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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以中國古代或“性革命”以後的西方觀點來看，潘金蓮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性過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
以精神分析來分析《金瓶梅》，若不談一些性象征，似乎有點說不過去，現在就且讓我們先來一些“熱身運動”。《金瓶梅》一書對性事刻意描繪，無所忌諱，而且好做“雙關語”，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實上是要潘金蓮過去和西門慶幽會，借瓢的寓意非常明顯，作者還特別諂了一首詞來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與此相對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兒處借棒槌，此處作者對棒槌無任何歌詠或暗示，也許是情節安排上的不經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顯，原來此時正是西門慶勾搭上如意兒，經常在那邊過夜致令潘金蓮空閨獨守之時，所以春梅會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蓮過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潘金蓮與女婿陳經濟間的奸情，因涉及亂倫，而需要有較長時間的醞釀與懸宕。在漫長的試探與調情過程中，潘金蓮有一次丟了一隻鞋子，她四處找鞋子，最後鞋子落到陳經濟手中，且由他拿來歸還。無獨有偶的，陳經濟隨後也丟了一把鑰匙，他覺得是遺失在潘金蓮這邊，而到她房裏來尋找。一個丟鞋，一個丟鑰匙，而且又都和對方有關，鞋與鑰匙正像前述的瓢與棒槌，分別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
筆者當然無法揣測蘭陵笑笑生是有意還是無意地使用這些性象征，但不管有意還是無意，它表示人類不論是黑白黃或賢不肖，都在運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類心靈的運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則。精神分析學說雖然發軔於西方，但也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的古典小說，隻是要多加留意一些“心靈生態”的問題罷了。以下就讓我們進入主題：
潘金蓮的情欲世界
不論是以中國古代或“性革命”以後的西方觀點來看，潘金蓮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性過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說來，“性過度”的女人有兩大類，一是因無法從性行為中獲得滿足而幾近強迫性地反複追求那“虛擬的性高潮”者，一是能從性行為中獲得滿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與薄弱的道德意識（超我）卻驅使她去追求更多“實質的性高潮”者，潘金蓮應該是屬於後者。雖然在命運的安排下，她被塞給武大當老婆，這個三寸丁的丈夫在“著緊處，都是錐紮也不動”，而顯然使她積壓了相當程度的欲求不滿；但在蘭陵笑笑生的筆下，她更是一個“生性淫蕩”的女人。
作者借相術來顯露她這種本性：在第二十九回裏，吳神仙看了潘金蓮的相後，說她“發濃鬢重光斜視以多淫，臉媚眉彎身不搖而自顫”，“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在中國人的觀念裏，相格正暗示著本性。潘金蓮之所以對“性”特別有興趣，乃是因“臉上多一顆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來就是如此的，與她的“童年經驗”無涉，因此筆者也不打算在這裏討論潘金蓮或西門慶有沒有什麽“伊底帕斯情結”——其實，在中國古代社會裏，是否有這種戀父或戀母情結的存在，頗堪懷疑，也值得討論。
《金瓶梅》一書對潘金蓮的諸種淫行雖然著墨甚多，卻很少提及她對性的基本態度，勉強可以作個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裏，潘金蓮在西門慶死後勾搭上女婿陳經濟，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悶悶不樂時，她忠實的“性差使”春梅說：“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於是兩人借酒消愁，“見階下兩雙犬兒，交戀在一起”，遂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這種恣縱獸性本能，即時行樂的看法可以說是潘金蓮和春梅這對主仆基本的性態度。
旺盛的性欲與放縱的性態度為潘金蓮提供了“淫婦”的心理造型，也為《金瓶梅》一書中的性描寫畫龍點睛。她不僅會背著丈夫“眉目嘲人，雙睛傳意”，主動去勾搭撩撥男人，而且更在床笫間采取主動的架勢。在第十三回裏，西門慶出示春宮畫，潘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內，早晚看著耍了”，日後先與西門慶，後與陳經濟，照著春宮畫上的模樣行事。在《西門慶貪欲得病》那一回裏，更乘著西門慶酒醉，喂他吃了三丸胡僧藥（春藥），自己也吃了一丸，然後“騎在他身上”，“美不可言”，“五換巾帕”，最後弄得西門慶“精盡續之以血”昏迷過去。對潘金蓮來說，性並不單純是博取男人歡心的差事，而是一件可意賞心的樂事。
潘金蓮曾數度要將“欲”升華為“情”，但都沒有成功。她的枕邊風月雖然“比娼妓尤盛”，私底下卻相當鄙薄妓女，因為她認為“婊子無情”。她罵勾欄院裏讓西門慶迷戀的李桂姐“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情實。常言說的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煙花寨”，潘金蓮自覺有一縷情絲纏在她所愛的男人身上，譬如當西門慶流連歌台舞榭不返時，潘金蓮寫了一封情書，要小廝玳安轉交給西門慶，情書上說：“黃昏想，白日思，盼殺人多情不至，因他為他憔悴死，可憐也繡衾獨自。”
西門慶死後，她與女婿陳經濟的奸情因遭疑而受阻時，也要春梅捎一封情書給陳經濟，情書上說：“將奴這桃花麵，隻因你憔瘦損……淚珠兒滴盡相思病”，正是說不完的離情之苦，道不盡的相思之意。但潘金蓮隻有在性欲受阻時，才會寫情書、彈琵琶詠頌“愛情”。寫給西門慶的情書墨跡未幹，她就因難耐春閨寂寞，將小廝召進房內，將他給“用”了；她雖也為了陳經濟而“憔瘦損”，但在被王婆領回後，也等不及情郎來相會，就又和王婆的兒子王潮搞上了。
性欲是水，愛情是岸，水沒有岸來加以定型，就無法累積，而四處橫流，變得淺顯化，難以有江海湖泊的深邃感，這也正是潘金蓮的欲情世界給人的感覺，泛濫而缺乏深度。因此，雖然有著無邊的風月，但其欲情的饑渴度與滿足度竟不若白先勇短篇小說中的玉卿嫂那樣深邃。
原我與超我、情欲與禮教的衝突
赤裸的性欲是依“快樂原則”而行事的“原我”（id），它需要受到依“現實原則”來行事之“自我”（ego）的引導，與依“道德原則”來行事之“超我”（superego）的節製。潘金蓮的“原我”自是生來就蓬勃無比，但她的“自我”對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社會現實卻也有著相當的體認，她自知無法獨占西門慶的身心，而須與眾女共分一杯羹，所謂“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大家各憑本事，以討主子歡心。潘金蓮在這方麵的本事包括在床上百般奉承、到處偷聽、突襲抓奸、收集情敵的情報、將身體抹得像李瓶兒般的“白淨”以奪其寵，並借迷信魔法想在“壬子日生子”，用木人符灰要拴住西門慶的心，等等。潘金蓮的“自我”，與書中其他女性可以說沒什麽兩樣，最少是差異不多。
在《金瓶梅》這種形式的古典小說裏，我們很難看到有關當事者內心衝突的描述，因此，筆者也找不到潘金蓮對她的行為是否有過什麽“反省”或“罪惡感”的蛛絲馬跡。禮教與道德對她（甚至對書中的多數人物）來說，可能隻是嘴巴上的表麵文章，我們需從外在的具象權威去尋找具有約束與懲罰力量的“超我”象征。
潘金蓮生命中的第一個權威人物——父親，很早就死了。第二個權威人物——母親（潘姥姥），雖然含辛茹苦將她帶大，讓她學琴識字，但潘金蓮對母親卻不甚尊敬，曾為了轎錢而當眾奚落辱罵她。第一任丈夫武大郎、第二任丈夫西門慶與西門慶死後當家的大老婆吳月娘又分別代表她在三個不同人生階段中的權威人物。巧的是，潘金蓮各被這三位權威人物捉過一次奸，第一次是武大郎捉她和西門慶的奸，第二次是西門慶捉（打）她和琴童的奸，第三次是吳月娘捉她和陳經濟的奸，結果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都被潘金蓮狡辯過去。“超我”雖然數次進抵“原我”的窩巢，但都無能將它製伏。
在第七十六回裏，有一個有趣的插曲：西門慶從衙門回來，說他審了一個“丈母養女婿”的案子，兩人的奸情因使女傳於四鄰而暴露，結果丈母和女婿都招了供而判了絞罪。此時，也在暗中養女婿的潘金蓮居然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應將那告密“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問他了死罪”。日後在西門慶死後，使女秋蘭果真將潘金蓮和陳經濟的奸情向吳月娘告密，結果竟不獲相信，秋蘭反而被“打的爛糟糟”。這固然表示“原我”氣焰的高漲，亦表示“超我”的懵懂、昏庸、懦弱——其中武大郎是個侏儒，西門慶本身就是個色中魔鬼，而吳月娘則是個迷信神佛的爛好人。
不僅個人層麵的“超我”出了問題，連社會層麵的“超我”——法律與禮教也是漏洞百出，無法約束人欲的橫流。吳月娘、孟玉樓等一夥婦女，表麵上看起來似乎是相對於潘金蓮的“好女人”，其實整天也是無所事事地吃喝玩樂。在第七十四回裏，西門慶回府被潘金蓮捷足搶進房中，眾女罵了一頓“淫婦”後，隻好聽暗地裏提供生子靈藥的僧尼宣講善惡果報的佛法，然後大吃大喝（滿足了與性欲相對的食欲），再由李桂姐唱“淫曲”給眾女和僧尼合聽。這豈非是另一種形式的墮落?
潘金蓮因“原我”的放縱，而犯下了通奸、謀殺親夫、養女婿等法律與禮教所不容的罪行，但事實上，癱瘓的法律與禮教均奈何不了她。在吳月娘要王婆將她領回後，還有很多男士、各路人馬爭著要娶她，而使王婆認為她是可居的奇貨，一路抬高價錢。設若潘金蓮不是觸怒了武鬆，最後由武鬆出麵來殺嫂祭兄，筆者一時也很難想象蘭陵笑笑生會安排給她一個怎樣的結局?很像潘金蓮影子的春梅，也是一個犯下通奸、亂倫罪行的淫婦，但蘭陵笑笑生給她的結局卻是“在床上快樂而死”。
從精神分析的眼光來看，武鬆並非“超我”的象征。這個打虎英雄事實上代表的是另一股非法的力量，而他竟然是書中唯一嚴峻拒絕潘金蓮誘惑的男人!眾人皆醉我獨醒，獨醒者卻也不是什麽健全的英雄，他對潘金蓮的製裁用的亦非健全的手段。人性的墮落、社會的黑暗與生命的無望，飽饜欲望之後肉體的狼藉與心靈的荒蕪，跟枕邊風月同樣一覽無遺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