳。在此意義上，陳小雅女士的“毛澤東是中國‘牛仔’”、“毛澤東是中國的‘小神’”等荒謬論調趁早可以休矣。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北京東郊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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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雅：餘傑有堅持"毛式思維"的自由
   

    餘傑有堅持"毛式思維"的自由——給一個基督徒的聖誕禮物
   
    陳小雅
   
   
   
    不久前，收到一篇餘傑討伐我的"檄文 " ,題目叫做《破除毛澤東崇拜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 駁陳小雅〈不必用 ' 毛式思維 ' 對待毛澤東〉》。看了以後，隻覺得這位"小侄"不過是在和我開玩笑——一個"愚人節"的玩笑：一則他的落款日期，是我的生日，這看上去很像是一件"小禮物 "；二則他使用和我的主旨完全一致的話—— 對曆史負責的理性"評毛"，……是知識分子不因時事遷播而轉移的航程 ——當正標題，而副標題卻說"駁陳小雅……"。而且文中幾乎所有論點所使用的論據，都是我在幾篇答問或《中國"牛仔"》一書中講過的話，這不是有一點搞笑麽？
   
    素聞餘傑常常開著唐老鴨式的"瘋狂之車"把全世界橫豎碾了個遍，但餘傑有"幽默感"，我這是初次領教。
   
   
    訪談發表的曲折過程
   
    但是，有一點誤會，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餘傑所批判的我的那篇答問錄，是我接受張偉國采訪的最後一部分。這次采訪，是《中國"牛仔"》出版後，我接受的第一個采訪，時間是在 2005 年7 月。問題是，張偉國並沒有將采訪材料一次用完，而是先發了一篇"兩位女性評毛"的報導，他準備在另一篇專訪中發餘下的內容。在這餘下的部分中，我是先談毛的屍體處理、取走毛像，然後談對民間崇毛現象如何看待的。在那裏，我談到，可以讓毛作為一種"小神"存在，也是語帶調侃的。但《動向》限製了字數，我不得不把這個論題剖做兩篇答問錄，後麵這部分另投了《北春》（當時《北春》正好來約稿）。沒想到《北春》這篇先發出來，這樣，就隻有一篇好像是單單談把毛作為 "小神"供奉的文章問世了。雖然張偉國後來把《動向》延期的那篇也一起投了《北春》，但兩文發表出現了時間差，再加上國外的谘訊傳到國內還有時間差，這就給不了解我的觀點的人，留下做文章的"口實"了。顯然，餘傑機靈鬼似地抓住了這一空當，正是利用了他曾義正詞嚴地加以譴責的共產黨的"文化專製"。
   
    盡管如此，我還是願意把這個"事件"當作一場誤會看待的。我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餘傑的"檄文"提出了什麽"重大的問題"，非得我出麵解答，才算有個了結。因為我覺得，就"是非高下"層麵的問題說，世界上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一個人在自己不同的年齡階段，本來就不可能有相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是可以通過換位思考，互補缺陷，閱曆和知識的增長來達到一致的。我覺得，就餘傑提出的爭論看，那也不過是他自己尚未想清楚，而他的上兩代先驅們已經想清楚，並在過去的三十年來，一直用行動回答的問題。我既不認為一場重複的爭論可以結束曆史上曾發生多次，以後還將不斷發生的爭論，也不認為有"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的必要。
   
   
    給餘傑的一道"是非題"
   
    我不回答餘傑提出的挑戰，餘傑大概不會認為我是看不起他，或者害怕了他。既然如此，我何必還要來費事寫這篇小文呢？因為我感到餘傑這樣的人，生活在"冰"與"火"的兩重天地裏——聽到的要麽是吹捧，要麽是謾罵，這對他的心智成長，其實是很不利的。而且，他所論及的大部分內容，其實是"真假題"，而不是"是非題"，盡管它們是以"論個是非"的麵目出現的。所以，在聖誕將臨之際，為禮貌起見，我決定還是對他的挑戰作一個答複。
   
    當然，在這之前，我想提出文章之外的一道"是非題"：
   
    我和餘傑從來沒有照過麵。雖然兩人有幸在2004 年6 月都參加了在紐約舉辦的"四 * 六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我被安排第二個作了發言，他被安排第三個作了發言。但那次會後，他有事先走一步，我們也就失掉了結識的緣分。此後，聽說餘傑曾質問會議主辦者："為什麽讓XXX 這樣的人參會？"
   
    據我所知，餘傑說的那個人，至少比他更有資格參加那次會議。因為，1989 年趙紫陽的"五四 "講話，是參考了這個人和李澤厚的文章寫出的；這個人也是當時一份著名公開信的執筆人。這封公開信，是 89年第一份以中共黨的基層組織向黨中央發出的公開呼籲，上麵有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胡繩、各所所長和一大批著名專家、教授的簽名，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而且，在四 * 六以後的清查和批判中，他也是被中宣部點名批判的四個"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直推崇的人物，不是薩特、尼采，而是雷蒙 . 阿隆，……我認為，即使餘傑與他有觀點上的爭執，也不必質疑別人參會的權利和資格吧！一個信奉民主理想的人，至少應懂得一條原則，就是伏爾泰說過的那句話：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利"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原則。
   
    餘傑的行為表明，他作一個合格的民主戰士，還是存在差距的。
   
   
    三類"信徒"，你屬於哪一類？
   
    讀餘傑的文章，我也有一些感歎，有一些反省：
   
    一是感歎知識積累與眼界開闊，對於一個評論家的重要性。以"小神"問題而論，民間神話研究的成果顯示，中國民間神祗不下百個：凡天地山川，風雨雷電，江河湖澤，四時節氣，金木水火，飛禽走獸，桌椅板凳門窗灶台掃帚……恐怕除了茅坑以外，都被賦予了"神靈"。不過，在我剛剛讀到的蕭瑜的《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曆》中，他還真提到了 "廁所之神"。故事講，他剛剛當老師的時候，比他年長的學生對他很不服氣，要考考他的對聯。學校馬上就要舉辦喪事了，怎麽辦？他很著急，但進廁所轉了一圈出來，聯句就有了。他認為這是廁神賜予的靈感——可見是 "萬物有靈"。在哲學家那裏，這成了中國人"實用理性"的證明。筆者談"小神"，就是在中國民間文化這一特定的背景下展開的。但餘傑為什麽會一下子就想到"唯一神"，想到"信仰"，想到"崇拜"和"膜拜"呢？我覺得，這不是他有意刁難，而是我們的文化背景不同。
   
    其實，在信仰問題上，東西方的情況也差不多。陀思妥耶夫就曾把"信徒"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賣聖像者"——他們"信仰"、宣稱自己信仰或鼓動他人信仰，是為了謀取錢財。在巴黎的盧浮宮內，有關宗教題材的畫廊中，就有好幾幅這個題目的油畫，可見這是一個不論基督教還是東正教都普遍認同的現象。
    第二類是"謀財害命者"——當他緊盯著別人的錢袋，對自己的同胞舉起屠刀時，依然不忘在胸前劃十字，讓"上帝保佑"他的手不要發抖。這類事例，從共同信奉佛教的日本人屠殺他們的黃種兄弟，也可以找到佐證。可見這也是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問題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第三類是"生活中的基督"——他們對待自己的信仰，就象一個母親對待初生的嬰兒發出的微笑一樣自然，那是從內心流露的，毫無做作，也不是表現給別人看的；是隻求奉獻不問索取，並甘願為之付出生命的情感和覺悟；是從愛和犧牲中得到滿足的體驗，那才是一種真正的信仰。
   
    ——顯然，老杜的這個發見，既可以檢驗我們周圍的眾生相，也可以檢驗我們自身。
   
   
    俄羅斯憲法大，還是餘傑的眼大？
   
    餘傑惘顧我批判斯大林"專製極權主義"的一貫立場，在行文中給我栽贓了一個"崇拜斯大林"的罪名。原因何在呢？他不喜歡我談"俄羅斯文化的包容精神"。他似乎不知道新俄羅斯憲法中關於國家標誌性事物的規定。它們是：
    國徽——雙頭鷹——蘇共時代的國徽；
    國旗——白、藍、紅三色旗——沙皇俄國的國旗；
    國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國歌；
    國都——莫斯科——大公國和蘇共時代的國都。
    究竟是俄國憲法更能表現俄羅斯民族的文化精神，還是俄文大字一個不識的餘傑，走馬看花留下的印象更能代表俄羅斯精神呢？我想，這應當是有"公論"的。
   
   
    "投射現象"與"排猶風潮"
   
    心理學家認為，在大眾文化中，有一種常見的現象——投射現象。這表現在，行為人並不了解辯論對象，也不懂得在什麽層次上與人辯論，隻要聽到對方某句話不順耳，就把它與自己所敏感的某件事聯係起來，加以放大，並實施攻擊。所謂"民族主義"風潮，排猶運動，就是軍國主義和種族主義者依據這種原理，"滾雪球"般地"滾"出來的。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時，日本國民就是聽說自己的同胞在東北被中國人打死，被煽動起來了 ；而納粹運動，則是根據一本偽造的猶太人統治世界的秘笈——猶太賢士議定書——煽動起來的……
   
    我並不讚成餘傑的教友把他的行為與文革中的紅衛兵 或者納粹的衝鋒隊員加以比較，因為餘傑還年輕，他具有強烈的詩人氣質。在一般人看來，心理與物理、主觀與客觀的區分，是自我意識成熟、人類理智清明的象征。但詩人、文學家這類特殊人才需要的恰恰不是清明的區分，而是混為一體。我是非常羨慕這種天賦才能的。我想，如果餘傑去當詩人，他大概會比我的一位朋友——黃翔還要"狂"；但如果要介入社科，則可能需要剪裁掉他的許多天分；如果要搞政治……對不起，這的確會讓我想起毛澤東，——那不僅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天下人的不幸！
   
    除了聽風就是雨的敏感，外加煽動性極強的語言，你是否還需要補充一些其他的修養呢？
   
   
    是誰在"顛倒黑白"？
   
    餘傑在文中還對我所描述的89 民運中的"利用毛"現象提出了質疑。但不知道是因為他的"文債"欠得太多，還是因為他對那場運動根本就缺乏研究，所以，作為"原告"他並沒有拿出像樣的論據來進行反證，隻是匆匆地給人戴了幾頂帽子，就溜之大吉了。如果他真有探討的興趣，我建議他去看看朱曉陽和陳佩華寫的《象征與暗流》（載《沉重的回首—— 89天安門民主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那裏提供了一個極其完整的案例。曾有好幾位 80年代著名精英人物推薦我看。他們說你搞八九研究，可不要光看到大專院校和研究所裏的事情，還要了解市民、工人……。此外，也可以看看瀏陽"三壯士"中的餘誌堅所描述的他的家人的情況，另外，還有作為為數不多的目擊者的我的"目擊記"。如果不願意了解這些，餘傑至少應該知道，"三壯士"是被學生"選舉" 出來的"代表"經過民主討論的程序，送交公安局的，而不是公安局來抓的，事後陳希同也沒有借此做文章，這些，總是不能改寫的事實吧？如果餘傑的邏輯說得通，這些學生及其代表們豈不都成了"崇毛"分子？按照餘傑所說，" 絕大部分崇拜毛澤東的國民完全支持六四屠殺，崇尚暴力和殺戮"，那麽，廣場的學生和市民們豈不"絕大部分""完全"是主張屠殺自己的？！而警察和陳希同倒是不主張"暴力和殺戮"的了？！——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 "顛倒黑白"！
   
    到此，筆者不禁要問，餘傑連這些基本史實都不清楚，在邏輯上又是這樣首尾不能相顧，他那洋洋幾十萬言的"大著"究竟是怎麽寫出來的？
    倘若他承認自己並不了解當年發生的事情，更沒有對它作過深入的研究，那是可以被讀者諒解的，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外地的中學生，誰也不會去求全責備。
   
   
    當心網絡依賴症
   
    再說近二十年來的"崇毛熱"，我認為那隻是一種有"周期性"的文化現象。雖然近年來有所升溫，但並未構成一種社會危脅。而"傳統文化——革命文化——西方文化"——這三種文化所構成的周期性 循環 ，不僅可以驗諸近三十年的文化史，在近百年的曆史中，也可以找到證明。
   
    因為不上網，我的視野可能有盲點。但我也知道，天天和網絡打交道，尤其是和特定主題的網站打交道的人，對社會的認識是會失真的。打個比方，現在大陸關心"同性戀"話題的網站已有三百多家，如果我天天泡在裏麵，我恐怕要憂慮：中國人會不會"絕後"了？再比方，目前中國關心"安樂死"話題的網站也有兩百多家，假使我天天沉浸在裏麵，我可能又會憂慮"謀殺"已迫在眉睫了！但退一步想，中國有多大？人口有多少？網站有多少？有幾萬、幾十萬人或幾百家網站關注某一話題，這在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又算什麽呢？為什麽一定要趕盡殺絕呢？
   
    現在的中國，各種歌星、球星、卡通明星，比政治領袖的待遇高多了。不久前，我看到國內大報上有一篇文章——《米奇隻要求與毛澤東同等待遇》，原來是米老鼠廣告要與毛爭鋒。但我注意到"毛澤東日"的提議至少沒有上過報紙。簽名附議者中間也沒有中央委員和人大代表。相反，在大陸報刊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消息 ：毛像或者語錄價格升至幾何，"紅色收藏"的行情如何，這個"生意"甚至還做到台灣去了 。我想，那裏總不會有什麽"毛崇拜"吧？
   
    我不想散布"麻痹情緒"，但我也不願作"杞人"之憂。更何況，哈維爾說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麵包店的營業並無關係呢！
   
    胡錦濤不打老鄧、老江的旗幟，也不樹自己的旗幟，這正是政治風水流轉的症候。那恰恰可以證明我提出的模式，不僅在文化領域存在，而且在政治領域也存在。所以，餘傑不僅不能把它作為批駁我的證據，相反，應該拿來證明我的論點。至於這種政治上的輪轉，究竟是政府對於社會需要和情緒的適應？還是相反：社會情緒被官方的說辭牽著鼻子走？這完全是可以討論的。
   
    我擔心的不是"革命文化"的潮永遠不退，而是在下一輪西方文化主潮到來時，中國人拿不出象樣的東西，像八十年代末期一樣，讓它很快就成為了過去……
   
   
   
    "語言暴力"與"口唇人格"
   
    我對餘傑文章的另一個感慨，是它的"語言暴力"。
   
    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在人格發育的"口唇階段"，"語言暴力" 是常見現象。如果一個人的"人格發育"不順利，它就會成為成年人永久的毛病。目前，心理學家已經把這個成果擴大到研究"社會心理"現象了，比如，文革的" 大辯論"發展為"語言暴力"，是不是一個民族的"口唇階段"尚未結束的標誌呢？而我認為，這個"人格"的最初階段，如果再退化，就會退化到"喪失人性"。這也是可以驗諸事實的：文革由"大辯論"轉變為"武鬥"，語言暴力的出現，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在毛澤東的個案裏，這個特色和過程就更清晰：他喜歡發揮"口唇"優勢——給人無限上綱，把別人沒有的意思強加於人，然後批倒批臭；他講理講不過的時候，就罵人；罵人罵不過的時候，就打人（鬥爭人，對人實行"專政"）。當毛的個人專製化為"群眾專政"時，屍橫遍野的景象就出現了——那的確是比野獸襲擊更可怕的情景……
   
    餘傑今天能把我解釋"毛澤東熱"的文化現象，等同於為毛崇拜"尋找曆史與現實的合理性"；把我主張"多元化"指控為"屠殺"，明天——他當權的那一天——想必也能名正言順地對我實行"正義裁斷"了！
   
   
    從"砍人頭"到"數人頭"，路有多長？
   
    餘傑的檄文，有一個最動人之處，那就是他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民主社會的急切希望。他暗示，要達到理想目標，應采取"最迅捷"的方法。而"最迅捷"的方法，莫過於將毛的腦殼一磚頭"啪丫個稀巴爛"。這比起我所提倡的"解剖 - 分析 - 化驗"方法，對於結果一個人的肉體生命，無疑是更"迅捷"的。問題是，我們麵對的是一種思想體係，它已鑽到我們每一個人的頭腦中、融化在我們的血液中，在許多方麵——比如語言——已經成為人們的習慣，；它是深入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的東西，我們能將每個人的腦殼"啪丫個稀巴爛"就了事嗎？為要"迅捷" 的解決這些問題，隻有屠殺！
   
    其實，尋找"最迅捷"途徑本身就是"毛式思維"。用之於從事革命必然選擇暗殺手段和暴力途徑，用之於從事建設事業必然導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用之解決社會矛盾則必然由"語言暴力"導致血腥鎮壓。
    講到這裏，我想起李銳先生最近送我的一本書中，有一段他和菲利普 . 肖特的有趣對話，茲錄於此：
   
    肖特：從英國曆史進程來看，是慢慢消弱皇帝製度的，用了800年（？）才走到今天的民主社會。中國如果從1911 年算起，改變皇帝製度還不到 100年的曆史。
   
    李銳：你們一直有皇帝，而我們已有九十多年沒有，但你們的民主比我們好。
   
    如果按照餘傑的標準，中國的革命應該算"迅捷"的了，但這個"迅捷"的革命，不僅並未帶來民主，相反比有皇帝的製度"專製極權"程度更高，原因何在呢？
   
    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奉行的都是"砍人頭"的政治，直到近一百年，才開始實踐"數人頭"的政治。但數著數著又大砍一番，為什麽呢？沒有耐心，不願意說服人，隻願意壓服人；不承認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這既是專製製度的人性基礎，也是它的哲學基礎。這其實也正是基督教徒的最基本課程。
   
    當然，說一千，道一萬，餘傑硬是要堅持"毛式思維"，那也是他的自由，我是不主張趕盡殺絕的。隻不過，他的自由不是無限的，別人的自由權利，便是他自由的邊界，這一點，希望他任何時候不要忘記。
   
    2005年12 月 14日
    (12/16/200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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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女性的評毛新書

-- 推介陳小雅新書《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

張偉國（美國）


正當英國華裔女作家張戎的《毛澤東——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風靡歐美英文圖書市場的時候，北京著名政治學者、《八九民運史》一書的作者陳小雅女士，也馬上要出版一本研究毛澤東的新書，書名是《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年7月底出版），全書四十九萬字，分上下兩篇共十一章，分別為：毛澤東的“聖經”（《水滸》）、毛澤東的“第一桶金”、毛澤東的“烏托邦”、毛澤東主義、一封偽造信件的考證（《給江青的一封信》）、“九一三”主謀、誰殺死了林彪？、騎虎難下——毛林關係探謎、毛周江“新三國演義”、周恩來“投降”之辨、毛澤東的“遺詔”等。

作者以文化、曆史與政治學者的交叉視角，用女性的細膩感知，對構成毛澤東諸多重大政治“迷案”的行為及心理進行了深度觸摸，力圖從遠祖血緣，家庭、教育和社會環境，早期經曆和革命生涯，以及晚年身體和心理狀況等各個方麵，來描述毛澤東的個性、政治人格，他的人生觀、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的形成過程，進而還分析了毛為什麽和如何能夠從一個農家子弟、邊緣小知識分子，終於成長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領袖和東方極權統治者的主客觀條件。為解讀“後毛時代”的政治與文化曆史，留下了重要線索。

作者將此書定位為一部人物“公案”分析著作。也就是作者通過對毛的若幹“曆史關節”的質疑、求索、辨證和分析，解構毛和再造毛的曆史形象的過程。書中諸多立論，發乎常情，合於常理，文字平易近人，具有“用意深，立足實，為言信，然後善惡明”的功效，堪稱當代毛澤東研究中獨具特色的一部著作。

陳小雅寫作這本書的宗旨，就是要解構她心目中原有的毛澤東形象，通過尋找毛的“靈魂”來重新認識毛，同時也重新認識他的人民包括作者自己。因為在她看來，“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今天，我們——不論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或是已經逃離了這片土地的人，仍然無一例外地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陰影中”。被毛的陰影所籠罩的，包括作一切正在大陸共產黨統治下生活的人，也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後曾經在那裏生活的人，自然也包括所有批判毛澤東和反共產黨專製體製的人士。王若望生前有一句名言非常形象的概括了這個意思，叫做“我們都是大大小小的毛澤東”。不言而喻，研究毛、反思毛，以便走出毛的巨大而濃重的陰影，對於體製內外的知識分子和朝野各種政治角色都是必要的。

作家張戎批毛新書出版之後，也有評論批評她對史料的處理不夠專業。我想這其實存在著一個很大的誤解，因為作者的定位和有些讀者的期待，角度是很不一樣的，張戎稱自己從來沒有說她寫的書是一部曆史學研究的學術著作。作為一個暢銷書作家，隻要她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她用文學家的筆墨來處理其掌握的豐富史料何錯之有？至少也是一家之言。她的書之成為暢銷書的事實，反倒證明了她在運用史料方麵的成功。

其實，西方讀者和有中國大陸背景的讀者對張戎一書的不同反應，也可以隱約感覺到某種問題的存在，如果說西方讀者在這方麵是一張白紙的話，而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被廣泛長期有係統地洗腦之後——事實上已經程度不同的受到了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思想方式的汙染，所以他們對張戎新書表達的意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共產黨宣傳文化的條件反射？多大程度上是自己良知和心聲的坦露？這是需要作具體分析的。

不過也應該承認，質疑張戎新書的評論意見，代表著這個時代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一種需要，那就是對毛澤東的批判還要更加深入的進行下去，而這種深入是需要建立在非常嚴肅的專業研究的基礎之上的。陳小雅的新著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她的這本書或許可以多一些滿足讀者在這方麵的需求，也就是她比較學術的揭示了：中國的悲劇在於，帝王式的專製，是一種“公私不分”的專製，是一個人負責的專製。隻要這個主角不退役，他的不論公私行為都是無法界定也無從監督的。由此而造成的國家動蕩和危害是無法避免的。

對毛澤東的研究和批判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尤其在中國現任當權者還抱著毛澤東的衣缽不放，使得這項工作即觸動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又可能會 “犯眾怒”。據作者介紹，出版這本書僅僅是是她研究毛澤東計劃的一部分，該書有一半內容曾經在《民主中國》網絡雜誌上和其他媒體上發表過的，有一半是新的研究成果，如毛澤東的“四不清”問題，毛澤東主義，林彪罪案，毛澤東的遺詔等；當然，還有更多的資料和研究尚在進行之中，計劃中還在研究撰寫的相關著作有《中國“洋蔥”》（比較毛澤東與希特勒東西方兩種不同類型的“極權製度”的締造者）、《中國“丈夫”——毛澤東的情事》……

兩位女性的評毛新書，雖然角度甚至立場不盡相同，甚至寫作的文字也完全不同，但除了他們寫作的主人翁以外，有一樣是相當接近的，那就是這兩位的文筆都十分細膩、故事生動，可讀性很強。張戎的新書據說明年春天可以出中文版了，陳小雅的《八九民運史》也聞有人在美國聯絡出英文版，我想這本研究毛澤東的力著，也可能會引起包括英文讀者在內的外文讀者的興趣。我想，如果把張戎和陳小雅的兩本書結合起來讀，也許你會讀出一種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