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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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巫山雲 原作時間：2000年10月3日 更新時間：2008-4-3
（一）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指出：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同樣，承認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依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因而必須始終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始終堅持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心，始終堅持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則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區別一切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和分水嶺。
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麵對著中國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蘇共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的猖獗，以馬克思主義的首創精神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膽略，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真正稱得起無比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是繼巴黎公社起義至十月革命勝利後，中國人民在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以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直接依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保衛社會主義製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光輝實踐，開創了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之後，在出現了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如何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自覺地組織起來，向走資派奪權，以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探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爆發，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她是偉大的巴黎公社運動和十月革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續，她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通往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開辟了一條必由之路。盡管由於曆史的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失去了領袖條件之後，敵對勢力立即反撲過來，而被“徹底否定”。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關於巴黎公社的發言記錄》中所說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隻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原則、繼續革命的原則也是永存的，消滅不了的，並且在無產階級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複辟，重建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在爭取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整個曆史階段的長期鬥爭中，肯定會一再表現出來。
（二）毛澤東同誌說：“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複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麵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能贏得勝利的保證。——如果隻有正麵教員而沒有反麵教員，中國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⑴
從文化大革命發動算起，至今已經過去三十四年了。這其中，我們有十年的親身經曆，又有了二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檢驗、路線變化的對比和冷靜的理論思考，應該說我們有了對這場大革命進行再認識的一切必要條件，我們理應鍛煉得成熟起來了。
今天，當我們重新讀一讀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我們便不得不歎服這兩個光輝文獻，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歸根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複辟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和兩種命運的鬥爭的尖銳性、必要性所作的種種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準確地預見到了今天已經在蘇東各國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一切。這個事實，不僅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正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線，背離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社會主義就會喪失，資本主義就會複辟，一如我們今天所麵臨的這個局麵。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義是什麽？現在看來，它的曆史意義遠比它當時的現實意義更重要、更偉大。當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之後，給予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使毛澤東這位深諳唯物辯證法，而又把自己畢生獻給了人類解放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黨內的情況。他深知“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而且，在黨的最高核心集體中，又確實出現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身後的實踐證明，他當時沒有看錯）。所以，他一再向人們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⑵。他詢問人們：“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⑶他發現了這個“最危險的”問題，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他當然要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四清”運動被提出來了。
然而，他卻又一次看到圍繞著“四清”運動的性質、對象等路線問題，黨的核心內部已經存在著更加嚴重的分歧。在製定運動指導文件時、在與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鬥爭中，他第一次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階級概念，並且指明：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實實在在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顯然，他想通過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來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可是，不久他就發現，這種全國性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如果要取得預期的勝利，運動的領導權、特別是中央領導權必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否則，修正主義者掌了權，就會接過“整走資派”這個革命口號，而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打倒；也就是說，這種自上而下的運動並不能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個“最危險的”問題。而在他看來，中央已經出了修正主義。於是，當“四清”運動尚未在全國普遍開展起來的時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聖火已經被他點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與外賓談話中，第一次道出了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⑷
那麽，毛澤東所說的這種“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的“形式”和“方式”是什麽呢？直白地說，就是“造反有理”！盡管《十六條》中，沒有一處使用“造反”這個詞，可是，“造反有理”卻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響亮、最高昂的口號，一切群眾組織都打出造反的旗幟，無一例外地自稱是“革命造反派”，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深深打著革命造反的烙印。難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造反也有理嗎？當時許多人，特別是眾多的黨員和幹部都想不明白這個費解的難題。顯然，他們沒有弄清，這一次有理的造反並不是針對著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現政權的，而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發動億萬人民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所進行的一次當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反革命複辟的情況時，人民群眾如何起來造反的探索和訓練，或者說是一場真兵實彈的演習。為了給予人民以造反的權利，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寫進了我國憲法，人民擁有了充分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權利。與此同時，作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戰略性決定。林彪反黨集團把“設立國家主席”作為他們搶班奪權的綱領；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之後，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設立國家主席，並且由黨中央總書記兼任，同時又提出所謂“依法治國”方針。這一切，無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勢力從自己的經曆中取得了經驗，力圖以法律手段來強行貫徹他們的意誌，從法統上徹底剝奪革命人民造反的權利。
由此可見，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評價，我們必須注意兩點：1、這場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對著反革命現代修正主義勢力，即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2、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於她提供了一個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國範圍的人民起義！毛澤東是一位爐火純青的馬克思主義謀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學生、工農兵，相信階級鬥爭，相信武裝奪取政權，相信“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麽武裝政變、議會道路以及當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類的幻想。因此，在他看來，重建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舍去人民起義，別無它法。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⑸
我們現在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誰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什麽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可以幹什麽？二十幾年來已經幹了些什麽？如今黨和國家的麵貌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還要繼續向那裏變化？促使這些變化的主持者們究竟要把黨和國家推向那裏？他們最終要達到什麽目的？------ 看清這些問題，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於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和他留給後人的繼續革命理論及文化大革命實踐這份珍貴革命遺產的理解和認識，而且可以撫平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中心靈上所受到的誤傷，給曆史的無奈多一些諒解，給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和失誤多一份寬容。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指引下，革命與建設的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一、 在經濟上，主要有：1、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農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龍，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有了較大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於1965年的6?7倍和66 倍，全國三分之一的耕地實行了機械耕種；農村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了4?9倍，機電灌溉麵積增加了一倍多；農用化肥產量增加了2?1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畝用電量增加了4?7倍；農用載重汽車擁有量增加了3?3倍；糧食產量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同期人均產量增長了12?1%。
2、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繼大慶油田之後，又相繼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國原油產量為1965年的6?7倍，我國由貧油國一躍而為自給有餘的產油國，石油化學工業也迅速崛起。1973年從國外引進13套大型先進化肥生產設備，生產能力合計為合成氨357萬噸，尿素580萬噸。同時引進的大型化工、化纖生產設備，也先後在北京、上海、遼陽、長壽等地安裝建設。在此期間，冶金工業方麵，新建了攀枝花鋼鐵廠、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為了解決鋼材品種問題，武漢鋼鐵公司還從國外引進了先進的一米七軋機工程設備。機械工業方麵，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四川大足汽車製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陝西富平壓延廠等一大批企業。煤炭工業方麵，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頂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方麵，重點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電站和火電廠。著名的葛州壩大型水電站及國外引進設備的唐山陡河電廠，也開始動工興建。
3、建成了一些內地鐵路幹線和長江大橋。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長890公裏的焦枝線。1971年，全程1085公裏的成昆線全線通車。接著全程209公裏的大焦線也全麵動工。此外，還修建了襄渝線，並在該線的安康另修一條鐵路與寶成上的陽平連接。華北地區繼續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線，還建了通（縣）坨（子頭）線。全長6700米，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雙層鐵路、公路兩用南京長江大橋，由1959年動工，1968年勝利建成。此外，1974年還先後建成了從大慶油田到秦皇島、由秦皇島到北京、由山東臨邑到南京等長距離輸油管道。郵電通訊方麵，1976年建成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間軸1800路載波通訊幹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區的微波通訊幹線，北京、上海還各建了一條衛星地麵站。
4、科學技術方麵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繼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23日，我國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在空間技術方麵，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實驗發射核導彈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75年11月26日，按預定計劃回收所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使我國成為美、蘇之後第三個可以回收衛星的國家。在此期間，我國農業科技人員，於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種，提高畝產20%左右。
5、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數目相當可觀的經濟援助⑹。
二、 在政治上，主要有：1、解決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清除了隱患。後期又揭露了“鄧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⑺的真麵目，並及時作出了組織處理。
2、從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命政權。由於各級革命委員會都有相當數量的群眾代表參加，社會主義民主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因而密切了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係，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成為了國家政權的堅實基礎，社會秩序穩定，犯罪率極低，人民安居樂業，無產階級專政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3、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經受了一場反對黨內走資派的政治鍛煉。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深入人心，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提高了對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識別能力。這一點，從今天廣大工農勞動群眾對腐化、西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普遍抵製和批判中，已經充分表現出來，隨著我國社會矛盾的發展，還必將進一步表現出來。文化大革命播下造反的種子，在現實階級鬥爭雨露的澆灌下，必將破土而出，這是蘇東各國所不可比擬的。
4、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一大批工農革命積極分子，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實現了列寧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工農群眾直接參與對國家的管理。工農聯盟更加鞏固，人民真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
5、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反對各國反動派的革命大旗，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全世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從而贏得了空前的國際聲譽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取得了一係列外交鬥爭的重大勝利。1971年10月，在聯合國第26屆大會上，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恢複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從而宣告了美帝國主義孤立我國政策的徹底破產。到1976年底，和我國建交的國家由1965年底的49個增加到了111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擴大。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國外交史上最輝煌的十年。
三、 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
1、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牢固地占領了思想文化陣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2、實現了教育革命，改革了從學製、教材到升學、考試等一係列舊的教育製度。打破了教育戰線長期以來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麵，落實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各類各級學校不收學費或隻收極少的課本費、雜費，工農勞動人民的子女不僅有了上學受教育的權利，而且上得起學。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學到大學，成立了以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為主體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機構；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教育真正回到了勞動人民的手中。
3、以八個樣板戲為標誌的文藝革命，同樣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工農兵真正走進了藝術的殿堂，成為了舞台和各類文學藝術作品的主人，他們和他們的英雄業績與勞動風采，成為了被謳歌的主題。千百年來，文學藝術領域這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世襲的領地，史無前例地為工農兵所占領。
4、全國的知識青年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紮根務農，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同時，把文化知識帶到了廣大農村，並且湧現出了像徐春澤、邢燕子、董加耕、侯雋、薛喜梅------這些千百萬建設新農村的積極分子和帶頭人，為農業的現代化輸送了可靠的生力軍。與此同時，也減輕了城市勞動就業的負擔。
5、隨著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在廣大農村湧現出一大批“赤腳醫生”，農村普遍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長期以來農民缺醫少藥的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
6、批判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學知識，開展群眾性的文化體育活動，社會風氣良好，新人新事輩出。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一切沉屙痼疾，在我們的社會裏基本絕跡。
此外，在“全國學習解放軍”口號鼓舞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人民學習，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全軍湧現出無數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範人物，他們為全軍和全國人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全國軍民團結，軍政團結，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我國國防實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總之，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們黨有了一整套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基礎的方針、政策和基本路線；有了一個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有了一個獨立而完備的國民經濟體係；有了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限忠於黨和人民的、高度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和民兵隊伍相結合的革命武裝。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然而，不幸的是，這場革命在它的統帥逝世的同時，便被它的對手以迅猛的攻勢“徹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這場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權利和利益也隨著被取消、被剝奪了。一場由億萬人民參加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變成了一場“空前浩劫”，變成了“缺席審判”毛澤東的一大罪證！從中央到地方，以所謂“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為名，上下動手，各自為戰，鎮壓異己，反攻倒算。
有了一個“除惡務盡”的口號還不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深深冒犯了的巴金、這個一向標榜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人道主義者”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居然發表文章，叫喊“要斬草除根”！似乎不來個“石頭過火人過刀”是解不了他們對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刻骨仇恨的。
什麽人道主義？什麽知識分子的善良？什麽道德斯文？什麽文學泰鬥？一張張畫皮統統被他自己撕得精光，赤裸裸地露出來一個慣於同無產階級鬥爭的老手的猙獰麵目！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全國上下，從黨政機關到群眾團體，從大專院校到事業單位，從工礦企業到人民公社，凡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澤東造反鬧革命的人，包括最基層的小蘿卜頭們也沒有被放過。由於清算文化大革命從始至終是把“四人幫”當作毛澤東的“替身”進行的，所以他們統統被戴上了“ 四人幫的黑爪牙”、“篡黨奪權的黑幹將”、“迫害老幹部的急先鋒”、“打砸搶分子”等等莫須有的罪名，輕者被撤消職務，清除出黨，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重者被逮捕法辦，假的“牛棚”換成了真的監獄。他們輕的被判三年、五年，重的判了十年、二十年，有的當了黨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工農分子竟被判了無期徒刑。由於不堪折磨，有的人慘死在獄中。
毛澤東當年為他們所預見到的這種悲壯而慘烈的命運終於落到了他們的頭上。如同古今中外的曆史所記載的那樣：當一場革命被鎮壓之後，監獄和絞架便是革命者們命定的歸宿。“生活是最好的教科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們通過“徹底否定”，至少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是可以痛痛快快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二是通過“徹底否定”，動搖、破壞和瓦解毛澤東的革命領袖地位，以及他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後來推翻他的路線製造輿論；與此同時，將擁護他的路線、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新老“毛派勢力”統統清除，將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統統搞臭、搞掉，以肅清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從政治上、組織上鏟除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障礙。三是以此籠絡、蒙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這樣或那樣委屈的一大批真誠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卻又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難以認同的老同誌，將他們作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同盟軍，以騙取他們對於“新路線”的支持，減少推行“新路線”的阻力。事情果然如此，在“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肅清了“毛派”力量，形成了歪曲、汙蔑和醜化毛澤東的政治輿論之後，“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更新觀念”------這些具有特定而隱蔽內容的口號一個個提了出來，人們被牽著鼻子一步一步沿著“改革開放”的總路線走到了今天。當人們發現跟著走的這條路線似乎並不通往東方的時候，距離“總設計師”和“改革家”們的目的地已經沒有幾步路了。
於是，在今天，許多人憂慮國家正麵臨著不祥的命運，而更多的人則在思考：我們是不是到了應該從文化大革命中學習些什麽的時候了。人民在懷念毛澤東，社會在呼喚文化大革命！（四）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反反複複批判毛澤東，用戈培爾的方式，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地重複：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使那些哪怕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在談到他的時候也不禁搖頭歎息：可惜啊，可惜！似乎鐵證如山，有口難辯。與此同時，還要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各種各樣的方法，各種各樣的由頭，各種各樣的視角，像當年國民黨大罵共產黨為“共匪”，搞“共產共妻”那樣，搞臭造反派、紅衛兵。
於是，現今的人們，從影視節目和所謂“文學作品”中所見到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就像曆代反動統治階級眼中的“刁民”、“痞子”、“流寇”、“暴徒”一樣，都成了“匪類”，億萬革命人民跟隨著黨和領袖毛澤東所進行的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保衛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群眾運動就這樣被資產階級及其禦用文人們完全醜化了。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對立的兩派，而且有先後之別。這個先後時期的劃分，是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積極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組，矛頭向下、重在黨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為特征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五十多天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發現劉少奇一夥扭轉運動的大方向，及時發表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之後為後期。先期的紅衛兵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學校，他們之中以幹部子女為主體，像北京“聯動”那樣的紅衛兵組織，甚至以每個成員的老子的級別高低決定該成員在組織中的地位。他們標榜“根兒紅苗正”，自稱為“紅五類”，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他們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長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同學，叫做“黑五類 ”，而“黑五類”是沒有資格當紅衛兵的。因為根據他們的理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他們說：“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革命哪有你們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舊”為名，抓人、抄家、遊街、鬥“黑幫”、戴高帽、掛牌子、坐“飛機”，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這批早期紅衛兵搞起來的。人民文學家老舍蒙冤自沉，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剃發掃街，以及許多知識界、文藝界的名流，被批鬥、抄家、住“牛棚”，就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這個號稱“紅色恐怖”實為白色恐怖的波濤，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地方、各係統、各戰線、各單位。當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即“前文革”，以下簡稱“文革”），除在校學生外，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青年工作人員和職工中，也陸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
這類“文革”和紅衛兵，因為是官辦的，他們之中有本單位的領導幹部，有黨團骨幹分子，有先進模範人物，當然也有善於迎奉拍馬，深受領導賞識的“紅人”。他們成立起組織之後，並不按照《十六條》的要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本單位所謂“有問題的人”。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些人的“問題 ”。他們在單位領導的授意下，翻檔案，查材料，排名單，搞外調，把平時愛給領導提意見，或是已經貼了黨委大字報，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曆史有問題，或是出身知識分子又常對領導評頭品足，或是以往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或是性格倔強、不好領導，或是思想落後，表現不好，甚至僅僅是與領導關係不好，為領導所厭惡，以及戴過和摘過“五類分子”帽子的人統統“揪出來示眾”，分別給這些人戴上寫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曆史反革命分子”、 “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三家村村長”、“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門罪名的紙糊高帽，掛上紙板牌子，拉到街上遊街示眾。隊伍前麵敲鑼打鼓，隊伍後邊紅旗招展，臂上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文革委員”們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誰的狗頭！”。那些日子真是熱鬧非常：從早晨到夜裏，各單位爭先恐後地拉著本單位的“反革命”們，像趕廟會、趕大集一樣湧上街頭。隻見大街小巷，一隊隊遊街的過來了，一隊隊抄家的過去了，鑼鼓喧天，紅旗飛舞，摩肩接踵，人聲鼎沸。八月的天氣，驕陽似火，這真苦了這些“反革命”們了。不知是哪位很會“革命”的人發明的這種酷刑：“反革命”們必須赤著腳，兩隻手各提著一隻鞋，還要用雙手扶著碩大的高帽不準歪倒。由於手提的兩隻鞋底不斷地晃動著拍打他們汗淚雙流的兩頰，他們的臉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們赤著的雙腳踩在曬得流油的柏油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饃的鏊子上一樣滾燙難熬。最可憐的還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們”。她們大都被剪光了頭發，或是被剃去一半（據說這叫“陰陽頭”），“ 革命者”們找來一些破了幫子的破鞋掛在她們的脖子上。隊伍不時停下來，“革命群眾”圍在“反革命”們的周圍，進行所謂“街頭批鬥”。男女“反革命”們像被耍的猴子一樣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強迫交代所謂“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當你耳聞目睹那些可憐的女人們，在“文革委員”和“紅衛兵 ”們一聲聲斷喝下，無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發生過男女關係------”“幾次？說！”“×次。”的時候，你的心能不顫抖嗎？
我記得，我隻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馬門教授》的德國影片中，看到過類似的場麵，但那是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恣意侮辱猶太人的鏡頭。當時看著這一切，我不禁愕然：這難道就是革命？這難道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這一切暴行的製造者們是人，實在是玷汙了“人”這個字眼兒！
在各單位，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們，除去個別的例外，絕大多數都被關進本單位的“牛棚”裏。各單位普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強迫“犯人”們挽起褲腿，跪爐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麵對著毛主席的畫像，向毛主席“請罪”。不少人，由於不堪忍受這種非人的虐待和對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殺了；死後還落個 “畏罪自殺”的惡名！許多家庭由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當時，根據劉少奇提出的：“中小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決教師中的問題”的方針，全市中小學校的教師都集中在本學校食宿，不準回家。
小學生們年齡小，不懂、不會、也還不敢鬥爭老師，官辦“文革”和“紅小兵”組織成立後，都由學校領導人和“革命教師”們去鬥“有問題”的教師。也是戴高帽、掛黑牌、關“牛棚”、遊街示眾、群眾批鬥這一套。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斯文，由知識分子們自己動手打了個粉碎，孩子們隻顧睜大了驚奇的兩眼，看著他們平素敬重的師長們淋漓盡致的表演，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學就大大不同了。中學的孩子們正處在“牛犢不怕虎”的年齡，調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種各樣的孬主意、惡作劇，來整治那些曾經用知識的乳汁哺育著他們、自己卻像蠟燭一樣點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師們。孩子們在學校領導和“革命教師”唆使、指揮下，輪番批鬥“黑幫”。他們像過節一樣，情緒處於極度亢奮之中。他們“造反有理”——批“黑幫”；閑了沒事——批“黑幫”；一時心血來潮——批“黑幫”；有時完全是為了取樂也批“黑幫”。也不知是什麽樣的“藝術家”來了“貓玩兒老鼠”的“靈感”，居然“創作”了一首《黑幫歌》，一時風靡各中學。這可真把這些“反革命”書生們整苦了：他們挨鬥時要唱《黑幫歌》；“請罪”時要唱《黑幫歌》；開飯時，“黑幫”們要集體合唱《黑幫歌》！就這樣，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在經受著醜惡靈魂的折磨和摧殘！
在大學裏，鬥爭的矛頭也首先指向了廣大教師。知識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個人曆史、社會關係也比較複雜；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論校政，語多譏諷。於是，運動一來，領導稍加“引導”，他們便成了眾矢之的，一個個被“揪”了出來，關進了“牛棚”。與此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青年學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組的指導下，各個學校都在發動學生中的 “積極分子”清查所謂“右派學生”，抓所謂“遊魚”、所謂“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們“行動起來，保衛校黨委”。一些讀過《十六條》後，心潮澎湃，毅然貼出大字報，批評校黨委“怕字當頭”、矛頭向下的學生便首當其衝地被扣上了“攻擊黨”的罪名。各個大學的校園裏，用葦席豎起的大字報“圍牆”上，鋪天蓋地，密密實實貼滿了聲討、批判所謂“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聲稱：他們批評校黨委就是攻擊黨、就是反黨。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不僅遭到大字報的圍攻，還被拉到大小會上批鬥。一些學生沒有經過政治鬥爭的鍛煉，承受不住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有的自縊，有的跳樓，付出了年輕的生命。當時許多高等院校都發生了學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劉少奇主持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裏！這一切殘酷迫害幹部、迫害群眾的罪行，都被“翻案派”們故意把水攪渾，而後卑鄙無恥地栽到了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廣大群眾的頭上！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所一手製造的種種罪惡，都被“翻案派”們顛倒黑白地算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賬上，算到了毛澤東的賬上！
正在毛澤東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向著相反方向推進的關鍵時刻，他的一張驚天動地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發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數十萬群眾參加的“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此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的《重要通告》已經隨處可見了。
《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條措辭明確而嚴厲的規定，如：任何單位不準以任何借口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對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必須立即平反,賠禮道歉，恢複名譽；任何單位都不準私設公堂，私設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須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員必須立即釋放；單位整理群眾的黑材料一律當眾燒毀，本人被逼所寫的檢查，一律退還本人，等等。
這真是“一聲春雷震天響”！它炸開了籠罩在中國上空近兩個月的滾滾黑雲；它炸開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無數被迫害、被淩辱的人們；它炸開了億萬革命人民心頭上的鐐銬；它炸開了阻擋革命前進的層層大堤，革命的洪流奔騰而出，一瀉萬裏。各單位紛紛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給被黨委、“文革”打成“ 反革命”的群眾平反。在平反會上，當這些“反革命”們接到《平反書》的時候，有的泣不成聲，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長跪不起，高聲呼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還有的人激動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整個會場群情激奮，口號聲此起彼伏。
被平反的人們中，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體驗過工人、貧下中農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獲得解放的那種激動、興奮、幸福和渴望報答的複雜情感，如今他們體會到了。他們一下子明白了：他們個人乃至他們全家的命運都與毛澤東的路線連在一起了，不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他們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會上，受迫害的人們聲淚俱下地控訴反動路線給予他們的種種殘酷的迫害，給他們個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聽著的人們不能不不灑下同情的淚水。當場聲明退出“文革”的人們，則反戈一擊，揭發“文革”在黨委領導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眾的黑材料，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的，使聽著的人們看清了領導幹部們是如何扭轉運動的方向，整群眾、保自己的真相。通過召開這樣的大會（有的單位還不止召開一次），廣大群眾的路線覺悟迅速提高，往往大會一散，人們就紛紛退出“文革”，重新成立自己的組織。
而官辦的“文革”則一敗塗地，土崩瓦解。黨委的領導人們由於執行了反動路線，民憤很大，威信掃地，成了被控訴、被批判、被打倒的對象；黨委完全處於被動的境地，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領導能力，名存實亡，處於了癱瘓狀態。所謂“踢開黨委鬧革命”，其實就是這麽一種情況。
然而，又必須看到，各單位的黨組織雖然癱瘓了，但是黨並沒有癱瘓，反而倒是加強了。這個“黨”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毛主席、黨中央直接領導著人民群眾。這當然，一方麵是由於各級黨組織基本上都被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所誤導，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而陷入了被動的境地，失去了群眾的信任；另一方麵，也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勵人民群眾敢於衝決一切阻力、敢於起來造反這個目的所形成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黨組織，都成了壓製、阻擋群眾起來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獲得解放的群眾中，除去少數人心有餘悸，什麽組織也不參加，當了所謂“逍遙派”以外，多數人參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組織。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包括“文革”成員、早期紅衛兵和黨員、團員、先進人物和積極分子們，通過批判反動路線，認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向，退出官辦“文革 ”，從追隨、執行反動路線的“官方”圈子裏跳了出來，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在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群眾組織。
這時，各單位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文革”成員和紅衛兵們，除去退出的人員之外，餘下的人員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也稱自己是造反派，並且由於他們的組織裏黨、團員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時聽領導的話、與領導關係密切的人多，所以他們自恃是最純粹、最正統、最革命的造反派。盡管由於黨中央的政策壓頭，又迫於全國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強大聲勢，他們不得不、也不敢不給被他們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
但是，他們始終想不通這件事，始終不理解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勵、動員人民群眾敢於起來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而不是“鎮反”、“肅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過這場運動學會識別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是修正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並樹立敢於向搞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的大人物們造反的精神。人們的兩隻眼睛應該盯住黨內、盯住黨內的當權派們在幹什麽？他們不理解這個要害。他們固守著57年反右派運動的老經驗：“反對黨支部，就是反黨”，“跟著領導走，到什麽時候也不會錯”，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著“現官不如現管”的古訓，寧可不聽毛主席、不聽黨中央的，也要聽單位領導的。因此，他們的兩眼總是盯著黨外，總是盯著下頭。
由於他們轉不過這個彎子來，所以他們對群眾、對運動有怨氣：“我們緊跟黨委有什麽錯？誰知道什麽是反動路線？”他們有怒氣：“×××就是有問題嘛，他跑不了，早晚還得抓他的反革命！”他們不服氣：“我們出身貧下中農，一心一意跟著黨，我們倒錯了，他們倒成了革命的了！”他們甚至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麽相信他們了呢？”總之，他們像“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一樣，也不許除他們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隻有他們擁有革命的“專利權”。
這樣一來，他們就和其他群眾組織處於對立的狀態。文化大革命從始至終，群眾分成兩大派，其根源就在於來自劉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時間裏，各地各級黨委為了保自己，都帶領著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們犯了鎮壓群眾運動的方向、路線錯誤，以至使相當一批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與被鎮壓的群眾及反對他們鎮壓群眾的更多的群眾形成了對立。可見，“走資派”的陰謀——蒙蔽、利用一些人，打擊另一些人——是造成群眾分裂的禍根。
後來，隨著運動的發展，各個單位的不同派別的組織都與其他單位相同觀點的組織聯合了起來，於是跨行業的地區性（全縣、全市、全省）的組織出現了。盡管在一個地區有成千上萬個組織，但是，這些組織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雖然他們都打著“革命造反派”的旗幟，其中卻有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稱擁護文化大革命而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於二者之間——既不讚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讚成真造反的“過激行動”的造反派。不過，與前兩派比較，這一派人數少，所以通常隻講“對立的兩派”。
群眾被分成對立的兩派之後，運動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公開亮相，表明自己對於各個群眾組織的態度，這無疑是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次考驗，考驗他們對於革命群眾、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自己所出現的錯誤、對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抱著什麽樣的態度。
在亮相過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從而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紛紛貼出大字報，公開聲明支持群眾起來造反，歡迎造反派群眾造自己的反、造走資派的反，表示願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於是，他們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諒解，被稱為“革命領導幹部”，他們重新取得了威信。
可是，保守派組織卻把他們打成“走資派”，整理他們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材料，召開批鬥會，聲明不把他們打倒，“決不收兵”。而另外一些幹部則公開聲明支持保守派組織，承認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堅決和這一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這樣，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被造反群眾視為“頑固堅持反動路線立場”，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於是，一時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成了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資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於對這些幹部的“叛變”行為的懲罰。他們說：當初我們聽你的，你現在不站在我們這一邊，反而站在他們那一邊；你成了革命領導幹部，我們倒成了“站錯隊群眾”！他們不允許執行過反動路線的幹部改正自己的錯誤。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幹部，則不去主動承擔責任，耐心去做跟著自己犯了錯誤的群眾的思想工作，說服他們消除與造反派群眾的對立情緒，牢牢把握運動的大方向；反而聲稱，他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表示堅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這些幹部依然在利用這些群眾來幹擾運動保自己，依然在堅持反動路線的立場，對抗文化大革命運動。所謂“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混戰”，所謂“文化大革命傷害了很多幹部”，就是這麽一回事。
其實這種狀況，無論對於廣大幹部還是對於廣大群眾來說，都不是壞事情。從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看問題，這正是對幹部和群眾識別修正主義能力的一種考驗和鍛煉。各派在打倒支持對方的幹部的同時，都拚命地保護支持自己的幹部，阻止對方批鬥。這樣，就發生了“搶幹部”的鬥爭：把支持自己的幹部藏起來，把支持自己而被對方“揪走”的幹部搶回來。於是出現了武鬥。由搶幹部的武鬥，後來發展到把對方從人家占據的地方打跑，把對方的廣播站砸毀，把對方的物資、器材、用品搶走等等的所謂“打砸搶”。
由此可見，群眾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麵內戰”也好，其總根源全在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結果。當然，這也是極其自然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指向資產階級的大革命，那麽它就必然要遭到資產階級的幹擾、破壞和拚死抵抗。這是兩個階級的生死較量，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五）如同曆史上任何革命造反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濤，它在衝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時，也衝擊了某些本不該衝擊的事物，傷害了一些本不該傷害的人。
其實，在任何一場戰爭中，無論怎樣英明的統帥，也難以保證自己的火力在摧毀敵軍的同時，絲毫不給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損失。何況“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⑼因此，出現某些損失、缺點和錯誤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
毛澤東主張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要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產生，原因是複雜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一、 幹部和群眾都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它與以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同：它不僅提出了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允許人民群眾結社造反，而且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組織的領導人）作為了革命的對象。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傳統和常規，超越了幹部和群眾的經驗範圍。《十六條》中規定：“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於是，群眾的這種“識別”的過程，也就可能是他們犯錯誤的過程。同時，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現了人們靈魂的大暴露。在幹部和群眾中，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法權觀念，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潮、傾向和行為都表現了出來。這樣，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也就不足為怪了。對此，我們隻能看作這是為了探索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的問題而付出的必要代價。不言而喻，無產階級隻要保住了政權，不管付出多麽高昂的代價，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為無產階級失去了政權，也就失去了一切，會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對於這一點，如果說過去我們還隻是一種邏輯判斷，那麽在今天，應該說我們已經有了切身的體驗了。
二、 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們，有著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路線，扭轉鬥爭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指出：“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⑽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過的：“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麵造謠；或者抓住若幹表麵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 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⑾與此同時，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都存在著一股小私有者的保守觀念。無疑，這種觀念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走資派的作用。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每前進一步，不僅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營壘內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而且要排除群眾中各種“左”傾思潮和右傾保守觀念的幹擾。其中破壞力最強、給予運動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他們以“左 ”的偽裝出現，在攫取了文化大革命很大一部分領導權之後，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打擊異己，製造假案；煽動極“左”思潮，鼓吹“懷疑一切”；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裏，卻在密謀“解放曆次運動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批陳整風”發展成為一場全黨全軍和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所有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都感到時機已到，“永不翻案”立刻變成了永不認帳，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一變而成為“遭受林彪迫害”好漢。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三、 壞人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壯闊的革命群眾運動。鬥爭的矛頭直指黨內。於是，社會上一切被打倒的階級、一切被專政的反動分子、各種刑事犯罪分子、所有對社會主義對人民政權和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都一下子興奮起來，以為向新社會、向共產黨發泄仇恨的日子到了。他們本能地站在與運動對立的立場上，或者明目張膽地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複，或者搖身一變，混入群眾隊伍，煽動鬧事，製造事端。這些壞人連做夢都盼著中國早日變天，他們正是黨內走資派的社會基礎。隻要看一看，在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之後，這些人是如何地如魚得水，時來運轉，與走資派相勾結，一夜暴富，在今天的中國終於又重新營造起他們原已失去的天堂，我們就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對於他們來說，怎麽能不是一場災難？他們怎麽能忍受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六）中國有句古話：“人貴有自知之明”。作為一位對唯物辯證法運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偉大哲學家，毛澤東是非常富有自知之明的。而且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七二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他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麽多，很多人是跟著喊的。七六年在病危中，他同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於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他的一生是何等地輝煌，可是他卻說自己畢生隻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戰鬥”便結束了。可以這麽說：這場革命是隨同他一道啟程的。
一位無與倫比的時代偉人，他和他的事業就這樣結束了嗎？這個問題，最終是要人民來回答的，是要由黨內外廣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來回答的，而他們是會做出回答的，曆史必將證實這一點！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這兩種人都不是指的人民。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⑿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大官們”中的人。毛澤東的這段話正是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為什麽少、反對的人為什麽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人們“要否定。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盡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隻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澤東在談到這種人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⒀這種人無疑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第二種，是那種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誌；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有心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到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在應該享受”的人。他們可能不象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但是，他們已經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成為了列寧所斥責的那種社會主義製度下新生的寄生蟲。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觸動自己某些利益和觀念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人的某些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接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誌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廣大群眾這也不許幹，那也不許幹，實際上也就取消了群眾運動。這些同誌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的一種“運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黨的“九大”以後，毛澤東提出：幹部中隻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在全國沒有幾個人。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是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采取反對、算帳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致使運動反反複複，明爭暗鬥，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麽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曆史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隻是由於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理解和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忠誠於共產主義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不惜冒著槍林彈雨、浴血奮戰，不惜飽受艱辛、英勇奮鬥了幾十年的人們，卻跟隨著走資派歡欣鼓舞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打通了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
今天，經過了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折騰，我們的社會主義，除去“特色”還有什麽呢？所謂“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名存實亡了——集體經濟早已蕩然無存，國營經濟的比重也由87%跌到不足23%了，而且國有最大的500強企業正在招引跨國公司來購並，同時，共產黨的大門也向老板和“大款”們敞開，資本家們和無產階級戰士們竟然有了一麵共同的黨旗！社會主義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我們的這些無比熱愛社會主義的“老革命”，還在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這是他們個人的不幸，卻也是一切為了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犧牲的先烈們和一切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辛勤奮鬥的人們的悲哀！但是，正如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所說的：“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之內，可能認識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錯誤，但是，隻要他們要革命，在他們知道事實的真相，認識了修正主義的真麵目以後，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最後總是會同修正主義決裂，站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麵來的。”⒁
情況正是這樣。在今天之中國，繼續堅守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陣地，高舉著科學社會主義大旗，同一切腐化、西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反共勢力進行著毫不妥協的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中，許許多多經受過文化大革命衝擊的老戰士都義無返顧地站在了鬥爭的最前沿。他們拋棄個人恩怨得失，以無產階級的廣闊胸懷，為悍衛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捍衛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繼續奉獻著他們的餘生。“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他們無愧於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這裏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的政壇上，明裏暗裏製造著一種輿論：毛、周鬥爭論。說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是有矛盾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壓抑，受排擠，不被信任，權力和處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來與“徹底否定”的主持們是誌同道合，統屬一派的。似乎暗示人們：“徹底否定”正是周恩來流下的一個遺願。這真是彌天大謊。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地重複它，並且不斷地變換內容，翻新花樣，它就成了人雲亦雲的“真理”、不脛而走的“事實”。其實，隻要看一看製造這種輿論時的政治風雲，製造這種謠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
製造這種謠言，“翻案派”們的用心是什麽呢？第一、貶毛抬周是為了穩定政局。“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貶損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以後，諾大的中國出現了信仰危機和領袖真空，那麽由誰來填補呢？看了看，數了數，他們之中誰也不行；他們誰出來當領袖，都會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會認可，於是隻好抬出周恩來與毛澤東相抗衡。因為在中國人民心目中，隻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貶毛抬周是妄圖“證明”：毛澤東不僅“迫害”了他們，“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開國元勳”，而且連周恩來也在被“迫害”之中！這是為了進一步貶損毛澤東，極力“證實”他是一個“迫害狂”，一個“暴君”。
第三、說周恩來是他們一派的“首領”，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這是妄圖利用周恩來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來使他們的所作所為合法化，來抬高和鞏固他們的地位。二十多年來營造這種神話的結果，盡管嚴重地損害了周恩來的光輝形象，把周恩來按照他們的需要醜化成了一個毫無原則，毫無氣節，說違心話，辦違心事的資產階級政客和兩麵派。然而，策劃者們卻從醜化周恩來的勾當中獲得了預期的效果。全黨一大批既熱愛毛澤東，又熱愛周恩來，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始終心存芥蒂的高級幹部們，自以為和周恩來站到了一起，因而獲得了一絲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從而使“徹底否定”幹得心安理得、皆大歡喜，這樣，也就保證了“新路線”的順利貫徹和推行。
然而，曆史終究是曆史，事實畢竟是事實。它可以一時被歪曲，但是最終誰也改變不了它的真麵目。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澤東的日子裏，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時，打了一個生動而形象的比喻。他說，毛澤東主席是一位偉大的設計師，而周恩來總理就是一位偉大的工程師。一位資產階級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兩位偉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這實在是他的一個真知灼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新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是這兩位偉人之間心心相通，誌同道合，親密團結，默契合作地帶領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還是林彪的武班子，他們都不能取代周恩來的地位。盡管林彪披上了“親密戰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親密戰友卻是周恩來。這隻要看一看，當林彪外逃之時，周恩來是如何地緊握三軍指揮權，當機立斷，決然處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澤東之間是何等地相互信賴，毛澤東又是如何地倚重於周恩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新政權的建立，以及兩屆黨代表大會、兩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召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澤東全權委托以周恩來為核心組織籌備和逐一確定的。沒有周恩來親自掛帥，要想完成這些重大的國務活動是不可能的。
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翻案派們還刻意編造出一個病重中的周恩來，痛苦地承受著“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這樣一個聽了令人發指的故事。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內幕》為題，分兩期連載了北京大學老教授、國學大師、著名的“梁效”寫作組成員周一良的一篇文章。發表時，《每周文摘》編者，加了這樣一段按語：“中國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學術文化隨筆》，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以正視聽……”周文中，專門有一節寫了關於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寫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如揭發出江青說總理是大儒，批儒目標指向總理，等等。
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群）謝（敬宜）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動佩帶白花。有兩人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我是其中之一。注釋組後來查問，我當然如實報告。會後組長孫靜告訴我‘別緊張’，我當然也沒認為犯了什麽錯誤。（‘粉碎四人幫’後）審查期間，範達人和何芳川兩個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人都是曆史係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年了，敢保證他們不會反總理。”
魯迅先生說得好：“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其實，想一想當年的“評《水滸》，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來風，或者是什麽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現在“聚義廳”不是已經改成“忠義堂”了嗎？國外的“ 方臘”們，不是也已經被我們官方呼之為“恐怖主義組織”和“分裂主義勢力”了嗎？並且，我們不是“替天行道”，著實狠狠地懲罰了越南這個“霸權主義國家” 一頓，讓我們大洋彼岸的那個“戰略夥伴”長長出了一口惡氣嗎？……不管人們用怎樣陰險、卑劣的手段去塗抹曆史，曆史的真麵目都不會改變。“指鹿為馬”隻是暴露了趙高的奸惡，鹿終究是鹿，馬也還是馬，叫任何人都無可奈何！（全文完）
注釋：⑴ 轉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報》
⑵ 轉引自1967年第7期《紅旗》雜誌
⑶ 轉引自1967年第13期《紅旗》雜誌
⑷ 轉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⑸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1頁
⑹ 引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
⑺ 引自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報》
⑻ 蘇 楚：《“文革”時期的外交》
⑼ 轉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⑽ 轉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報》
⑾ 引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⑿ 轉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
⒀ 毛澤東：《在工業十條討論會上的講話》
⒁ 轉引自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報》
（一）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文中指出：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隻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同樣，承認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依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因而必須始終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始終堅持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心，始終堅持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進行到底，則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區別一切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和分水嶺。
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導師毛澤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麵對著中國黨內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蘇共為首的現代修正主義的猖獗，以馬克思主義的首創精神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膽略，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場真正稱得起無比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是繼巴黎公社起義至十月革命勝利後，中國人民在取得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以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直接依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保衛社會主義製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光輝實踐，開創了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之後，在出現了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如何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自覺地組織起來，向走資派奪權，以重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探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爆發，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推進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她是偉大的巴黎公社運動和十月革命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繼續，她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通往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開辟了一條必由之路。盡管由於曆史的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運動在失去了領袖條件之後，敵對勢力立即反撲過來，而被“徹底否定”。但是，正如馬克思在《關於巴黎公社的發言記錄》中所說的：“即使公社被搞垮了，鬥爭也隻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文化大革命的原則、繼續革命的原則也是永存的，消滅不了的，並且在無產階級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複辟，重建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在爭取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整個曆史階段的長期鬥爭中，肯定會一再表現出來。
（二）毛澤東同誌說：“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複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麵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能贏得勝利的保證。——如果隻有正麵教員而沒有反麵教員，中國革命是不會取得勝利的。”⑴
從文化大革命發動算起，至今已經過去三十四年了。這其中，我們有十年的親身經曆，又有了二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檢驗、路線變化的對比和冷靜的理論思考，應該說我們有了對這場大革命進行再認識的一切必要條件，我們理應鍛煉得成熟起來了。
今天，當我們重新讀一讀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我們便不得不歎服這兩個光輝文獻，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歸根到底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複辟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和兩種命運的鬥爭的尖銳性、必要性所作的種種分析竟是如此深刻、如此準確地預見到了今天已經在蘇東各國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一切。這個事實，不僅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科學性、真理性，而且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正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線，背離了毛澤東的革命路線，社會主義就會喪失，資本主義就會複辟，一如我們今天所麵臨的這個局麵。
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意義是什麽？現在看來，它的曆史意義遠比它當時的現實意義更重要、更偉大。當時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之後，給予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使毛澤東這位深諳唯物辯證法，而又把自己畢生獻給了人類解放事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能不想到自己黨內的情況。他深知“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而且，在黨的最高核心集體中，又確實出現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身後的實踐證明，他當時沒有看錯）。所以，他一再向人們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⑵。他詢問人們：“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⑶他發現了這個“最危險的”問題，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戰略家，他當然要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四清”運動被提出來了。
然而，他卻又一次看到圍繞著“四清”運動的性質、對象等路線問題，黨的核心內部已經存在著更加嚴重的分歧。在製定運動指導文件時、在與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鬥爭中，他第一次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階級概念，並且指明：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實實在在的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顯然，他想通過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鬥爭，來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可是，不久他就發現，這種全國性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如果要取得預期的勝利，運動的領導權、特別是中央領導權必須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否則，修正主義者掌了權，就會接過“整走資派”這個革命口號，而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打倒；也就是說，這種自上而下的運動並不能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個“最危險的”問題。而在他看來，中央已經出了修正主義。於是，當“四清”運動尚未在全國普遍開展起來的時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聖火已經被他點燃。
文化大革命之初，一次，他在與外賓談話中，第一次道出了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真正原因。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⑷
那麽，毛澤東所說的這種“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的“形式”和“方式”是什麽呢？直白地說，就是“造反有理”！盡管《十六條》中，沒有一處使用“造反”這個詞，可是，“造反有理”卻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響亮、最高昂的口號，一切群眾組織都打出造反的旗幟，無一例外地自稱是“革命造反派”，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深深打著革命造反的烙印。難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造反也有理嗎？當時許多人，特別是眾多的黨員和幹部都想不明白這個費解的難題。顯然，他們沒有弄清，這一次有理的造反並不是針對著當時無產階級專政的現政權的，而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發動億萬人民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所進行的一次當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反革命複辟的情況時，人民群眾如何起來造反的探索和訓練，或者說是一場真兵實彈的演習。為了給予人民以造反的權利，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寫進了我國憲法，人民擁有了充分行使社會主義民主的權利。與此同時，作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戰略性決定。林彪反黨集團把“設立國家主席”作為他們搶班奪權的綱領；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之後，立即宣布取消“四大”，設立國家主席，並且由黨中央總書記兼任，同時又提出所謂“依法治國”方針。這一切，無疑，也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勢力從自己的經曆中取得了經驗，力圖以法律手段來強行貫徹他們的意誌，從法統上徹底剝奪革命人民造反的權利。
由此可見，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認識與評價，我們必須注意兩點：1、這場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對著反革命現代修正主義勢力，即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2、這場革命的偉大意義在於她提供了一個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的方式，而且是唯一的方式——全國範圍的人民起義！毛澤東是一位爐火純青的馬克思主義謀略家，他相信人民，相信小官、學生、工農兵，相信階級鬥爭，相信武裝奪取政權，相信“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不相信什麽武裝政變、議會道路以及當政者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之類的幻想。因此，在他看來，重建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舍去人民起義，別無它法。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⑸
我們現在已經看得越來越清楚了：誰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為什麽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後可以幹什麽？二十幾年來已經幹了些什麽？如今黨和國家的麵貌已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還要繼續向那裏變化？促使這些變化的主持者們究竟要把黨和國家推向那裏？他們最終要達到什麽目的？------ 看清這些問題，不僅可以加深我們對於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戰略部署和他留給後人的繼續革命理論及文化大革命實踐這份珍貴革命遺產的理解和認識，而且可以撫平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中心靈上所受到的誤傷，給曆史的無奈多一些諒解，給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和失誤多一份寬容。
（三）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方針指引下，革命與建設的各個方麵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一、 在經濟上，主要有：1、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農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龍，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有了較大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於1965年的6?7倍和66 倍，全國三分之一的耕地實行了機械耕種；農村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了4?9倍，機電灌溉麵積增加了一倍多；農用化肥產量增加了2?1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畝用電量增加了4?7倍；農用載重汽車擁有量增加了3?3倍；糧食產量增加了1836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同期人均產量增長了12?1%。
2、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繼大慶油田之後，又相繼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年我國原油產量為1965年的6?7倍，我國由貧油國一躍而為自給有餘的產油國，石油化學工業也迅速崛起。1973年從國外引進13套大型先進化肥生產設備，生產能力合計為合成氨357萬噸，尿素580萬噸。同時引進的大型化工、化纖生產設備，也先後在北京、上海、遼陽、長壽等地安裝建設。在此期間，冶金工業方麵，新建了攀枝花鋼鐵廠、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為了解決鋼材品種問題，武漢鋼鐵公司還從國外引進了先進的一米七軋機工程設備。機械工業方麵，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四川大足汽車製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陝西富平壓延廠等一大批企業。煤炭工業方麵，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頂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方麵，重點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電站和火電廠。著名的葛州壩大型水電站及國外引進設備的唐山陡河電廠，也開始動工興建。
3、建成了一些內地鐵路幹線和長江大橋。1970年7月，建成了全長890公裏的焦枝線。1971年，全程1085公裏的成昆線全線通車。接著全程209公裏的大焦線也全麵動工。此外，還修建了襄渝線，並在該線的安康另修一條鐵路與寶成上的陽平連接。華北地區繼續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線，還建了通（縣）坨（子頭）線。全長6700米，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雙層鐵路、公路兩用南京長江大橋，由1959年動工，1968年勝利建成。此外，1974年還先後建成了從大慶油田到秦皇島、由秦皇島到北京、由山東臨邑到南京等長距離輸油管道。郵電通訊方麵，1976年建成全長1700多公裏的中間軸1800路載波通訊幹線和連通全國20多個省市區的微波通訊幹線，北京、上海還各建了一條衛星地麵站。
4、科學技術方麵也取得了重大成就。繼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1967年6月17日，我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年9月23日，我國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在空間技術方麵，1966年10月，我國第一次實驗發射核導彈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國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75年11月26日，按預定計劃回收所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使我國成為美、蘇之後第三個可以回收衛星的國家。在此期間，我國農業科技人員，於1972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秈型雜交水稻種，提高畝產20%左右。
5、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數目相當可觀的經濟援助⑹。
二、 在政治上，主要有：1、解決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清除了隱患。後期又揭露了“鄧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⑺的真麵目，並及時作出了組織處理。
2、從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命政權。由於各級革命委員會都有相當數量的群眾代表參加，社會主義民主得到了進一步發揚，因而密切了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係，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成為了國家政權的堅實基礎，社會秩序穩定，犯罪率極低，人民安居樂業，無產階級專政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3、使全黨和全國人民經受了一場反對黨內走資派的政治鍛煉。毛澤東同誌的繼續革命理論深入人心，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提高了對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識別能力。這一點，從今天廣大工農勞動群眾對腐化、西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普遍抵製和批判中，已經充分表現出來，隨著我國社會矛盾的發展，還必將進一步表現出來。文化大革命播下造反的種子，在現實階級鬥爭雨露的澆灌下，必將破土而出，這是蘇東各國所不可比擬的。
4、在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一大批工農革命積極分子，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實現了列寧想做而沒有來得及做的：工農群眾直接參與對國家的管理。工農聯盟更加鞏固，人民真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
5、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反對各國反動派的革命大旗，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團結全世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從而贏得了空前的國際聲譽和各國人民的友誼，取得了一係列外交鬥爭的重大勝利。1971年10月，在聯合國第26屆大會上，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恢複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從而宣告了美帝國主義孤立我國政策的徹底破產。到1976年底，和我國建交的國家由1965年底的49個增加到了111個，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擴大。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國外交史上最輝煌的十年。
三、 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就，主要有：
1、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牢固地占領了思想文化陣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2、實現了教育革命，改革了從學製、教材到升學、考試等一係列舊的教育製度。打破了教育戰線長期以來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麵，落實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各類各級學校不收學費或隻收極少的課本費、雜費，工農勞動人民的子女不僅有了上學受教育的權利，而且上得起學。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學到大學，成立了以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為主體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機構；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教育真正回到了勞動人民的手中。
3、以八個樣板戲為標誌的文藝革命，同樣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工農兵真正走進了藝術的殿堂，成為了舞台和各類文學藝術作品的主人，他們和他們的英雄業績與勞動風采，成為了被謳歌的主題。千百年來，文學藝術領域這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世襲的領地，史無前例地為工農兵所占領。
4、全國的知識青年響應黨和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紮根務農，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同時，把文化知識帶到了廣大農村，並且湧現出了像徐春澤、邢燕子、董加耕、侯雋、薛喜梅------這些千百萬建設新農村的積極分子和帶頭人，為農業的現代化輸送了可靠的生力軍。與此同時，也減輕了城市勞動就業的負擔。
5、隨著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在廣大農村湧現出一大批“赤腳醫生”，農村普遍實行了合作醫療製度，長期以來農民缺醫少藥的狀況有了極大的改善。
6、批判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學知識，開展群眾性的文化體育活動，社會風氣良好，新人新事輩出。資本主義社會所固有的一切沉屙痼疾，在我們的社會裏基本絕跡。
此外，在“全國學習解放軍”口號鼓舞下，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人民學習，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全軍湧現出無數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範人物，他們為全軍和全國人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全國軍民團結，軍政團結，同仇敵愾，萬眾一心，我國國防實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總之，通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我們黨有了一整套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理論基礎的方針、政策和基本路線；有了一個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有了一個獨立而完備的國民經濟體係；有了一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限忠於黨和人民的、高度現代化的人民解放軍和民兵隊伍相結合的革命武裝。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然而，不幸的是，這場革命在它的統帥逝世的同時，便被它的對手以迅猛的攻勢“徹底否定”了。革命的一切成果、人民由這場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權利和利益也隨著被取消、被剝奪了。一場由億萬人民參加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變成了一場“空前浩劫”，變成了“缺席審判”毛澤東的一大罪證！從中央到地方，以所謂“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為名，上下動手，各自為戰，鎮壓異己，反攻倒算。
有了一個“除惡務盡”的口號還不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深深冒犯了的巴金、這個一向標榜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人道主義者”的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居然發表文章，叫喊“要斬草除根”！似乎不來個“石頭過火人過刀”是解不了他們對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刻骨仇恨的。
什麽人道主義？什麽知識分子的善良？什麽道德斯文？什麽文學泰鬥？一張張畫皮統統被他自己撕得精光，赤裸裸地露出來一個慣於同無產階級鬥爭的老手的猙獰麵目！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全國上下，從黨政機關到群眾團體，從大專院校到事業單位，從工礦企業到人民公社，凡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澤東造反鬧革命的人，包括最基層的小蘿卜頭們也沒有被放過。由於清算文化大革命從始至終是把“四人幫”當作毛澤東的“替身”進行的，所以他們統統被戴上了“ 四人幫的黑爪牙”、“篡黨奪權的黑幹將”、“迫害老幹部的急先鋒”、“打砸搶分子”等等莫須有的罪名，輕者被撤消職務，清除出黨，開除公職，勞動教養；重者被逮捕法辦，假的“牛棚”換成了真的監獄。他們輕的被判三年、五年，重的判了十年、二十年，有的當了黨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工農分子竟被判了無期徒刑。由於不堪折磨，有的人慘死在獄中。
毛澤東當年為他們所預見到的這種悲壯而慘烈的命運終於落到了他們的頭上。如同古今中外的曆史所記載的那樣：當一場革命被鎮壓之後，監獄和絞架便是革命者們命定的歸宿。“生活是最好的教科書”，“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現在我們終於可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們通過“徹底否定”，至少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是可以痛痛快快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冤的報冤，有仇的報仇。二是通過“徹底否定”，動搖、破壞和瓦解毛澤東的革命領袖地位，以及他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為後來推翻他的路線製造輿論；與此同時，將擁護他的路線、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新老“毛派勢力”統統清除，將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統統搞臭、搞掉，以肅清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從政治上、組織上鏟除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障礙。三是以此籠絡、蒙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這樣或那樣委屈的一大批真誠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卻又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難以認同的老同誌，將他們作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同盟軍，以騙取他們對於“新路線”的支持，減少推行“新路線”的阻力。事情果然如此，在“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肅清了“毛派”力量，形成了歪曲、汙蔑和醜化毛澤東的政治輿論之後，“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更新觀念”------這些具有特定而隱蔽內容的口號一個個提了出來，人們被牽著鼻子一步一步沿著“改革開放”的總路線走到了今天。當人們發現跟著走的這條路線似乎並不通往東方的時候，距離“總設計師”和“改革家”們的目的地已經沒有幾步路了。
於是，在今天，許多人憂慮國家正麵臨著不祥的命運，而更多的人則在思考：我們是不是到了應該從文化大革命中學習些什麽的時候了。人民在懷念毛澤東，社會在呼喚文化大革命！（四）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反反複複批判毛澤東，用戈培爾的方式，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地重複：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使那些哪怕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在談到他的時候也不禁搖頭歎息：可惜啊，可惜！似乎鐵證如山，有口難辯。與此同時，還要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各種各樣的方法，各種各樣的由頭，各種各樣的視角，像當年國民黨大罵共產黨為“共匪”，搞“共產共妻”那樣，搞臭造反派、紅衛兵。
於是，現今的人們，從影視節目和所謂“文學作品”中所見到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就像曆代反動統治階級眼中的“刁民”、“痞子”、“流寇”、“暴徒”一樣，都成了“匪類”，億萬革命人民跟隨著黨和領袖毛澤東所進行的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保衛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群眾運動就這樣被資產階級及其禦用文人們完全醜化了。
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和造反派不但有對立的兩派，而且有先後之別。這個先後時期的劃分，是以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積極推行他的以派出工作組，矛頭向下、重在黨外、“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為特征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五十多天為先期。毛主席回到北京，發現劉少奇一夥扭轉運動的大方向，及時發表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之後為後期。先期的紅衛兵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學校，他們之中以幹部子女為主體，像北京“聯動”那樣的紅衛兵組織，甚至以每個成員的老子的級別高低決定該成員在組織中的地位。他們標榜“根兒紅苗正”，自稱為“紅五類”，是當然的“革命接班人”。他們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長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同學，叫做“黑五類 ”，而“黑五類”是沒有資格當紅衛兵的。因為根據他們的理論：“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他們說：“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革命哪有你們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舊”為名，抓人、抄家、遊街、鬥“黑幫”、戴高帽、掛牌子、坐“飛機”，所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這批早期紅衛兵搞起來的。人民文學家老舍蒙冤自沉，粵劇藝術家紅線女剃發掃街，以及許多知識界、文藝界的名流，被批鬥、抄家、住“牛棚”，就都發生在這一時期。
這個號稱“紅色恐怖”實為白色恐怖的波濤，很快波及到全國各地方、各係統、各戰線、各單位。當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紛紛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即“前文革”，以下簡稱“文革”），除在校學生外，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青年工作人員和職工中，也陸續成立了紅衛兵組織。
這類“文革”和紅衛兵，因為是官辦的，他們之中有本單位的領導幹部，有黨團骨幹分子，有先進模範人物，當然也有善於迎奉拍馬，深受領導賞識的“紅人”。他們成立起組織之後，並不按照《十六條》的要求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本單位所謂“有問題的人”。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決這些人的“問題 ”。他們在單位領導的授意下，翻檔案，查材料，排名單，搞外調，把平時愛給領導提意見，或是已經貼了黨委大字報，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曆史有問題，或是出身知識分子又常對領導評頭品足，或是以往犯過錯誤、受過處分，或是性格倔強、不好領導，或是思想落後，表現不好，甚至僅僅是與領導關係不好，為領導所厭惡，以及戴過和摘過“五類分子”帽子的人統統“揪出來示眾”，分別給這些人戴上寫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曆史反革命分子”、 “地主資本家的孝子賢孫”、“三家村村長”、“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門罪名的紙糊高帽，掛上紙板牌子，拉到街上遊街示眾。隊伍前麵敲鑼打鼓，隊伍後邊紅旗招展，臂上戴著“紅衛兵”袖章的“文革委員”們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誰反對毛澤東思想，就砸爛誰的狗頭！”。那些日子真是熱鬧非常：從早晨到夜裏，各單位爭先恐後地拉著本單位的“反革命”們，像趕廟會、趕大集一樣湧上街頭。隻見大街小巷，一隊隊遊街的過來了，一隊隊抄家的過去了，鑼鼓喧天，紅旗飛舞，摩肩接踵，人聲鼎沸。八月的天氣，驕陽似火，這真苦了這些“反革命”們了。不知是哪位很會“革命”的人發明的這種酷刑：“反革命”們必須赤著腳，兩隻手各提著一隻鞋，還要用雙手扶著碩大的高帽不準歪倒。由於手提的兩隻鞋底不斷地晃動著拍打他們汗淚雙流的兩頰，他們的臉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們赤著的雙腳踩在曬得流油的柏油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饃的鏊子上一樣滾燙難熬。最可憐的還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們”。她們大都被剪光了頭發，或是被剃去一半（據說這叫“陰陽頭”），“ 革命者”們找來一些破了幫子的破鞋掛在她們的脖子上。隊伍不時停下來，“革命群眾”圍在“反革命”們的周圍，進行所謂“街頭批鬥”。男女“反革命”們像被耍的猴子一樣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強迫交代所謂“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當你耳聞目睹那些可憐的女人們，在“文革委員”和“紅衛兵 ”們一聲聲斷喝下，無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發生過男女關係------”“幾次？說！”“×次。”的時候，你的心能不顫抖嗎？
我記得，我隻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馬門教授》的德國影片中，看到過類似的場麵，但那是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恣意侮辱猶太人的鏡頭。當時看著這一切，我不禁愕然：這難道就是革命？這難道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說這一切暴行的製造者們是人，實在是玷汙了“人”這個字眼兒！
在各單位，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們，除去個別的例外，絕大多數都被關進本單位的“牛棚”裏。各單位普遍私設公堂，刑訊逼供，強迫“犯人”們挽起褲腿，跪爐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麵對著毛主席的畫像，向毛主席“請罪”。不少人，由於不堪忍受這種非人的虐待和對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殺了；死後還落個 “畏罪自殺”的惡名！許多家庭由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當時，根據劉少奇提出的：“中小學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決教師中的問題”的方針，全市中小學校的教師都集中在本學校食宿，不準回家。
小學生們年齡小，不懂、不會、也還不敢鬥爭老師，官辦“文革”和“紅小兵”組織成立後，都由學校領導人和“革命教師”們去鬥“有問題”的教師。也是戴高帽、掛黑牌、關“牛棚”、遊街示眾、群眾批鬥這一套。知識分子的尊嚴和斯文，由知識分子們自己動手打了個粉碎，孩子們隻顧睜大了驚奇的兩眼，看著他們平素敬重的師長們淋漓盡致的表演，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學就大大不同了。中學的孩子們正處在“牛犢不怕虎”的年齡，調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種各樣的孬主意、惡作劇，來整治那些曾經用知識的乳汁哺育著他們、自己卻像蠟燭一樣點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師們。孩子們在學校領導和“革命教師”唆使、指揮下，輪番批鬥“黑幫”。他們像過節一樣，情緒處於極度亢奮之中。他們“造反有理”——批“黑幫”；閑了沒事——批“黑幫”；一時心血來潮——批“黑幫”；有時完全是為了取樂也批“黑幫”。也不知是什麽樣的“藝術家”來了“貓玩兒老鼠”的“靈感”，居然“創作”了一首《黑幫歌》，一時風靡各中學。這可真把這些“反革命”書生們整苦了：他們挨鬥時要唱《黑幫歌》；“請罪”時要唱《黑幫歌》；開飯時，“黑幫”們要集體合唱《黑幫歌》！就這樣，人類靈魂工程師們的靈魂在經受著醜惡靈魂的折磨和摧殘！
在大學裏，鬥爭的矛頭也首先指向了廣大教師。知識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個人曆史、社會關係也比較複雜；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論校政，語多譏諷。於是，運動一來，領導稍加“引導”，他們便成了眾矢之的，一個個被“揪”了出來，關進了“牛棚”。與此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青年學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組的指導下，各個學校都在發動學生中的 “積極分子”清查所謂“右派學生”，抓所謂“遊魚”、所謂“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們“行動起來，保衛校黨委”。一些讀過《十六條》後，心潮澎湃，毅然貼出大字報，批評校黨委“怕字當頭”、矛頭向下的學生便首當其衝地被扣上了“攻擊黨”的罪名。各個大學的校園裏，用葦席豎起的大字報“圍牆”上，鋪天蓋地，密密實實貼滿了聲討、批判所謂“反動學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聲稱：他們批評校黨委就是攻擊黨、就是反黨。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不僅遭到大字報的圍攻，還被拉到大小會上批鬥。一些學生沒有經過政治鬥爭的鍛煉，承受不住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有的自縊，有的跳樓，付出了年輕的生命。當時許多高等院校都發生了學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這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
這一切都發生在劉少奇主持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裏！這一切殘酷迫害幹部、迫害群眾的罪行，都被“翻案派”們故意把水攪渾，而後卑鄙無恥地栽到了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廣大群眾的頭上！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所一手製造的種種罪惡，都被“翻案派”們顛倒黑白地算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賬上，算到了毛澤東的賬上！
正在毛澤東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向著相反方向推進的關鍵時刻，他的一張驚天動地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發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數十萬群眾參加的“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此時，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的《重要通告》已經隨處可見了。
《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條措辭明確而嚴厲的規定，如：任何單位不準以任何借口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對已經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必須立即平反,賠禮道歉，恢複名譽；任何單位都不準私設公堂，私設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須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員必須立即釋放；單位整理群眾的黑材料一律當眾燒毀，本人被逼所寫的檢查，一律退還本人，等等。
這真是“一聲春雷震天響”！它炸開了籠罩在中國上空近兩個月的滾滾黑雲；它炸開了遍地的“牛棚”，解放了無數被迫害、被淩辱的人們；它炸開了億萬革命人民心頭上的鐐銬；它炸開了阻擋革命前進的層層大堤，革命的洪流奔騰而出，一瀉萬裏。各單位紛紛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給被黨委、“文革”打成“ 反革命”的群眾平反。在平反會上，當這些“反革命”們接到《平反書》的時候，有的泣不成聲，有的嚎啕大哭，有的跑到主席台上，在毛主席像前長跪不起，高聲呼喊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還有的人激動地高呼：“解放不忘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整個會場群情激奮，口號聲此起彼伏。
被平反的人們中，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體驗過工人、貧下中農在四九年、在土改中，一下子獲得解放的那種激動、興奮、幸福和渴望報答的複雜情感，如今他們體會到了。他們一下子明白了：他們個人乃至他們全家的命運都與毛澤東的路線連在一起了，不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流毒，他們就仍然有重新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在會上，受迫害的人們聲淚俱下地控訴反動路線給予他們的種種殘酷的迫害，給他們個人和家庭、子女所造成的痛苦，叫聽著的人們不能不不灑下同情的淚水。當場聲明退出“文革”的人們，則反戈一擊，揭發“文革”在黨委領導人的指使下，是如何整理群眾的黑材料，把他們打成“反革命”的，使聽著的人們看清了領導幹部們是如何扭轉運動的方向，整群眾、保自己的真相。通過召開這樣的大會（有的單位還不止召開一次），廣大群眾的路線覺悟迅速提高，往往大會一散，人們就紛紛退出“文革”，重新成立自己的組織。
而官辦的“文革”則一敗塗地，土崩瓦解。黨委的領導人們由於執行了反動路線，民憤很大，威信掃地，成了被控訴、被批判、被打倒的對象；黨委完全處於被動的境地，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領導能力，名存實亡，處於了癱瘓狀態。所謂“踢開黨委鬧革命”，其實就是這麽一種情況。
然而，又必須看到，各單位的黨組織雖然癱瘓了，但是黨並沒有癱瘓，反而倒是加強了。這個“黨”就是毛主席，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毛主席、黨中央直接領導著人民群眾。這當然，一方麵是由於各級黨組織基本上都被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所誤導，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而陷入了被動的境地，失去了群眾的信任；另一方麵，也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正是鼓勵人民群眾敢於衝決一切阻力、敢於起來造反這個目的所形成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黨組織，都成了壓製、阻擋群眾起來造反的阻力。
一批在運動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而獲得解放的群眾中，除去少數人心有餘悸，什麽組織也不參加，當了所謂“逍遙派”以外，多數人參加或成立了新的造反組織。與此同時，大多數人，包括“文革”成員、早期紅衛兵和黨員、團員、先進人物和積極分子們，通過批判反動路線，認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向，退出官辦“文革 ”，從追隨、執行反動路線的“官方”圈子裏跳了出來，也成立了真正的造反組織。這些組織就是在批判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群眾組織。
這時，各單位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的“文革”成員和紅衛兵們，除去退出的人員之外，餘下的人員也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也稱自己是造反派，並且由於他們的組織裏黨、團員多，出身、成分好的人多，平時聽領導的話、與領導關係密切的人多，所以他們自恃是最純粹、最正統、最革命的造反派。盡管由於黨中央的政策壓頭，又迫於全國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強大聲勢，他們不得不、也不敢不給被他們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
但是，他們始終想不通這件事，始終不理解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支持、鼓勵、動員人民群眾敢於起來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而不是“鎮反”、“肅反”，也不是反右派；是叫人民通過這場運動學會識別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是修正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並樹立敢於向搞修正主義、搞資本主義的大人物們造反的精神。人們的兩隻眼睛應該盯住黨內、盯住黨內的當權派們在幹什麽？他們不理解這個要害。他們固守著57年反右派運動的老經驗：“反對黨支部，就是反黨”，“跟著領導走，到什麽時候也不會錯”，甚至有的人根深蒂固地信奉著“現官不如現管”的古訓，寧可不聽毛主席、不聽黨中央的，也要聽單位領導的。因此，他們的兩眼總是盯著黨外，總是盯著下頭。
由於他們轉不過這個彎子來，所以他們對群眾、對運動有怨氣：“我們緊跟黨委有什麽錯？誰知道什麽是反動路線？”他們有怒氣：“×××就是有問題嘛，他跑不了，早晚還得抓他的反革命！”他們不服氣：“我們出身貧下中農，一心一意跟著黨，我們倒錯了，他們倒成了革命的了！”他們甚至說：“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怎麽相信他們了呢？”總之，他們像“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一樣，也不許除他們之外的一切人等革命，似乎隻有他們擁有革命的“專利權”。
這樣一來，他們就和其他群眾組織處於對立的狀態。文化大革命從始至終，群眾分成兩大派，其根源就在於來自劉少奇的部署，在五十多天的時間裏，各地各級黨委為了保自己，都帶領著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們犯了鎮壓群眾運動的方向、路線錯誤，以至使相當一批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與被鎮壓的群眾及反對他們鎮壓群眾的更多的群眾形成了對立。可見，“走資派”的陰謀——蒙蔽、利用一些人，打擊另一些人——是造成群眾分裂的禍根。
後來，隨著運動的發展，各個單位的不同派別的組織都與其他單位相同觀點的組織聯合了起來，於是跨行業的地區性（全縣、全市、全省）的組織出現了。盡管在一個地區有成千上萬個組織，但是，這些組織基本上分成左、中、右三派，雖然他們都打著“革命造反派”的旗幟，其中卻有真正擁護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和自稱擁護文化大革命而其實是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的“造反派”，以及介於二者之間——既不讚成保守派的假造反，又不讚成真造反的“過激行動”的造反派。不過，與前兩派比較，這一派人數少，所以通常隻講“對立的兩派”。
群眾被分成對立的兩派之後，運動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要公開亮相，表明自己對於各個群眾組織的態度，這無疑是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次考驗，考驗他們對於革命群眾、對於文化大革命、對於自己所出現的錯誤、對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抱著什麽樣的態度。
在亮相過程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從而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紛紛貼出大字報，公開聲明支持群眾起來造反，歡迎造反派群眾造自己的反、造走資派的反，表示願意和革命造反派一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於是，他們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諒解，被稱為“革命領導幹部”，他們重新取得了威信。
可是，保守派組織卻把他們打成“走資派”，整理他們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材料，召開批鬥會，聲明不把他們打倒，“決不收兵”。而另外一些幹部則公開聲明支持保守派組織，承認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表示堅決和這一派“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這樣，他們就理所當然地被造反群眾視為“頑固堅持反動路線立場”，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於是，一時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成了這一派或那一派的“走資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保守派把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打成“三反分子”，往往是出於對這些幹部的“叛變”行為的懲罰。他們說：當初我們聽你的，你現在不站在我們這一邊，反而站在他們那一邊；你成了革命領導幹部，我們倒成了“站錯隊群眾”！他們不允許執行過反動路線的幹部改正自己的錯誤。而那些支持保守派的幹部，則不去主動承擔責任，耐心去做跟著自己犯了錯誤的群眾的思想工作，說服他們消除與造反派群眾的對立情緒，牢牢把握運動的大方向；反而聲稱，他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表示堅決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這些幹部依然在利用這些群眾來幹擾運動保自己，依然在堅持反動路線的立場，對抗文化大革命運動。所謂“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混戰”，所謂“文化大革命傷害了很多幹部”，就是這麽一回事。
其實這種狀況，無論對於廣大幹部還是對於廣大群眾來說，都不是壞事情。從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看問題，這正是對幹部和群眾識別修正主義能力的一種考驗和鍛煉。各派在打倒支持對方的幹部的同時，都拚命地保護支持自己的幹部，阻止對方批鬥。這樣，就發生了“搶幹部”的鬥爭：把支持自己的幹部藏起來，把支持自己而被對方“揪走”的幹部搶回來。於是出現了武鬥。由搶幹部的武鬥，後來發展到把對方從人家占據的地方打跑，把對方的廣播站砸毀，把對方的物資、器材、用品搶走等等的所謂“打砸搶”。
由此可見，群眾分裂也好，“打倒一切”也好，“全麵內戰”也好，其總根源全在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結果。當然，這也是極其自然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指向資產階級的大革命，那麽它就必然要遭到資產階級的幹擾、破壞和拚死抵抗。這是兩個階級的生死較量，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五）如同曆史上任何革命造反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濤，它在衝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時，也衝擊了某些本不該衝擊的事物，傷害了一些本不該傷害的人。
其實，在任何一場戰爭中，無論怎樣英明的統帥，也難以保證自己的火力在摧毀敵軍的同時，絲毫不給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損失。何況“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⑼因此，出現某些損失、缺點和錯誤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
毛澤東主張對待文化大革命運動要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產生，原因是複雜的，但是，最主要的是：一、 幹部和群眾都沒有經驗。文化大革命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它與以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同：它不僅提出了要“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允許人民群眾結社造反，而且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組織的領導人）作為了革命的對象。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傳統和常規，超越了幹部和群眾的經驗範圍。《十六條》中規定：“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於是，群眾的這種“識別”的過程，也就可能是他們犯錯誤的過程。同時，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現了人們靈魂的大暴露。在幹部和群眾中，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法權觀念，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潮、傾向和行為都表現了出來。這樣，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也就不足為怪了。對此，我們隻能看作這是為了探索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的問題而付出的必要代價。不言而喻，無產階級隻要保住了政權，不管付出多麽高昂的代價，都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值得的，因為無產階級失去了政權，也就失去了一切，會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對於這一點，如果說過去我們還隻是一種邏輯判斷，那麽在今天，應該說我們已經有了切身的體驗了。
二、 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們，有著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路線，扭轉鬥爭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指出：“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⑽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正如毛澤東曾經指出過的：“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麵造謠；或者抓住若幹表麵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 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⑾與此同時，由於曆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都存在著一股小私有者的保守觀念。無疑，這種觀念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走資派的作用。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每前進一步，不僅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營壘內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而且要排除群眾中各種“左”傾思潮和右傾保守觀念的幹擾。其中破壞力最強、給予運動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路線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個政治騙子。他們以“左 ”的偽裝出現，在攫取了文化大革命很大一部分領導權之後，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打擊異己，製造假案；煽動極“左”思潮，鼓吹“懷疑一切”；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裏，卻在密謀“解放曆次運動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批陳整風”發展成為一場全黨全軍和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所有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都感到時機已到，“永不翻案”立刻變成了永不認帳，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一變而成為“遭受林彪迫害”好漢。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三、 壞人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壯闊的革命群眾運動。鬥爭的矛頭直指黨內。於是，社會上一切被打倒的階級、一切被專政的反動分子、各種刑事犯罪分子、所有對社會主義對人民政權和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的反革命分子，都一下子興奮起來，以為向新社會、向共產黨發泄仇恨的日子到了。他們本能地站在與運動對立的立場上，或者明目張膽地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複，或者搖身一變，混入群眾隊伍，煽動鬧事，製造事端。這些壞人連做夢都盼著中國早日變天，他們正是黨內走資派的社會基礎。隻要看一看，在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之後，這些人是如何地如魚得水，時來運轉，與走資派相勾結，一夜暴富，在今天的中國終於又重新營造起他們原已失去的天堂，我們就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對於他們來說，怎麽能不是一場災難？他們怎麽能忍受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六）中國有句古話：“人貴有自知之明”。作為一位對唯物辯證法運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偉大哲學家，毛澤東是非常富有自知之明的。而且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七二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他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麽多，很多人是跟著喊的。七六年在病危中，他同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於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他的一生是何等地輝煌，可是他卻說自己畢生隻做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戰鬥”便結束了。可以這麽說：這場革命是隨同他一道啟程的。
一位無與倫比的時代偉人，他和他的事業就這樣結束了嗎？這個問題，最終是要人民來回答的，是要由黨內外廣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來回答的，而他們是會做出回答的，曆史必將證實這一點！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這兩種人都不是指的人民。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⑿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大官們”中的人。毛澤東的這段話正是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為什麽少、反對的人為什麽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人們“要否定。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盡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隻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澤東在談到這種人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卻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⒀這種人無疑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第二種，是那種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卻越來越遠的人。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誌；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有心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到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在應該享受”的人。他們可能不象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但是，他們已經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成為了列寧所斥責的那種社會主義製度下新生的寄生蟲。
第三種人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觸動自己某些利益和觀念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以及這種過火行為給予他們個人的某些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接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誌看不到，當這場以打倒黨內的修正主義勢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廣大群眾這也不許幹，那也不許幹，實際上也就取消了群眾運動。這些同誌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
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盡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的一種“運動行為”，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黨的“九大”以後，毛澤東提出：幹部中隻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在全國沒有幾個人。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是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采取反對、算帳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逆流，致使運動反反複複，明爭暗鬥，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的日子。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麽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曆史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隻是由於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理解和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忠誠於共產主義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不惜冒著槍林彈雨、浴血奮戰，不惜飽受艱辛、英勇奮鬥了幾十年的人們，卻跟隨著走資派歡欣鼓舞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打通了通往資本主義的道路！
今天，經過了二十多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折騰，我們的社會主義，除去“特色”還有什麽呢？所謂“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名存實亡了——集體經濟早已蕩然無存，國營經濟的比重也由87%跌到不足23%了，而且國有最大的500強企業正在招引跨國公司來購並，同時，共產黨的大門也向老板和“大款”們敞開，資本家們和無產階級戰士們竟然有了一麵共同的黨旗！社會主義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我們的這些無比熱愛社會主義的“老革命”，還在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這是他們個人的不幸，卻也是一切為了奪取無產階級專政而犧牲的先烈們和一切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辛勤奮鬥的人們的悲哀！但是，正如偉大的革命導師毛澤東所說的：“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之內，可能認識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錯誤，但是，隻要他們要革命，在他們知道事實的真相，認識了修正主義的真麵目以後，在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最後總是會同修正主義決裂，站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方麵來的。”⒁
情況正是這樣。在今天之中國，繼續堅守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陣地，高舉著科學社會主義大旗，同一切腐化、西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反共勢力進行著毫不妥協的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中，許許多多經受過文化大革命衝擊的老戰士都義無返顧地站在了鬥爭的最前沿。他們拋棄個人恩怨得失，以無產階級的廣闊胸懷，為悍衛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捍衛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繼續奉獻著他們的餘生。“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他們無愧於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這裏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的政壇上，明裏暗裏製造著一種輿論：毛、周鬥爭論。說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是有矛盾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壓抑，受排擠，不被信任，權力和處境都岌岌可危的；周恩來與“徹底否定”的主持們是誌同道合，統屬一派的。似乎暗示人們：“徹底否定”正是周恩來流下的一個遺願。這真是彌天大謊。但是，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地重複它，並且不斷地變換內容，翻新花樣，它就成了人雲亦雲的“真理”、不脛而走的“事實”。其實，隻要看一看製造這種輿論時的政治風雲，製造這種謠言的目的也就一目了然，不攻自破了。
製造這種謠言，“翻案派”們的用心是什麽呢？第一、貶毛抬周是為了穩定政局。“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貶損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以後，諾大的中國出現了信仰危機和領袖真空，那麽由誰來填補呢？看了看，數了數，他們之中誰也不行；他們誰出來當領袖，都會露出狐狸尾巴，而且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會認可，於是隻好抬出周恩來與毛澤東相抗衡。因為在中國人民心目中，隻有毛、周的威望最高。
第二、貶毛抬周是妄圖“證明”：毛澤東不僅“迫害”了他們，“迫害”了大批“革命功臣”、“開國元勳”，而且連周恩來也在被“迫害”之中！這是為了進一步貶損毛澤東，極力“證實”他是一個“迫害狂”，一個“暴君”。
第三、說周恩來是他們一派的“首領”，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這是妄圖利用周恩來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來使他們的所作所為合法化，來抬高和鞏固他們的地位。二十多年來營造這種神話的結果，盡管嚴重地損害了周恩來的光輝形象，把周恩來按照他們的需要醜化成了一個毫無原則，毫無氣節，說違心話，辦違心事的資產階級政客和兩麵派。然而，策劃者們卻從醜化周恩來的勾當中獲得了預期的效果。全黨一大批既熱愛毛澤東，又熱愛周恩來，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始終心存芥蒂的高級幹部們，自以為和周恩來站到了一起，因而獲得了一絲心理上的平衡和慰藉，從而使“徹底否定”幹得心安理得、皆大歡喜，這樣，也就保證了“新路線”的順利貫徹和推行。
然而，曆史終究是曆史，事實畢竟是事實。它可以一時被歪曲，但是最終誰也改變不了它的真麵目。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悼念毛澤東的日子裏，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西哈努克的一篇文章。文章在描述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時，打了一個生動而形象的比喻。他說，毛澤東主席是一位偉大的設計師，而周恩來總理就是一位偉大的工程師。一位資產階級政治家，居然如此深刻地理解了毛周兩位偉人是如何地缺一不可，這實在是他的一個真知灼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新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是這兩位偉人之間心心相通，誌同道合，親密團結，默契合作地帶領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晶！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文革”的文班子，還是林彪的武班子，他們都不能取代周恩來的地位。盡管林彪披上了“親密戰友”的“虎皮”，但是真正的親密戰友卻是周恩來。這隻要看一看，當林彪外逃之時，周恩來是如何地緊握三軍指揮權，當機立斷，決然處置的神威，就可以明白他和毛澤東之間是何等地相互信賴，毛澤東又是如何地倚重於周恩來的。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新政權的建立，以及兩屆黨代表大會、兩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召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澤東全權委托以周恩來為核心組織籌備和逐一確定的。沒有周恩來親自掛帥，要想完成這些重大的國務活動是不可能的。
為了加深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翻案派們還刻意編造出一個病重中的周恩來，痛苦地承受著“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迫害”這樣一個聽了令人發指的故事。然而，一九九八年第九十七、九十八期《每周文摘》以《梁效內幕》為題，分兩期連載了北京大學老教授、國學大師、著名的“梁效”寫作組成員周一良的一篇文章。發表時，《每周文摘》編者，加了這樣一段按語：“中國青年出版社4月出版了《周一良學術文化隨筆》，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以正視聽……”周文中，專門有一節寫了關於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周文寫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如揭發出江青說總理是大儒，批儒目標指向總理，等等。
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群）謝（敬宜）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動佩帶白花。有兩人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我是其中之一。注釋組後來查問，我當然如實報告。會後組長孫靜告訴我‘別緊張’，我當然也沒認為犯了什麽錯誤。（‘粉碎四人幫’後）審查期間，範達人和何芳川兩個組的負責人分別找過我，嚴厲責成我老實交代他們兩人反對周總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兩人都是曆史係很好的學生，我認識他們快二十年了，敢保證他們不會反總理。”
魯迅先生說得好：“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一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其實，想一想當年的“評《水滸》，批宋江”，也未必就是空穴來風，或者是什麽人“拿著雞毛當令箭”。現在“聚義廳”不是已經改成“忠義堂”了嗎？國外的“ 方臘”們，不是也已經被我們官方呼之為“恐怖主義組織”和“分裂主義勢力”了嗎？並且，我們不是“替天行道”，著實狠狠地懲罰了越南這個“霸權主義國家” 一頓，讓我們大洋彼岸的那個“戰略夥伴”長長出了一口惡氣嗎？……不管人們用怎樣陰險、卑劣的手段去塗抹曆史，曆史的真麵目都不會改變。“指鹿為馬”隻是暴露了趙高的奸惡，鹿終究是鹿，馬也還是馬，叫任何人都無可奈何！（全文完）
注釋：⑴ 轉引自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報》
⑵ 轉引自1967年第7期《紅旗》雜誌
⑶ 轉引自1967年第13期《紅旗》雜誌
⑷ 轉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⑸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31頁
⑹ 引自《“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
⑺ 引自1976年3月28日《人民日報》
⑻ 蘇 楚：《“文革”時期的外交》
⑼ 轉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⑽ 轉引自1967年6月1日《人民日報》
⑾ 引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
⑿ 轉引自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
⒀ 毛澤東：《在工業十條討論會上的講話》
⒁ 轉引自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報》
就把這句話當成了真理， 我們的小編門奉為聖旨。
可以說，任何寫大躍進文章引用這句話的全部是謊言。
那些人的文章隻有兩個價值：1，以前我站錯了立場，我認錯，感謝**給我站對隊伍的機會。 2， 我冤枉哪，那幫該死的，現在輪到我出氣了。。。
我可以理解這種文章的政治目的和個人目的，但是沒有曆史價值。
不過。。。
大家討論討論，問題在於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