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個星期沒讀汪曾祺，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個月不讀汪曾祺，在我多年裏，是沒有過的事。長時間不讀汪曾祺，對文字的感覺變得不敏感，下筆會感到生澀，滯重。更主要的，是會生出一種深重的依戀之感。
初次讀到汪曾祺，還是多年前在學校的時候。當班上同學在化學結構的“烏龜殼”裏轉悠，在三羧酸循環的“麻花”中打絞，在統計學公式的“樓梯”上翻滾的時候，哥兒幾個不務正業的夥伴，下午放了學，就忙著去看新潮畫派的畫展，去電影院門口賣了糧票買票看電影。晚上，躺在寢室裏討論沈從文、宗璞、白樺、張潔、顧城、舒婷、北島……
一天，雜誌上突然冒出來一個姓汪的，不知道是何路神仙。汪曾祺？又一位沒聽說過的。
一讀到他的小說《受戒》，當夜幾個人就在臥談會上叫好：小說竟有這種路數的，沒見過。
嘿！
一篇一萬二千字的寫和尚愛情的小說!幾乎沒有什麽故事情節，但是,卻那樣迷人，那樣美，那樣有詩意。小和尚明海和農家少女的初戀，被描寫得如詩如畫，醉人心田。
請允許我抄一點書。你看看！
……
她一眼就看見了明子。隔著一條護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嗎？”
“疼。”
“現在還疼嗎？”
“現在疼過去了。”
“你哪天回去？”
“後天 。”
“上午？下午？”
“下午。”
“我來接你！”
“好！”
……
再請看！
……
劃了一氣，，小英子說：“你不要當方丈！”
“好，不當。”
“你也不要當沙彌尾！”
“好，不當。”
又劃了一氣，看見那一片蘆花蕩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槳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邊，小聲地說：
“我給你當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說話呀！”
明子說：“嗯。”
“什麽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聲地說：“要！”
“你喊什麽？”
明子小小聲說：“要——！”
“快點劃！”
英子跳到中艙，兩隻槳飛快地劃起來，劃進了蘆花蕩。
……
有一次，一位鄉村幹部親口告訴汪曾祺，說，一次他們那兒開農村幹部會，第二天收拾會場時，看見一塊桌布上，竟然用圓珠筆寫著，全是明海和小英子的對話，一人一句，全都背下來了！
《受戒》的稿末，有兩行小字：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
寫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
一個靜靜的深夜，又一次讀到這兩行字，，一種對前塵舊影回望的溫暖，一種對青春傷逝的痛惜，回環在胸，不覺使我突然非常感動。
剛接觸到汪曾祺的東西，一種說不出的模模糊糊的感覺。是一種陌生的驚喜？還是一種平靜的愉悅？說不清。總之，覺得他的東西有“嚼頭”！有一種和以前讀過的東西不相同的滋味。一種可以長時間地咀嚼、慢慢地品味的東西。
故事人人會編，細節有人會寫，至於語言，不是下過極大的功夫和某種天賦，可能達不到汪曾祺的這種高度。
一直覺得，寫小說，一是寫語言。二是寫細節。散文呢，詩呢，恐怕語言和意境、感覺，都重要。
寫東西，主要不是寫故事，主要不是寫大道理。故事人人會編，當然有人講得有趣一些，有人講得乏味一些。至於道理麽，好像古今中外的書上，就是那些，翻來覆去地講，把人講得更糊塗了。其實，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汪曾祺的第一貢獻，我覺得是語言。
很少華麗的詞藻。他很重視語感，重視用詞的準確性。他的孫女“批評”他的文章說：不好，“沒詞兒！
他對事物的描寫非常傳神貼切，就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也會被他寫得“味透紙背”。(其女兒汪朝語)。
他對往事的眷戀，或濃或淡的離愁別緒，和著鄉愁，以及對朋友鄉親的友情，他都用他的特殊的文字風格，恰到好處的表現了出來。
讀東西，我自己的體會，有三個層次。一是，知曉。學到了東西，得明白了的快樂。二是引起思考。深化了一層，從快樂過渡到擴展開來的感覺，融會貫通，豁然開朗。三是品味，玩味，吟詠，反複地咀嚼，回味無盡。有欣賞元明青花瓷中的好看的寫意人物的味道，和極樂不同，是一種慢慢地融進自己血液和滲透到身體各個部位的久久存留的感覺。汪曾祺的文字，主要的就是這第三個層次的感覺，讀的時候我經常感到。
他的語言，如果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就是算許多好中的一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就是相當地突出的好了。
他說散文的大忌是作態。他說中國的散文一壞於楊朔（代表作《荔枝蜜》，《茶花賦》），二壞於劉白羽（代表作《長江三日》）。過度抒情，過度雕琢，讀起來有“女郎詩”的味道。他說，有一種模式，不論搞什麽題目，最後都要結到歌頌祖國，歌頌社會主義，卒章顯其誌，有點像封建時代的試貼詩，最後一句總要頌聖。
他還說，中國人經過長期的折騰，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靜，需要安慰，需要一種較高文化層次的休息。
我們真是很需要對汪曾祺這種自成一家的精美語言的享受！
汪曾祺再度寫作前，因為文革中搞“樣板戲”的問題，（說過江青的好話，不是一般的話。這事容我以後慢慢講來。）又一次被審查，事沒完，人被晾在了那兒，一時心灰意冷，不寫東西，就在家鑽研往油條裏麵塞肉餡，再回鍋炸一次一類的高級烹調手藝。他的西南聯大的同學李榮、朱德熙（後為北大副校長）為此不平，他們在工作中和當時管事的胡喬木（當時胡好像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分管這一塊的人吧？）有來往。李榮對胡喬木極力推薦說：“此人文筆如果不是中國第一，起碼是北京第一。”李榮，何許人也？話敢說得這麽大？取出你手邊的《現代漢語詞典》看看，主編之一就是這位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的所長、世界著名的語言學家——李榮。胡還為汪調動的事寫了條子。（後未進行。）
汪曾祺很敬佩他的老師沈從文，認為沈是他見過的真正淡泊的作家，這種淡泊，不僅是一種品德，而且是一種境界。汪曾祺也是甘於淡泊的人，他才可能把他內心真正感受到的東西，寫出來，傳達給了讀者。
沈從文曾經對人說過，汪曾祺的文章寫得比他自己還要好。
汪曾祺曾在北京文聯做過幾年編輯。北京文聯的領導老舍曾說，他在北京文聯隻“怕”兩個人，一是端木蕻良，一個是汪曾祺。這個怕，不是說他們有多厲害。而是說，汪曾祺在文學上青出於藍，定能有所成就。
還有，當時的文聯、作協的領導人、詩人郭小川說過，他記得汪曾祺說，別人這樣寫過，我就盡量不這樣寫。
這就是為什麽汪曾祺能夠獨樹一幟，創造出一種與別人不同的文字風格。
汪不但能寫戲，還能演戲，不但能寫小說散文，還能寫舊詩。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西南聯大在昆明巫家壩上演《家》，鳴鳳鬼魂下場後，汪曾祺扮演的老更夫在昏暗的舞台中間，敲起了鑼，鑼聲和報更的喑啞聲回蕩在劇場裏。幾十年後，作家宗璞還記得老更夫的模樣，說，汪曾祺的聲音，至今還還響在耳邊。
1997年5月，汪曾祺到四川參加“五糧液筆會”，多喝了幾杯，因為肝硬化引發的消化道大出血，於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77歲。
他1920年3月5日出生於江蘇高郵。
汪曾祺在他寫的京劇劇本《裘盛戎》裏，有這樣一句悼念京劇藝術家、花臉大家裘盛戎先生的唱詞：“昨日的故人已不在，昨日的花，還在開。”
是的，人已遠行，但是汪曾祺留下的文字，如同不凋謝的鮮花一樣，長久盛開在中國文學史上，盛開在一代代讀者的心中。
2009年6月30日
你和朋友們的鼓勵，使我還得寫下去。
其實你也該多寫一點，你看，你的那篇對康兄《詠而歸》的讀後感和對四川地震的感言寫得多麽地好，飽含感情，文采也棒！寫吧！
一年前偶然讀到先生的文章,受益匪淺.一年後,再次拜讀,依舊樸實,不空不虛. 淡淡的,幽幽的,但持久的彌散開來.
謝謝阿堵兄的介紹，把汪曾祺寫作裏的靈魂展開給了我們。
很受啟發的是阿堵兄的這段話：寫東西，主要不是寫故事，主要不是寫大道理。故事人人會編，當然有人講得有趣一些，有人講得乏味一些。至於道理麽，好像古今中外的書上，就是那些，翻來覆去地講，把人講得更糊塗了。其實，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唉，要學的，要練的，真是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