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為趕周恩來誕辰日,急著發帖,沒有寫完,這裏再發一次,留個記錄。
3月5日是周恩來生日,今年又是周恩來誕辰120周年。這些年來,周恩來已經被拉下了神壇。一個人一旦從神壇上下來,基本上都很慘,都會走向反麵,很多人對他極度厭惡,認為他助紂為虐,作了很多壞事。雖然如此,但我個人,仍然對周恩來非常敬佩,敬佩他的交際能力和個人魅力,所以,值其120誕辰日,我想從我的“本行”--西方資料--來寫點文字。
我過去寫過一些關於周恩來的博文,這次想從一個新角度來談,博文的題目開始比較難定,周恩來與西方女人,這個太地攤文學了,太容易誤導。最後想到目前的題目,西方女士看周恩來。
第一個是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她是海明威的妻子,跟隨海明威於1941年到了戰時的中國。瑪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她本人也是位作家,寫了不少書,本博即是根據其中一本,Travel with Myself and Another(byMartha Gellhorn, Eland 1978)中的相關內容編譯。
中國的貧窮,生活條件的低劣,給瑪薩留下極為負麵的印象,然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書中(p59--)記載,某天在重慶,一位荷蘭女子(據說是王炳南夫人王安娜--應該是德國人)上來問她想不想見周恩來,她不知道周是何許人也,王安娜留下了聯係方式。瑪薩回去問了海明威,海明威說,周恩來是伊文思(荷蘭攝影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朋友,於是兩人就去見周恩來,王安娜帶著他們,象搞地下工作一樣,盡力不被跟蹤,最後到了一間刷著白漆的屋子裏見到了周恩來,瑪薩沒有描述海明威的反應(書中,海明威用UC來代表,意思是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願的伴侶,也就是書名中的“Another”),她與周恩來一見如故,旁邊的翻譯似乎都是多餘的,海明威夫婦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問不出什麽問題,瑪薩隻能想到法國作家馬爾洛(Andre Malraux)的《La Condition Humaine》(她知道書中主人公原型就是周恩來嗎?)。周恩來的話,她一個字都沒記住,她就是坐在那聽得如醉如癡,不是因為周恩來說的話,而是他這個人本身。瑪薩寫道:周恩來坐在他空空的小房間裏,衣著也乏善可陳,但他確實是個人物。我們認為周恩來是勝者(winner),是我們在中國遇到的一個真正的好人。如果他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麽中國未來是共產黨的。然後,可能是女性+作家的浪漫情懷占了上風,瑪薩寫道:至於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被這個有魅力的人所迷住了,假如他說,拉著我的手,我會把你帶到世外桃源(Xanadu)的歡樂宮去。我隻要確定這個世外桃源不在中國(可能瑪薩被那時中國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嚇著了),然後拿起牙刷就跟他走。
瑪薩接著說,幾個月後,他們回到華盛頓,不耐煩地回答著那些整天待在辦公室的情報官員關於中國的問題(這證實,海明威的中國之行確受情報部門之委托),我們說,戰後共產黨將統治中國,為什麽?因為蔣介石那幫人壞透了,中國的民主一丁點都不存在,談民主都是偽君子的廢話。老百姓盼望的是變化,任何變化,哪怕是火星來的雙頭人。可是,中國的第一好人偏巧是個共產黨人,相信中國共產黨內還有類似的好人。我們免不了被斥為Cassandras(希臘神話裏女預言神,說的話無人相信),還被冠以共產黨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另一個美國的時代名詞)。後來,當年重慶石灰小屋裏的周恩來,以新中國外交部長身份露麵,讓我吃了一驚。所有的記錄片和旅行書籍都顯示周的中國跟蔣的中國比,發生了無法估量的,幾乎無法想象的改進。
瑪莎蓋爾霍恩卒於1998年,晚年的她身體漸弱,又得了癌症,最後她不堪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自殺--讓人想到海明威的自殺。
另一位女士是Margaret Trudeau,瑪格麗特特魯多,她不是別人,正是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夫人,這部分內容,參考了她的Changing My Mind(by Margaret Trudeau,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10)和另一本Beyond Reason(by Margaret Trudeau,Paddington Press,Ltd 1979),前者的描述比較簡單,本博主要是來自後者。1973年秋(十月中旬),特魯多夫婦訪問了中國,雖然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訪問了中國,但是加拿大是西方第一個正式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瑪格麗特說(Beyond Reason,p148)這是他們出國訪問中最成功和最不尋常的一次。當時瑪格麗特懷孕7個半月了,但是她還是不顧周圍人的擔心勸告,爬上了長城。她特別期待著見到毛主席,但是通知來的時候,她正在參觀一所幼兒園,所以皮埃爾特魯多自己去了。雖然失去這次機會令她非常失望,但是與周恩來總理的極為精彩的會見彌補了這個失望。瑪格麗特描述周恩來是英俊(handsome),削瘦(thin),風度翩翩(elegant),突出的顴骨和熱情的眼睛。他們和周恩來有過幾次交談,到了他們要離開北京的那天,他們問中方陪同人員,什麽地方可以吃到北京烤鴨,然後也就沒太在意。當天上午,兩國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文件,結束了以後,特魯多夫婦準備向周恩來告辭,周恩來以老派的禮儀握著瑪格麗特的手說:我聽說你們想吃北京烤鴨,我很願意請你和你的一行人吃一次北京烤鴨午餐。宴會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門口的中方首席招待按照中國的習慣,把女士們挑出來,讓到另外一個大圓桌去,周恩來總理阻止了他,翻譯告訴瑪格麗特,周恩來說:特魯多夫人不喜歡這樣的禮儀安排,今天是她的午宴,請她坐在我旁邊。瑪格麗特寫道:接下來發生的,無疑是我五年中參加過的官方宴會中最奇特(most curious)和最精彩(fascinating)的討論,談話是用英語進行的,盡管周恩來平時特意隻說中文,以免他的話被曲解,但是這次,他打破了慣例,為了我而說起英文來,我想是因為我是皮埃爾特魯多的懷孕的妻子。(關於周恩來的英語,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有說他的英語很一般,也有的說很好,但是說的比較抽象,這裏瑪格麗特的描述,是最明確的。周恩來到了最後幾年,還能說非常好的英語瑪格麗特在《Changing My Mind》一書中用了excellent一詞來形容周恩來的英語。對比下麵夏娃居裏的記述)
談到瑪格麗特將要出生的孩子,周恩來說:“我對婚外生子的不合法性很反感。我覺得,未婚婦女把生下來的孩子送人,或者墮胎,都是很可怕的事。”停了一會他又說:“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我告訴你為什麽。革命後不久,一個女人上了火車,下車時把孩子留在車上,身邊放了一張字條,上麵寫著:請把孩子送給周恩來,讓他把我的可愛的兒子撫養成人。對於未婚先孕的我來說,社會輿論壓力太大。”瑪格麗特急切問道:“你把孩子留在身邊了嗎?他後來怎麽樣了?”周恩來回答:“我妻子和我已經有了我們的家庭,所以我們不能領養他,但是我們為他安排了一個好家庭。”“你一直在關心他的成長嗎?”周恩來帶著明顯的驕傲微笑著說:“是的,他長成了一個好孩子。”瑪格麗特沒料到周恩來的下一個問題:“我想你可能以為中國婦女都得到解放了?”瑪格麗特謹慎地回答:“她們似乎跟男人幹一樣的工作,她們經濟上似乎是被解放了,她們成了一支主要的勞工力。”周恩來說:“啊,你錯了。她們還沒有被解放,你是被解放的。”瑪格麗特吃了一驚:“我?我懷孕了,我不工作,我是一個母親和家庭婦女。”周恩來說:“是的,但是中國婦女對自己的女性化(femininity)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你不是這樣。我舉個例子,有一次,在我辦公室有一個你們所謂的Girl Friday(瑪格麗特說,這顯示周恩來英語有多好)(查穀歌,Girl Friday是指女助手,女秘書之類的工作人員),我幾乎離不了她,我也很喜歡她。但是有一天她沒來上班,我以為她病了,一個星期以後,我了解到她換工作了,因為她懷孕了。她留下話說,一旦這種令人丟臉的狀態結束,她就會回來工作。她不想讓我看見她懷孕的樣子。”瑪格麗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的大肚子,她抓了一張餐巾,蓋住肚子,周恩來笑道:“哦,親愛的夫人,別這樣,別這樣,你對自己是女人很自在,感到驕傲。看著你驕傲地挺著肚子,象個女王一樣,這是最幸福的一幕,因為你為自己而驕傲。中國婦女對她們自己的女性化、她們自己的身體、和她們的性感(sexuality)的態度還是很封建,她們變成了男版的自己”。瑪格麗特說她聽了周總理這番話,吃驚之下,居然咽下了整個宴會上唯一讓她倒胃口的食物--鴨內髒,北京烤鴨的吃法,是包括了整個鴨子的。
第三位女士的名字是蓓姬德丁(Peggy Durdin),來自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edited by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eggy Durdin是Tillman Durdin的妻子,Tillman Durdin在1930~1940年代是紐約時報記者,到中國報道抗日戰爭,Peggy Durdin本人也是記者(或作家),1983年,1930,194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的美國人搞了一次研討會,回憶當年他們報道中國的生涯,本書就是該次研討會的記錄。
研討的一個話題,是周恩來。
蓓姬說當時在中國做記者,要麵對的事情之一就是不同的人物,她說:我認為你幾乎不可能愛上宋美齡,另一方麵,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比周恩來的個性更有吸引力的人。在馬歇爾在南京對國共進行調停的期間,我被周恩來迷住得如此地深,以致於我的丈夫Till(Tillman Durdin的簡稱)當時臨時為馬歇爾工作,某一天對我說:蓓姬,你不能再這樣對周恩來神魂顛倒了。(原文是:Peggy,now pull yourself together about Chou En-lai,我不知如何翻譯才更好。),可惜蓓姬沒有具體描述。
(20180303,p80)
第四位是居裏夫人的女兒夏娃(Eve Curie),在抗日戰爭時期也訪問過中國,居裏夫人有兩個女兒,夏娃是小女兒。她是美國記者和作家,1942年初訪問了中國,是她一係列訪問中亞洲的一站,她的經曆記錄在她寫的Journey Among Warriors (作者是Eve Curie,由Doubleday, Doran and Co.,Inc出版社於1943年出版)一書中。夏娃到了重慶後,接觸了朝鮮的抗日誌士,還見到了日本左派鹿地亙(Wataru Kaji),她跟鹿地亙的會麵,由一對夫婦安排,男的是中國人,女的是位金發德國人,有可能是王炳南夫婦,夏娃說,男的德語不錯,英語不行。
在一次新生活運動的茶會上,一位最保守(most conservative)的中國女士把夏娃介紹給抽恩來夫人,夏娃對此感到很有意思,她說,這就象是胡佛總統夫人介紹她與Earl Browder夫人見麵(Earl Browder好像是美國共產黨主席),這似乎說明國共兩黨互相妥協容忍,但是當一些美國朋友安排夏娃去訪問周恩來本人時,他們卻象做地下工作一樣神神秘秘的,他們帶著夏娃在晚上在城裏繞來繞去兜圈子,據說是以防警察跟蹤,但是夏娃不理解:周恩來不是八路軍與中央政府的聯絡官(liaison agent)嗎?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重慶,這就是他的工作啊,政府當然知道周恩來住在哪,有什麽好保密的呢?夏娃懷疑這些措施可能是為了她。這讓我想起前麵的海明威夫人瑪薩蓋爾霍恩在幾乎同一期間同一地點,會見周恩來的情景,看蓋爾霍恩的書,我也同樣的疑問,我那時以為這是蓋爾霍恩對中國情況不了解,也可能是她的某種搏眼球的手法。但是夏娃居裏的描述,驗證了海明威夫人的說法,而夏娃的猜測應該是正確的,這些保密措施,是為了來訪者的安全。
夏娃到了地方(曾家岩50號?),門開後她們看到穿著淡藍色軍裝的士兵在工作,又看到一位穿工裝(overalls)的老黨員,此人前額謝頂,唇上胡子從嘴角兩邊垂下來(應該是董必武)。
周恩來從位子上站起來迎接夏娃。夏娃對周恩來的描述是:他是一個精力旺盛(vivacious)的人,麵部表情豐富,也有點緊張(nervous),一雙黑黑的眼睛。他的姿態不象東方人,也沒有典型的中國人的幽默。他不停地吸鼻子,到是很有中國特色,也頗惱人。我聽他談話有些困難,他說話很快,英語單詞發音難懂,從他那一串英語短句中,反映出一個非常聰明的政治領袖,一個具有外交家智慧的將軍,他能精準地分析形勢而又不堅持於黨的路線。周恩來為我澄清了共產黨對蔣介石的態度。。。談話期間鄧穎超進來了,她的態度友好,直發披在肩膀上,她拿進來一些邊區生產的布料給客人看。
夏娃提到日軍在中國大多數地區的控製是非常鬆散的,不知具體是什麽意思,可能是指對農村地區的控製,似乎確實是這樣,日軍占領的是一些據點,不可能占據一個一個的村莊。
夏娃提到一個問題,也是很多外國人都有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到底有多“紅”,一位看破紅塵的美國記者對她很形象地說:“中國共產黨站在羅斯福的右邊某處。”這暗示中國共產黨甚至連“粉紅”都算不上。1923年,當蘇聯和中國關係處於蜜月期的時候,孫中山和蘇聯大使Joffe簽署了一個協議,裏麵申明,蘇聯體係不應該被引入中國,因為中國不具備共產主義或者蘇維埃主義(sovietism)成功的條件。周恩來夫婦跟夏娃共進晚餐,飯後閑聊時,夏娃提到共產黨戰士和遊擊隊員唱的歌曲,她問哪一首最流行。周恩來一下站起來熱情地說,我可以讓戰士們來給你唱。於是,戰士們進來唱,又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從夏娃記錄的英語歌詞來看,)
(20170508)
第五位是韓素音,她隻能算半個西方人,她父親是中國人。在她的自傳三部曲之一《夏日無鳥》(Birdless Summer:China, Autobiography, History(作者Han Suyin,由G.P. Putman’s Sons出版社於1968年出版)裏有如下描述(p215--):
那個1941年德春天在重慶,突出的事件是周恩來的一次講話。地點是在兩個小山包間的空地上,兩邊都有防空洞。周恩來露麵兩小時前,這裏已經擠滿了人,有些人爬上了杆子,或者站在從家裏搬出來的桌椅搭起的台子上,想更好地看到周恩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身材勻稱,麵孔削瘦,濃密的烏發,非常鎮靜,非常英俊,動作靈活。周恩來可能是今天活著的最有智慧的政治家,有著最謙虛的態度,敏銳,耐心和遠見。你一見他,就會感到一種來自幾乎是觸手可及的自信、自我控製和智慧的衝擊。後來的歲月中,我了解到他是世界上最明智的人之一,可以同時想到各個層麵上的多種選擇,可以用最少的語言暗示深思熟慮的結論。他站上一張桌子,好讓群眾看得清楚些,他的眼睛冷靜地在人群裏看過來,所有人都被吸引住了,等著他說話。他談了四個小時,我們聽著,毫無倦意,希望他就這麽永遠說下去。這是你能聽到的最簡單(simplest),最不複雜(least complicated)的,毫無華麗辭藻(unrhetorical),最接地氣(most basic)的演講之一。周恩來談到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進攻(應該指不久前的皖南事變)。。。結束後,我非常想過去見周恩來,但是我太害羞了,人群擠來擠去,雖然我隨著人群跟他走,卻不能靠近。。。回家路上,我好像走在雲彩上一樣,所有恐懼都消失了,邏輯和理智透徹明了。
(20170505wan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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