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當代中國的小百科全書:《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胡平
出處:http://www.xinsheng.net/xs/articles/gb/2003/11/14/24283.htm
【新生11月14日訊】五年前,何清漣女士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在國內出版,一時間洛陽紙貴,造成強烈的轟動效應。最近,海外的博大出版社(Broad Press Inc.)推出了該書的最新修訂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是增加了一九九八年以後的新數據與資料,並對舊資料作了一些刪節;二是做了一些結構性調整,如將2000年發表在《書屋》雜誌、被中國讀者視為《中國的陷阱》的姐妹篇,令中國政府極為震怒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作為本書的第十一章,並重寫了序言與結語--以前在中國所寫的結語,因麵臨太多不能直言的禁忌,充滿了曲筆--作為作者對中國跛足改革的基本判斷。
五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方麵,《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對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預測都得到了驗證,另一方麵,國人對於反腐敗問題在五年前曾經有過的一點希望如今更加渺茫。
五年前,朱熔基走馬上任國務院總理,誓言要闖地雷陣萬丈深淵,還說要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裝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汪道涵每到一處,都要向當地官員推薦何清漣的這本《現代化的陷阱》。可見在那時,中共高層也有人下決心反對腐敗。然而五年過去了,何清漣這本書在國內遭到查禁,何清漣本人也被迫離開中國來到海外;朱熔基反腐敗無功而還,腐敗則愈演愈烈。胡溫上台,雖然也試圖帶來一點新氣象,但是在反腐敗問題上就連「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種門麵功夫都沒有做。時至今日,中國的腐敗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何清漣在修訂本前言裏引述了一位深圳官員的話,那位官員對官場的腐敗非常反感,但是他說「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有七個做賊,剩下的三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汙腐敗,別的人心裏就不踏實。」這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官場,已經不是清官整貪官,而是貪官整清官,貪官要把那些本來就為數不多的幾個清官拖下水,要貪大家一塊貪。
何清漣這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引證的材料豐富翔實,涉及到當今中國社會的許多方麵,猶如一部當代中國的小百科全書。更為可貴的是,作者的分析與評論十分深刻,發人深省。尤其是在重新寫成的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國」和結語「中國改革的得與失」裏,作者高屋建瓴,從整體上對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曆史、現狀以及未來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作者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本質上隻不過是對毛澤東當初化私為公的革命的一種逆變--化公為私。中共先是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然後又利用權力把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我完全讚同作者的這一概括。我先前也講過:中共先是用專製的手段滅私充公,然後又靠專製的庇護化公為私,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一個黨全做了。這是在古今中外都沒有先例的,獨一無二的。在描述當今中國的腐敗現象時,有人把它比作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政權,比作蘇哈托時代的印尼與某些拉美國家,或者比作一黨專製垮台後的俄國或東歐,其實都不準確。因為當年的國民黨和蘇哈托或拉美國家都不曾搞過血腥的共產,而俄國和東歐好歹都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經濟改革,所以它們的腐敗程度都不能和今天的中國相比,其性質更有不容否認的區別。中國的腐敗豈止是腐敗,它簡直就是搶劫。
不錯,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於是,不少人說這是鄧小平路線的勝利,是隻改革經濟體製並推進市場化,而不改革政治體製且不推行民主化的路線的勝利。我承認這種觀點並非全無道理,正因為中國是在專製高壓下推行經濟改革,因此實行起來全無掣肘,格外順利,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甚麽價就賣甚麽價,想送誰就送誰;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果然很低。
然而,中國的私有化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整體缺乏合法性。俄國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不管有多少問題,但是,因為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與合法性卻無可置疑。雖然十幾年來這些國家多次政黨輪換,但產權配置的結果卻得到公認,不曾有、也不會有「秋後算帳」的問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的私有化是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私有化的結果就不會被世人所承認,由此形成的產權配置就沒有合法性。
回溯這段曆史,可以做出結論:在中國,倘若政治體製改革不是過分地落後於經濟體製改革,貪汙腐敗絕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肆無忌憚的地步,貧富差距更不至於發展到今天這般驚人。倘若中共能在早些時候就開始政治改革,縱然某些權勢者一度獲取了較多的利益,民眾還不難予以包容,把它視為贖買,視為換取政治開放的不算昂貴的代價。可是,腐敗一旦太過分,而且這種過分的腐敗恰恰又是在殘暴高壓的保護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說,正是那些血腥鎮壓民眾的人同時又攫取了驚人的由民眾創造的共同財富,這又如何能讓民眾包容呢?我承認,當人民還懾於專製統治的淫威,還沒有發言權的時候,他們隻好忍受,隻好滿足於從權勢者的豪華筵席上撈一點殘羹剩菜。可是,一旦他們贏得了民主權利後,情況又會如何呢?
由此引出的問題是,這種搶劫式的改革究竟還能持續多長時間?正如何清漣提到的那樣,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很不一致。樂觀者認為,在持續的經濟改革推動下,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正在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強國。悲觀者則認為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弊病百出,中國政府如果沒有能力改變現狀,最後的結果是走向崩潰。何清漣寫道,自從她這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以後,「筆者所到之處,海內外人士向我提出的問題就成了這樣:『中國共產黨還能支撐多久?中國甚麽時候崩潰?』」
當然,我們可以設想,中共當局繼續隻推行經濟體製改革而拒絕政治體製改革的路線,繼續權貴私有化,隻不過在掠奪瓜分之餘也給老百姓一口飯吃,並憑藉現代化的國家鎮壓機器,把一切「動亂」因素扼殺在萌芽之中,然後經過幾個世代,不法之財由於時間的流逝而換得某種合法性。但是,考慮到現代人平均壽命的顯著增長,考慮到信息時代各種重大事件記錄的完整精確,要讓後人忘掉眼下這段公開搶劫的曆史從而放棄追究,那實在是太難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
目前中國社會的發展前景有兩種可能性:一、如果在這段期間之內出現重大危機,中共的鎮壓機器失靈,各種被壓製的矛盾就會爆發,整個社會便可能陷入極大的混亂。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才匆匆引入民主機製,恐怕也難收立竿見影之效。二、如果中共專製政權竟然挺過了這段漫長的曆史時期,一方麵緩和了貧富差距,一方麵通過時間使黑錢漂白,那隻會使它對人權、民主與正義等理念更加蔑視。我們將麵對的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製政權。顯然,這兩種可能的前景都令人恐懼,而後一種前景尤其恐懼。
因此,要避免上述兩種可能,唯一的辦法是現在加緊推動民主進程。
注:
何清漣因其學術道德,膽識和成就被尊為先生,被稱為女俠。一些西方媒體因此把她誤報成先生。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於1998年初在中國大陸出版,在海內外引起強烈轟動,成為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刪節本在大陸包括盜版書熱銷三百萬冊。日文本銷量超過10萬冊。近期推出的還有德文本和韓文版。
《中國現代化的陷阱》被認為剖析中國轉型期問題最尖銳、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僅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而且國際各大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紛紛以巨幅進行報導評論。國際最王牌的書評雜誌《紐約書評》在封麵刊登劉賓雁和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的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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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讀書獎”頒獎會上的獲獎致辭
? 何清漣
女士們、先生們:
這次獲得“長江讀書獎”的讀者著作獎,本人深感榮幸。對我來說,今年是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對於這一特殊時刻所獲的這一榮譽,我將永遠銘記在心。我由衷地感謝全國廣大讀者對我的厚愛,並將把這份厚愛當作一種真誠的道義鼓勵。借此機會,我還要感謝那些在《現代化的陷阱》的出版過程中給予了種種幫助的朋友們,正是他們的真誠幫助使我深深感到,在這條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軍奮戰。在此我要特別感謝兩位人士,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劉吉先生,他在本書出版過程中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另一位則是今日中國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黃雋青先生,當年多家出版社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我的著作持觀望態度的時候,是他想辦法將這本書送到了劉吉先生案頭。他在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眼光,尤其是那種堅韌的努力,說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沒有他的艱苦努力,《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可能至今還不為廣大國人所知。
《現代化的陷阱》一書闡述的不是純粹的“理論理性”,而隻是堅持了時下中國的“常識理性”。作者借助於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分析解構了自改革以來的中國社會現狀,它的切入點是權力市場化這一在中國誰也不能否認的社會現實。正是權力的高度市場化,使得中國社會轉型過程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精英轉換的連續性與利益轉移的隱蔽性。可以說,中國現階段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利益集團與經濟利益集團的形成,完全是以權力市場化作為起始點。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這座城市,就發現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實:私人利益得到滿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損為前提,而賄賂則是私人獲取最大利益的必經橋梁。在受賄者看來,別人進貢的錢物隻不過是別人從他們那裏得到的巨大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回饋;在行賄者看來,這些賄賂卻是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優待的必要條件。人們普遍認為,與其忍受官員們的百般刁難,還不如花錢買方便。從個別部門看來,賄賂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辦事速度加快。但是從社會宏觀層麵以及長遠效果來看,係統性的腐敗卻很少能夠產生正麵效果。腐敗行為促使政府官員在偏袒少數精英的同時危害了社會公眾的利益。
腐敗在中國的產生有其曆史根源,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源於現存體製。從效果來說,腐敗在公共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引入了低效與不公平,最終也不能有效地引導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許某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為自己賺取超量的收益,那麽政府的合法性就會遭到破壞。僅僅依靠刑罰手段對腐敗分子進行懲罰是遠遠不夠的,這樣做固然可以爭取公眾對政府的支持,但卻無法解決引起腐敗的內在的問題。一個對反腐敗持嚴肅認真態度的國家,應該深入細致地研究腐敗的各種類型,並對症下藥地根除腐敗的內在根源。
讓我吃驚的是知識界部分人士對腐敗的態度。在一個充斥著文盲與半文盲的國度,知識精英們本應承擔起社會批判的重任,引導社會良性發展。但卻有少數學者在不斷撰寫學術論文,努力論證腐敗在現階段是促使社會轉型“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這種論證不管表麵上有著如何漂亮的理論外衣,但卻忽視了中國社會的常識:貪汙腐敗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毒瘤,破壞了人民與政府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並加重了我國社會生活中固有的兩個關鍵性的弱點:一是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之間不光彩的聯姻;二是政府的軟政權化,即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與法規。此外,還有一種對中國問題極不認真的研究態度,其典型就是所謂“後現代主義”,這一主義的主張者將各種令人眩暈的概念、術語堆砌起來,對所謂的“中國問題”進行分析。這種分析既有立論者為圖名利進行商業化炒作的因素,也有來自對全球化陰影的恐懼。這裏其實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中國現在的問題究竟是“前現代”的專製造成的不平等與不自由與過大的貧富差距,還是“現代性”造成的異化、失落與精神危機?
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問題。因為隻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弄清楚解決問題的途徑到底何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即為此而作。
作為一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我有幸地經曆了三個時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後文革的改革時期。這三個時代雖然都屬於社會主義範疇,但無論是政治體製、經濟體製還是實際上起作用的社會意識其實都很不相同。我認為,這樣一個豐富多變的社會轉型期對任何一個學科的學者來說,都提供了內涵無限豐富的研究對象。我所做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出於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受過教育的人們講述當代最重大的現實問題。
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用三種方式在對社會進行批判:一是技術的批判。這種批判不是立足於理想主義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來作為基礎。這種批判者一般設身處地的為統治者著想,所提的對策大都立足於減輕現行統治的罪惡。二是道德的批判。這種批判是以“社會應該是怎樣的”,而不是以“社會本來是怎樣的”作為批判的出發點。三是意識形態或曆史的批判。這種批判以未來社會為名,攻擊現存的社會,它把一切違背人的良心的不義都歸結為現存秩序的本質,同時它還規劃出一個宏偉的社會藍圖。這三種批判每一種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貴性,然而也有迷誤的地方。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知識分子都傾向於一種或兩種批判方式的結合。
對於中國來說,整個二十世紀充滿了無邊無際的憂患與苦難,這種民族的苦難,造就了這一百多年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知識人格。與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群體相比,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批判態度相對要複雜得多,這種複雜源於二十世紀中國社會變遷曆程的複雜性。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像中國那樣為自己的曆史與文化感到深深的驕傲,但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直到二十世紀,也再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遭受如此銘心刻骨的屈辱。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日漸邊緣化的同時,其精英階層也一直以“學者兼戰士”的身份出現,承擔著社會批判的重任。在這一群體中,一直鼓蕩堅韌的道德理想擔當,承擔著把意見轉變為理論的社會責任,他們將自己的生存意義定位於不僅是求得個人生活的滿足,而是思考國家與民族的命運。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每一時期的批判方法有變,二十世紀前半時期主要以意識形態(即曆史的)批判為主,從五十年代開始,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微弱,直至八十年代以後,才又開始了以技術批判為主、道德批判為輔的社會批判。而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曆史的)批判,看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會出現。而社會批判的嚴重缺位,大大延緩了社會進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會條件如何變化,在知識分子的精英中間,這種批判精神的血脈卻一直頑強存在,即使在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時期,這一血脈還以非常慘厲的形式延續下來。如顧準就是一位“竊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們今天思想的權利,正是顧準、遇羅克、張誌新、黎九蓮這些敢於質疑現實並進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們前頭承擔了犧牲和不幸,用他們的生命為我們爭取來的,我們沒有理由不珍視這份權利並加以善用。但近年以來,隨著知識分子的利益集團化,這種批判精神正在逐漸減弱,這固然與知識分子群體的批判立場及道德勇氣有關,但還有一個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解決,有待重新尋找思想資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理想擔當的知識精英在做著這些非常艱苦的工作。他們胸中鼓蕩的批判精神,來源於對公平、正義等人類基本原則的信仰。這種知識人格使得他們在深信某種製度是違背正義公平等人類原則的時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個人計較,為試圖改變這種製度結構而竭盡綿薄。
我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動機,以及我這些年來的思想曆程,在書的“作者後記:追尋學者生命的真諦”一文中已有簡單的說明。作為一個轉軌時期問題的分析家,我深知一個學者應當在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同時,對現實作批判性的審視與檢驗。但我也確實非常清楚這種批判的限度,因為我知道經濟學的邊界在哪裏,也知道自己的學問功力的邊界在何處:經濟學隻能告訴人們用什麽樣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最佳配置,財富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長,即便是深具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也隻能在財富的分配上傾注公平正義思想。而哲學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麽,並賦予人生以價值;曆史學家才能告訴人們,人在過去發現了什麽,以及未來或許會發生什麽。而要認識中國現代化的一切問題,就必須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將社會批判上升到曆史亦即意識形態的批判。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識精英們長期不懈的共同艱苦努力。
最後,我借用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的一段話獻給中國思想界的朋友們:“我們決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個公正的標準,今後它不僅僅關係到自尊,而且關係到準確說出我們的意欲和我們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對於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麵多麽有資格,卻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對於那些在諾言和實際間有差距的人,我們都將反對他們。”願以此與思想界的朋友們共勉。
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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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中國】何清漣談《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最新修訂本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林丹, 謝宗延報道) 在上次 《透視中國》的《奇書共賞》欄目中,我們為您介紹了何清漣女士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的主要內容, 在這本書出版五年之後, 它的修訂本《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由美國博大出版社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在海外出版。 作者一掃舊版不能直言的禁異,采用最新的數據和資料分析論證, 使之更具說服力。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修訂本》還加進了作者到海外後, 對一些問題的重新思考。 在今天《透視中國》的《奇書共賞》欄目中,我們請何清漣女士為我們介紹《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的最新內容。
何清漣:我重新寫了《序言》重新寫了《結語》,還再增加了十一章,這三部分代表了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很多理論思考, 包括我這個書出版以後,發生的一些重大變化, 我在這裏麵都有交代. 另外每一章我都補充了九八年以後的一些變化,尤其是關於黑社會 地下經濟,還有國有企業等等等等,我增補了很多內容,再把原來的材料刪掉一些,總篇幅還保持不變,至少是更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內容。
記者:那您剛才說您增加了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內容的是什麽呢?
何清漣: 第十一章就是那篇很著名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我在那裏麵主要分析了社會階層的分化,還有每一個階層在改革後形成的這種新的等級序列中, 居於一個什麽地位。 我記得《書屋》雜誌發了我這篇文章後,他們的總編半開玩笑的跟我說: 現在大家都拿著你這篇文章在對,我是屬於哪個階級? 我在那裏就提出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他們三者合流的概念,而且也提出了中產階級搭便車,工人農民地位邊緣化的問題。
記者:那什麽叫地位邊緣化?
何清漣:一個人要在社會上有正常的位置,起碼要有幾樣東西,第一個,他要有一個正常的工作保證,還有正常的收入,能夠維持一個不失體麵的一種生活,哪怕窮一點. 我說的邊緣化, 就是他們已經逐步被甩落到這個社會結構之外,淪為了沒有工作的人。像農民就成為了“三無人員”,到城市做流民.所謂“三無人員”是中國政府給定的一個概念,是哪“三無”呢?是沒有合法的證件, 沒有固定工作, 沒有固定住所。 你去想一個人連這三樣東西沒有,他還在這個社會上,那就等於什麽生存條件都沒有了。 那麽至於工人就是沒有工作,居住在貧民窟似的地方,沒有能力供養他們的後代讀書,接受必要的教育。 等於中國是一輛現代化列車, 政治精英是主導著這輛列車前進方向的, 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坐在這輛列車的頭等艙或軟臥和硬臥裏,搭便車的中產階級坐比較好的硬臥,有工作的底層人員坐硬坐, “三無人員”已經被甩掉在列車之下了,有的人甩在列車之外,已經跟不上步伐了, 就是整個社會的發展與他們無關了。
過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但是那時工人實際上隻是名譽上的政治地位高,但是江澤民他們確實也想做一個理論修改,就是提出 “三個代表”理論。
上海有一個大企業經理跟我講過, 他說“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咱們都說了幾十年了,從來就沒落到實處過。但是為什麽要說呢?因為它還有一個道德作用,至少要舉這麵旗幟。 他說要害就是在前兩條,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我們,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 還是我們。 他說你想工人農民怎麽可能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呢?他們又怎麽可能是先進文化的代表呢?我們有錢,他說在電視上報紙上能夠發言的,除了政府,就是我們,還有就是代表我們利益的知識精英。
記者:那現在可不可以這麽理解, 中國政府的政策像您講的已經對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這麽一個傾斜,而不是對工人農民的傾斜,可以這麽理解嗎?
何清漣:基本是這樣。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八九年結束它的理想主義改革時期以後,它就越來越體現出一個特征,就是政治精英集團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讓政策的向強勢集團傾斜。讓政府出台很多有利於他們這個小集團的政策,中國後來越來越體現出這一條, 比如小汽車政策,房地產政策,還包括電訊產業的政策,隻要有利於強勢集團的政策,都是出台迅速,非常果斷。但是如果要是對老百姓有利的政策,講半天也到不了位。九三年宏觀調控以前是放權讓利,是政府放權放利出來,讓社會鋪張, 有一些集團得的多一點,有些集團得的少一點。那麽從九三年以後是政府要從老百姓手裏拿回去, 所謂醫療保險改革, 養老改革,就業體製改革, 教育改革, 基本上都是要老百姓把袋裏的錢都掏回來給政府。 我覺得中國的改革從它的實踐後果來看,它已經變成了權勢集團利用手中的權勢掘取國有財產的一個過程。
記者:有的人認為這個貧富差距是哪一個社會都不可避免的,包括美國也有貧富差距。但是也有的人說,如果你過分強調貧富差距,或者是說過分強調要消除這個貧富差距,那勢必又回到人人有飯吃,人人又都吃不飽的這種大鍋飯那種狀況, 您是怎麽看這個問題呢?
何清漣:其實我覺得他們都隻強調了一個問題,任何社會都有貧富差距,確實要容忍合理的貧富差距存在。同時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要有一套救助窮人的機製存在。 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不是看富人有多富,而是要看窮人有多窮。
我到美國來以後我就了解到, 其實美國的窮人他們的生活並不困難,因為政府的食物券就保證了他們的基本食品。 另外就是你多生孩子有補助,所以很多人養幾個孩子生活反而不困難。 那麽在中國整個社會保險體製沒有建立起來,這些失業保險社會救濟都沒有, 所以窮人就窮到了什麽程度呢,如果一旦失業,又找不到工作,就很可能衣食無著,那跟美國完全不一樣, 這是一點。
第二點,美國的貧富差距是經過兩百多年來市場競爭機製形成的,人窮和人富是由於才能, 能力各種各樣的差異造成的, 但是起點是平等的。而且政府的公立學校是免費的,窮人的孩子讀大學,你要是讀不起還可以申請補助,獎學金。 中國沒有這一套製度,就是沒有保護窮人的這一套機製。而且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是通過合理的市場競爭,是一種起點不平等,權勢集團憑借權力掠奪財富,在短短二十多年內掠奪人民血汗。 因為中國的國有資產是怎麽積累起來的? 是老百姓低消費高積累積累起來的, 那麽改革又對他們進行二次剝奪. 他們原來積累的沒有了,現在又要他們再交錢出來,造成窮人更窮。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談貧富差距,看字麵好象中國跟西方是一樣的。但是要從這個貧富差距形成的原因,貧富差距造成這個後果 之後的社會反衝機製,社會救助係統這些來看完全不一樣。 我在這個《修訂版》中特別重新寫了《結語》,《結語》的標題就叫做《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其中我就直接指出了, 中國的政治精英, 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就是改革的受益者。廣大中下層人民, 尤其是工人,農民這兩大集團,實際上就是受剝奪者。
記者;那您怎樣理解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
何清漣:我現在對改革也有一個思考,原來我們對改革一直有一個幻想, 認為它確實可能會達到共產黨宣稱的目標,就是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那麽我出來這兩年,我讀了一些比較政治學的著作,其中分析了很多威權國家,就是發展中國家的轉型問題,後來我才發現這幾乎是所有的威權國家轉型的特征。 我們中國這個國家具有兩個特征。第一,我們這個政權是通過戰爭建立起來的, 戰爭建立起來的政權它具有幾個能力,一個它有動員社會資源的能力。
第二, 它有一個全麵控製社會的能力. 那麽中國共產黨政權在這方麵的能力,應該說是世界上比任何政權要更厲害. 那麽就是這一點也就決定了,在它改革威權政治轉向市場化的過程中間, 改革必然是精英集團盡可能的在改革中間滿足自己利益的需要。 所以如果我們設想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夠真的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我覺得可能是我們不了解這個威權政治的特征。
記者:您在這本書中指出了中國改革的很多的問題,那您認為這些問題有什麽樣的方法可以解決嗎?
何清漣:你要說有什麽方法解決中國這麽多複雜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人也沒有辦法。但是現在至少還有一條可能的道路,就是政治體製改革。 我在書中講過,所有的問題雖然都發生在經濟領域,但是根源卻在政治領域。中國現在隻有唯一的一條路可走,就是政治體製改革。但是政治體製改革還有兩個問題,第一, 正好象戊戌維新是一八九八年, 一八九八年方子到了一九零五年形勢已經變了,那時候的方子不管用了,這就叫改革的時間成本。 所以改革越早越好,越拖到後來,政治體製改革的邊際效益越小,起的作用就越小。第二點, 政治體製改革確實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的問題, 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當年慈禧太後拒絕改革的一個說法就是民智未開,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老百姓的的素質不行。他們忽視了一條,民主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實踐的過程。你停留在紙麵上是沒有意義的。我相信中國老百姓的智力水平,並不會比幾百年前,美國開國時的移民硬是差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通過民主讓大家在實踐中學習,總比永遠不讓大家民主化要好的多。
中國政府為什麽遲遲不願意搞政治體製改革呢? 我覺得中國在九十年代就有一句這樣的民諺, 叫作“反腐敗亡黨 不反腐敗亡國”。 因為中國就是這樣的你要反腐敗,那麽中國這些黨員官僚,從上到下沒有幾個人不貪汙腐敗的。 但是 “不反腐敗亡國”, 指的就是如果讓共產黨這樣統治下去,這個國家是沒有前途的。
在采訪過程中何清漣女士告訴我們,《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在下次《透視中國》的節目中,我們將為您介紹何清漣女士的故事 -- 逃出中國, 請您注意收看。 好,觀眾朋友們,又到了與您說再見的時候了,主持人林丹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節目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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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的陷阱 |
作者:何清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