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殤（17、雅言的淵源）

第五節  雅言的淵源

一、雅與夏

公元前1046年，華夏族入主中原，克商立周。

前文介紹過，華代指紅，夏本意西。今天，“夏”字已淡出政治舞台，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華”而非“夏”，對當下的中國文化而言，“華”遠比“夏”重要，但在先秦，情況正好相反，當時華夏簡稱為夏。周初大封建，被分封的華夏諸侯稱作“諸夏”，齊魯這樣封於東方的諸侯稱作“東夏”，華夏族的語言被稱作“夏言”。不過“夏”很快遭遇挑戰，因為我們從遠古就已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中”。

從《尚書》和《詩經》的記載看，最早商王朝已被稱作“中國”。在中國文化裏，“中”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原、中國、中華、中庸、中山（古有中山國，今有中山市，近代還有個孫中山）、中正（蔣介石名）。美國有聯邦政府，本朝則是中央政府，我們的最高決策機構叫“黨中央”。華夏族引以為榮的“夏”字與“中”嚴重對立，為與時俱進，周代的統治者將“西”的解釋逐漸從“夏”字裏去除，“夏”被闡述為“雅、正、大”，夏言亦稱作雅言。

夏與雅最初並非一回事。《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雅》是西周貴族所作，因此《大雅》《小雅》又稱《大夏》《小夏》，而十五《國風》裏的《秦風》是秦人所作，因此“秦風”也稱“夏聲”，但從沒人說秦風是雅音，可見夏與雅本意不同。夏言通俗講就是西言，即陝西話，而雅言翻譯為現代漢語即官場用語，二者在周代能夠互換，實因華夏族主政，夏言與雅音重疊變成一回事。

華夏族源於西羌，但華夏語與川藏地區的羌語周代已有較大的區別，因為自黃帝始，晉陝一帶的羌族與以山東為根據地的東夷一直在交流。二族聯盟攻擊黎苗一千年，其後決裂，夏商二朝羌夷兵戎相見又是一千年。另外，東夷的文化比西羌發達，文明的標記首先是文字，甲骨文是東夷商部落的創造；文明的另一標記是金屬的使用，殷商有壯觀的青銅器，而且“鐵”字最早寫作“銕”，可見鐵器也是東夷的發明。羌夷二族無論戰和，羌在文化上都是夷的學生，語言不可避免受到東夷極大的影響。上古時羌語、華夏語和夷語的關係，類似今天的德語、英語和法語。英語可以視作受法語影響極深的德語，同樣，華夏語是受夷語影響極大的羌語。

二、諸侯文化

要說清楚華夏語在先秦時期的流變，先要介紹一下周朝的諸侯形勢。

武王滅商後定都鎬京（今西安市西部），並“分封親戚、以藩屏周”，將土地全部封出去，鎬京周圍是周天子直屬領地，稱作“周”，實質上算當時最大的一個諸侯，“周”以西就是羌和戎狄雜居之處，非“華夏”範圍。中國建都邊陲的奇特傳統從西周就奠定下來。四大古都裏，影響最大的西安和北京都是邊疆。

周雖然地方夠大，軍力夠強，但畢竟地處西疆，無法有效地震懾東方的諸侯，因此武王希望在中原建立一個新都，可是他滅商三年後就已過世，這一設想未及實施。

成王即位後，武庚叛亂，周公旦平叛成功，俘獲大量殷商頑民，如何安置成為一個大問題。成王施出一石二鳥之計，他一方麵完成老爸的遺願，在伊、洛二水一帶建立新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另一方麵，將殷商頑民全部遷往洛邑，由周公旦率重兵看守。至此，西周呈現雙都，鎬京是周王朝宗室所在地，稱作“宗周”，洛邑是成王所建，稱作“成周”，宗周和成周同為周天子的直轄領地。

上述格局一直延續到西周的末代君王——周幽王。周幽王寵愛褒姒，想殺太子，立褒姒的兒子為繼承人，結果被他的嶽丈申侯聯合犬戎所滅。鎬京戰後一片廢墟，太子即位為平王，東遷洛邑，是為東周。宗周廢棄，被羌戎占據。

西周的文化中心除宗周和成周外，尚有宋魯二諸侯。

宋國的開國君王是微子啟。微子啟乃商紂王同父異母的兄長，武王伐紂時，他手持祭器，袒胸露肉來到周軍前投降，受封於宋（今河南商丘一帶）。宋繼承下殷商發達的文化，因此理所當然成為當時的文化大國。

魯國的開國君王是周公旦的長子伯禽。周初東夷大叛亂後，伯禽受封於東夷重鎮奄建立魯國，周公旦本人負責興建新都洛邑，並鎮守成周，製禮作樂。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因此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成為周禮的實施者和保存者。春秋時期，宗周廢棄，成周敗落，各諸侯經常去宋魯二國觀禮。

宋魯雖然均為文化大國，可是風格迥異。春秋時期的兩大顯學儒墨，分別出自魯和宋。儒家是典型的周朝文化，尊禮樂，輕鬼神，重文史，而墨家留有殷商遺風，尊鬼神，輕禮樂，重科技。儒墨雖然是死對頭，其實儒家和宋國也頗有淵源。孔子是宋國第二代君王微仲（微子啟胞弟）的後代，孔子的曾祖父為逃避宋國內亂，才從宋國逃到魯國。推崇周禮的儒家居然是由殷商王室後裔開創，多少有點怪誕。

三、雅言辨析

談完周朝形勢，回過頭來再說雅言。很多學者認為：雅言是上古的“普通話”，先秦時的共同語。這一觀點我不敢苟同。事實上，隋以前中國根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的標準音。我這麽說是有證據的：

一、先秦時，各國文字尚未統一，談何語音？秦滅六國後搞大一統：書同文、度同製、車同軌、行同倫；但並無“語同音”。這有兩個原因：一、先秦時黃河流域語音相近，沒有交流障礙，無需正音。二、漢字以表意為主，缺乏注音功能。優點是能夠作為一種跨語言的共通文字，適用於不同民族；缺點是不能反映語音的變化，造成中國文化重書麵輕口語的傳統。先秦諸子百家研究什麽的都有，就是沒人研究語音，可見當時一方麵語音相近，沒有引起注意，另一方麵口音本身不受重視，大師們認為沒有研究價值。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哪裏能有什麽“標準音”？

二、西漢揚雄曾編撰一本中國最早的比較語言學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書名的來由是先秦時期，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軒使者”（乘坐輕車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並記錄整理。注意，是搜集方言，而不是像滿清那樣，派旗人去南方教漢人說“國語”。這本書搜錄了當時幾乎所有的方言。有意思的是，縱觀全書，沒有隻字談及政府或士大夫倡導的標準語。揚雄在《方言》裏將各地區共通的詞匯稱作“通語”，“通語”並非普通話，因為它僅僅指詞匯而不涉及語音。

三、中國本土文化並無音韻的概念。中國的音韻學是佛教傳入後，僧侶們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在此之前，沒有注音的辦法。先秦時期，一無留聲設備，二無注音體係，三無大規模頻繁的人口流動，即便有標準音，又如何推廣？中國從清朝中期開始推廣國語（或普通話），一直缺乏成效，直到近二十年，廣播電視普及後，普通話才真正成為共通語。可見，推廣語音絕非易事，需要一定的技術條件。先秦沒有這樣的基礎，更何況當時並無標準語音的意識。

先秦無標準音，那麽雅言是什麽？其實雅言本身就是一個模糊概念。西周時的雅言理論上是宗周語（陝西話），宗周從天子到庶民都是華夏族，因此宗周語是標準的華夏語，即“夏言”。但西周還有一個首都——成周。成周是由殷商頑民和華夏族大軍拚成的怪異組合，華夏族的王親貴胄也集中在成周向殷商遺老學習甲骨文，周朝文化的締造者周公旦更是一直待在成周製禮作樂。禮樂在洛邑成型後，再輸往宗周、魯國及其它諸侯。由此可見，成周在文化上是西周的源頭。由於成周華夷參雜的局麵，成周語理所當然會變為華夷融合語，不同於宗周的“夏言”。洛陽音此時形成，在隨後的兩千年裏一直都占據著中國文化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成周的這段曆史是分不開的。

漢語有一種極特殊的現象——文白異讀，即很多漢字在方言裏有兩種讀音，一種是文讀，即讀書音，另一種是白讀，即白話音。南方方言裏，白讀是古漢音或古越音，而文讀則是後來南遷的漢人帶入的；北方方言正好相反，白讀是現代口語，文讀則相對偏古。漢字的文白異讀源於何時？就我推測，可能從西周就已出現。華夏族的口語是夏言，而讀書識字卻是商人傳授，很容易出現文白異讀的現象，文讀應該是商語發音，或接近商語。中國由於前麵談到重書麵輕口語的傳統，文白異讀一般以文讀為標準音。那麽雅言按這樣的推理反而更接近商語而非夏言。孔子曾說：“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個“雅言”明顯指的是讀書音，而讀書音顯然應該源出漢字的創造者——殷商。

春秋時，宗周廢棄，成周的威信亦一落千丈，文化上取而代之的是宋魯二國。宋國從君王到百姓幾乎都是殷商遺民，因此通行語言應該是商語，頂多受到夏言的影響，有些華化。而魯國與成周的情況相似，統治階層為華夏族，庶民多為夷族。今日考古學發現，先秦時期，齊魯的墓葬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可見，華夏與東夷的融合絕非易事，東夷不可能輕易改說夏言，久而久之，魯國的語言也像成周那樣，變為華夷融合語。

談雅言還有一本不得不提的書——《爾雅》。《爾雅》估計在西漢初成書，是世界上最早的詞典，專門解釋字義，不涉發音（那時還沒有音韻學）。“爾雅”這個名字頗值得玩味：“爾”是近正的意思，“爾雅”通俗講就是近乎雅。《爾雅》是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能編撰《爾雅》，當然有大師級的水平，可是書名卻不叫“雅言”，而是“爾雅”，一方麵說明編者比較謙虛，另一方麵說明雅言在當時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僅僅是一個模糊的令人高山仰止的概念，雅言更多的是一種象征，而非實體。因此，編詞典的學者自己也搞不清什麽是雅言，隻好取個朦朧點的名字“爾雅”，讓你挑不出毛病。

先秦時期，黃河流域各諸侯國的口音頗為接近，這也是諸子百家周遊列國，全不需翻譯的原因。中國範圍內，口音與中原相差較大的隻有稱霸長江流域的楚。《孟子·滕文公上》說：“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譏諷楚人說話象鳥語。當然，孟子這麽說多少有點酸葡萄效應，因為孟子的時代，楚已成為政治、軍事和文化上的超級大國，對中原構成強大的威脅。但楚語僅僅是口音較重，與中原雅音尚能溝通，否則以楚方言為基礎的楚辭怎麽可能對後世的中國文學產生那麽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