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始宋終:華夏禮儀的嬗變
先秦君臣會麵的禮儀應該說大體上是對稱的,君對臣作揖,臣還揖,臣對君跪拜,君“空首”還拜。華夏禮儀的嬗變從九州統一的那天開始,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大獨裁者嬴政為自己取了一個牛翻天的稱號“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於一身的人物,是中國這塊土地唯一的所有者,並要求“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先秦君王自稱時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謙,或用“本王”這樣的中性詞,而“朕”這個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稱的用語,相當於現在的“我”。嬴政有絕對的權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謙遜,當然不會再用“孤”、“寡人”這樣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稱“本王”,於是規定“朕”這個原本人人都用的字從此歸皇帝一人獨享,誰再說就是犯上。
這一規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這樣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認為始皇帝陛下應該象先秦君王那樣對臣下作揖行跪禮,隻能說明你活得夠膩味,應該去陰間自個YY去。當然,嬴政向自己的授業師及“三老五更”還是會行禮,但那已非日常禮儀,而是特殊場合下的特別禮讓。
秦是個短命王朝,很快被漢取而代之。漢禮脫胎於秦,並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況下不再對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為“興(起立)”。丞相覲見時,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車上路遇丞相求見,要下車示敬;王公跪拜謝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禮。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論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還經常有杯茶喝喝,與皇帝邊茗邊聊。
對於丞相、太尉、禦史大夫(合稱三公)這樣的頂級官員,皇帝還有很多與先秦相似的特別禮儀。比如“讚拜不名”、“詔書不名”,就是說話(包括讚禮官唱名)寫詔書都不能直呼其名,而應稱對方的字或職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會時連呼吏部尚書蔡撙(其時代理宰相)的名字,蔡撙毫無反應,梁武帝改稱“蔡尚書”後,蔡撙才起身應答,並當麵指出:“陛下不應以名垂喚。”搞得梁武帝很尷尬。可見那個時候,高級官員在皇帝麵前還是很有尊嚴的。
除“讚拜不名”外,三公往往還能“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進去;進大殿亦不需要卸劍脫鞋,而是穿著鞋子禦劍麵君。可想而知,這些權臣上朝時肯定感覺好得沒話說。
漢唐禮儀中最具先秦特色的當屬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禮。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選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長大臣擔當“三老五更”,皇帝親自降階作揖相迎,再請他們坐上席,然後行跪拜禮,聆聽教誨,並親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後拜謝送老。總之,皇帝要做一回孫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見,從漢到五代,君臣之間的關係雖然不象先秦那樣對等,但仍能做到亦師亦友。
華夏禮儀的第二次嬗變從宋開始。
曆史長了,總會有些不好的回憶,959年2月3日的陳橋兵變就是一例,從那一天起,華夏文明由盛及衰,這一點從禮儀的變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趙匡胤是靠兵變上台的,從執政開始,他就致力於將下一個趙匡胤消弭於無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輕武,禮儀上不斷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讓大臣積攢不到與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變。
從效果看,趙匡胤無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無武將叛亂,穩定的代價很昂貴,那就是華夏文明的覆滅。
接前一章談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議政。宋開始,椅子成為日常家居的標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龍椅之上,那麽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輔之類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過很快就沒有了,原因是趙匡胤覺得宰相的權力太大,要拿他們開刀。他一方麵利用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來削分宰相的權力,另一方麵玩了個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趙匡胤突然對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範質說:我眼花看不清,你們把奏折念給我聽吧(一說“你們將奏折遞上來吧”)。二人站起來念奏折(或遞奏折),完事後發現座椅不翼而飛,原來已經被人拿走了。從此朝殿之上,大臣隻能站著,偶爾被皇帝賜座,也是受寵若驚,隻敢半個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著還難受。
趙匡胤的“聰明才智”還表現在帽子上。這位兵變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時看到大臣在下麵交頭接耳就如坐針氈,忍不住幻想他們是不是在密謀什麽。於是心生一計,傳旨在官帽後麵分別加上以鐵片或竹篾為骨架的長翅。一頂帽子兩邊鐵翅各穿出一尺多,職位越高越長,他自己的最長。長翅成為官職的標誌後,在宋的曆史中越加越長。戴著這麽個帽子,官員隻能麵對麵交談,再也不能竊竊私語,於是這位來路不正的皇帝臨朝的時候心裏就踏實很多。
客觀地說,趙匡胤對政治、軍事、禮儀等各方麵做的一係列改革,為中國的滅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條件,剩下的隻是時間問題。
1279年,趙宋這個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終於被蒙古人趕到太平洋裏喂王八去了。漢民族第一次體味到,亡國奴是怎樣一個“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