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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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革"前夜,"四清"性質的高層分歧
2008年10月02日 00:25:50 來源：書摘
毛澤東對社教運動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誌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看法出現了嚴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就各地社教運動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
劉少奇說：“陶鑄同誌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一些地方提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裏麵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叫貪汙犯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麽叫資本主義。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汙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又說：“看來，工作隊的骨幹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
毛澤東說：“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接著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裏麵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也沒有那麽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麽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提出的問題並不很熱心，且隱隱約約表現出對劉少奇有看法。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聽取工作匯報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對於毛澤東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劉少奇並無準備，隻得說：我搞不來這麽多，“四清”我管，“五反”（謝）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毛澤東說：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毛澤東說劉少奇“厲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澤東曾一再要求幹部下去蹲點，可有些幹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並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而劉少奇負責“四清”一線工作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對一些幹部進行嚴厲批評。劉少奇還不止一次地講，不下去蹲點的幹部，不能作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不能當部長、當司局長，也不能當中央委員。他還對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講過同樣的話。這樣一來，不長的時間，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長、1000多名司局長離開機關下去蹲點了。劉少奇還講過，現在搞社教運動，過去搞調查研究的辦法不行，得學會紮根串聯。這樣的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也就難免產生某種不快了。
12月16日之後，會議是上午小組討論，下午舉行全體會議。兩年多的社教運動的結果，不但未能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反而發現形勢越來越嚴峻。在會上的發言中，中南局的陶鑄提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劉瀾濤說，縣以上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濫用職權，包庇壞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華北局的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個重點縣縣委，已爛掉3個，常委72人有問題的38人。浙江省第一書記江華則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個報告中說，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開始時，毛澤東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少奇執意不肯。毛澤東就要劉少奇先講話。
劉少奇一開始就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農民階層同廣大貧下中農的矛盾，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問題是這一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他又說：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麵又聽他的。顯然，毛澤東認為這一次要解決的是這些“當權派”的問題。
劉少奇似乎沒有跟上毛澤東的認識，繼續說：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後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劃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問題，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五大領袖嘛，五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派？
毛澤東又說：不要管什麽階級階層，隻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人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他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麽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有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麵，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他還說：那些貪汙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決，我們的群眾就多了。貪汙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劉少奇始終放不下主要矛盾問題，又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認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答非所問地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這時，彭真插話說：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整個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個整個的提法和這次運動的提法要分一下。這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說：一個新生，一個漏劃，一個壞掉，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麽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話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又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這時，參加會議的一位省委書記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劉少奇脫口而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立即反問道：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
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說：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為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
劉少奇解釋說：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建國之後，毛澤東沒有公開為自己做過生日，但這一次，他主動提出要請一些人吃飯，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吃飯是在晚上進行的，參加者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部分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共40多人。
毛澤東一走進宴會廳，就說：“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接著又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剛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麽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我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麽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
毛澤東接著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頓飯。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麽有什麽。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理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這是一次氣氛緊張的生日宴會。據參加宴會的薄一波回憶：“在12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各大區負責同誌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了生日。毛主席讓幾位科學家和勞動模範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誌坐在別的桌子上。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麽工作。隨後就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為“十七條”。
在這天的會議上，陳伯達就矛盾問題作解釋時說：主席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總結，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內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董必武在發言中說，文件規定縣以上幹部定期調換好。毛澤東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
28日的會議仍是圍繞“十七條”的內容進行討論。這天的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會前，他向工作人員要去了兩本書，一本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將之帶入了會場。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等人發言後，毛澤東作了講話。
關於“四清”的性質問題，毛澤東說：這麽規定可不可以？有三種提法，是前兩種提法較好，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我們常委會談過，也跟幾位地方的同誌談過，恐怕還是以第三種提法較好。因為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什麽“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麽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
“十七條”中的第十六條規定，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幹部在工作態度上，必須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毛澤東對此表示：就是要講民主。天天說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那麽一些同誌，叫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
毛澤東講完後，其他人又對“十七條”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就在討論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拿出了帶來的那兩本書，並且又講話了，而且語氣很嚴肅。他說：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第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最後，毛澤東說：同誌們有話沒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要耽誤你們的時間，我又變成個官僚主義。
毛澤東講這番話時，著實一時讓與會者摸不到頭腦。其實，他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的講話比較長，隻講了一個開頭就將其打斷了。對這兩件，毛澤東很不滿意。
這天的會議通過了修改後的“十七條”，“十七條”規定，今後城市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
1965年1月3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人大那邊的會一開完，劉少奇就趕忙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一些做法，作了不點名的批評。
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誌提出打殲滅戰，怎麽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讚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麽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麽多。運動不應該隻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他說：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變。
毛澤東接著說：“要那麽多工作隊幹什麽？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他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對幹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汙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麽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鬥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紮根串聯，“四清”隻清幹部，隻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紮根串聯，二怕沾幹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幹部貪汙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汙上千元的隻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製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麽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裏的那麽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講到這裏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理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能有什麽“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麽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麽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麵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誌的不滿。”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文件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三條”與“十七條”比，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麵的工作”，“幹部問題”、“建立貧下中農協會”和“思想方法”等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這一條，全文共23條。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文件作了多處修改，並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麽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麽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麵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二十三條”去掉了原“十七條”中關於“紮根串聯”的相關內容，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
此外，“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1月14日，此次曆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終於結束了。可是，這次會議卻造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巨大的裂痕。經曆了這次會議的許多人都為這種情況的出現而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也為此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並作了自我批評。他還在自己家裏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他人的批評和幫助，並且讓陳伯達將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然而，劉少奇的這些努力，並非達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開會時，劉少奇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事已至此，兩位偉人之間的裂痕已是無法彌合了。
經曆了這個過程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誌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誌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製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麽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製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649個縣結束了“四清”，占總數的32%。已經基本結束的有北京、上海兩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遼寧兩省。從196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大感興趣，認為“四清”也好，與 “四清”同時進行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修防修”問題，轉而醞釀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來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作者:羅平漢；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2008年10月02日 00:25:50 來源：書摘
毛澤東對社教運動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誌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總結前一階段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部署下一階段的工作。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和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看法出現了嚴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全體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就各地社教運動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
劉少奇說：“陶鑄同誌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一些地方提資產階級分子。農村裏麵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叫貪汙犯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麽叫資本主義。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汙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又說：“看來，工作隊的骨幹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
毛澤東說：“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接著說：“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裏麵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也沒有那麽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之是什麽幾百萬、千把萬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提出的問題並不很熱心，且隱隱約約表現出對劉少奇有看法。
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情緒，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聽取工作匯報時，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還是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對於毛澤東突然提出這個問題，劉少奇並無準備，隻得說：我搞不來這麽多，“四清”我管，“五反”（謝）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毛澤東說：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毛澤東說劉少奇“厲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澤東曾一再要求幹部下去蹲點，可有些幹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並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而劉少奇負責“四清”一線工作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對一些幹部進行嚴厲批評。劉少奇還不止一次地講，不下去蹲點的幹部，不能作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不能當部長、當司局長，也不能當中央委員。他還對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講過同樣的話。這樣一來，不長的時間，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長、1000多名司局長離開機關下去蹲點了。劉少奇還講過，現在搞社教運動，過去搞調查研究的辦法不行，得學會紮根串聯。這樣的話傳到毛澤東的耳朵，也就難免產生某種不快了。
12月16日之後，會議是上午小組討論，下午舉行全體會議。兩年多的社教運動的結果，不但未能解決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反而發現形勢越來越嚴峻。在會上的發言中，中南局的陶鑄提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劉瀾濤說，縣以上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濫用職權，包庇壞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華北局的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個重點縣縣委，已爛掉3個，常委72人有問題的38人。浙江省第一書記江華則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個報告中說，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問題。會議開始時，毛澤東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少奇執意不肯。毛澤東就要劉少奇先講話。
劉少奇一開始就提出：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農民階層同廣大貧下中農的矛盾，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幹部結合起來同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地富反壞是後台老板，“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農村的問題是這一批幹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死。他又說：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至於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麵又聽他的。顯然，毛澤東認為這一次要解決的是這些“當權派”的問題。
劉少奇似乎沒有跟上毛澤東的認識，繼續說：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後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劃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問題，毛澤東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五大領袖嘛，五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派？
毛澤東又說：不要管什麽階級階層，隻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五大領袖和跟當權派走的。不管你過去是國民黨共產黨，反正你現在是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
毛澤東在講話中還提出：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人數不超過百分之十。他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麽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口就有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麵，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他還說：那些貪汙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決，我們的群眾就多了。貪汙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劉少奇始終放不下主要矛盾問題，又將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並認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答非所問地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這時，彭真插話說：總的提法，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還是我們七屆二中全會提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是“四不清”、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主要整幹部。整個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這個整個的提法和這次運動的提法要分一下。這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說：一個新生，一個漏劃，一個壞掉，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麽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話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劉少奇又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這時，參加會議的一位省委書記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劉少奇脫口而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立即反問道：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
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說：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為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
劉少奇解釋說：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生日。建國之後，毛澤東沒有公開為自己做過生日，但這一次，他主動提出要請一些人吃飯，並親自審定了請客名單。吃飯是在晚上進行的，參加者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三屆人大一次會議的部分勞動模範和科學家，以及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共40多人。
毛澤東一走進宴會廳，就說：“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接著又說：“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剛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麽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我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麽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
毛澤東接著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頓飯。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麽有什麽。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台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理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這是一次氣氛緊張的生日宴會。據參加宴會的薄一波回憶：“在12月26日這一天，毛主席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各大區負責同誌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了生日。毛主席讓幾位科學家和勞動模範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誌坐在別的桌子上。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我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有做什麽工作。隨後就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繼續進行，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為“十七條”。
在這天的會議上，陳伯達就矛盾問題作解釋時說：主席根據大家的意見作了總結，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哪個時代沒有？黨內外矛盾交叉，黨內有黨，國民黨也有這個問題。說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要概括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董必武在發言中說，文件規定縣以上幹部定期調換好。毛澤東說，現在十五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
28日的會議仍是圍繞“十七條”的內容進行討論。這天的會議由毛澤東主持。會前，他向工作人員要去了兩本書，一本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一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將之帶入了會場。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等人發言後，毛澤東作了講話。
關於“四清”的性質問題，毛澤東說：這麽規定可不可以？有三種提法，是前兩種提法較好，還是第三種提法較好？我們常委會談過，也跟幾位地方的同誌談過，恐怕還是以第三種提法較好。因為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什麽“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麽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
“十七條”中的第十六條規定，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幹部在工作態度上，必須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毛澤東對此表示：就是要講民主。天天說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那麽一些同誌，叫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
毛澤東講完後，其他人又對“十七條”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就在討論快要結束的時候，毛澤東拿出了帶來的那兩本書，並且又講話了，而且語氣很嚴肅。他說：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第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最後，毛澤東說：同誌們有話沒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要耽誤你們的時間，我又變成個官僚主義。
毛澤東講這番話時，著實一時讓與會者摸不到頭腦。其實，他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的講話比較長，隻講了一個開頭就將其打斷了。對這兩件，毛澤東很不滿意。
這天的會議通過了修改後的“十七條”，“十七條”規定，今後城市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
1965年1月3日，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繼續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人大那邊的會一開完，劉少奇就趕忙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劉少奇主持“四清”運動的一些做法，作了不點名的批評。
毛澤東一開始說：有的同誌提出打殲滅戰，怎麽打？集中1萬5千人，搞一個小縣，28萬人口，搞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我看是搞了繁瑣哲學。我不讚成這種學習，到農村可以去學嘛。
毛澤東講到的“一個小縣”，是指河北新城縣。毛澤東認為，集中這麽多工作隊員在一起搞運動，人太多了，既沒有必要也不需要這麽多。運動不應該隻依靠工作隊，應該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他說：紮根串聯，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現在這個搞法同我們過去搞的不一樣。我看方法要改變。
毛澤東接著說：“要那麽多工作隊幹什麽？小站一個陳伯達就行了。他扭過臉問劉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個人去的嗎？還說：反人家右傾，結果自己右傾。
他又說：（應該）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幹部隊伍。對幹部也要宣布來意。小隊、大隊、公社幹部，無非是大、中、小、無，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沒有的。貪汙幾十塊、百把塊、兩百塊的，他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他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麽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幹部。
毛澤東還表示，運動中發動群眾，要做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領導群眾起來鬥爭，不要讀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樣紮根串聯，“四清”隻清幹部，隻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過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繼續對劉少奇進行不點名的批評。他說：我聽說有六怕，一怕紮根串聯，二怕沾幹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傾來的。怕右傾成為一種框框。還是江蘇那句話，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人好像馬克思主義都是對別人的，對自己就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幹部貪汙幾十元、百把元、幾百元的還是多數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爭取的。王光美去的那個大隊，我數來數去，貪汙上千元的隻有四個人，沒有第五個人嘛。
毛澤東還講到了矛盾的性質問題。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那個時候還沒有修正主義。八大一次會議、二次會議都是那樣說的。杭州會議製定十條（按：即“前十條”），一直都是搞社會主義，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麽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哪裏的那麽多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講到這裏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對於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理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能有什麽“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理的當權派？
毛澤東當即說：怎麽沒有？張霖之就是。
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經毛澤東這麽一說，劉少奇不敢再說了。
毛澤東如此尖銳地批評劉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及如何搞法這些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這個主要原因外，也與當時正在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各地反映的情況有關。在這次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調整國民經濟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與會代表也都認為各方麵的形勢越來越好。在這天的會議上，宋任窮在講話中說，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毛澤東插話說：“在人代大會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起頭來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所說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這種氣氛，各地對‘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對少奇同誌的不滿。”
1965年元旦之後的中央工作會議，主要內容是修改“十七條”，這項工作主要由鄧小平、彭真、陳伯達負責。經過一個星期的討論、修改，原來的“十七條”變成了“二十三條”，文件仍定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當然，這個文件不但條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內容有了很大的變化。
“二十三條”與“十七條”比，增加了“形勢”，“搞好運動的標準”，“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抓麵的工作”，“幹部問題”、“建立貧下中農協會”和“思想方法”等七條，去掉了“集團問題”這一條，全文共23條。
在“二十三條”的修改過程中，毛澤東親自對文件作了多處修改，並加了一段措辭很嚴厲的批語，如：“不是說什麽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說什麽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麵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曆史上什麽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麽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二十三條”去掉了原“十七條”中關於“紮根串聯”的相關內容，代之以“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群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了包袱的幹部），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等規定。
此外，“二十三條”規定，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城市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過去稱為“五反”運動，以後通稱“四清”運動，取消“五反”的名稱。
1月14日，此次曆時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終於結束了。可是，這次會議卻造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主要領導人之間巨大的裂痕。經曆了這次會議的許多人都為這種情況的出現而憂心忡忡。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到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劉少奇也為此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並作了自我批評。他還在自己家裏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他人的批評和幫助，並且讓陳伯達將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然而，劉少奇的這些努力，並非達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開會時，劉少奇檢討說：對主席不夠尊重。毛澤東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事已至此，兩位偉人之間的裂痕已是無法彌合了。
經曆了這個過程的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誌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誌的一條罪狀。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製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麽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製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到1965年上半年，全國已有649個縣結束了“四清”，占總數的32%。已經基本結束的有北京、上海兩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遼寧兩省。從196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對“四清”運動已不大感興趣，認為“四清”也好，與 “四清”同時進行的文化領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修防修”問題，轉而醞釀發動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運動，來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問題。 （作者:羅平漢；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I think we can't totally trust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We knew that Mao and Liu had differnet opinions, this article still didn't clarify what it w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