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先生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文化史學者。著有多部書籍，題材多與老文化人有關。先後寫過老舍、巴金、楊憲益和戴乃迭、梁思成、鄧拓、黃永玉、丁聰、王世襄、黃苗子、鬱風等作家、畫家、文化學者。幾年前，曾與同道張君在京城與李先生見麵，相談甚歡。那天的情景，曆曆在目，歲月不居，思之如昨日。
前兩天，收到他的來函。稱“新寫檄文一篇，請指正。李輝”。不敢專美，就教與各位。
李先生全文如下。
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
李 輝
１,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後，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於電視、報紙、網絡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於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曆，係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鬥”。
事實果真如此嗎？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還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２，約１９５３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並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獄勞教至１９８０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1963年１２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３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何況當時都有不得不據實申報年齡的必要性，以及同輩人的知根知底。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
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８８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於給早年經曆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青年時代受業章門，私淑太炎先生”。
章太炎曾是魯迅的老師。據年表，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於蘇州。但在文懷沙１９６３年的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於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後，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就讀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麽關係，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後，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私淑”？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１９２８年１８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後任上海劇專教授”。按１９２１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７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於年齡提前了近１２歲，抗戰期間的經曆也就容易編得光芒四射了。如，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二十八歲秋，於重慶作《聽雨》詩 ：‘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隻有１７歲，又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誇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於天，於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於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一旦進入文化史範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與公眾有關，進而，如果以“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有誤導之嫌，那就當然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曆，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於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於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後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並在１９５７年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這樣談到文懷沙當時的舉動：“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從來也沒有人說他是什麽‘右派’。”（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與李輝的談話）
所謂“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逮捕他的宣判大會，是１９６３年年底在當時東單的青藝劇場（９０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據我所了解的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即，“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而做了一些許多同輩人覺得難以啟齒的事情，詳情這裏姑且隱去不表）。先是判處勞教一年，勞教號碼：23900，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後長期在天津茶澱農場勞改（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勞改。（如今年表上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以上所述可見，“文革”前幾年與整個“文革”期間，文懷沙都不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入獄，更不會被關押進秦城監獄。
關於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曆，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於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並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發、消瘦的麵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隻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後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麽，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於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雲：“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雲……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雲至今懸於文家書房。然此事純係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曆史也。”
我讚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曆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４，是國學大師、楚辭泰鬥嗎？
一個人是否為國學大師或文史大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似不必過於較真。的確，所謂“大師”，自八十年代原輕工部在評選工藝美術師時將名稱定為“工藝大師”的頭銜後，“大師”的含義已有所演變，早已失去神聖感，誠如王謝堂前燕飛入百姓家一般。此乃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的好事。文懷沙或自詡、或被人封為“國學大師”、“新中國屈原學開創者”、“楚辭泰鬥”，是否如此，學界自有行家界定，不必由我外行者評說。何況，尋遍圖書館和網上舊書店，難見一本他的學術專著，故隻好放棄研究他的學問的念頭。
將文懷沙稱為“國學大師”“楚辭泰鬥”的主要依據，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過《屈原集》以及隨後陸續出版的《九歌今釋》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發表過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作家、學者舒蕪先生，與文懷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共事，一同參與了整理出版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的工作。據舒蕪在《老吾老》（載《萬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憶，當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馮雪峰先生，安排編輯部同人各選一種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馬列主義指導古典文學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這些名著包括《紅樓夢》（汪敬之校注）、《水滸傳》（張友鸞校注）、《三國演義》（顧學頡校注）、《西遊記》（黃肅秋校注）、《李白詩選》（舒蕪編選校注）、《陸遊詩選》（李易協助遊國恩先生編選校注）等，文懷沙負責校注的是《屈原集》。
舒蕪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內的顧、汪、張、文、李、舒、黃幾位整理者，都不是作為專家被聘請來，而是作為本社編輯人員被交派下編輯任務。從時間順序來說，他們每一個都可以說是新中國整理某書的第一人，但這個‘第一’完全不包含價值意義，不是開辟者、創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還說：“ 這幾本書陸續出版，除四部長篇小說外，其實都隻是薄薄一本，注釋完全是簡單通俗式的，那時講究普及，談不上什麽學術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問世後，隨即受到過其他專家的批評，而“文先生一出手就這樣砸了鍋，隨即調離人民文學出版社”。
關於文著《九歌今釋》等書，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發表“:紅塵過眼錄之十”《文懷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糾”、聶紺弩、江青》，其中寫道：
2005年11月10日，餘往陝西扶風法門寺參拜。忽見一副新聯赫然現於該寺大雄寶殿前的立柱上。定睛細看，撰聯者乃大名鼎鼎文懷沙是也。且名前還冠有其自題的“楚辭專家”之頭銜。世俗名利竟也搬進佛門，實在可悲可憎。
雖然，沙之白髯飄飄，仙風道骨之貌，極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學界知其底數的人則都明白，文的楚辭學問至多可抵一名中學教員。
僅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繹》（以下簡稱《今繹》）為例，即遭到諸多學者質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辭研究論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對文懷沙的《今繹》提出批評。
李一氓說文的“譯文非常不連貫，僅是有一句譯一句，前後句無照應，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脫節。有些地方譯者更是沒有深刻的了解原文”。李先生以“國殤”篇中“霾兩輪兮縶四馬”句為例：綜觀全文，認為此句當解為有兩輛戰車陷進泥裏，四匹馬因此也就困縶在那裏不能動了。而文先生卻將此句譯為“索性把兩個車輪埋在土中，四匹馬也係而不用”。李一氓問道：“為什麽要索性去埋兩個車輪子，又係著馬不用呢？這對於當時正在發生的戰鬥有什麽必要呢？”
而黎汝清的文章則對沙的《今譯》有如下批評：“還必須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如‘哀郢’篇中‘思蹇產而不釋’句，譯為‘我的思路迂回，封鎖，沒有處放’。思路迂回、封鎖雖譯文不佳，尚可講的過去，而‘沒有處放’卻不通了。同時也有的地方曲解了字意：如‘惜誦’篇中‘忠何罪以遇罰兮’……‘遇’字更是不能譯成‘接受’的。”
上麵二人所談，均依據史實，且有當年黑白文字為證，當不謬也。
最近，我請湯序波先生編選其祖父湯炳正的書信集以備出版。湯炳正先生是真正“私淑太炎”的弟子，他的通信集中，即有寫給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湯先生是學界公認的楚辭專家，曾任中國屈原學會第一任會長。湯先生１９８８年在致湯序波的信中，這樣提到文懷沙：“從報刊上看，不少人的學術成就並不大，卻由於大事宣揚，名氣很高。我一向反對這一套，現在看來，應當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懷沙’，此人學術水平不高，僅僅翻譯了幾篇屈賦，怎能與郭（沫若），遊（國恩）二公並稱呢？”
湯先生所言，與舒蕪、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幫助我們解開疑竇。
如今，口述實錄盛行於各媒體報道及出版物，為曆史研究、傳記寫作等提供了許多重要素材。但是，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同樣讓人感到憂慮。在此情形下，人們特別是媒體中人特別需要認真甄別，嚴肅對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編造。
於是，草就此文，求教於文懷沙先生，求教於讀者和各媒體同仁。並希望拋磚引玉，使時間脈絡漸趨清晰，曆史盡可能接近於真相。
李輝 完稿於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