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喬治凱茲是美國人，原名是George Norbert Kates，一般寫成George N. Kates。記得好幾年前提過他寫的《豐年》--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 1933-1940。那個時候關於凱茲的資料似乎很少。這段時間以來，在若幹書裏看到他，還有一本專門寫他的書。
本貼來自下麵這書：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作者是Karl E. Meyer和Shareen Blair Brysac。2015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剛查過，這本書中國已經有翻譯。
前言（Prologue）中，作者談了寫作緣起。他們在寫一本討論英國和俄國在中亞的爭奪的著作（Tournament of Shadows）時，接觸到斯坦因（Aurel Stein）的資料，此人就是昭著的絲綢之路的探險家，在敦煌偷走很多珍品。1930年，斯坦因的第4次也是最後一次探險是由哈佛大學的法閣博物館（Fogg）讚助的，但是這次探險不成功。在哈佛翻閱資料時，作者發現了很多Laurence Sickman寫給他導師，法閣博物館的Langdon Warner的信。Sickman主要談龍門石窟，那個時期，很多人在盜取龍門石窟的文物，有中國的，有外國的，市場上常會出現一條膀子，一個頭等等。Sickman很苦惱，這是盜竊，還是保護？作為外國人，是收購還是不收購，他向Warner求教。Warner本人也不是善輩，他自己就曾於1920年代到敦煌探險，他的建議直截了當，買。Sickman主要是為堪薩斯市的納爾遜博物館購買藝術品。他此次之行的最大收獲是一副浮雕，描述一個太後和她的皇家隊列。而他的主要競爭對手，Alan Priest，也從同一個石窟盜走了另一幅描述一位皇帝和侍從的浮雕。這不僅發生在中國，世界各地的文物都遭到掠奪，盜取和破壞。於是，作者在谘詢了一些中國藝術專家後，聯係了研究基金，開始了他們的研究，結果就是一本書，他們的目標讀者不是專家，而是一般讀者，在尊重曆史事實的同時，也注意到可讀性。
我關心的，是書裏談到的一個美國人, George Kates。記得幾年前剛在城裏發博時，我談到一本書，The Years That Were Fat--豐年--就是這個Kates寫的，因為他在北京待了7年，按聖經裏（the Genesis）裏的說法，牛是年的比喻，有7頭肥牛，喻示7個豐收之年，又有7頭瘦牛，喻示7個欠收之年，因此他取了這個書名。書裏對北京的感情，比老北京人隻有過之，決無不及，而他的文筆也極富感染力，相信隻要是對英文有一定理解力的，都會被打動，中英文的隔閡消失了，你就象是在讀一位中國老派文人寫的懷舊文字一樣，雋永，優雅。我因此也有了更多了解Kates的想法，但是關於他的資料卻很少，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Chinabound）裏提到Kates，但是很簡短，記得說他在1940年代，又回到中國，這次是為美國政府工作，也沒有能去北京，而是在戰時首都重慶。這次在這本書裏意外發現了一章專門談Kates。特記如下，也不是翻譯，就是簡單地編譯一些內容。
Chapter Seven, Mad for Ming,瘋愛明朝。該書當然引用了凱茲（Kates）的書《豐年》，但是很多來源於其它第一手資料，主要是凱茲的通信。1933年凱茲給他在哈佛的朋友和導師Paul J. Sachs（有意思，記的200某年，我曾跟朋友去哈佛蹭過一位Sachs---Jeffrey Sachs的課，講的是世界經濟史，當時很懵懂，就是去聽聽，後來才知道，這個Sachs是鼎鼎大名的專家，曾當過蘇聯解體後經濟改革顧問--可惜不太成功）寫信，說他在自學中文，但是需要到中國去學習中文書寫。所以他到中國去了。凱茲是學者，鑒賞家，收藏者，講師，還曾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當過東方藝術主管（Curator）。他1895年生於俄亥俄州的辛辛拉提市，父親是波蘭移民（Kates肯定不會是他的原姓，是到美國後美國化的名字），後來搞工業發了財，母親德裔。凱茲在紐約上的私校（Horace Mann School），一戰時參軍，在法國和德國總部當翻譯，因為他小時候跟著父母到過歐洲和拉丁美洲，在各國上學，以及跟私人教師學習，所以會多種語言。
該書書說：凱茲的一生最好地展示了美國人被中國傳統文化吸“癮”的深度和廣度；也沒有其他美國人比他對中國愛得更加真誠。凱茲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大學，大三轉到哈佛，1922年以最高榮譽畢業（Summa cum laude）。之後在哈佛和牛津大學的皇後學院讀博士，同時也擔任教師。Sachs幫他爭取了一些獎學金和旅行讚助金，他跟著Sachs在歐洲旅行，參觀博物館，等等。幾年下來，凱茲成為世界藝術品領域的名人。凱茲父親不願意多給他提供經濟支持，後來他在霧閣（Fogg）博物館台階上偶遇哈佛大學校長A. Lawrence Lowell，Lowell把他介紹給Adolph Zukor，Zukor是好萊塢大亨，創辦了派拉蒙（Paramount）公司。於是凱茲1927年來到西海岸的加州洛杉磯，兜裏隻有52美分，擔任製品人Walter Wanger的助理（Deputy）。Wanger是Dartmouth College畢業的，比好萊塢其他的猶太大亨們在社會地位上要高一個檔次，他主要是推歐洲明星，拍歐洲風格的電影，而這恰恰是凱茲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他到電影公司的研究圖書館去查資料，逛城市街道，私人花園，還到鄉間去尋找適合拍歐洲片的外景。他還是歐洲人情風貌，言行舉止的最後把關人。比如他會指出某電影裏，某個歐洲人的動作應該是這樣的，而那個人應該按天主教的方式劃十字，而不要按希臘正教會（Greek Orthodox）的方式劃十字。他也深深陷入好萊塢上流社會的潮長潮落，流言蜚語，這個女星嫁給了沙皇侄子，那個嫁給了格魯吉亞王子，反過來，好萊塢也非常欣賞凱茲的魅力，私校的成長環境，牛津博士，歐洲口音，好萊塢想借牛津給自己鍍上一道金邊，而凱茲的牛津也難免俗，也喜歡錢，女人，加州的天氣，陽光，他的錢也掙的實在不少。在好萊塢從默片向有聲片過渡的年代，凱茲是派拉蒙公司外國部主任，經常往來於美國歐洲之間。但是大蕭條擊垮了這一切，凱茲搬到了羅德島。
在羅德島時，凱茲有時間讀書，看了Arthur Waley翻譯的中國經典，看了賽珍珠的暢銷書，凱茲開始自學中文，希望能成為漢學家。1933年，凱茲獲得了一筆獎學金，他到了加拿大，在維多利亞坐上亞洲皇後號輪船來到中國，他在上海靠岸，後來在北京落腳。在北京，凱茲避免與其他外國人接交，被他們起了個外號“牡蠣”--把自己封在殼子裏。凱茲租了一座前太監的四合院，在拉庫胡同（百度說地安門內有拉庫胡同），離故宮，海子都隻有幾分鍾的距離，他雇了兩名有禮貌但有些怪癖的中國仆人，請了一名中國文人教他學中文。雖然院子挺大，紅色大門，房間不少，院裏種有槐樹，養著花，但是沒有西方現代的設施，沒有電，以磚鋪地，沒有木地板，暖氣是由碳爐燒火提供，但是凱茲說這是正宗的中國屋，比他所知道的任何西方人的房子都要更加中國化。
到北京不久，凱茲就開始收集文物。他的重點在中國家具，凱茲的另一本著作是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是寫明代家具，圖片由莫理循女士（Hedda Morrison）拍攝，這本書是第一本寫中國家具的專著，已經成為經典（但是在另一本書--Sarah Handler 所著的Ming Furniture，in the Light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出版社是Ten Speed Press 2005年，該書前言裏提了Kates的這本書，還提了Gustave Ecke寫的Chinese Domestic Furniture，1944年在北京出版，而Kates的書是1948年紐約出版，按理，談中國家具第一書應該是Ecke的著作。）。凱茲不太喜歡其他在北京外國人的生活方式，也看不上他們的品味。他們買的瓷器價格昂貴卻呆滯，滿族衣服浮華豔俗。而這些人當中也不乏高手，至少是文學高手（比如Harold Acton），他們對凱茲也不待見，在書裏諷刺凱茲。也有人欣賞凱茲，John Ferguson，外國漢學家的領頭人（doyen），1934年對Langdon Warner評價哈佛-燕京選送的學者，包括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Derk Bodde（1948年第二次來北京作研究，住到解放後，寫過北京日記，專門談那一段時間所見所聞，很有曆史價值。），Laurence Sickman等等，他認為凱茲是最優秀的，說他才華超群，閱曆廣泛。
凱茲回國後，1943-1945年又回到中國在重慶為美國OSS工作，OSS是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這是一個情報部門，是CIA的前身。凱茲的前任不是別人，正是費正清。凱茲後來在聯合國當過翻譯，聯合國憲章的中國部分即由凱茲起草。（這條來自Wikki）。Wikki談到他的The Years that were Fat。凱茲後來的生活總體來說很不順，可能跟他性格有關，在北京的那7個豐年，可能也起了一定的“負麵”作用，為他之後的生活立了一麵鏡子，難以融入主流（毛姆的主題？）。在布魯克林博物館幹了兩年，人際關係不是太和諧，他離開了，之後他既沒有在政府部門工作，也沒有到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幾乎沒有過正式的工作，收入很少，過著邊緣化的生活，最後是在老人院裏度過他的老年。
可是天有眼，就在凱茲漸漸隱去的時候，有人開始找他。
不久前上過凱茲和溥儒的照片，這裏再上一下吧
1924年1月，從龍門石窟的328洞移到國外的菩薩象。
1911年，Charles Lang Freer的人馬在龍門，準備搬古董。
1922年，北京街頭，雙獅要被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
這本書裏還有這張
這個人名叫William Rockhill,是美國外交家，中國通。照片下麵的英文說他還在外籍軍團幹過，辦過牧場，又是學者，收藏家，這是他穿著西藏衣服。Rockhill過去翻譯成柔克義。柔克義跟中國的關係是，他是1899年美國對中國的所謂“開放門戶”政策的實際運作人（開放門戶--Open Door policy，曆史上都是與美國當時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連在一起，但是實際上背後有兩位操盤手，一位就是柔克義，另一位是英國人Alfred Hippisley--開放門戶的文件是他寫的。很有點象博士寫論文，第一署名人是可能沒幹什麽事的導師），是一位值得寫一寫的人物。
20170713/201708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