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美國的製藥公司裏工作的日子

七：在美國的製藥公司裏工作的日子

大召

從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獲得生化博士學位後，就攜妻子和女兒一家人興致勃勃來到美國東北部城市波士頓的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後工作。剛剛開始的時候，一切感覺尚好：波士頓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際一流科研和教學機構所在的城市之一，哈佛大學和馬省理工學院等聞名學校都在那裏，南麵是康州和紐約市，那裏有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北麵是新罕布舍爾州，也有一些其它的常青騰大學；波士頓在美國雖然不算一座大都市，但也是一個有著比較悠久曆史的城市，城市裏的地鐵和其它交通工具都非常便捷，早期來美居住的華人(他們其中的大多數講廣東話Cantonese)在那裏已經紮下了一定的根基並形成了有一定規模的中華文化氛圍，在唐人街裏，有許多食雜商店，飯店，旅行社，中藥店等服務設施，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文化，生活氛圍中學習，工作和生活，應該是比較愉快和有盼望的。然而我們的情景和我們自己想象的確有很大的出入。從北大生命學院生化係得到博士學位後到波士頓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後之前還是很有自信心的，雖然那時還沒有國外的科研經驗，但在國內經過四年的生物本科的學習，三年的研究生科研訓練，二年多的研究所工作經驗，再加上博士生的四年研究和深造，自己認為來到美國以後，經過幾個月或半年的時間，一定會適應這裏的一切，在一年至三年裏有一番作為。我那時理解的作為是在自己生化領域裏發表一篇論文，奠定一定的基礎，為自己以後在美國或國內的學術生涯打下一個良好的開端。可是，到了波士頓生活和工作不長時間，我就逐漸地產生了一些自己不能理解的疑惑。我到了實驗室後，老板就指派我與一名從國內早我來四，五年的博士後一起做一個項目。那位博士後人很聰明，又勤奮，有時周六，周日也去加班加點，可是四，五年過去了，雖然有了很多的數據，也掌握了不少的技術，可就是還達不到發表一篇論文的程度。哈佛醫學院是一個著名的學府，老板自然都是盯著一，二流的雜誌，不是“細胞”，“自然”和“科學”的水準，也應該是“生物化學”一類的刊物。那時候，早我來的博士後也很憂慮，幾乎決定放棄繼續在那個實驗室工作了，因為他向我透露他已經聯係了一家MIT的實驗室。後來，我幫助他的那一部分研究工作有Credits。如果這個人已經走人了，我再發現這些數據，這個題目自然是由我往下做了。至今為止，也沒有後悔當時為甚麽不將數據保留幾天或個把月，因為我覺得那個人在哪裏工作了好幾年也沒有突出的成績，這個工作本質上是屬於他的，雖然此發現是由我手裏具體地做出來的，但我隻是幫助他而已。然而，看著從北大來的師兄在其它的實驗室風風火火獨立地研究著他們自己的科研項目，我心裏特別地為自己的狀況著急。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份與之相關但又比較獨立的課題。然而，當我將我自己的想法說給老板聽的時候，老板很明顯地不同意我的想法，她的意思是說，不論我做多少工作，我的研究結果都要歸給那位早我來幾年的博士後，即他應該“永遠”做第一作者。哈佛老板的這一“科學作風”有勃逆於我在北大接受的自由的，積極向上，相對獨立的學術精神和訓練，使我難以苟同她們的做法。後來打聽到在波士頓的不少學校的研究室裏，這種現象還不是就我一個；即使在我當時所在的實驗室，那位早我來幾年的博士後也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使我當時認為更加離譜的是這位老板認為我不如這位早我來幾年博士後的太太，一位國內邊遠省份的醫學院的本科生(五年)，也在我們一個實驗室工作。雖然我才來美國不到一年，Communication Skills不如早來這裏的他們，可是我在國內的本科學習四年，研究生三年，工作二年，博士生四年的係統訓練一共十幾年的學習和研究經驗，總不會差得象老板膂b為的那麽遠吧？在這裏，我沒有輕視別人或貶低他人的目的，隻是國內多年的教育體係和價值觀念被這位美國老板理解的這般地走形，當時的我接受不了( 我很喜歡現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老板，不論你從國內，國外哪裏來的，隻要有一定的學術背景，他都一律同仁地要求每個人獨立自主地開展自己的課題，他人的幫助也是輔助性的，不會打擊泯滅個人的創造性 )。這種情況下，我無能挑戰她們實驗室固有的傳統和泯滅自己的良知，她們各種各樣的嚐試和努力也沒有動搖我來美國在科學研究上追求那一分“萬類霜天競自由”的理想境界。然而，為了這一個概念，我和我的家人卻為此付出了太多，當時將美國的科研生活想象的太簡單。因此，更換一個實驗室在當時看來是一個比較簡單易行的方式。那個哈佛實驗室的老板給了我一段時間找位置，然而那對早我來實驗室的夫婦還是希望我留下來與他們一起工作幾年，雖然他們夫婦表達的方式不太一樣，然而我感覺的信息是不會錯太多的。我們一家剛剛來美國，生活還不太適應，他們教我練習開車，幫我們買一些商品，請我們到他們家裏吃飯，作為一般的朋友，總體來講我不覺得他們作得有什麽不太對的；隻是那時還覺得自己年輕，血氣旺，很想自己單獨地在事業上闖一闖，不太願意在“第一作者”的羽翼下再呆上幾年。早來的博士後也勸告我，再到另一個實驗室，情況也未必有所好轉，因為有的人是這樣離開哈佛的，出去以後，情況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般。他的話總的來說是不錯的，當時的我不懷疑；可是我還是決定另找一個老板來直接“管我”。

這樣，我帶領我們一家三口，開車離開波士頓來到新噢爾良選擇一位印度人做老板。這位印度老板學問還是不錯的，雖然沒有在“科學”一類的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可在“生物化學”這種專業雜誌上的研究成果也不再少數。他過去的在加州老板是全美國數得著的幾個II 型糖尿病研究專家之一，提起他的這個加州老板的名字，在圈內的人士沒有幾個不知道的。都說印度人的英文好，會上下逢源，在人際關係上也比較Aggressive; 可這位印度人卻完全不是這個樣(Associate Professor)的位置了，兩口子都有工作，家裏就一個小男孩，那時來美國也有十幾年了，可他們卻經常抱怨係裏的學生開的車子比他們的好，中午吃飯也比較簡單，就是一個麵包而已。有一次到他們家裏作客，公寓裏的家具和床具比我們這些剛來美國一年多的博士後在大街上撿到的家具和在Yard Sale 上買來的床墊還舊。來他這裏工作，總的來說比較開心，可以自由自在地與他討論專業問題，就是有時要求我周末上班，周末上班就上班吧，能發表一篇“生物化學”雜誌的文章，也是圓了在國內北大當生化博士和在哈佛做博士後時的一個夢吧，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因此，到他們家裏做客，我和太太就買了一瓶大約有十幾美元的洋酒，和其它的同事，他們的其它的客人，一起來他們家裏參加晚餐聚會。當我將禮物送給這位印度老板時，他非常地高興，趕緊喊他太太過來，說我們送他們一瓶酒了。我和我妻子當時還比較不太理解，就送給一瓶酒，也不必要這樣興奮哪！後來的表現，更讓我們驚詫：在飯前不到十幾分鍾的時間裏，這位印度老板手裏捧著這瓶酒，在客廳裏走過不下四，五個來回，給我們當時的感覺是他不曉得把手裏的那瓶酒放在哪裏比較合適。

與這位印度老板工作了大半年，他卻決定辭去現在的Academic學校位置去企業界求發展。後來曉得一是他的科研經費所剩不多，二是他在加州的大老板應一位亞裔副總裁(VP)的請求給他推薦到芝加哥北郊的一個全美國比較大的製藥公司，做一名技術業務方麵的小主管(Group Leader)。這樣，在美生活的浪渦又將我們一家從美國南方城市衝到北方的芝加哥。當時的我可以再找一份學校的科研工作，可是對自己的能力和耐力的信心實在是大打折扣，從哈佛下來到一般的實驗室，好多外界的人不可理解，我是憑借對自己能力的信心走出來的；然而，再從這個一般的實驗室到更一般的實驗室，我已經沒有足夠力量來說服自己，那還有更多的理由向別人做一個合適的解釋和交代呢？那時候，我已經初步認識到人的事業的成功，一 部分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和奮鬥，而有很大一部分取決於外界的因素，命運的安排。一個人再強，也不會強過自己的“命”。這就象我還沒有去波士頓之前，她們就決定找一位從國內來的博士後來輔助那個早我幾年來的博士後，而不是讓來這裏工作的人獨立地工作和研究，有了這個找人的“Concerption”，才有我能來到她們這裏工作的事情。那時的我們將這個“命”理解成掌握控製自己的一切外部因素，因此，不排除有一位神在那裏掌管我們生活的可能性。雖然你看不到，摸不著，可是如果你是一個頭腦清醒的人，而且不乏在這方麵有追究和探索的信心，要對自己和家人的將來有一顆“比較完全”的責任心的話，你不得不承認在你的生活中，暗暗地有一股力量在Manipulate你的一切。

我們一家和我的另一個印度同事一起來到芝加哥北郊，安頓了我們自己的住處和女兒的學校，就來到製藥公司上班了。在公司的實驗室裏，我們每個人都有一間辦公室，裏麵有一台電腦可以供我們用。資深的研究人員都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我們這些博士後的辦公室就是一個開放的小格子(Cubicle)。剛剛到那裏的時候，在整個部門(Division)開會的時候，有一個搞結構的美國人特別地風趣，他本來在業務上非常地懂，也是那個結構小組的頭頭(Group Leader)，說起話來特別地快，生怕別人失去對他的注意力，眼睛不停地東看西看環顧大家，年齡也有五十幾歲了，卻象一名小學生一樣在眾人麵前膽膽怯怯的樣子，有幾個人經常貽d他的玩笑，就差沒有把他們的手放在他那毛發不多

剛剛來到公司的實驗室工作的時候，經常會看到這個“滿腹經倫”的小老頭路過我的Cubicle去找和我一起從新噢爾良來的印度老板討論問題，因為印度老板的辦公室在實驗室的最裏麵。他每次去的時候，都好象懷裏揣著多麽重要的事情急匆匆地走過，我心裏不斷地暗自好笑：他們彼此都是各自小組的頭頭，為什麽見麵說話時竟有些前言不達後語呢。不過，和我們一起來的印度老板能在公司裏有一個這樣的地位，對於我和另外一個跟他一起來博士後來說，無論如何不應該算做一件壞事吧！我們也都知道，是那個亞裔的副總在給我們這些一起從南方來的人在撐著腰。然而，在公司裏的工作，並非象我和我的那個印度博士後想象的那樣地簡單。我們這個小組也是公司裏成立不久的一個實驗室，主要是研究二型糖尿病，在我們來到這裏之前，公司也從其它的地方雇用一些專業人士，一個是西北大學的女副教授，還有從哈佛大學來的一個德國博士(他那時在“生物化學”雜誌上發了一篇與糖尿病研究有關的文章)，再加上公司裏原有的幾個技術員，就組成了這個研究開發小組。我和我的那個印度博士後同事才進入這個領域不長時間，專業的背景知識不是很多，再加上我的外文Communication Skill當時不是太過關，因此在平時的小組裏開會的時候，我和我的那個博士後同事總是處於一種被動的，被責問的狀態，表麵上是問我們，實際上是問印度老板，發問的人主要是那個女副教授和德國博士，但是我始終弄不明白為什麽我們始終處於這種不利狀態。按著道理講，我們印度老板的背景知識非常地廣泛而牢固，應該說是有權威的，還有我們倆個博士後的可靠的實驗數據，情景不會差得太多，更何況那個女教授原來也並不是搞糖尿病這個專業的。然而，這個女副教授和德國博士就好象一個“鐵杆聯盟”一樣，有事沒事都黏在一起，早晨來了以後不一會就各自從辦公室出來碰碰頭，開始侃，當侃到快吃中午的時候，各自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呆了大約不到十幾分鍾，然後又出來聚在一起去餐廳吃中午飯。即使在小組小組之間的部門內部的工作討論會上，當一個搞動物實驗模型的資深研究人員(大約有五十幾歲的樣子)在黑板上畫一個繩子頭繞過來的圖表示實驗步驟時，他們倆個人頗有“心有靈樨一點通”的樣子，神秘詭詐地相視對笑，如果那笑能出聲的話，我可以擔保，在這種公共場合下是絕對不合適宜的，也不知道他們將那圖形聯想到哪裏去了，而其它的所有人都在全神關注地聽著報告。在平時小組會上，還有其它一些公司留下的人，也不發言，也沒有什麽實驗數據。大多數都比較謹慎，輕易不多說什麽，有一位美國技術員，男單身，對我們這三個從南方過來的人總得來說還過得去，但很可定是站在了“鐵杆聯盟”一邊，時常做地一些敲敲邊鼓之類的事情。

來到公司不到幾個月，雖然我們也沒有做出什麽出色的成績，可是和那些天天討論，一點事情也不做，按時上班，正點下班的其它人來說，在各種各樣的會上，我們也不是沒有什麽可講的。另一個大的小組七，八個人大約做了大半年的實驗項目，最後也沒有什麽理想的結果，後來印度老板要求我用我們從原來實驗室帶來的一個方法來做實驗以解釋為什麽他們這個大組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卻沒有好的結果。通過我的實驗數據，發現他們原來用的實驗材料都是沒有活性的物質，難怪不會有什麽好的結果。雖然我及那個同我一起來的印度博士後有一些很好的數據，然而，這並沒有改變我們在公司裏的不利位置。那時，我們已經離開了南方的那個醫學院，也不曉得當時的Paperwork是怎麽樣做的：公司裏把我們當成醫學院的人，醫學院將我們當成公司的人。工資是公司付給我們，當時連醫療保險也沒有，有的就是印度老板和亞裔副總的口頭許諾，“好好幹吧，一年後公司給你們轉成正式的研究人員”，一年七，八萬的美金，對於剛剛來到美國的學生，在這裏沒有學曆和太多的研究經曆，這個許諾無疑是一個不算很小的。然而，人的許諾有幾個是可靠的呢？無論是大的，還是小的。由於來到公司幾個月後，我們的J-1簽證就要過期了，因此我們要想在再美國工作下去，必需要有工作簽證，即H-1簽證。現在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後同事麵臨著同樣的困境，我們已經離開了南方的醫學院，工資也不是從那裏來的，再向醫學院要求給我們辦理工作簽證，無論如何是一件講不通的事情；而公司裏的部門主管主任(Director)卻強調我們是臨時來幫忙的，工作簽證應該由學校來辦理。要說剛開始來的時候“鐵杆同盟”對我們的冷嘲熱諷還可以忍受的話，而主管主任和“鐵杆同盟”們想一起將我們的工作關係拒絕於公司之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的了，因為這涉及到在美國學術研究生涯的“生”與“死”的大事了。沒有身份，怎麽能在美國繼續生存下去呢？不錯，我和我的家人可以打包回國再找一份工作，可是我們才來這裏不到二年，事業才才開始，甚至可以說還沒有正式地拉開序幕，就這樣不明不白地回去了，實在是一件很不完整的人生故事：那就好比一個考生進了考場，板凳還沒有坐熱乎呢，就給攆出考場；或者象一千五百米的運動員剛剛跑到半圈不到，就給罰下場了，這實在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那些日子裏，太太和我的情緒都很低落，心靈深處極需一些外界來的鼓勵，安慰和力量。

在我們來到芝加哥之前，新噢爾良的一位教會的朋友把我們介紹給芝加哥的教會。當我們一家三口從南方來到芝加哥這個大都市時，真是兩眼茫茫，一個熟人和朋友也沒有，一切不曉得從何開始。把家和孩子的學校安排好，去教會認識一些新的朋友是我們當時生活的一種盼望。教會的長老得知我們的住處後，將我們指定在一個距離我們比較近的小排過周五的查經生活。雖然說離我們所住的近，那近也是相對的，從我們住的W市開車到芝加哥城北近郊的周五查經生活的家庭裏，也需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那時，我們大約隔一，二周去一次，每次去，都有每次的享受。在教會裏，彼此之間稱謂弟兄和秭妹，不管年齡的差別，就向一個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一樣，很親切，那種感覺，是你不過教會生活所不能體會到的。華人剛剛來美國生活的時候，有許多的困難和不便，大家在一起互相地鼓勵和幫助，從自己所信的那裏領受精神的力量，有時是弟兄和秭妹物質經濟上的幫助，無論怎麽說，去教會和查經也應該是對自己和家人有益處的一件好事。當我們得知公司不情願給我們辦理工作簽證的時候，那可能算是我們在美國生活的最低點之一的情景，一家人茫然不知所錯。那個周五的晚上，我們早早地吃完了晚飯，就開車前往城北近郊的弟兄家裏。芝加哥的冬天，天色黑的早，又下著鵝毛般的大雪，車子行駛在黑洞洞的高速公路上，車裏的我們無言可說，隻是默默地往前開車。能說什麽呢？又有什麽可說的呢？失望，歎氣，沒有著陸的感覺。我們也知道天無絕人之路，可是，我們實在是想摸一摸那未來的應許，心裏才能踏實，才能渡過這難過的日子。當我們開車來到弟兄家裏的時候，大家已經查經有好大一會兒，對於我們每次Whow，這是我們那時最需要要聽到的，增強我們的信心，使我們Sure of our life。雖然還不知道以後的事情如何發展，然而，和教會裏的弟兄秭妹在一起，我已經觸摸到了神對我們未來的應許。聚完會後，我們開車往遠郊趕路，雖然路途遙遠，夜深天寒，可是與開車來的時候不太一樣，心裏漸漸有了許多溫暖，自然而然，也因這許多溫暖就產生了諸般的力量。

 

下周上班的時候，部門主管主任(Director)約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後同事一起去他的辦公室，以討論我們的身份的問題。這個白人主任，高高的個子，戴著一副眼鏡，眼鏡後麵的那雙眼睛似乎距離鏡片有那麽一定的空間，一手托著腮幫子，若有所思的樣子，和我們二個人冷冷地寒喧了幾句，就直接切如正題。當我坐下了一邊回答他的問題時，一邊盯視他那雙眼鏡後麵的眼睛時，我突然地明白了這雙眼睛就是那個“小老頭”在怯怯地望著那對“另一雙眼睛”。然而，我的同事和我此時此地，沒有任何地膽怯，有的是據理力爭的堅定。這對方也不示弱，表示堅決不給我們辦理工作簽證，我們說如果公司不給我們辦理工作簽證，我們在這麽短的時間如何能找到一個新的單位，對方表示不同情我們。後來我們說，在我們來之前，公司已經和我們簽了一年的約，上麵有亞裔副總的簽字，白紙黑字，非同兒戲，那個高個子主任聽了這話，那雙銳利的眼光象少了半截的利劍一樣，立刻收斂了許多，趕緊追問一句，‘你們有文件嗎’？我的印度博士後同事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毫不含糊，迅速地從衣袋裏拿出那份文件，出示給他看，他看了以後，緩緩地說，我們的事他還需要研究研究，我補充了一句，如果需要我的文件，我會給他送過來，他很客氣地說，謝謝。這樣，過了幾天，主任告訴我們，公司準備給我們辦理工作簽證，具體事情由公司的Paralegal與我們聯係。後來，由於手續沒有及時辦理下來，我們二個博士後就隻能在家中呆了一個月，公司照發我們的工資。有了這次較量後，我和我的太太對那位秭妹的話，------“主啊，你是萬能的神，你既然負責將他們夫婦和女兒從中國帶到這裏，你就要對他們一家負責到底！”------，有著不同以往的深刻認識。我相信，大多數的華人來美國在辦理身份時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經曆和曲折，然而，到最後，每個人和家庭都會拿到身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家都有這種磨合和煎熬，然而當我們將我們自己所能辦理的手續都做了以後，我們能將我們的寄托仰望於神，交托給主耶穌基督，我們身上的重擔，無疑會輕省得多，家庭的壓力自然而然也會減少許多，少了若幹的焦慮，煩躁，壓抑，有時甚至是暴力，這對於人的身心健康來說，是有益處的。也許你會說，本讀者的性格比較好，沒有多少憂慮，身體又特別地健康，好象也並不需要神的憐憫和恩愛；可是，你不要忘記了，在步行路過馬路橫道時，你所負責的不僅僅是你自己的安全，確保你家裏每個人，你的妻子和孩子，安全，------，快嘛，找個機會人過去橫道就行了，還那麽羅嗦幹嗎；現在，當我們堅信有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用他的能力托住世界上的萬有，來主宰我們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比較樂意，傾向地選擇後一種過法。不遵守交通信號，慌慌張張，急急忙忙地通過馬路，出了事情，沒有人為你負責任；如果你和你的家人，過橫道時遵守交通管理，走人生的路時遵守神的戒命，安全還是有問題的話，神是一個負責任的神，他要負責到底！因為希伯來書的經文是這樣說，“凡靠著他進到神麵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那麽，他是誰呢？有事無事可以翻翻經文，尋找到這個答案並不難。

經曆了這場風波，我對在美國公司裏的工作，有了比較全麵的初步認識。你的業務成績並不象學術界顯得那麽地重要，是誰選擇雇用了你或你決定與那個上司做項目，能夠很大一部分決定你在公司裏呆多久或職務遷升。在學校裏，你隻有一個老板，對他或她負責就好了，或者如果你是老板，你就負責出文章，搞科研經費就可以了；而在公司裏，你就有太多的“老板”，凡是級別比你高的，都有權管理你，即使不是直接的，也可以間接地修理你，諸如VP， Division Director， Project Leader， Group Leader， Senior Scientist，等等，除了公司裏晚上和周末的清潔女工，你是Nobody。當然，公司付給你的薪水是不菲的，然而，他們讓你走人的速度也是超出你能想象般的那樣快，周末和家人渡過一個很好的時光，周一早晨來上班，互聯網還沒有看過一刻鍾，人士主管走過來很客氣地告訴你第周二不用來上班的故事，聽了也不隻那麽一，二次了。

公司裏工作，花好長時間不斷地提高自身的業務水準和專業知識，還不如穿一件幹淨利索的襯衫的效果來得那樣地顯著。太太到Mall裏買了幾件質地比較好的襯衣，我選擇了一件顏色比較淺一點的穿到公司裏上班，那感覺和以往不太一樣：“鐵杆同盟”平日裏路過的時候，有說有笑，旁若無人；現在見麵，一雙眼睛對著四隻，大家就是在這種沉默中擦肩而過，高個子白人主任見麵，先主動問候，“How are you”？印度老板，如果說這時還是老板，大概隻能當我和我的那個博士後同事的老板吧，找一個機會將我請到他的辦公室，將門帶上，說起話來，竟然有些前言不搭後語，“你，你，你------”，我挺好哇！我還是原來的我，隻不過換了一件新襯衫而已。我十分清楚他的意思，是不是我在公司裏找到新的上司了。這印度老板說來也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一個人，在學校裏年薪五，六萬時中午還有麵包加火腿之類的飯食；來到公司裏年薪十幾萬，在中午的時候經常看到他手裏拿著一個大瓷碗從班公室裏走出來裝一下水又回到裏屋去，時間久了就好奇找個借口進去看個究竟，原來他在裝滿水的大瓷碗裏再加上一些美國人早餐吃的燕麥片。問他中餐吃得這麽簡單，他指指他自己的將軍肚說，需要減肥。當時還信以為真，後來有一次全美糖尿病年會在芝加哥舉行，研究小組的人都去城裏開會，公司負責報銷夥食費。有一天，這這印度老板非纏住我帶他去中國城的川菜館，他點得菜可不便宜，量也不少，臨走的時候，吩咐店小二給家人又捎了一份，賬單都寫在一起了，就不曉得向副總班公室裏的秘書報銷時如何將“公” 和“私”的飯單分開。安常理來講，一個人掙得錢越多，應該越有更多的平安才是，可是，據我的觀察，這個Assumption在我的這位印度老板身上並不見得正確。如果我賺了好多的錢，既

科學研究是一種長期投資和效應，其成功的機會取決於好多的因素，其中有一種相對穩定，又支持你不斷往下麵研究出成果的人文體製非常地重要。平均來說，一種新藥的開發，需要大約十幾年的時間，至少上百專業人士的協同努力，最後，能否通過美國的FDA(食品和藥物管理機構)的批準，還是二說。象糖尿病這種慢性病，每年給全美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不算小數。九七年的數據顯示，一年直接和間接的經濟損失是九十二個Billion的美元；近年來的統計，已經達到一百三十二個Billion的美元。不是學經濟的，不知道這麽多的錢是一個什麽概念，然而，有一點很清楚，誰能找到和發□

'7b一種可以治療II型糖尿病的藥物，無疑他或是她的科學成就對人類的健康和生活質量是很重要的：雖然有時你或許不是直接的受害者，可是如果你的親人和朋友中有受折磨的，你的感覺也不會是太愉快的。II型糖尿病的患者占總體糖尿病患者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對胰島素的治療沒有反應，因此又叫做“胰島素非依賴性羲7d尿病”。公司裏的“Politics ------ 政治鬥爭”很盛行，大家的主要想法都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飯碗，上至CEO，副總，下至清潔女工和Summer Student， 業務上的成績，充其量也不過是你能呆在那裏的一種手段和方式，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其它的方式，多年來所受的教育和經曆，使我還是很留戀這種很原始和純樸的靠業務生活的方式。雖然公司可以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來開發一個藥物，可是，對糖尿病的藥物最後由一家公司具體開發和研製出來，本人並不持樂觀的態度：開發這糖尿病的藥物周期太長，大多數人的重心並不在追究事物本身本質上，即或有，也是鳳毛麟角，被其它的瑣事折磨地精疲力竭，所剩多少精力能用在科學本身的研究之中，實在是一個未知數。

這樣，在公司裏不緊不慢地工作，大半年的時間已經很快地過去了。後來，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引起我的注意：剛剛來到公司時，那個“滿腹經倫”的小老頭都是急急忙忙地路過我的小Cubicle去找印度老板討論工作；最近他也是急急衝衝地路過我的開放式的辦公室，不過剛剛過去，就來一個九十度的急轉彎，奔向“鐵杆聯盟”之一白人女副教授的房間裏去了。可以想象，他與她說話時不會太悠閑自得，眼睛裏也不會太乏那“怯怯”的樣子吧！這很顯然是一件事的征兆，我還沒有反應那麽快，能事先預知事情的發生；不過，後來的公司內部的電子通知卻無疑對這個有小山羊胡子“滿腹經倫”的小老頭的“異常行為”做一個很好的注解。這個研究小組不再由和我們一起來的印度老板來負責，而是由“鐵杆聯盟”之一白人女副教授來負責，這也多多少少不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吧，因為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那個位置是她特別喜歡的位置！雖然公司裏的電子郵件沒有明確說明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後需要向她匯報工作，可是很顯然她已經可以從原來向我們建議做什麽而轉移我們應該需要做什麽了，事實上，她已經在我的實驗筆記本上指出那一個實驗是我的Priority了，雖然名義上，我們還歸印度老板的管理。與這位新任的組長打過幾個交道，彼此之間明顯地感覺到誌不同，道不相謀。和她討論過幾次實驗方案，不是這不行，就是那不對，這些事情，你也不能就以此斷定自己說的就都有理，她說的就沒有根據。不過，有一次與她討論科研上的一般性的問題時，使我認識到我與她之間在追求學問的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至少在那個時候是這樣的。在科學的討論上，應該提倡“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不同的見解，雖然不同意，可至少也應該持一種容納的態度，而不是譏笑和諷刺。大概的話題是由一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引起的，搞生物和醫學的人都知道DNA雙螺旋理論的提出者美國的科學家Watson 和法國的科學家Crick，他們因為對遺傳物質DNA結構的理解，在上一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對生命科學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我說，科學上若有重大突破，都需要有好的想法開始，並說Crick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當然我所舉的例子是他獲獎之前的一些我們看起來都不是很陌生的，我們有時或多或少也能做，或者都做過的事情。她聽了我的看法以後，很不以為然，說Crick是一個瘋子，因為他晚年曾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外星人帶來的。如果對一個真正的瘋子進行挖苦和譏笑，雖然不是什麽很光彩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可也並不少見，尤其是在孩童之間，還可以讓人容易理解你是一個怎麽樣的人。可是你挖苦和譏笑的人是一位世人公認的諾貝爾獎得主，還真得費好大的功夫來理解你是一個怎麽樣的人。因為地球生命起源問題現在對科學研究者來說本身就是一個迷，既然現在沒有什麽定論，任何理論和解釋都應該算Optional的，你憑什麽就說人家的想法是瘋子的想法呢？無論如何，通過這次與“新任女主管”的“華山論劍”，使我對她的那一套：“早晨來了以後不一會就各自從辦公室出來碰碰頭，開始侃，當侃到快吃中午的時候，各自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呆了大約不到十幾分鍾，然後又出來聚在一起去餐廳吃中午飯”的做法和管理方式，不敢苟同。後來，聽一位在別的公司裏工作很久的朋友告訴我，美國公司裏的許多高級管理人員都是想方設法地付自己很好的薪水，“政治”了五年或十年，拿到一個很好的一攬子退休計劃，拍拍屁股，走人。至於“新任女主管”內心世界是怎麽樣想的，我就無從考證了。本來嘛，研究磷d尿病或癌症的開發藥物的重任單獨放在“他”或“她”的身上，不但“他”或“她”覺得重一點，就是你也覺得不太合適這樣要求人家。不管怎麽樣說，這“新任女主管”一心想把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後同事甩開，是實驗室裏人人都能看出來的事情了，至於印度老板的去向，我想他們也必定是有安排的了；不過，並不象甩掉我們那般地容易，因為公司與印度老板的約可不是一年，二年的。但是，設身處地為這印度老板的前景考慮一下，也是不樂觀。他自己還算有很好的學問吧，公司的管理階層將他曬哪兒一段時日，不聞不問，就是換成你，也覺得沒有太大的興趣吧。那段時間，要說我和我的那位印度博士後同事的日子不好過，那印度老板的日子就是相當地難過了。以前是上下級的關係，現在是難兄難弟了。下班以後各自在家裏吃完晚飯，他就約我們這“二個卒”一起到他家公寓的公共會客室裏討論當前形勢。總的來說，當前形勢不好，有“樹倒狐孫散”的感覺，我們就給他出主意，讓亞裔副總出麵說說話，聽印度老板說話的意思，副總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原來，公司裏的CEO退休，管理階層大換血，副總從糖尿病代謝部門轉移到細菌治療防治部門，還是做副總，可是公司裏的副總和副總可不一樣。平時裏感冒，細菌感染，吃上一次，二次藥，病就好了，當然對患病者是好事，但這對製藥公司來說，並沒有很大的經濟利益；然而，這糖尿病卻不是這麽回事，目前來講這是頑疾，二，三十年的光景，市場上能有什麽藥，患者就吃什麽藥，因此，這糖尿病代謝部門的副總的職責，很顯然地高出細菌治療防治部門副總的那一份。亞裔副總走了以後，那高個子白人主任(Director)也不知道通過什麽樣的機製，坐在了糖尿病代謝部門的副總的班公室裏椅子上。您不經曆這些事，說給您這些事都很難讓您相信，公司裏的一個小小博士後，除了級別比清潔女工高出一點，工作年限比Summer Student長出三季，其命運居然還和CEO的退休和副總的工作調遣聯係在一起，你相信嗎？反正我是相信，因為這是我在美國大

我們三個“難兄難弟”從南方的醫學院先後來到製藥公司裏不到一年的時間，每個人都感覺到現在的情景對我們自己的不利，因此都獨自考慮以後的去向。印度老板也經常對我們二人說，我們不用太愁，因為博士後的工作應該比副教授的工作好找，言語之間可以看得出來，他正在找位子。中間的時候，我也有過三次麵試，一次坐飛機去肯塔基，另一次坐火車去密植跟，最後一次自己開車去鄰州威斯康辛。在美國二年多，做了不少實驗，也有了不少的數據，可是由於經常更換實驗室和研究題目，所能報告和講的東西自然而然沒有什麽完整性，再加上自己的Communication skills不過關，或者有的老板不願意麻煩給辦理工作身份，都沒有成功；不過，這也增加了我的不少信心，正象印度老板所言，博士後的位置薪水不多，但位置卻不少。反正到年底還有一段時日，公司裏的條件比較好，我也應該利用這機會做點什麽，Count my each day there。每次請假出去麵試的時候，那“新任女主管”都十分“關心”，可以看得出來，她非常希望我們能馬上離開公司，以免在還沒有離開公司之前，我們還能“鹹魚翻身”，幹擾了她們的如意算盤。

十幾年前在國內大學讀書的時候，經常要用<新英漢>辭典學習英文。記得當時學過一個單詞，因為從那時以後，就一直沒有用過，所以現在一時也拚不上來了。那個詞的大概意思我還是記得很清楚，就是一個部落善於在後退的過程中回頭給以敵人重擊。我當時很讚賞以上這樣的想法，反正知道自己早晚也要離開公司，還不如憑借自己微薄的力量與她們拚搏拚搏，讓這“新任女主管”知道一下我這個普通的“華仔”也不是到你這公司裏吃白飯的。因為在實驗室將近快有一年了，房間裏有的所有化學試劑在那裏，我也是比較清楚。 有一個“敲邊鼓”的同事，來公司裏工作的時間不短，那時已經是一名高級技術員，與“新任女主管”所領導的“鐵杆同盟”相比，對我們幾個人的態度相對人文和友善一些。他以前做其它項目時留下一些公司合成的化合物，放在冰箱裏，好久無人問津。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建立一個有效的Sreening有功能有活性的Lead Compouds，並能在活細胞體內Validate(檢驗)它們克服糖尿病帶來的一些生化指標，這對糖尿病的研究是有意義的，與公司的根本利益是不衝突的，隻是那時候我不能遵守“紀律”向 “新任女主管”請示，你可以想象請示報告的結果會是怎麽樣，她們一心一意地要攆我們馬上走人，哪能還會同意你做這做那讓你“鹹魚反身”呢？我也在想如果我違反了這個“紀律”所能帶給我的後果，本質上我在為尋找人類頑疾的良藥而努力，客觀上為製藥公司的經濟利益而考慮，中心上在想能留在那裏接著研究這方麵的問題，以免出去以後又換來換去，不知道什麽時候能有一個安頓的環境來做學問。思來想去，大的方麵沒有什麽不妥，隻是她們會說我違反公司的“紀律”，起訴我，不太可能；送我回國，也不太有可能；要讓我離開公司，這種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根據，因為這正是她們目前極力所做的事情。權衡利弊，我也樂意甘冒這個“險”了。經過幾個周末的加班，我Sreening了幾百個化合物，還真選出幾個有活性的，經過細胞體內檢驗，效果不錯。那下麵的事就是要決定找誰“匯報”了，也是誰將是我的下一個可能的老板了。印度老板肯定是不行了；“鐵杆同盟”的 “新任女主管” 知道了以後，肯定是要把數據放在一旁，先要對我說長道短大加評論；亞裔副總調離工作，不管糖尿病這一塊了，所能談的隻是剩下了剛剛晉升為副總的“高個子白人主任(Director)”，不過，他做行政管理好多年，(亞裔副總還沒有搬走)，談論了大約有十幾分鍾的時間，他也帶著興趣問了一些實驗細節和方案，大概他也不願相信我這個小小的博士後能做出什麽吧！在與我談話的時候，眼睛總是時常在瞄著亞裔副總的辦公室方向來回走動的人影。給我當時的感覺是他生怕那亞裔副總不搬走了，又有什麽變故。他對我的實驗設計和結果沒有太多的評論，行政方麵的指示倒是挺明確的，第一，我沒有經過她們的同意就做這個實驗，是不合適宜(Inappropriate)；第二，我需要向比較懂業務的“鐵杆同盟”的 “新任女主管”匯報，並把所有的數據都交給她。如果說這做行政工作比較多的“新副總”還帶著一些興趣聽我的匯報，而那懂業務比較多的“新任女主管”幹脆一點也不對實驗的設計和結果感興趣，卻對行政管理方麵說了很多。你說這公司裏多有意思，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搶著去做。不過，當我剛剛開始找這位“新任女主管”談論我向“新副總”匯報工作的時候，她平時對我趾高氣揚的神情早就沒有了，剩下就隻有小心謹慎和惶惶恐恐。戰場上後退被別人追趕是一件很痛苦和失意的事情，然而能在撤退的過程中組織一下自己能力進行合理地反擊，即使不能擊敗對手，然而教訓一下對手不要太“過格”，到達一個積極地後退而不是消極的“一麵倒”，應該說是有一定意義的。如果說在那段消極日子有什麽比較得意的事情，說一句心裏的話，看到你的對手由趾高氣揚變為小心謹慎和惶惶恐恐，應該算作一件吧！快要離開公司實驗室的時候，那“鐵杆同盟”之一的“德國鬼子”眼睛不矮，看人卻低，居然看我們快走了還沒有走的這麽一檔子，也要當一把我的老板，來指手劃腳要教訓我一番。在美國呆了這麽多年，又經曆了這麽多的故事，如果要說那時缺少很多的東西話(如綠卡，穩定的研究環境，好的研究項目和論文)，這話是不錯的；但就是不缺老板。他做實驗時用過的瓶子十天半個月不刷(那“敲邊鼓”的人在他背後竟和我們打賭那德國人二十天不會刷瓶子)，我用過的瓶子還不到二天，他竟然恬不知恥地過來三番五次讓我馬上刷瓶子。最後，我也煩他了，讓我給他頂了幾句，“Who are you? This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 have my own schedule”。這“德國鬼子”看我發了火，自然自語地說，“OK, you have your schedule”，他自己找個台階，酸溜溜地苦笑一下，灰禿禿地走掉了。你也知道，我們對這個“ schedule”理解不同，我的是刷瓶子的；他的是指我離開公司的。這人倒挺能安慰自己的。

後來知道，那個印度博士後也不是一個什麽省油的燈， 也設計了一個癌症的研究計劃(他以前搞這方麵的)，去向公司的副總兜售，不過也沒有成功。唯一與我不同的是，他選擇匯報的老板，不是糖尿病研究開發的副總，而是癌症研究開發的副總。這樣，我們三個“難兄難弟”先後離開了製藥公司，那“敲邊鼓”的技術員在大麵上與我們還過得去，可能用自己的錢買了二塊印有公司字母的手表，送給我們二個博士後，我至今還帶在左手腕上。

離開公司以後，在二年內，又先後在芝加哥一家醫院裏換了二個老板。一個是美國心髒內科醫生，剛剛到他的實驗室不到半年，他就離開芝加哥去外州任職，動員我與他一起去，沒有太多的條件，太太和女兒又都喜歡芝加哥，我也就沒有與他同去。經過朋友的介紹，來到同一家醫院的另一個老板，題目做得不順利，她又沒有很多的科研經費讓我來折騰，再加上那時太太身體健康欠佳，一周內帶著她看幾次醫生，心思放不到研究上，自然而然沒有什麽結果。<<生物化學>>(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簡稱JBC)發表了，緊跟著又有一篇比較專業的文章也被接受了。JBC雖然不算最頂尖的雜誌，可是它上麵發表的研究成果距離Cell， Science， Nature等雜誌上發表的研究結果不是太遠了。話又說回來，每個人的目標和追求不一樣，我在國內是學生化的，在JBC上發表文章是我多年來的夢想。這個老板保留我三年在這裏，雖然他以前有過好多篇的JBC文章，可是最近七，八年還沒有這麽好的文章發表，這也算他這麽長期投資在我身上有所收獲吧。後來二個人關係比較融洽，我問他何以保留我那麽長的時間。他說我雖然沒有文章，可是我換了好多的實驗室，這個經曆本身就是財富，再加上我本身的生物化學技術並不差，出成果哪是早晚的事情。雖然現在還沒有自己的研究經費和實驗室，也不是Faculty，但已經非常地滿意自己在美國的學術生涯的狀況了。逐漸地取得了老板的信任，所研究的項目都是自己想出來的，由自己設計，並著手做出來，然後老板和我一起解釋。中間修修課提高提高自己，家裏有事中間溜出來個把鍾頭，老板問別人我去那裏了，都說不知道，等我回來了見了麵，卻什麽也不問了。到了這種境界，你還圖什麽？圖更多的金錢嗎？那不是我來美國之前最初的想法和願望，現在也不是。太太身體一度欠佳由好轉，女兒由剛剛來美國時是六歲的小女孩出落成十五，六歲的少女，學業還好，懂事理，我本人的學術生涯又有一個遲到的，但是比較好的開端，帶領全家盡量體貼神的心意，帶著平安，喜樂的心過好每一天，如果說我有美國夢的話，這些就應該是了。要是有人把房子，綠卡和新車都算在內，我是沒有太多的理由與你唱對台戲的。

人的一生其實非常地短暫，在這短暫的一生所能做的事情又是十分地有限，如果將自己看得很重，認為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中心，把那能支配萬物的一位放在一旁不理不采，是一件不太明智的生活方式，這也常常使我們的想法遠離真理，讓我們人為地陷於困惑，掙紮以及不義之中。工作上的老板當然要尊重他們，然而，如論如何，也不能將他們看得太大。說你幾句，給你點臉色看看，與你大發脾氣，甚至讓你走人，也沒有大不了的事情，身上“虱子”多了不咬人。隻有那管天管地，管生管死，並管理天地和諸般生死之間的大老板，我們到要好好地敬畏，信賴，服侍和用心愛他。這個大老板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論在國外和國內，他都是有形無形地掌握我們的生命，生活和命運，當我們的想法符合神的心意的時候，我們手中所行的一切事情， 才能逐漸地通達起來。

後來離開芝加哥來到現在這個老板來的實驗室，最初的幾年也沒出什麽成果，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這個老板一直保留我在他這裏繼續研究。到第三年的時候，終於有一篇

不見得能真正體會數據的價值，但想來想去，隻有找他了。與他約了一個時間，帶著數據就來到他副總的臨時辦公室裏

公司裏比較特殊的親身經曆。

吃不好，也睡不著，我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這“錢”對我和我家人的意義了。

順利地通過，是你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那麽，我們是慌慌張張，急急忙忙地通過馬路，還是帶領一家人完全地遵循交通信號的管理，有條不紊地通過那比較寬闊的馬路呢？如果我在沒有相信有神或者靈性不是很強的時候，我會選擇前一種過法

的到來，秭妹總是很感動的樣子，特別是那天晚上，雪又下的這般地大，房前的二顆鬆樹枝條都被壓得彎彎的，秭妹和弟兄的問候，使我們感覺到，在這個時候，我們和大家坐在一起，是一件比較穩妥的事情；無論怎麽樣地說，總比二個人悶悶地坐在公寓裏，大眼對小眼，唉聲歎氣，一點點地打發時間好得多。經文上也說，‘不要為明天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一天擔就好了’，可是，我們當時的信心很軟弱，還是考慮明天的許多難處，因為這難處不是一般的難處，那是不曉得明天是否還可以在美國繼續生活下去的難處。一位秭妹要隨她的先生去外地工作，她那時為我們的禱告印象特別地深刻：“主啊，你是萬能的神，你既然負責將他們夫婦和女兒從中國帶到這裏，你就要對他們一家負責到底！”。

的頭頂上了：從這一切的觀察中，我隱隱地感覺到這位個子不高的，“滿腹經倫”的小老頭雖然滔滔不絕地講來講去，他不停轉動的目光卻始終在回避著人群中某處的“另一雙眼睛”。整個大廳裏有這麽多的人和討論的聲音，然而，我卻不知從哪裏來的一種幻覺，似乎其它的人和聲音都漸漸暫時性地消失了，隻有這個“小老頭”在怯怯地望著這個“另一雙眼睛”。

子，有時卻是很膽怯的樣子。已經做到副教授

了一定的起色，因為繼續往下麵做，就會是一篇比較好的研究文章。這樣，他就不用轉實驗室了，我不敢強調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貢獻有多麽地重要，可是，我也覺得自己應該得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