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杯征文 / 作者 雅駿)
我有兩家技術移民的中國朋友,覺得自己沒在加拿大走入正軌,幸運地回到了原來的地方。他們輕描淡寫地回憶彷徨和起伏,更多的,卻是說對曾經舍棄的生活的珍惜。他們內心不富戲劇性的大起大落,讓我試著努力寫清楚。
電話之父亞曆山大·貝爾( Alexander Graham Bell )說:“當一扇門關閉了,另一扇門會為你打開。我們經常懷念和懊悔的卻是那些關了的門,而看不到那些敞著的門。”( 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but we so often look so long and so regretfully upon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 not see the ones which open for us. )
人生,有時有很多門,花裏胡哨地朝你敞開著。硬著頭皮挑一個,進去之後走下去,殊途同歸。你後悔沒進入的那些門裏麵,也許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美好。活在現在,最精彩。
這些是小潘對我說的話。說說簡單,實際呢?
(一)小潘的海歸:行了萬裏路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北方設計院,連椅子都沒變。
小潘,一個正常的工科小夥子,大學畢業後在大設計院裏設計畫圖。幾年過去,得心應手的同時,也覺些倦怠枯燥,加上他認為領導發給的獎金比預想差之甚遠,有了另謀高就的心思。被撲天蓋地的移民公司宣傳所感染,交了幾年來的積蓄,考雅司免麵試,經過不長的等待,小潘拿到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登陸紙。
小潘年過三十孑然一身,沒有家庭的拖累,說走就走。在設計院瀟灑地辭了職,在家人的祝福中飛往多倫多。
“我在國內等登陸紙的時候, 看過幾個加拿大中文網,但會有什麽樣的生活等著我,不身臨其境,心裏還是茫然。對於英語,除了考 雅司 的應試課文,沒怎麽弄過。天真地想,去了那邊的水裏泡著,語言會隨著身份一道,自然而然變成加拿大人。至於吃苦,我有把子力氣還能餓死?現在想想,那時候連張畫過的圖都沒有抄到軟盤上,真是傻等來著, 做的準備太少了,尤其是英語。 ”
剛落地,過去的同事已經幫 小潘 找了一間廚廁共用的小屋,互相離得不遠。這使舉目無親的 他倍覺溫暖 。
“誰剛來時沒和別人‘同居’過呢?有熱水洗澡,比在父母家的單元小屋舒服多了。我一人吃飽了全家不餓,有個窩就行。”
小潘生性樂觀,像其他向往未來的新移民一樣,各種證件辦齊了,就開始專心找工。聽講座寫簡曆改簡曆,把自己描述成繪圖員的模樣,向著目標的靶子大把出箭。落地不到兩個月,發了幾封信,十幾封傳真,二十多電子郵件。
還真讓小潘投中了一標。與他聯絡工作麵談的工程公司遠在百公裏外的滑鐵盧市。他查好了通勤火車 Go Train 的時刻表,又打電話磕磕巴巴地聯係好當地出租車,清晨即起,西服革履地去應聘了。
“回頭想想,那次真是天意,唯一一次掉下的餡餅,我就是沒接著。工作麵談沒成,原因太簡單了,連人家問怎麽畫一條線,我都‘ Pardon ’了好幾次。”
機會來得太快,小潘要準備要適應的事情太多,對英語還沒培養起感情來。潛在的雇主覺得他在交流上還有發展餘地。最後對他說的這句婉轉的話,他卻聽懂了。
“進入加拿大,咱不說魁北克省,第一步關鍵的是什麽,英語,英語,還是英語。如果我抓住了那次機會,現在就可能在哪個門裏的壁爐邊烤火了。我這可不是比喻。我愛拿門說事兒,是因為後來天天和門窗打交道。”
學子出身的小潘覺得要想找到理想工作,非得下一番功夫學英語不可。一麵繼續投簡曆,一麵做了 LINC ( Language Instruction for New Comers )英語班的全職學生。
成年人要掌握一門外語,除了死記硬背,不知道有沒有人不需要環境、時間和語感,像按電鈕一樣,一下子就填到了肚裏。據說梁啟超先生在遠渡日本的輪船上,用幾個星期學通了日語。這可能真的是個美麗傳說吧。
對於英語班,小潘開始新奇,漸漸又有了自己的看法。
“我奇怪班裏怎麽那麽多女人。後來才知道她們有老公上班養家,她們把孩子往英語班裏的托兒所一扔,就來班裏聊天了。她們說的英語,比唱得都好聽,在這兒混者,恐怕是為了免費的托兒所吧。如果她們去工作,就憑她們拚寫和語法的文盲水平,掙的錢可能都不夠交托兒費的。她們的英語不是‘學’來的,而是殖民地的產物。這和中國人能寫不能說完全相反。 ”
和婆姨們沒有共同語言,老師強調的拚寫和語法又是他的強項;最重要的,來加拿大以來隻見出錢不見入賬。為了生存,上了幾個星期英語課後,小潘決定到勞動人民中提高英語了。
在獵頭公司的幫助下,小潘很快有了一份工廠裏的體力工作,正式職稱叫司機助理,就是把流水線上的門窗產品,和司機一道搬到車上,運到客戶家裏,安裝調整好。工友們來自世界各地,大家彼此彼此,把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小潘覺得雖然和別人交流還有困難,但已經不是被人居高臨下挑著揀著的時候了。
“那個公司很大,有各種福利和勞保製度,我的文化程度是工友當中最高的。如果一直待下去,真說不準哪天機會就來了。”
後來說起這段時光,小潘還是戀戀不舍。這個他在加拿大唯一工作過的地方,不僅養活了他,而且使他接觸了不同國家的文化,感受到了人作為群居動物的集體溫暖。
“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以前隻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聽過這些國家的名字,現在,它們的人民是我的工友,這些國家再也不是地圖上的一個點或一小塊了。我這幾年認識的人,恐怕是那些盯著計算機的程序員們一輩子也接觸不到的。不僅認識了他們,也曾經深入人家的生活。我覺得,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哪個民族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
小潘幹活賣力氣,對人實在,時間不長就有了哥們,英語也因自信而越說越利索。每當過節時,孤單的小潘竟是大家爭搶的對象,好幾個人邀請他到家裏去。他經常帶著工廠發的火雞,同他師傅一大家子人,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飲食,慶祝加拿大的節日。有時,師傅夫妻去赴宴,把三個孩子交給他看著。沒結婚的小潘同孩子們相處得竟也融洽。
“我吃他們的飯沒啥問題,他們卻從來不吃我的飯,尤其是木耳海帶之類,說沒見過這是什麽。當然我的做飯手藝也不怎麽地。”
小潘做飯不行,體格可是越來越棒,這都源於他天天的體力活動。愛好體育的他說:“原來天天摸鼠標鍵盤,打打籃球都全身發酸。我這幾年不用上健身房,鍛煉出了一身腱子肉。哎,就是看不到電視裏的甲 A 聯賽了。”
小潘處在蒸蒸日上的階段。按說就此下去,他很快就會走向穩定。但是,事情沒這麽順利。
“和大家相處得都很好,但總有點哪兒不對勁。首先感覺深刻的是看雅典奧運會。我熟悉的運動員、國旗國歌都看不到聽不到了。見到的隻有加拿大隊如何如何。我熟悉的解說也換成了英語,我可懷念死了那句:‘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 ’ ”
不對勁的,是文化差異。從強大的文化陣容裏走來,即使心裏想要適應新的一切,沒有十年八年的脫胎換骨,短時期內大大小小的衝突,怕是少不了的。
不對勁的還有孤獨。這種孤獨,是缺少聊體育賽事的朋友,聽不到了母親的嘮叨,深埋心中的理想工作沒有回音,也是沒有那個“特別的你”。
“我在國內耽誤了婚姻大事。在加拿大交往範圍更窄,從沒見到過背景差不多的單身女子。留學生和我年齡差距太大,找異族白妹妹黑妹妹,可能不會有啥共同語言。”
在加拿大遇不到合適的,就托國內的親人給找吧。
“求他們給找對象了,我卻和我媽說不上話。總是我爸接電話,一會說我媽去親戚家了,一會說她買菜去了。不知我媽都忙什麽呢?”
終於物色到了條件相當的女孩。小潘父親說:“回來相相親吧,也讓我們瞅瞅你瘦了沒有。”
那時,小潘已在加拿大待了兩年,過著新奇過後鍾表般的平淡日子。他決定換換環境,先回國看看再說。
“工作辭了,房子退了,存款清了,好像一去不返似的。其實我是‘眼下沒嘛’,來去自由。回國後和女孩相處也得有段時間,加拿大的房子和工作,回來接著找唄。我師傅很惋惜也很理解,讓我回來後再去那裏幹活。”
最後一次去師傅家,小潘把他常用的電話卡送給了師傅,寫著他在中國的宅電,連同國家號和地區號。孩子們見到小潘,想起了他教的幾句中文,準確地衝他嚷嚷著“朋友!朋友!” ……
至此,小潘在加拿大的經曆似沒什麽新奇,太多的人都能找到他的影子。之所以說他,更有下麵的故事讓我感歎:
回到那個沒有熱水供應也沒有壁爐的家,一切一切讓小潘 百感交集 。但是,他 歸心似箭的家, 那個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竟然從此完整不再。
小潘的母親去世了。
我不願觸小潘的痛楚,沒有細問他母親的事,他說什麽我就寫下什麽:
“她一年前就走了。我爸,我哥,都瞞著我。說我剛去加拿大,還沒掙到錢呢,讓我還是安心找工作吧。我怎麽笨到一直就一點沒發覺呢 …… ”
也許是孤單的父親不願小潘再離開,也許是和女孩相處得不錯,他不想走了。他在電子郵件裏寫著:
“一不留神,我成海歸了。聽到熟悉的鄉音,看到日新月異的景致,雖然再也吃不到母親做的飯了,我卻覺得中國這塊餅是多麽巨大。以前我隻顧吃一頭,沒想到轉過頭來,它竟是這樣有滋有味。”
望著隨處可見的塔吊,小潘覺得在到處建設高樓大廈的中國,找一份結構工程師的工作,會比在加拿大容易得多。
小潘既像在加拿大那樣看報紙發簡曆,又找到了人脈,與以前的組長、所長、老工程師聯絡。沒想到,這一聯係,小潘竟與過去的設計院破鏡重圓。
北方市政設計院這幾年翻天覆地。基礎建設的迅猛發展,直接帶來了泰山壓頂的設計任務。組長正苦於招聘不到有一定經驗的結構設計師,領導順水推舟,同意小潘重新回到原來的組。
設計院大樓裝修一新,計算機全部更換,周圍的同事一個都沒少。小潘雖然沒了語言障礙,而對大家的問長問短,卻隻說:“我又回來了。”
那是一種近鄉情怯吧。
反文化衝擊是有的。馬路上的人來車往,小販的高聲叫賣,他感覺到 “ 螺旋上升 ” 的親切實在。
小潘除了真正回到了原來的位置,還感到會有超小康水平的經濟實惠。據說去年組裏人均獎金六萬人民幣。
“我不用拿六萬,五萬九就行。我曾經放棄了這麽好的工作,轉了一大圈才知道,我丟掉了什麽。”
也許小潘將丟掉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他的家人,他新交的女朋友都極力反對他再回加拿大。
“ 對加拿大,除了幾個工友,幾雙留在同事家的新鞋,其他,好像也沒啥藕斷絲連的了。”
我最近一次和小潘通話,他說正在準備考注冊結構師,又不斷加班畫圖,忙得和女朋友隻聞其聲不見其人。看得出, 不管以後會怎樣, 現在的小潘是過得踏實的。
“有意思的是,有幾個同事轉彎抹角地問我移民加拿大的事。我用自己的事兒告訴他們,第一,跳出原來的圈,失去的可不一定能找得回來了。第二,如果去意已決,早早的心理上往要投奔的地方靠靠。不要像少女懷孕似的茫然不知,等到生產了,才手忙腳亂知道艱難真相。看看英語原版片,到英語角找老外聊兩句,上網深入了解外麵的世界。這些都有利於初來乍到的立足。目前,我的家人、同事和失而複得的體麵工作,就是我的氧氣,以前沒覺得他們的存在。現在才認識到,一刻都不能離開。”
“我找回了我的位置我的門,也希望人人都能看好自己的那扇門。”
願小潘今後的日子,像他組裝過的,現在正設計著的,嶄新的鋁合金門窗那樣,閃閃發亮。
(二)黃燕兒的另一種海歸:從奮鬥有成的日本來,再回了日本
如果說小潘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海歸故事,那對於黃燕兒,我想來想去隻能說一句:生命,在於折騰。
黃燕兒 24 歲隨留學的丈夫小柴去了日本。她是隨著電視、社區活動和鄰居學的日語。十幾年後,她自稱電視裏說的每個字都聽不錯。
這可不是個美麗童話,黃燕兒確實有很強的學習認知能力。中國名牌大學碩士學位,留校助教。福利分房趕上了,職稱評上了。各方麵向上走的時候,義無反顧丟下這一切去投奔個未知數,這的確需要些勇氣。
“什麽勇氣不勇氣的,那時就是年輕氣盛。對比當年的生活水平,出國當然是奔好日子去的。”
過上好日子以前的苦,黃燕兒和小柴也熬過來了。學成之後,小柴在大阪一家“鐵構廠”找到了技術員的工作,每天衣冠楚楚擠地鐵,上班下班早來晚走,淹沒在一片男主外女主內的日本社會裏。小柴的工作,照他說,如果日本不發生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他是可以老死在這家上千人的鐵構廠的。
兒子的降生,使他們在異國他鄉真正有了家。他們拿著中國護照,孩子也隻有中國籍,但是妨礙不了對日本的全麵認可。
“有了孩子,我的交往更多了。我和幾個孩子小朋友的家長關係很好,還有幾個經常打球的球友。有人都不知道我是中國人。小柴公司新來的同事,覺得他可能是來自日本哪個偏遠地區,問過他,他的姓是不是源自日本通常的姓柴岡。”
黃燕兒說的,我有些懷疑。即使臉長得差不多,當地語言說得溜,但不暴露出過去的文化烙印,有點玄吧。
不過,小柴相當於十萬加元的年薪,怎麽說都是融入了當地主流。
平淡日子過久了,在蜜罐兒裏也不會覺得甜。日複一日的相夫教子,使受“婦女能頂半邊天”教育長大的黃燕兒漸漸覺得不平衡。偶然知道了技術移民加拿大的事,她覺得自己的條件綽綽有餘,就以自己為主申請人,攛掇老公孩子一起加盟了。
“我想來加拿大,不是一拍腦袋就決定了的。第一:我學曆不低,這麽家庭婦女地混下去,怕自己廢掉。鄰居有原來做醫生的,做畫家的,有了孩子後沒有女人出去工作,這是日本的風俗。上下班高峰的地鐵裏,你就見不到三四十歲的女人。第二:日本是個男係社會,而且男人都把工作置於老婆孩子之上。沒人不加班加點的,就算工作沒事,寧可打電腦遊戲也不急著回家。這好像也是個風俗。第三:我們在日本待了十多年,可以加入日本國籍,日語叫歸化。日本新《歸化法》規定 , 加入日籍,必須有日本名字。我姓了一輩子黃,卻要改成土肥原,大塚,野尻,這個我太不能接受了。”
我理解黃燕兒條條是道說的,想跳出日本的不好。但改姓的事,恰說明她還在認同著炎黃子孫的文化。
“加拿大是開放社會,多元文化,我一落地就有身份,能出去工作經濟獨立,也用不著改名換姓的。我滿意的就是這些。當然去之前也要做很多準備。我在申請期間,花四千美元上了駕駛班拿到駕照,我覺得加拿大地廣人稀的,人人都要會開車才行。”
黃燕兒積極準備著,但她忘了一點:日本的道路是左側行駛,而加拿大是右側行駛。她也不知道,在加拿大學全套駕駛,再笨的人兩千美元也能拿下全部本子了。
終於一切搞定,鍋碗瓢盆電器自行車各類細軟打成包,隨著集裝箱飄洋過海了。似乎,就這麽簡單擺脫了過去。
丈夫小柴對於移民加拿大不感冒。他說好不容易進入了另一種文化,再要從零開始,人生的這般挑戰太沒理由,還是不接受為好。無奈,雖然他是養家的,卻不是說了算的。
“先去看看再說吧。我攢了幾周休假,糊裏糊塗地就跟她來了。”
一落加拿大的地,一家人帶著濃重的日本色彩。黃燕兒和兒子說話用日語;辦各種證件時用“黃燕兒”的日式漢字簽名;家電當然是日貨;看到集裝箱裏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家當,黃燕兒連誇日本人的嚴謹工作態度。她對一張手紙,一塊餅幹都讚歎:日本什麽都有。
我知道這些細節,因為是我陪著黃燕兒一家辦證、取貨、東跑西顛的。我理解她拿十幾年前的中國和剛剛離開的日本相比。但是一落地就對加拿大沒有好話,讓我懷疑,她還沒建立起重整旗鼓的信心。
“加拿大到處荒涼沒個人影;電器扔到日本都沒人撿;非得用電話公司的留言服務,連個答錄機都買不到;服務態度真差;人既胖又蠢衣服土得掉渣; …… ”
小柴卻不斷讚美加拿大的自然環境,從不問怎樣找工作,而講些他在日本的輝煌業績。看來他是以旅遊的心情來的。
老公回日本了,留下足夠的存款。黃燕兒沒有生存壓力,卻讓她不知先幹什麽好。一會兒想念書回爐,一會兒說好專業的學校在別的城市,沒買車去不了;上社區學院吧,課程時間和孩子上下學衝突;找工作吧,力所能及的看孩子她沒有證書,英日翻譯的工作也找過,石陳大海,專業工作曲高和寡,報紙上就沒見招聘的。
心沒有到位時,奇跡是不會發生的。雖說老公不愛拿主意,但他不在身邊,一個人拉扯著孩子又想做點事情,黃燕兒確實挺難的。
孩子適應得快,幾個月下來已經和年齡相仿的小朋友打打鬧鬧了,英語也流利起來,就是好像有點日語口音。家裏一如在日本的布置,牆上掛著根我早就見不到的鞭子,旁邊有字:“愛的鞭子”。兒子躲著它走,我看得目瞪口呆:在加拿大孩子打不得,不知那“愛”在日本使用過沒有。
我以為,時而矛盾時而堅定的黃燕兒,找到工作會是一個缺口,穩定後就能勸小柴過來了。可惜,這個缺口始終沒有打開。
誰都有找不著北的時候,但如果兩年都找不到,人的心境會變得怎樣?
兩年後,我再去拜訪。黃燕兒臉上沒了躊躇滿誌,還散發著輪胎味兒的汽車剛剛賣掉成交,沒怎麽用過的家具送了人,從日本帶來的大小零碎,她姐姐從美國過來拉走了。曾經擁擠而整潔的小屋,如同熱熱鬧鬧演了場戲,曲終人也即散。
“我還是投降,回日本吧。這兩年浪費的時間,悔得我腸子都青了。我可知道了什麽叫沮喪 、抑鬱和焦慮這些心理名詞。 我既沒去學,也沒去幹,可惜了我的英語和所謂技能的那點底子。就算在加拿大旅居了兩年吧,長了點見識,孩子也掌握了一門語言。”
孩子很喜歡加拿大學校的愉快環境。離開日本時,因為媽媽把他的畫片扔了而哭過,現在,又為要離開朝夕相處的小朋友而哭了。
黃燕兒和孩子行裝簡便地飛回了大阪郊外的那所公寓樓,那個默認了十多年的家。
兩年的分離使夫妻重新珍視了彼此,黃燕兒再不提經濟獨立。“人不能和命爭,入鄉就要隨俗。在日本做母親不工作,就像去阿拉伯國家要帶頭巾一樣。老公大男子主義就大男子主義吧,低人一等也就低他一等嘛。在日本我們算是熬出來的,不用為柴米油鹽發愁。不久我們的大樓就要拆了,我們會得到一大筆搬遷費,能買一個更大的單元。有這樣的好事,幸虧當時沒有舍家撇業去加拿大。這兩年我不在,家裏亂得趕上狗窩了。現在,我想盡快幫孩子把日語拾起來,把該洗的洗了,該曬的曬了。就是說,隻想老老實實過日子。”
也許日子過久了,誰都有生活在別處的想法。被外麵的世界咬了一口,才知道孰輕孰重。
我自己設身處地地想,如果讓我現在去加拿大別的省份,我都得考慮考慮了。要是舉家遷往法國,或德國意大利等語言不通人地兩生的地方,需要有多麽大的吸引力,我才能走得動呢?
黃燕兒一家至今沒入日本籍,始終是永居身份。三年之內再回加拿大,她和孩子的楓葉卡也許還能有效。
……
我的海歸朋友們,你們現在的心情可好?夢見過加拿大的鬆鼠、紅楓和漫天大雪了嗎?是否聽說,你們愛恨情仇的那個城市,又被評為了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