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印尼的民主與實踐
作者：曾仁全
印度尼西亞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果到10月4日完成，全國32個省中已經有31個省完成了選票統計，在已經清點出的1、139億張選票中，蘇西洛獲得了60.63的支持，梅加瓦蒂獲得了39.37％的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蘇西洛以較大優勢領先現任總統、民主鬥爭黨候選人梅加瓦蒂，已經穩操勝券，將在10月20日入主印尼國家獨立宮。
印尼人口二億二千萬，是全球第四大國，也是東南亞和穆斯林世界的第一大國，1998年的時候，印尼人民還生活在夢魘般的黑暗製度裏，蘇哈托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將這個島國搞的人心換散、雞犬不寧，然而轉眼間，印尼已轟轟烈烈的搞了兩次大選，社會已循序漸進地趨於穩定、安寧，政治已逐漸透明，這是一種民主嚐試的結果，也是印尼人民奮爭的結果。
蘇哈托執政期間，政治上鎮壓異己，經濟上大肆貪汙。據國際監察組織發表的報告，蘇哈托於1967至1998年在執政期間，一人就貪汙了至少一百五十億美元以上，而當時印尼人均生產總值僅為695美元。被列為全球最腐敗首腦的榜首。緊隨其後的是挪用公款50至100億美元的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 馬科斯，剛果前總統蒙博托· 塞塞· 塞科因為被指控挪用50億美元而名列第三位。
印尼是中國周邊國，近在咫尺，有著與中國相似的文化，相同的社會曆史背景，二十世紀四十年，毛澤東與蔣介石在中國進行了你死我活的窩裏鬥；在印尼，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九三○事件」，這一事件引發了印尼曆史上最殘酷的血腥大屠殺，蘇哈托與蘇加諾的「內鬥」與中國毛、蔣「內鬥」如出一轍，其結局是：蔣介石鬥輸了，敗走台灣，毛澤東勝了，成了中國至高無上的獨裁者，六十年代末，蘇加諾沒有鬥過陰險猾狡的蘇哈托而下台，蘇哈托踩著成千上萬印尼人民的血肉踏上的權力的頂峰，開始了長達32年的獨裁統治。這兩個人，一度成為亞洲不可一世的強權首腦。
印尼的民主啟蒙運動晚於中國近十年。1989年，在中國北京暴發了如火如茶的學生民主運動，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以摧古拉朽之勢試卷大江南北，雖然這個運動被中共強權者的坦克和機槍攆的粉碎，釀成了舉世聞名的六、四慘案，但是，印尼當時還是一塊蒙昧的土地，印尼人民還在蘇哈托的黑暗統治下呻吟和掙紮，民主對他們來說似乎還是天方夜譚。然而，印尼「後來居上」，十年後的1998年，印尼人民一舉推翻了蘇哈托的獨裁統治，社會在經過短暫的動蕩上，就走上了秩序化的軌道。
印尼的人口位居世界第四，陸地麵積隻有一百九十多萬平方公裏，僅是中國的八分之一，七年前，印尼政局動蕩不定，經濟不景氣，人民貧困，按照中共的說法，應該是人口多，素質低，國家底子薄弱，不適應總統直選，但是，印尼人民和政治家們大膽的嚐試，敢於麵對挑戰，迎難而上，1999年6月，梅加瓦蒂領導的民主鬥爭黨贏得議會大選，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同年10月，她就任印尼第8任副總統。2001年7月，印尼人民協商會議特別會議通過罷免總統瓦希德的決議，梅加瓦蒂就此當上印尼總統，她也是印尼曆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任期至2004年。
任何社會進行民主的嚐試都是有風險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計的不願意放棄權力和地位，印尼也是如此，政治、社會動蕩可以說一直伴隨著政治家們，但是，隻要敢於冒風險，敢於闖過難關，才有社會前進的希望。印尼的政治家們正是在這種風險中將民主體製發揚光大。他們中間，雖然一小部分人失去了權力，但是，印尼大多數人民得到了權利。
1999年7月23日，印尼又迎來了史無前例的考驗，社會麵臨前進抑或倒退的生死抉擇。曾經自譽為印尼人民的「大救星」、但已落得四麵楚歌的瓦希德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印尼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凍結人民協商會議(人協)和國會，在一年內提前舉行大選，並解散他的對手「專業集團黨」，為他的留任作最後掙紮，然而，他手下的政治、社會與安全統籌部長阿古姆· 古梅拉爾和海陸空三軍參謀長隻是立即以展開磋商為回應，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雅加達市警察局長蘇夫揚· 雅各布也表示，他屬下的保安部隊不會聽從瓦希德的指令，前去阻止人協代表開會。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吉爾· 馬南公開宣稱，瓦希德對國會采取的措施有違憲法。2個小時後，人協主席賴斯宣布，針對瓦希德的行動，人協各黨派領導人經磋商後決定，將原定於23日上午9時召開的人協特別會議提前到8時舉行。他要求所有人協議員在當天早晨8時前抵達國會大廈。為保證人協會議的安全召開，首都雅加達已部署了幾千人的安全部隊，很多警察守衛在會場門口。在695名人協成員中有598人出席了對於瓦希德的特別彈劾聽證會。在第一輪投票中，當有344人投票讚成、超過半數通過彈劾案時，突然有人提出要中斷投票，重新宣讀對瓦希德的彈劾議案。於是，人協決定重新進行投票。在新一輪投票中，有591名人協成員參加投票，全體通過對於瓦希德的彈劾，並宣布任命原印尼副總統梅加瓦蒂為印尼新任總統。
瓦希德敗了，他在失去個人的權力一刻，沒有用殺人的手段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梅加瓦蒂在任期四年後又敗給了蘇西洛，她在10月5號在印尼建軍紀念日上發表講話時說，她接受民主黨候選人蘇西洛在大選中獲勝，當選下一任總統的結果，並希望印尼人民也能接受這一選舉結果。在他們進行民主實踐的過程中，他們都沒有選擇槍杆子的暴力的來維持集權與專製，而是選擇了民意。
然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客們對印尼的民主化進程一直進行嘲弄和幸災樂禍，先是嘲笑瓦希德這個印尼人民的「大救星」難逃「彈劾」的命運，接著又挖苦梅加瓦蒂「能當好家嗎」？他們希望印尼越亂越好，其原因就是希望印尼的民主體製半途而廢，再回到集權專製的老路上去，中國的獨裁者們再多一個獨裁專製的「難兄難弟」。
印尼一步一步、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保障人權，順利地實行多黨製的民主選舉，進一步向中國強權者們證明：推行民主體製，人口眾多不是實質問題，民眾的素質不是阻止民主進程的藉口，經濟不發達更不是理由，擔心失去權利和位置，擔心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才是主要原因。@
-------------------------
韓國的民主之路 是這樣走過來的 (有省略)
作者：彭小明
誰執政並不重要，甚至“成功不必在我，我自辛勤耕耘”。經濟繁榮了，與民主沒有直接聯係。看看世界各地，經濟發展並不能直接導致民主。恰恰相反，經濟不發展，人民生活太苦，政治要求還提不到日程上來。正是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民主的抗爭才激烈起來。台灣是在六十年代後期經濟起飛的。大約二十年後，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不論執政黨還是黨外反對派都逐漸具有歐美高學曆，民主和專製的抗爭就越來越尖銳，直到1987年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民主逐漸成熟。但是台灣的民主走上了台獨的岔道，不甚適合與我們作切實的對比。
倒是韓國的民主憲政曆程是我們極好的借鑒。朝鮮半島南部原來是日本的殖民地，窮困、愚昧，跟我們過去一樣一窮二白。在美國的幫助下，李承晚建立了大韓民國。李承晚曾經為朝鮮的獨立和民主奮鬥了大半生，在獄中被鉗斷了手指，在上海成立過流亡政府，也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聲援。後來因金日成發動戰爭，李與中國當局才成敵我。李承晚時期的經濟文化成就不容小覷。十年之內，工業擴大了五倍，大學增加了十一倍。但是他變成了獨裁者，不僅不思改革，反而暗殺民主反對派人士。血債累累之後，1960年在反對聲中黯然辭職，終老他鄉。
平民出身的軍官樸正熙政變上台，厲行改革，韓國的經濟正式起飛。樸正熙在任十八年間，國民收入總值翻了四番，產品出口率增長了五十多倍。人民生活應該比日據時代大大提高，也比李承晚時代大大提高，可是韓國人民並沒有容許樸正熙集團的專製反動倒退。反對黨和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取消政國會和反對黨的獨裁政治，要求還政於民。樸正熙堅持反動，結果樸夫人和樸本人先後皆遭暗殺而殞命。
樸政權以後的軍事政變者全鬥煥建立的是新的獨裁統治。1980年他下令軍隊開槍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光州大屠殺。慘案之後繼續追捕學生和市民。全鬥煥家族，包括夫人、兄弟、近親、遠親紛紛依靠權勢貪汙受賄，大發橫財。迫於人民的反抗，全鬥煥不得不讓出權力，實行選舉，他當年的政變副將盧泰愚當選總統。盧泰愚身手不凡，成功地從日本手中競爭奪得奧運會舉辦權，引起了世界對韓國的關注，為韓國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在經濟上，這時的韓國國民收入已經達到六千多美元，進入世界中等國家行列；在政治上，他懾於人民的追究，解除了妨礙民主的專製禁令，人民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更有甚者，盧泰愚自動退出民主自由黨，使執政黨失去執政地位，成立中立內閣，使各黨派公平競爭，修改憲法，總統直選。這種民主的局麵給予民主鬥士金泳三和金大中等人後來登上總統職位提供了法律的台階。
有人說，經濟繁榮了，政治民主和現代化會不請自來。韓國的民主政治史告訴我們，恰恰相反，經濟繁榮了，民主和社會生活現代化還必須由人民去爭取，甚至需要支付鮮血和生命的代價。當人們回顧韓國民主的勝利時，有一種描寫是發人深省的：韓國人民是用民族精神的鮮血燙彎了獨裁專製者的刺刀。
值得一說的是，盧泰愚這個人物。他既是政變獨裁者的幫凶，又是新政改革的主持人。人民享受了經濟繁榮的生活，但是仍然不能忘記光州慘案的血債。一旦金泳三當選總統以後，全鬥煥和盧泰愚就被送上了審判台。全鬥煥被判處死刑，盧泰愚二十二年半監禁。後來分別減刑為無期徒刑和十七年徒刑。盧泰愚在提升韓國的國際地位，持續高速發展經濟，尤其是憲政改革等方麵是有重要貢獻的功臣。可是他又是軍事政變和獨裁統治時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更是光州屠殺的主要凶手之一。為國家民族謀取利益是領導人的本份，用國家權力屠殺人民則是獨裁者的罪行。賞罰分明，功罪難抵；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民主法治的本義。全、盧判決是對全世界所有獨裁者的當頭棒喝。
有趣的是當時我剛好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全鬥煥、盧泰愚被判刑的判例是六四凶手的前車之鑒，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必將逃脫不了曆史的審判。評論被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官員包某查到，責令我向領導認罪。遭我拒絕以後，就開始導演了一場開除我中文學校教職的活劇。結果打了一場德國報刊、德國電視台、海外中文媒體都紛紛報導的勞工官司。中國黨政當局幹預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麵目暴露無遺。使館這位包主任也灰溜溜提前退休走人。
經濟繁榮不代表走向民主憲政，民主要靠人民奮力抗爭。兩位金姓總統都經過抗爭、流亡、闖關、監禁的艱難曆程，終於走上了民選政治家的位置。我們對他們了解不多。但是與留德的韓國同學交往，就不難發現，韓國同學絕大多數都關心國家大事，每談曆史、政治，則慷慨激昂。決不“體諒”和容忍當局和領導人的罪行和錯誤。說起光州事件，無不傷懷切齒，義憤填膺。關鍵是他們不姑息當權者，不接受官方輿論導向。相比之下中國留學生、華僑之間免談政治，顧左右而言他，甚至接受輿論導向，做“現代義和團”憤青的種種姿態，跟韓國同學相比，適成鮮明對照。韓國的社會進步、言論自由和進一步繁榮發達，難道不是人民的關懷和抗爭的結果？沒有這些艱難苦恨和血火抗爭，能有今天的局麵？
說到繁榮，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何嚐沒有繁榮？失業消除，市場景氣，人民甚至義務出勤去修築高速公路。奧運會規模宏大，青少年儀仗隊簡直是上下一致的象征。可是繁榮下麵掩蓋著對猶太人的虐殺，對異議黨派的緝捕，對擴張戰爭的準備。希特勒正是在剿滅任何反對聲音的過程中逐步把自身國家和世界拖向災難的深淵的。經濟繁榮，改善生活遠不僅僅是自由知識份子追求的目標。據我的觀察，以眾多異議人士的文化知識和才幹，在國內隨波逐流，混到一個中上左右的生活條件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可是我們還有更高的宗旨。
六十多年前，羅斯福和邱吉爾進行戰勝法西斯反思的時候，在大西洋宣言中提出了四大自由：1。表達意見的自由，2。選擇信仰的自由，3。免於匱乏的自由，4。免於恐懼的自由。今天國內生活的改善頂多隻是相對於多少年來國內物資“緊張”“憑票”之類的匱乏，終於有點免於匱乏罷了，自由還談不上。即使是這點自由，也是相當危險的自由，因為中國每創造一美元的價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是德國和法國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國經濟消耗了全球原材料的約三分之一，生產總量卻僅占世界總量的百分之四。（引自北京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這樣的海盜型生產正在威脅民族生存的根基。而阻止這種威脅正需要為民請命的人士和團體。
現在我們依然沒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沒有選擇信仰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可以發牢騷，卻不允許在國內報刊上清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罪行；我們可以褒貶儒佛道，基督教，更可以貶低法輪功，可是我們卻不敢在任何一次考卷上表示對馬列毛的懷疑，更不敢在學位論文中抵觸黨的意識形態根基，除非我們存心不想拿這個學位；說到底，我們不敢這，不敢那，就是有一種深沉的恐懼：在城裏，人們怕黨委領導、街道派出所找你談話，叫你“注意”，在農村，人們怕鄉幹部、村支書帶人來敲山震虎，在國外怕使館幹部查出有顛覆黨和政府言行，不準回國，或回國後有麻煩。隻要還有這種恐懼，再富貴的安樂窩也不能令我們安樂，再繁榮的故鄉，也決不是我們的溫柔之鄉。經濟的繁榮未必使當局更加理智謙恭，甚至反而更加驕橫跋扈。唯有反複的抗爭才能使當局知所節製。
城市收容遣返規定不是取消了嗎？衛生部長不是撤職查辦了嗎？河南愛滋病問題不是 公開報導了嗎？是的。但是那是因為孫誌剛的死引發了多少不平的抗議，那是因為蔣彥永先生冒險向紐約時報披露了真相，海外一致關注，那是因為河南醫生、香港記者、海內外異議人士的不斷揭露、批評的結果。沒有他們的抗爭，許多事情還不知要欺瞞蒙騙到何時。城市官商勾結拆遷房屋的悲劇還在上演，農民反抗苛捐雜稅不公平交易的衝突無日無之，有待於我們去抗爭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幫助人民認識專製的本質，為人民提供思想和理論武器，正是我們海外異議者的責任。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梁漱溟等自由知識份子以及吳晗、翦伯瓚等左派知識份子的結局告訴人們，放棄自由批評的處境，去端共產黨的飯碗，不論對個人家庭，還是對國家民族，都是一場痛徹心扉的悲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
中國的問題太多，需要海外抨擊的地方也太多。這裏信手拈來，就可以列舉出犖犖大者：中國應該實現憲法中的規定，開放黨禁報禁；黨指揮槍，軍隊就不能夠國家化，中國的政治生活就不可能正常化；中宣部仍然監控著新聞和出版導向，就談不上言論自由；農業戶口製是當代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的身份證製度，製度性地歧視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各級政法委員會的設置是違背任何法理的非法行為，勢必讓國家重大案件的判決被黨的意誌所左右，使地方案件的判決受貪官汙吏所左右；黨化意識形態約束了中國教育的發展，人民的道德和信仰危機將積重難返；大學受黨委監控，限製了思想自由，沒有大學自治，中國永遠不會有歐美式的學術自由天地。這類涉及共產黨命脈的批評必先在海外發出，或者至少“出口轉內”，才能內外呼應。
出身清華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費良勇先生說得非常大氣磅礴：當前世界上專製的國家最大的就是中國，世界上民主自由的國家聯合起來，一起推動、促進中國走向民主，世界民主自由的景觀就將大大改變，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鮮、越南、古巴這些專製小國就不難解決。
從中國的孫中山、韓國的金大中、德國威利勃蘭特等等實例來看，中國民主運動絕對不能沒有堅定的海外反對派的存在。
作者為記者、作家，現居德國
延伸閱讀：
中國人如何走出五千年走不出的怪圈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14603/200610/29650.html
然而另一方麵, 陳舊的封建專製集團官僚係統, 卻又令大大小小的官員得以襯著這個機會大發橫財. 由小貪變大貪, 由大貪變巨貪. 官僚的貪汙腐化在同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在民間, 新興的知識分子, 留洋歸來的有識之士們, 也正逐漸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考慮設立國會, 實行民主政憲改革. 便就在辛亥革命前夕, 清政府已經迫於強大的社會潮流, 而在君主立憲製的邊緣徘徊了.... 那一切跟我們祖國上世紀從八十年代到今天所遭遇的一切嬌人成就, 乃至種種激化的矛盾何其相似? 似乎曆史又一次在重演..
假如沒有辛亥革命, 或者假如孫中山在辛亥革命遭遇挫折之後沒有錯誤的 "二次革命" 策略. 中國的民主不會剛萌芽就遭到了夭折, 而可能早就已經生根了....
下麵是中國著名的近代史評論家袁偉時文章的其中一段:
------------------------------------------------------
..........................
清末新政推動了中國社會前進，但大清帝國垮了。中國勝利，清廷失敗。高興？遺憾？見仁見智。不過，曆史留下兩個功虧一簣的記錄，卻值得人們認真思考。
清帝國功虧一簣，沒能保住自己的國號和皇位。原因何在？它是從三方麵自己把自己打垮的：
1．政治製度改革當斷不斷。
從1906年宣示預備立憲開始，走文明國家共同的議會民主之路，已是無可抗拒的趨勢。1910年1月、6月，各省谘議局聯合會連同各省商會、教育會及其他紳民代表兩次發動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9、10月間，各省督撫紛紛電請先設內閣以立主腦，開國會以定人心；各地學生接連罷課；資政院也通過決議上奏，請速開國會。這些情況表明，經過近十年改革實踐，民眾、士紳和各級官吏的認識漸趨一致，政治製度改革邁大步的時機已經到了。可是，清政府雖然把原定十年的預備立憲年限縮短為五年，仍然扭捏作態，不肯在翌年立即召開，堅持在1913年才開國會。1911年5月說是組織責任內閣，卻換湯不換藥，弄出一個不倫不類的皇族內閣。改革時機，稍縱即逝。當斷不斷，並且一再激怒各種社會力量，通過體製內改革整合社會的機會白白流失了。
2．無力製止貪汙。
中國傳統專製王朝，也有分權製約的設計，有糾舉和監督官吏乃至最高統治者的機構；而以儒學為代表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其精美和深厚可稱並世無雙。但中國曆代官吏的貪汙也是驚人的；清代也不例外。曆來的統治者都說要反貪汙，可是在專製製度下往往成效不彰，處在衰敗時期的清帝國更是如此。原因是：第一，有些行賄受賄活動已成為官場習慣，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經模糊。第二，擔負反貪重任的監察係統同樣沒有逃脫腐化的命運。“近日言官賣摺之風甚夥。……大抵皆以賄陳奏者也。……明朝言官多爭意氣，今朝言官多因賄賂，可恥之甚!”[xlvi]他們也會揭露若幹黑幕，但很難求得公正、徹底，且很可能是以黑反黑。第三，沒有獨立的司法和監察係統，它們都不過是行政係統的附屬物。最後的裁決權掌握在專政政權的最高統治層特別是皇帝、皇太後或其他專製者手中，當他們本身不乾淨時，要真正反貪無異緣木求魚。第四，社會生活沒有民主化，民眾維護自己權益的現代公民意識沒有形成，也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獨立的新聞輿論監督。一些報館是官辦或接受官方津貼的，缺少現代報刊的獨立品格。總之，晚清貪風無法遏止無非再一次證明，沒有外力，專製政權不可能真正糾正自身的弊端。
3．重蹈國有經濟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