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我們中國人愛說弱國無外交，指的是鴉片戰爭後中國被列強侵略的時代，但是可能我們沒意識到，強國也可以無外交，而且仍然是說中國。如果說弱國無外交是被動的，外來強加的，那麽強國無外交則是主動的，自己選擇的。中國人還愛說中國的曆史是幾千年沒有中斷的。但是如果就外交來說，我們的外交史，卻不象其它方麵那樣的連續。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外交最活躍繁榮的時期，秦趙楚魏等各國共存，大小人口也在同一數量級，那時的外交，非常頻繁，各國之間，不管是戰是和，都有密切的交流，也出了不少大外交家，蘇秦，張儀，合縱連橫，晏子，等等，猜想那個時代，外交是個很高大尚的行業，你去麵試外交官工作，考官還會讓你背詩經。歐洲跟我們戰國時代的情況很類似，一塊大陸上，很多各方麵條件類似的國家共存，而且歐洲這種狀態一直延續道現在，所以現代外交從歐洲文化中發展成熟。當然，也可以說，這是雞和蛋的關係。
中國統一後，隨著國力的增強，外交開始衰落，以前的國家們都被納入同一個大一統中華大家庭中，經濟上，自給自足，地理上，自成一體，因此，對外交流的需要減弱了。交流還是有的，但是是不對稱的，即使是中外交流全盛期的漢唐時代，恐怕也是來的多，出去的少。這樣，漸漸的，中國形成了所謂的中央王國朝貢體係（用某新浪博客的說法），我們愛說的，萬國來朝，確實是個很讓炎黃子孫自豪的景象，但同時也形成了強國無外交的局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外國人至今耿耿於懷的乾隆對英國使節馬嘎爾尼說的話是這種心態的總結，也是強國無外交的晚唱，不到100年後，中國就進入弱國無外交的循環期。直到今天，中國缺乏那種對等基礎上的外交概念，前一陣外交部長的某些行為，也可算是這種心態的一個小注腳。可以說，外交基本上從來就不是中國的強項，沒有一個連續的曆史傳統，雖然中國近代有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等優秀外交家，但是後繼乏人，尤其是那種泱泱大國的氣度沒有了，外交活動反而時不時會給人一種小孩子鬥氣的促狹感。外國人都知道中國人愛麵子，但實際上有時麵對現實，承認我們外交的曆史比較薄弱，沒什麽丟人的。何況這也不是什麽秘密，費正清在《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 S. A.》(John K. Fairbank,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中說（p120），“中國直到19世紀晚期，其外交關係一直保持著進貢的方式，所以中國沒有與對等的盟友交往的經驗，也沒有與一組對等強國和多個主權國家交往的經驗。毛主席可以看高斯大林同誌，卻總是看低赫魯曉夫同誌，中國曆史上沒有什麽對等關係的先例。”1960年代派駐北京的加拿大記者泰勒也說：“中國人在曆史上從來沒有與外人合作的框架。曆史上，他們隻知道一種外交關係：向北京進貢的臣屬國，他們習慣於一次隻與一個國家打交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國慶節，中國官員參加外交聚會的一個約定俗成的規則是，他們隻參加沒有第三國人員到場的聚會，如果某位外交官打破了這個常規，他會發現他的中國客人悶悶不樂，以後也幾乎不會再接受他的邀請了。中國人不習慣於有來有往的合作外交，他們最高興的似乎是類似於西哈努克親王那樣的符合傳統模式（也就是朝貢式的）的國家首相。當他們救世主式的共產主義爭取主宰亞非和共產黨領土的時候，他們不願意折衷他們的好戰教條，也不能接受平等的合作夥伴關係，一心想把任何聯盟變成接受北京領導的君臣關係。”（見Charles Taylor： Reporter in Red China, Random House, 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