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回憶——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史（節選）ZT

大規模棄農經商風　

　 父親的工作是為當時的領導認可的。1961年秋天，國家的糧食到了最最危機的時候，上海開始按工種定量，父親原來定量49斤被認為太高必須割掉。如果作為腦力勞動，定量隻有29斤。父親向領導反映，29斤實在不夠吃。領導告訴他，這牽涉到“員”還是“工”的問題，如果當初編製上定為“倉庫管理工”就好說，由於實際定為“倉庫管理員”就不好說了。但領導承認他的工作體力消耗很大，29斤確實太低了，最後折中減到35斤。也許父親算破例了，但領導對別人是說得過去的，誰如果認為父親糧食高了，那麽這倉庫的工作他來做做看，隻要能像父親那樣一個人幹，粗活細活一手抓，資金不積壓，車間裏又有東西用。父親就可以下車間並領相應的糧食定量。如果隻知道坐在辦公室裏，那麽就是給他29斤也多了。而父親體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夠的。　　

那時的糧食困難現在歸罪於大躍進了。一提起大躍進好像就是浮誇風和共產風，絕對不允許講成就。其實浮誇風和共產風不但是階級鬥爭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地產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劉少奇和鄧**為代表的。如果劉鄧能夠寫《黨內通訊》、領著大家學蘇聯的經濟學、召開多次會議力糾五風，那麽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風的出現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就好像有電腦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樣。隻要我們決心努力在中國典立工業基礎，五風一樣會出現並且很難糾正的。關鍵是自己不能去製造病毒當黑客。所以即使劉鄧不搞五風而是像毛主席那樣力糾五風，五風一樣會出現。不過那樣一來，劉鄧就將像毛主席那樣受人攻擊了，被人說成是餓死三千萬的罪魁了。或許毛主席逝世後，還會有人說如不是被劉鄧趕下來的，就不會如此了。）　

是劉鄧代表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破壞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難，自然災害也是個因素，但大躍進中人民興修水利、抗災救災成績是巨大的，劉鄧的“五風”造成的破壞處於第二位。最大的人禍則是後來的“三自一包”。[這倒是個新鮮的觀點。作者並沒有充足的論據。]　　

躍進時一切都是熱火朝天的。母親也在忙。我們這兒勞動人民家庭不多，許多還是雙職工，母親還得帶頭。那時提出解放婦女勞動力，到處都在動員家庭婦女參加生產。我媽自然得帶頭參加裏弄生產組，還得去動員不願參加的人出來。母親也一樣要除四害，搞衛生，還參加掃盲，對於不願學文化的還得去做工作，動員他們學習，教沒文化的鄰居識字，在除四害、講衛生中，我家是公認最最清潔的兩個模範家庭之一。父親由於每天起得很早晚上也回來得很晚，天天一大早生煤球爐實在吃不消，1958年辦食堂時我們一度在學校和街道食堂吃飯，當時也是帶頭的。公社化時有的地方把群眾的鍋灶砸了強迫參加，上海在柯老領導下就沒有這樣，參加食堂都是自願的，憑票吃飯，節約歸己。這我在其他文章中說過。1959年我家安裝了煤氣就退了夥，沒有人說不準退夥，或者說不在食堂裏吃飯就是什麽右傾倒退。父親也不必一大早起來生煤球爐了。母親參加裏弄生產組說實在也是為了帶個頭，不在於那幾個錢。第一個月才拿到七元錢，還是最多的，有的人隻有六元錢。後來最多時十八、九元。原因兩個，一是工廠裏把最需要勞力也最最不賺錢的活下到了生產組，母親她們加工圍巾每條才兩分錢。另一方麵原來的家庭婦女散漫慣了，一下子不能適應集體生產，盡管是計件工資，但紀律鬆散大家也不在乎那點錢，做得就慢。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們家生了病，母親請了五個月假，假後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產組，母親才知道已經被除了名，很不高興地說：“當初要我們帶頭出來參加生產，現在連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為什麽不可以告訴我一聲，讓我帶頭退出呢？”這是1961年大批企業下馬時的作風。不過1958年辦的生產組、街道工廠也有一些堅持下來的，1969年文革結束時有的街道工廠除了那塊牌子以外，規模已經和全民廠沒有什麽區別了，又遇到了新的大發展。上海有個街道工廠甚至改產電子計算機。母親雖然不再在生產組了，街道裏弄工作還在做。那是被人稱為：“吃自己飯（無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氣”的工作。　

我1958年 9月才滿十二歲，正是秋收時節。報上報道的農村試驗田產量越來越高。後來突破了一萬斤。十二歲的孩子，又從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麽？當時什麽都是熱火朝天的，自然信以為真了。後來又是三萬斤，我們又是一片驚喜。但不久以後，聽到父親和其他大人們在說，畝產萬斤糧是假的，毛主席批評了。說是有人寫信攻擊他右傾，說你在農業綱要四十條裏規定十二年內，糧食南方達到800 斤，北方500 斤，而我們已經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們核實一下，有沒有這麽多？如有就算我右傾。但如你們能在十二年裏達到我製定的農綱，我就謝天謝地了。這是我親耳聽到父親他們說的。　

不僅我父親，許多人都在說。那是在1959年。浮誇當然是不應該的，在大躍進中越是幹勁十足認真做事的人對浮誇風越是痛恨。尤其使父親和大家氣憤的是，那夥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後，隻是在群眾中讀了一下，一不學習，二不討論，也不改正。　

當時還聽說，“有人”反對傳達毛主席的《黨內通訊》，說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毛主席就說“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但沒人說“有人”是誰？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知道了不是別人，正是劉鄧他們。最最荒唐的是， “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誇風的罪證了？？？！！！　　 過了一段時間，才聽說彭德懷“出問題”了，說我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大躍進中群眾做了那麽多事情都錯了？這實在使大家無法接受。大人們也感到奇怪，他們都認為“朝廷”裏的事情決沒有那麽簡單，不明白彭德懷究竟為什麽要出來鬧，也不明白為什麽會讓一個國防部長就這麽下來。我就親耳聽到父親和一些人在議論，他們認為大躍進理所當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懷會反對大躍進。有的人就到處去尋找原因，全是捕風捉影。我親耳聽到一個人說，在炮轟金門馬祖時，彭德懷給台灣的信中開口閉口就稱蔣介石是：“你們的領導”，於是認為彭德懷在這個問題上錯了，認為這是他罷官的原因。現在看來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寫的，以彭德懷出麵。還有人說，鎮壓西藏叛亂時彭德懷派出了轟炸機，國外反應強烈，他們認為興許是這個問題。這也很可笑，我們中國懲辦分裂祖國的叛亂，是我們的內政，外國人憑什麽幹涉？美國到處在轟炸侵略別人，倒有理了？　

答案很快就來了。我們校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在大會上告訴我們，彭德懷的問題是反對劉少奇——劉才當國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廠也是這樣傳達的。其他單位也都是這樣傳達的。傳達說，彭德懷在1954年就和高崗一起反對劉少奇，做了檢討又不服氣，這次又出來反對劉少奇。但都沒有中央文件，口口相傳下來的。　　 於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懷是因為反對劉少奇下台的。大躍進自然得繼續。　

　 但後來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反右傾開始擴大化。還好，由於柯老的領導，上海沒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壞多少還是有一些，一些領導不謹慎了，弄虛作假更厲害了。　

　 父親廠裏領導搞了一個“生產自動線”，工人們稱之為“生產自動死”在上海話裏“線”和“死”都讀做xi。我父親就很氣憤，對領導有了意見，我在家裏聽他說過，他就稱之為“生產自動死”。

　 這些罵“生產自動死”的工人們都不是反對大躍進，父親就很積極，許多工人還是技術革新能手。還是那句話，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香花毒草分得清。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什麽才是真正的大躍進應該堅決擁護積極參加，什麽是弄虛作假應該反對，他們最最清楚。　

　 除此以外，1960年還有利潤掛帥，當時叫鈔票掛帥造成了巨大的浪費。由於大型遊標卡尺產值大，利潤高，安排廠裏生產不是根據國家的需要，不是服從國家的計劃，或者不是根據國家的需要製定計劃，而是盲目追求利潤。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隻要利潤高，為了“先富起來”就“發揮優勢”優先生產大型遊標卡尺。父親跟我們說，那年生產的大型遊標卡尺可以在全國使用二十年。這些遊標卡尺最後怎麽處理的我不知道，父親也沒說過。但後來上海的《支部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個人安危“以革命的名義”告了他們一個領導（女）的狀。該領導把一大批產品廉價處理了。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眾造反的先聲。而父親和工人們對於這種“鈔票掛帥”的反對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潤掛帥”的先聲。如果能夠看到這些現象，對後來為什麽會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還舉辦了一個展覽會，會上展出大型遊標卡尺每把處理價不過六分錢，光盒內襯墊的絲絨就可以做兩件旗袍，不知有關領導如此廉價處理是不是為了養育貪官汙吏有利可圖？如果是的話那麽四清運動的必然性也見到了。在上海沒有第二家生產遊標卡尺的廠，我估計正是父親廠裏盲目生產的。1960年一些當權派決策盲目生產，過一段時間另外一些當權派又盲目地廉價處理。複辟以後，我看到鄧**報上攻擊大躍進的文章，把那個時候出現的類似情況都毫無根據地歸罪於大躍進。據說人民群眾積極性大提高生產大增長的大躍進中，生產的都是這類積壓品並在最後報廢。在另一方麵他們對於真正造成浪費的鈔票掛帥，或者說利潤掛帥卻百般維護，對文化大革命對利潤掛帥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實鈔票掛帥根本就不是大躍進造成的，一九五八年還正式批判過鈔票掛帥。倒是那個被群眾“以革命的名義”搞倒的領導，可以在複辟以後哭訴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鄧**複辟後她一定平反了。　

　 還是一句話，工人農民眼最亮、心最紅，他們知道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對於1960年廠裏生產繼續躍進父親從來沒有意見，他仍然兢兢業業。但利潤掛帥一來，白白耗費了工人的心血，他們就不滿意了。他們也許不知道左傾、右傾這些叫法，當時也沒有聽說過“利潤掛帥”，但他們知道不管叫什麽，這樣做是錯的。

鈔票掛帥，或者說利潤掛帥不但工廠有，農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豐收，從產量看增長率確實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籃子就單調了。父親告訴我們這是“鈔票掛帥”的結果。菜市場清一色地都是胡蘿卜。原因正是前兩年種胡蘿卜“來錢多、富得快”，農村就“發揮優勢”大家都光種胡蘿卜，不種其它蔬菜。結果胡蘿卜太多賣不出去價格直線下降，以至於後來一些質量差的還不要錢，菜市場堆在那兒，誰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後還是有許多爛掉。

上海遵守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策，允許農民有一小塊自留地，讓農民種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開放自由市場，農民自留地裏的產品有餘可以拿到自由市場出售。農民自己吃菜當然不會光種胡蘿卜。隨著上海人民生活的單調，於是自由市場裏多品種蔬菜價格就飛速上升了。“鈔票掛帥”種胡蘿卜並沒有謀到利益，許多農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發了小財。這就造成了一個後果，有的農民不再安心集體勞動，而是棄農搞起了長途販運。對於農民中的這種情況原本應該教育，可劉少奇、鄧**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讓農民安心於集體生產，反而鼓動“三自一包”大拆集體生產的台腳，棄農經商之風泛濫了起來。大批農民離開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蕪。這就造成了農業大減產和大饑荒。——說大饑荒是相對於解放後說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饑荒。[說得非常對]　

　 現在鄧**集團、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饑荒歸罪於大躍進。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沒有任何饑荒的樣子，1960年上半年也沒有任何饑荒的樣子。浙江大致也一樣。1960年我鄉下的阿姨到上海來，沒有聽說，也沒有看到有任何饑荒的跡象。人心開朗，沒有任何愁眉苦臉，也沒有聽說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確實出現了供應緊張，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種單調。1961年上半年也還僅此而已。有人可能會認為上海得到了國家特別照顧，可浙江農村難道也得到了特別的照顧。1961年浙江杭州在飯館裏吃飯還不收糧票，上海卻已經收“就餐券”了，後來改為糧票。所以至少把上海農村和浙江的饑荒歸罪於大躍進是毫無根據的。直到現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還確實是個大災年。那年台風十一次登陸，這是曆來罕見的，至少解放至今還未有過第二次。全國從黑龍江以下到吉林、遼寧、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一路下來發生了大台風，帶來了大暴雨和大洪澇，而以浙江省最為嚴重。但寧波和我叔父所在的餘姚一帶沒有發生什麽大饑荒，甚至沒有聽他們說台風帶來了嚴重災害。這不是沒有大天災，而是大躍進發揮集體力量，“人定勝天”和天災鬥爭，經過抗災大大地減輕了台風和洪澇的危害，大躍進減災抗災功不可沒。倒是“三自一包”風一來，帶來了大減產和大饑荒，人禍確實比天災更厲害。現在的反共瘋狗如金輝之流造出了諸如“旱澇相抵，大洪水加大幹旱等於風調雨順的三年”，“抗災減災有罪，沒有成災就是沒有受災，等於風調雨順的三年”，“遇到災荒不叫苦，等於風調雨順的三年”等等奇談怪論。隻能說明他們出於政治需要不擇手段地編造。　　 1961年又有一個親戚到上海，他是來跑單幫的。那時夏天，我們睡地鋪，正在地上坐著打牌。從他所說來看，寧波仍然沒有任何饑荒跡象。他說現在農村的人都不想種地了，幾乎家家戶戶跑單幫，隻有老弱病殘不能走的才在家。現在我們是“黑進黑出”。——通過跑單幫賺錢，然後到黑市去買需要的生活資料。

　 父親問他那麽明年怎麽辦？他也承認這樣下去不是個辦法，但是現在大家都在跑單幫，誰不跑誰就吃虧，大家明知這樣下去不好，也隻有這樣辦，至於明年，隻好到明年再說。　

　 不管鄧**集團、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麽說，不管他們如何吹噓“三自一包”，也不管他們對大規模的棄農經商如何塗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還是工人農民。他們最最明白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什麽將造成嚴重的後果。父親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單幫的農村親戚也明白。

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親戚苦不堪言，整個寧波農村苦不堪言，也許整個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規模棄農經商造成了農村土地大批荒蕪或者種應付地，自由市場也已沒有多少東西可買賣了，跑單幫風自然減緩了下來，已經沒法“黑進”了，農民就陷入了極端困苦的境地。別的地方我不敢多說，但可以肯定，寧波就是跑單幫才造成了饑荒。——這是人禍不是天災！1960年大台風沒有帶來饑荒那是大躍進抗災減災有大功，沒聽說1961年寧波有天災，那就是?分天災，十分人禍！　

　 現在的鄧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對於當時存在大規模的棄農經商並且使得田地大批荒蕪或種應付地閉口不談。好像根本不存在。我把本文的本部分貼到一個右派網站上，那些人居然否定有過大規模棄農經商。有個小右說：“所有生產資料全都掌握在政府手裏，他們拿什麽經商？”還有一個小反共分子說：“那時候難道已經開放了戶口政策？人民已經可以自由遷移了？”真是不知道他們是極端地無知呢？還是故意搗亂？棄農經商和戶口有什麽關係？也沒有到買賣生產資料。我那親戚就是農村戶口跑單幫的。當時大批農民跑單幫都不是中央的正式政策。正式政策是努力製止長途販運、棄農經商的。隻是各地的走資派以及他們的主子劉鄧煽動棄農經商。在那個時候，上海的火車站一片混亂，船碼頭也是一片混亂，火車上擠滿了人，輪船上也擠滿了人，大包小包的。在那時到處可以看到有人在販賣東西，不光我們家，我們那幢樓就有好多家走進親屬朋友，跑單幫到上海來的。甚至上海居民也有人去農村套購東西到上海來賣，發點小財。那個時候隻要柯老在上海，市委就要發文件緊急煞住棄農經商和長途販運的風，勸農民回鄉生產，柯老一走就有人放任自流，前後多次，所以也始終刹不住。1962年由於土地荒蕪終於到了沒有什麽可以買賣的地步了。毛主席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棄農經商的風嘎然而止。但是自由市場仍然允許存在，上海不但以後從來沒有製止過，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仍始終存在，就是大躍進也曾經有過（至少後來存在，1958年是否允許不清楚）。可是那些人居然顛倒黑白，硬要否定存在過棄農經商之風。鄧賊複辟說文化大革命禁止自由市場，還有批判“三自一包”就是要取締自由市場，那是瞎說。“三自一包”不是他們說什麽就是什麽，這個定義最早是由周總理三屆人大講話時提出的，是指“多搞自留地（不是不準有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不是不準有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包產到戶”。而鄧賊故意把“多搞”兩字貪汙了。所謂“多搞自由市場”就是煽動棄農經商長途販運。至於農民把自留地的產品，自己吃不完拿到自由市場去是允許的，自己養的雞鴨和生的雞蛋也是允許上市的。如果說有誰在這個問題上故意搗亂，那麽我看到過。1976年批鄧，趙紫陽正統治四川，他們曾經發下一個文件，對自由市場的產品價格都加了限製，規定什麽東西價格不能超過多少。這純是胡鬧，故意給批鄧抹黑。中央從來沒有這樣的規定。當時上海也沒有這樣的規定，不是說上海是“四人幫”統治嗎？我當時就說：“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是市場，就會按照市場規律來決定價格，誰能夠硬性規定？”趙紫陽這樣一規定，不但沒有限製價格，反使得自由市場價格飛速上漲。害得我老婆生孩子時雞蛋要買0.125一隻，最貴一次0.15元。　

　 不但寧波，1961年江蘇、浙江還有上海農村並沒有1960年那樣的災害。農業生產卻達到了低穀，就是因為他們環繞著上海，棄農經商特別嚴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蕪。大規模棄農經商風的經濟原因是1960年的鈔票掛帥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單調，政治原因則是劉鄧路線。　　

　 1961年秋，我國糧食到了最最困難的時候，上海開始以工種定糧。父親身體魁梧力氣大勞動強度又大，糧食定量由49斤減少到了35斤後，付出的仍是重體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餓。我們正在長身體也老是感覺到肚子餓。我就餓過肚子，1961年下半年開始餓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為饑餓。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說法“困難時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災害”。一般就稱之為1962年。1963年還沒有完全走出饑餓的陰影。——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蘇糧食產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

上海饑餓還有一個原因。由於農民大批棄農經商，上海農村的菜地大批荒蕪或者應付種植。1961年下半年連胡蘿卜也沒有了。上海蔬菜也開始嚴格地低水平定量，每人每天隻有二兩，我們一家五口隻有一斤，而且大多數不是好菜。由於進口的糧食是價格低廉的麵粉，習慣於吃大米的上海人定量隻占30%，其餘主要是麵粉，另外還有一定量的山芋。煮的刀削麵或麵疙瘩，蔬菜在上麵飄著就好像幾根蔥。就靠那些麵粉怎麽吃得飽呢？最最為人們喜歡的是卷心菜外麵的老葉子，美其名曰“光榮菜”，因為它像一朵花，正常年份是喂豬的，大家喜歡的原因是含有比較多的澱粉。1962年有一天不知道怎麽會讓弟弟去買菜，全家一個星期的菜隻有半籃子，他一個人就拎回來了。母親看到他上了當全是有藥腥味的劣等菜，氣得她罵了他一頓。說來也作孽，他才12歲呢！可這是一家子一個星期的菜，也不能怪母親。為了防止出現浮腫病，據我父親回憶，上海那個時候豆製品比較多，當然也是定量的。因為浮腫的主要原因是嚴重地缺乏蛋白質，除此以外還把豆渣分發給各家，我們家中把它和麵粉混在一起做餅吃。所以上海雖然肚子餓，浮腫病倒沒有聽說過。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聽說的。毛主席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在柯老領導下嚴格地禁止了棄農經商，組織農民種好蔬菜，當年“一抓就靈”，1963年蔬菜產量大幅度拉了上來，就不再定量了。盡管糧食定量沒有增加，饑餓感卻減輕了好多。對於1963年的蔬菜大豐收還有一首歌，至今我還唱得了幾句。　

　 今年蔬菜大豐收，喲喲，社員個個喜心頭，喲喲，一年四季忙田頭，樣樣蔬菜啊才呀才豐收。蔬菜送到城裏頭，工人吃了有勁頭，機器送到伲田裏頭，社會主義有奔頭。　

　 吸取那次教訓，後來上海就嚴格規定了每年各種蔬菜的種植麵積和各種品種，再也不許鈔票掛帥，自由種植了。請主張“自由選擇職業是基本人權，他人不得幹涉”的先生不要見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上海蔬菜的種植麵積一直穩定在40萬畝。所以再也沒有缺過蔬菜，品種也一直齊全。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到農村後看到“沒有自由和人權”的農民們，蔬菜種植連年豐收，收入穩定增長，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樣在一場瘋狂以後落得個一無所有了。鄧賊複辟，又一次提倡“發揮優勢，先富起來”，上海的蔬菜種植麵積一下子栽倒18萬畝，從1979年到1983年再也沒有恢複，所以上海人民再一次地感到蔬菜少了。後來不知什麽措施蔬菜又多了起來，但是價格大幅度上漲了。1981年我回上海時，父親告訴我，現在上海蔬菜和1962年是一樣的。上海蔬菜種植麵積由40萬畝下降到18萬畝就是他告訴我的。1985年我回上海蔬菜倒不缺了，但是人們抱怨的是價格猛漲。父親告訴我，上海人民抱怨說：“江澤民三把刀，一把切菜刀，一把理發刀，一把修腳刀。”就是指蔬菜、理發和洗澡大幅度地漲價。　　

本文部分內容在網上發表後，感謝反共右派謾罵的啟發，使我回憶起一件事。1960年我沒有餓過肚子，吃得飽飽的。該年秋天我第一次下鄉寫信給父母，說在糧食上要：“精打細算”。父母來信把我罵了一頓，說：“下鄉勞動要吃飽，誰要你精打細算。如果不夠家裏糧食可以貼。”但是1961年我真的餓了肚子，那時父母再也說不起1960年秋天的硬話了。後來他們發現我秋天第二次下鄉沒有吃飽，就問我為什麽不說，我回答：“你們不是也沒有吃飽嗎？”我隨口一句話，不料二十年以後1981年回上海探親，發現他們還記著還提起，我自己倒忘了。到了1962年尤其上半年，那才真正是餓啊！那時每頓飯舀多少米，多少麵粉都由母親一手掌管平均分配的，一度母親的手就好像一杆秤，她需要多少舀下來稱，就是多少。有一個月不知怎麽到了二十五日（那時上海二十六日開始賣下個月的糧食）發現少了一頓。母親隻好對我們說：“明天正好是星期天，大家少吃一頓，早上睡晚點，到中午才起來。”到時候我們隻好挺著。可是弟弟年齡小，餓得哭了，說腹部痛。母親也沒辦法，不知怎麽她拿出半碗剩飯給弟弟吃。然後說：“在天潼路，我每天都是這麽過的。”該年春節我們每人肉定量隻有老秤5兩。春節時母親關照，要招待客人，每人隻能吃一塊。當然我們到親屬家裏去，也吃了一些肉，即使如此春節無論去哪家都是把盤子吃得光光的。至於餓死，那還不至於吧！這就是三自一包的惡果。這次寫文章我也沒有寫進去。現在補上。

　　 2007年初我和反共分子、鄧修分子、右派分子在一個右派網站大辯論。在我說了浙江寧波發生饑荒的時間和原因後，有人斷章取義地作了如下的評論：　　

　　至少浙江寧波1960年沒有什麽饑荒？　　

　　那你知道不知道1960年浙江省溫嶺市農村餓死多少人嗎？當時的閨女是給口飯吃就嫁了。

　 我的文章很長，他就隻引了這麽一句話，沒看過我的文章，不了解情況的人還會以為我根本就不承認浙江發生過饑荒，又好像我根本否定存在過浮誇風和共產風一樣。其實我不過說明事實真相——寧波的饑荒主要是1961年大規模棄農經商造成的，最最困苦的時候是1962年。我很懷疑這是一個反共分子的“馬甲”（辯論不贏別人，另外注冊一個化名上貼）但當時我還是給他做如下的回答：　　

　　你不要“王顧左右而言他”，我隻是說寧波是三自一包造成大規模棄農經商帶來了饑荒，你為什麽不回答？我在寧波前有個“至少”你沒有看到嗎？全國的事情我怎麽能夠全部知道？我知道河南的信陽事件是劉（少奇）的黨羽搞的這還不夠嗎？我說了那麽多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衛廣平搞浮誇風和共產風等五風，而且鄧賊複辟為他們翻案時我還堅持說他們搞浮誇風和共產風不該翻案，你沒有看到嗎？現在不是我必須對你說的“至少”以外的事情發表意見，而是你該回答我：1.寧波的棄農經商造成土地荒蕪，是不是造成饑荒的原因？三自一包是不是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是不是人禍？2.文化大革命批判搞浮誇風和共產風的李井泉、衛廣平等人對不對？應不應該？河南造反派批判劉的黨羽應不應該？3.鄧賊複辟為搞浮誇風和共產風的李井泉、衛廣平等人翻案，是不是證明了正是劉鄧（搞的浮誇風和共產風）？他們是不是有罪？如果他們有罪的話，那麽文化大革命打倒劉鄧路線又錯在那兒？不要回避！　

　 結果此人就是回避了，不再在網上出現。這兒我還隻是防禦，其實我還可以進攻，完全可以問他：　　 　 　 　　我大概可以相信在溫嶺發生過閨女給口飯吃就嫁了，但我怎麽知道一定就是你說的1960年，而不是1962年呢？1959年根據鄧**的數字，糧食隻比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略微減產，雖不是最高年產量，也還是“第二個高產年”，怎麽可能在1960年造成饑荒呢？1961年浙江的糧食產量是最低穀，1962年也比1959年低得多，怎麽可能不在1962年造成最最困難的時期呢？我在地圖裏找到，溫嶺屬於溫州地區，眾所周知，溫州曆來是資本主義傾向最最嚴重的地區，也從來是棄農經商最嚴重的地區，我怎麽知道溫嶺的饑荒不是棄農經商造成的呢？就是發生在1960年，我又怎麽知道不是比寧波更早就發生了棄農經商的惡浪並在1960年就造成了饑荒了呢？（棄農經商和包產到戶在1959年廬山會議前已有苗頭。他們利用毛主席糾正五風作借口，並且造成了破壞，這就是應該糾正的右傾。反右傾不能擴大化，但是不是說不存在、無危害、絕對不該反。）　

　 由於當時不能明確斷定這是一個老反共分子以新的馬甲出現上貼，所以對他客氣，沒有寫上這些話。

　　 1962年最最困難的時候，我們那個親戚不得不向上海的親友求援，父親也幫了一些忙。　

　 不是說浮誇風共產風沒有破壞，但不是最最主要的破壞，至少上海和浙江是如此。江蘇有劉少奇的直接插手或需另當別論，也不及“三自一包”的破壞力大，不然1961到1963三年不會比大躍進三年少生產那麽多糧食。自然災害也是存在的，如誰一定要稱之為“風調雨順的三年”那對他也沒辦法。但1961年災害要小得多，1962年倒真正風調雨順，問題主要就出在這一時期，至少這兩省一市是如此。前麵說過，父親也是最最反對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對於農民大規模棄農經商，他當然不讚成。但他倒不怪農民。麵臨著當時的饑荒，父親說：“毛主席是對的，黨的政策是對的，都是下麵的小幹部搞壞的。”父親這話對了前麵一半，後半部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決不僅僅下麵的小幹部，當時父親不知道，在上層就有人代表地主和官僚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就是劉鄧路線。現在鄧**集團、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把饑荒歸罪於大躍進，把浮誇風與共產風和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等同起來，又把浮誇風和共產風歸罪於毛主席。可是父親在1959年初親耳聽到傳達也親口說到過毛主席的《黨內通訊》，事實勝於雄辯，無論誰怎麽巧言令色，怎麽可能說得動他？他又不是那種出於政治需要故意歪曲和捏造謊言、否定事實的人。在跟我們說《黨內通訊》時，父親還告訴我們，有的地方把農民家庭拆開，男的歸男的住，女的歸女的住，把人家的灶拆了、鍋砸了。還有積肥時挖地腳泥一尺厚。父親告訴我們這些都是錯誤的，毛主席批評了。不知道是1960年還是1961年父親還跟我們說，毛主席到農村去視察，發現有些社隊幹部把農民吊起來打。父親說這些都是小幹部在底下亂搞。但是他大概還不知道，1958年拆散家庭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劉鄧帶的頭。毛主席在九月專門找到吳冷西對他進行了批評，並要他去調查，當聽到拆散人家的家庭時毛主席非常氣憤，說這不是給蔣介石提供宣傳資料嗎？（見吳冷西的回憶錄）我們聽了十分驚奇，解放後居然有吊打農民的。但上海傳說這種事的也不是父親一個。這種情況上海不存在，所以許多上海人非常驕傲，其實倒不能完全歸之於上海人素質高低，上海工人階級人數多不好欺是一個原因，柯老執行毛主席的正確政策也是一個原因。

　　 1980年鄧**複辟當局強製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產到戶”，鼓勵棄農經商。在江浙一帶農民中受到了強烈的抵製。我和上海郊區的農民談過，他們都說包產到戶後苦了。當時寧波的親戚到上海來都說在農村農民們（其實已經是農業工人和社隊企業的工人）說：“這樣搞，三年自然災害（饑荒）會來的。”父親也這樣認為。倒是我認為沒有那麽快。因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來，毛主席辦了大量的化肥廠、農藥廠、農機廠，學大寨辦了大量的水利，國家糧庫和社隊倉庫也存了大量的糧食，我也聽說了我國已經培育出雜交水稻等一係列優良品種，這些當然都是毛澤東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還知道我國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濟狀況遠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有足夠的外匯已經可以大量進口糧食了，因此我明白，毛主席留下的豐厚家底可以供鄧**複辟當局這些敗家子敗一段時間了。現在三農危機連鄧**當局也已經不能不承認了。2008年1月下雪並不算很大，我們四川南充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都積過幾寸的雪，這次雪根本就沒有積起來，貴州在我們南麵，即使地勢比較高雪比我們南充大，也應該比那些年頭小，可是有的地方居然中斷了幾天交通就斷了糧。這不是個別地方，其他還有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安徽有斷糧或幾乎斷糧。這是一月份，不是青黃不接的三、四月。可見這些地方的糧食倉庫裏早已空了，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外麵運糧食來吃。許多斷糧的地方還是農村。本來農村至少應該有當年的糧食儲存吃到夏收，三四月份斷糧就叫做青黃不接，就是農業嚴重歉收的標誌，卻早在一月或更早就沒有了。全靠外運糧食過日子，來一車吃一車，停幾天交通就是斷糧，說明這些地方秋收以後沒有好久就已經把收的糧食吃完了。不但談不上什麽儲備糧，連周轉糧都沒有，而且雪花飄到處都是如此，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國性的大饑荒突然來臨，那是一點不奇怪的。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說過，目前沒有饑荒，但大饑荒將會突然來臨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年。總之要到毛主席的老本吃完，沒有能力進口糧食後，大饑荒就會在哪一天早上突然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