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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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公元前207年秦亡。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誌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500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
依照曆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隻有效存在了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係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麵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餘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係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曆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係，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曆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複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征：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曆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誌，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製、領主私刑製、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曆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曆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曆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係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係，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係，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係（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隻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曆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曆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曆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隻能重新陷入曆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麵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曆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曆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曆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麵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曆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曆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曆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曆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麵：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曆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麵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曆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麵：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鹹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梁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癡，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麽？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隻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曆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曆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曆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誌的權力手段。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征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裏，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麵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紮，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於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於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發不減反增，賦稅征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複辟勢力全麵複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麵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麵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曆史上，事實上也隻有這一次。
曆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麵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曆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曆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幹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隻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拚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
就權力層麵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麵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製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要複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複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曆史與社會的複雜性便在這裏：對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平複；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複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曆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曆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係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隻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12年裏，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曆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複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複辟舊製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複辟大毀滅的曆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
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辟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裏，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並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複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了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曆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製、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曆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鹹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麵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曆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曆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曆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複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複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於展現曆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然性。
於是，曆史的邏輯在這裏突然斷裂了。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曆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曆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於曆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誌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500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
依照曆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隻有效存在了12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係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秦帝國突然滅亡的原因，始終是中國曆史的一個巨大謎團。 揭示這個謎團，對於全麵認知中國原生文明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兩千餘年來對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與對秦政的總體評判緊密聯係在一起，與"暴秦"說互為論證，形成了一個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曆史事實已經呈現出一個基本結論：秦政是一個偉大的文明體係，秦政並無暴虐特質。以中國曆史作縱向對比，從項羽複辟集團毀滅帝國文明的暴政暴行開始，秦之後的大暴政導致的大劫難屢屢發生。與其相比，秦政文明水準遠遠高於其上。這一文明水準，主要指兩個基本特征： 一則是大規模的文明創新性，二則是大規模的建設性。這兩個基本點，其後中國曆史上的任何時代都無可比擬。 是故，秦政絕不是中國曆史上的暴政時期。 以人類文明史作橫向對比，秦政則是同時代人類文明的最高水準。大體同時代的西方羅馬帝國的殘酷暴烈，與秦帝國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舉凡人類在自然經濟時代的野蠻標誌，都是西方羅馬帝國及中世紀的專屬物：鬥獸場、奴隸角鬥士、初夜權、奴隸買賣製、領主私刑製、貞操帶、以掠奪為實質的宗教戰爭等等等等，其觸目驚心，其陰暗恐怖，盡出西方落後文明也。這是曆史的事實，不能因為西方社會今日的相對文明發達而否定其曆史的野蠻性。客觀地說，相比於西方羅馬帝國，秦帝國的文明水準至少超過其半個時代，或者說高出其半個社會形態。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國"暴政"，並極其武斷地以此作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曆史事實依據，又與高端文明時代的審視理念顯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奧秘，首先得明確兩則根基。 其一，將作為文明體係的帝國創造物--秦政體係，與作為權力主體的秦帝國區別開來，建立一種明確的認知：權力主體之與其文明創造物，是兩個具有不同運行邏輯的各自獨立的主體。兩者之間有聯係，但並無必然的興亡因果關係。秦帝國的速亡結局，並不必然證明其文明體係（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趙高政權的暴虐殺戮，隻是帝國權力主體在曆史延續中的變形，而不是作為帝國創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國滅亡奧秘，必須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曆史高度，透視解析那個特定時代的廣闊的社會曆史聯結，尋覓導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為深廣的社會因素。任何簡單化的方式，都隻能重新陷入曆史的煙霧之中。
綜合當代所能見到的全部基本資料，我們可以認定：秦帝國突然滅亡，有兩個最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發政變所導致的中央政權突然變形；其二，是戰國傳統所形成的巨大社會慣性，導致整個社會迅速地全麵動蕩。突發政變是直接原因，戰國慣性則是基礎原因。這兩個原因所涉及的曆史事實，大體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發政變，更是人人皆知的曆史事實。戰國傳統所形成的社會慣性，卻曆來為史家與社會所忽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是故，我們的探究重點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認知--高端文明時代所應當具有的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發惡性政變，導致中央政權結構全麵內毀。
秦帝國在權力交接的轉折時期，突然遭遇惡性政變，曆史異數也。 異數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與突發性也。對於秦始皇之後的權力交接，曆代史家與社會意識都有這樣一個基本評判：若由長公子扶蘇繼位，秦帝國的曆史命運必然大不相同。其時，扶蘇的品性與才具已經得到了天下公認，"剛毅武勇，信人奮士"，已經具有了很高的社會聲望，連底層平民陳勝吳廣等尚且知之，朝廷郡縣的大臣吏員更不用說了。當時的始皇帝與天下臣民，事實上已經將扶蘇作為儲君對待了。當此之時，曆史卻突兀地呈現出一幅最荒誕的畫麵：始皇帝突然死於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國的二世皇帝！ 這一突兀變化的成因，及其演進環節所包含的具體因素，始終無法以常理推斷。幾乎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是突發的，幾乎任何一個因素都是突然變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預料的邏輯性。突發性與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曆史幻覺：莫非這當真是古人所謂的天意？ 透析這場政變對秦帝國的直接的全麵的內毀，認識其突發性與偶然性這一特質，是極其重要的。唯其突發，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議，才有了秦帝國中央政權的堅實結構迅速瓦解崩潰，才有了帝國臣民依然本著奉公守法的傳統精神，在連番驚愕中不自覺接受了權力軸心極其荒誕的惡性作為。惡性政變突發，農民暴動又突發，秦帝國所有足以糾正中央惡變的政治力量，都因為沒有起碼的醞釀時間，而最終一一宣告失敗。從根本上說，政變的突發性與農民舉事的突發性聚合，決定了其後帝國命運的殘酷性。
這場突發政變所匯聚的曆史偶然性因素，大體有如下方麵：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確立扶蘇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堅執進行最後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蘇北上九原監軍，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後一次大巡狩，於諸皇子中獨帶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鹹陽，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離開後以趙高兼領符璽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於沙丘行營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發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寫完遺詔，偶然性八也。
突發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見李斯會商善後，偶然性九也。
長期忠誠無二的趙高突發人性變形之惡欲，偶然性十也。
棟梁重臣李斯之突變，最為不可思議，偶然性十一也。
扶蘇對假遺詔之缺乏辨識或不願辨識，選擇自殺，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繼入獄，蒙恬被逼接受自殺，蒙毅被殺，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賁父子於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錯再錯，大失前半生節操才具，終致慘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質過低而近於白癡，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國功臣階層因李斯突變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趙高之惡欲野心膨脹變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陳勝吳廣之"閭左徭役"突發暴動，偶然性十九也。
關中老秦人人口銳減，對惡性政變失去強大威懾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為關鍵的兩個人物--趙高與李斯的突變，可謂這種偶然性的典型。以趙高前期表現與功績，始皇帝對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幾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的人性之惡變突然發作，並無必然性，確實是一種人性突變的偶然性。若說趙高從少年時代起便是一直潛藏在始皇帝身邊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績與傑出才具，及其自覺的法家理念與幾次重大關頭表現出的堅定政治抉擇，實在不可能在其與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計較。然則，李斯恰恰接受了趙高說辭，恰恰計較了，這是必然性麽？僅僅以李斯青年時期的"廁鼠官倉鼠"之說，便認定李斯從來是一個私欲小人，同樣是滑稽的。李斯與趙高，都是英雄與魔鬼的無過渡對接的異常人物，其突然變異，無疑隱藏著人性潛質的巨大秘密。但是，從社會原則與政治原則出發，任何時代的人事任用都隻能遵循實踐法則，以人物的既往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極少數的突然變例去判定。從本質上說，趙高與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奮爭的結果，是曆史的必然。從人事任用權力說，始皇帝重用趙高李斯是合乎邏輯的，同樣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趙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變異，實在是一種不可預知的偶然性。 種種偶然性導致的這場政變，是曆史上摧毀力最強的惡性政變。
作為一種權力更迭的非常態方式，政變從來存在於從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結局與對曆史的影響而言，政變有三種：一種是相對正義方發動的良性政變，譬如後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一種是僅僅著力於奪權而不涉及國策，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譬如趙武靈王末期的政變，以及後世的明成祖朱棣政變；第三種便是破壞力最強的惡性政變，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後的趙高李斯政變。
這場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是由其主要發動者的特質決定的。這一政變的軸心人物是趙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體謀求目標不同，但目標的根基點相同：都是為了謀求最大的個人利益，或為私欲所誘惑。其最為關鍵的李斯與趙高，都是帝國的赫赫功臣，趙高掌內廷大權，李斯掌國政大權，既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又有足夠大的社會聲望，同時更有改變始皇帝既定意誌的權力手段。
然則，政變之所以成為惡性政變，並不在於政變開始與過程中的權謀與惡欲，而在於政變成功之後的再度惡變。若胡亥即位後，趙高與李斯同心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經在始皇帝在世時開始了的適度寬政，減少徭役征發，而避免了農民的突發暴動，這場政變完全可能成為無可無不可的中性政變。然則，事情沒有按照正常的邏輯發展，而是再度惡變，大大偏離了李斯卷入政變的初始預期。這裏，決定性的誘發因素又變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後，低能愚頑的享樂意識大發作，進一步誘發了趙高全麵操縱國政的野心，並最終導致了趙高再次發動政變殺了胡亥。在這再度惡變的過程中，李斯幾欲掙紮，幾欲將國政扳回常態，然由於已經與帝國權力層的根基力量疏遠，李斯的努力顯得蒼白無力，終於陷入了趙高的陰謀而慘死。 因再度惡變，這一政變終於走上了惡性道路。
惡果之一，秦帝國堅實的權力結構迅速崩潰。在趙高"誅大臣而遠骨肉"的殘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殺戮，帝國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權發生了急劇的惡變。
惡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種種社會惡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發不減反增，賦稅征收不輕反重，迅速激發了激烈的民眾反抗，由此而誘發複辟勢力全麵複活，使社會動蕩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織難解，大災難終於來臨。
惡果之三，秦帝國群策群力的施政決策方式蕩然無存，驟然轉變為胡亥趙高的荒唐臆斷。中央決策機構全麵癱瘓，以致胡亥對農民暴動的社會大動亂程度的荒唐認定，根本無法得到應有的糾正。在始皇帝時期，這是無法想象的。
............ 綜上所述，秦帝國滅亡的直接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其二，戰國大爭傳統形成的巨大慣性，導致了空前劇烈的全麵動蕩。
秦末動亂之快速劇烈，在整個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 從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亂之時，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劇烈亂世，轉折之快如颶風過崗萬木隨向，實在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大象飛轉。及至大澤鄉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達到"旬日之間，天下響應"的激速爆發之勢，為後世任何大動蕩所望塵莫及。在社會節奏緩慢的自然經濟時代，煌煌強勢一年急轉直下，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在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曆史上，事實上也隻有這一次。
曆代史家解釋這一現象，無不歸結為秦"暴政"蓄積已久，其發必速。所謂"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評判之依據。實則不然，這種轟然爆發而立即彌漫為整個社會大動亂的現象，固然與秦二世惡政有直接關聯，也與始皇帝時期的帝國施政有關聯，但不是必然性關聯，尤其不是長期"暴政"激發一朝大亂的必然性因果關聯。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國並非暴政，更不是長期暴政。秦末大動亂其所以驟然爆發且立即全麵化，其所以成為人類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決於那個時代獨有的特質。不理解或有意忽視這一特質，則無法深刻解析這一曆史現象。
秦末社會的獨有特質，在於戰國大爭傳統依然是主導性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決定著時人對種種事件的認知標準，也決定著隨之而來的反應方式與激烈程度。為此，要深徹體察兩千餘年之前的那場劇烈大爆發，首先得理解那個時代的價值理念，理解那個時代的行為方式。否則，不足以解釋其普遍而劇烈的反應，不足以解釋其大規模地酷烈演進。作為解析人群活的曆史奧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視的，便是發掘那個時代已經被史書風幹了的鮮活要素。否則，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關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國建立後不同群體的社會心態。 秦帝國惡性政變發生之時，一統天下尚隻有短短的12年。無論以哪個時代的變化標尺衡量，12年，都是個太短太短的時段。其時，七大戰國生死拚殺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國興亡所導致的巨大精神鴻溝，尚深深植根於種種社會群體之間，尚有很遠的距離才可能彌合。
就權力層麵說，戰勝者成了一統天下的君王與功臣，戰敗者則成了失國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眾層麵說，戰勝國臣民的主宰感、榮譽感與尊嚴感，以及獲取巨大的戰勝利益的愉悅感，都倍加強烈。滅亡國家的民眾濃烈的淪喪感、失落感與自卑感，以及在社會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卻鮮明地放大了。此間鴻溝，既不可能沒有，也不可能不深。就關注焦點而言，作為戰勝者的帝國政權與本體臣民，立即將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規模的文明創製之中，力圖以宏大的建設功業達到人心聚化，從而達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為戰敗亡國的山東六國臣民，其需求要複雜得多：民眾孜孜以求的是，力圖從統一新政中獲得實際利益的彌補，獲得精神淪喪的填充。六國貴族則殷殷渴求於複辟，殷殷渴求奪回已經失去的權力、土地與人民。此間鴻溝，不可能沒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種種鴻溝，意味著這時的社會心理尚處於巨大的分裂狀態。 帝國政權的統一，距離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離。 雖然，從總體上說，天下民眾確定無疑地歡迎統一，並欣然接受了統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並非虛妄之辭。然則，曆史與社會的複雜性便在這裏：對於一個魄力宏大且又洞徹天下的政權而言，上述種種社會鴻溝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漸漸趨於平複；而對於一個不知深淺的惡變政權，上述種種社會鴻溝，則可能立即從潛藏狀態驟然轉化為公開狀態，精神鴻溝驟然轉化為實際顛覆。
就其實質而言，秦帝國統一初期，整個社會心理仍舊處於一種不定型的可變狀態，天下對秦帝國一統政權尚未形成穩定的最終認可。渴望重新回到戰國大爭時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強勁的社會思潮。 唯其如此，在後世看來相對尋常的種種事變，在這個時期都具有數倍數十倍放大的強烈反應後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聵的君主，前世有之，後世更多有之。然則，其時社會反應之遲鈍緩慢，遠遠無法與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漢末期的綠林、赤眉農民軍暴動起，任何時代的農民起義都是反複醞釀多年方能發動，發動後又長期轉戰，很難得到社會有效支持，至於普遍響應，更是極其罕見。此種現象，愈到中國後期愈明顯。宋王朝享樂庸主多多，且內憂外患頻仍，農民反抗經久不斷，卻數十年不見天下轟然而起。明代昏君輩出，首代殺盡功臣，此後外患政變迭出，後更有"家家皆淨"之號的盤剝皇帝嘉靖，而明代釀成農民大起義，卻竟然是在二百餘年之後。縱觀中國曆史，其對昏暴君主的反應差別之大，直教人懷疑戰國華夏族群與後世國人簡直就不是一個種族。
此間根本，正在於活曆史中的時代精神的巨大差別。 關注的根本點，便是直接延續於秦帝國時代的戰國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乃"多事之時，大爭之世"，普遍的生命狀態是"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當此之時，世風剛健質樸，不尚空談，求真務實，對國家大政的評判既直截了當，又坦蕩非常。春秋戰國時代的普遍現象是：國有昏君暴政，則人才立即出走，民眾立即反抗，或紛紛逃亡。這種剛健坦蕩精神，既包括了對昏聵政治的毫不容讓，也包括了對不同政見者的廣闊包容，因之釀成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係列政治奇觀。在中國曆史上，隻有春秋戰國時代的貴族可以因政見不同而流亡，並能在流亡中尋覓時機以再度奪取政權。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政治失敗者，能在被貶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權力場。也隻有在這一時代，士人階層能以政見理念為標準，選擇效力的國家，能"合則留，不合則去"，其特立獨行千古罕見。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可以自由遷徙，"危邦不居"，可以對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揮手便走，否則便聚而抗爭。也隻有這一時代的民眾，真正地千刀萬剮過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觀，皆賴於這一時代的根基精神，皆為這一時代的社會土壤所開出的絕無僅有的奇葩。這一時代現象，便是天下問政的風尚。
在秦統一中國之後的12年裏，這種春秋戰國遺風仍然以濃烈的曆史傳統，存在於現實社會。整個社會對已經滅亡的六國，並沒有因為向往和平與統一而從精神上徹底拋棄。對具體到個人的六國貴族的複仇，更沒有因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於對複辟舊製帶來的惡果，則因為沒有複辟大毀滅的曆史先例，其時尚無法深切體察。
其時，天下民心對帝國大政的基本態勢，仍然是春秋戰國的價值法則：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棄你。始皇帝雄風烈烈大刀闊斧開天辟地大謀天下生計，誰都會看在眼裏，好，帝國施政縱有小錯，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聵殺戮重臣，享樂與聚斂並發，大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個時代，沒有漫長的忍耐與等待，沒有基於種種未來與現實利益而生發的反複權衡，沒有"臣罪當誅兮，天子聖明"的愚忠世風，沒有"竊以為如何如何"的萎縮表達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簡單明了的。 轟然之間，社會直感立可爆發為巨大的社會風暴。 這便是社會土壤，這便是時代精神。
就曆史事實說，始皇帝以戰止戰而一統天下，民眾無疑是真誠地歡迎，真心地景仰。一個新政權堪堪立定，便致力於破解人身依附、取締封地舊製、決通川防、修築道路、消除邊患、建立郡縣、統一文字、統一交通、統一田疇等等天下生計作為。再加上帝國君臣上下同心，政風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後世罕見的清明政風。曆經春秋戰國數百年錘煉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沒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誠地景仰這個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國。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對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對繁重的賦稅，也容忍了種種龐大工程中夾雜的與民生無關的奢華工程，如拆毀六國都城而在鹹陽北阪寫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奮發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藥而求長生不老的個人奢靡與盛大鋪陳。 歸根結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達的。事實上，人民在期待著始皇帝政權的自我校正。畢竟，麵對始皇帝這樣一個不世出的偉大君主，人民寧可相信他是願意寬政待民，且能夠自我校正的。這種天下心態，雖非春秋戰國時代的主流精神，然卻也是基本的複雜人性的活化事實，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後世屢見不鮮的。
在人類曆史上，偉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積民怨為代價而追求宏大功業，是極為常見的。這種君主，其歸宿大體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後，戰國如秦昭王，後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來不及自我校正，然卻在生前能清醒善後，擇賢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後世繼承者校正，後世漢武帝為此典型；其三，既來不及自我校正，又來不及清醒善後，驟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導致巨大的顛覆性惡變。
無疑，始皇帝屬於第三種情形。 始皇帝身後的惡性政變，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個性邏輯，又滑出了帝國法治的常態穩定性邏輯，本身便是一個曆史罕見的偶然性。且作一條曆史的延長線：若沒有陳勝吳廣的農民暴動及其引發的複辟惡潮，度過胡亥趙高的惡政之後，由子嬰繼位秦三世，帝國政治能否恢複平穩狀態？應當說，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後世對秦政秦文明的評價又當如何？這一假設的意義，在於展現曆史邏輯，在於清楚認識惡性政變並非因始皇帝時期的秦政而發，並不具有必然性。
於是，曆史的邏輯在這裏突然斷裂了。 強大的慣性力量，絞殺了本質上具有可變性的曆史邏輯。 這便是秦帝國突然滅亡的曆史本質。 偉大的秦帝國驟然消逝於曆史的天宇，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個巨大變數。 偉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視野，是中國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劇。
我強調文革不等於上山下鄉，上山下鄉在很多人眼裏也是不一樣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毛澤東眼裏的文革，當然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第二感興趣的就是現在編文革故事的人有多少真實性，多少政治動機，多少利益驅動。。。
這個問題比曆史上的文革更有意思，因為更具有現實性， 哈哈
改革開放不過是把這些財富變成了商品進行了再分配而已。
//小時候窮並非完全是政治問題，這是經濟問題。
美國沒有文革，你看看第一代移民的生活，還不是一樣的窮？
其次，現在依然有很窮的人。
根據你的文章，顯然我們需要再次文革，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財富是自己創造的，不是某個領導恩賜的。
文革中最倒黴的是極左，他們中大多數在文革後受到排擠，待遇比當初的右派更差。
很多溫和的右派其實是受益了，因為文革把他們的對手給放倒了， 待遇也得到了補救--相當於文革中什麽責任也不負，待遇卻照常。
--而且他們後來一直占據道德製高點， 到現在還嘮嘮叨叨的。
對大多數人來說，文革沒有那麽可怕。
六國宮的修建,那是秦人滅一國建一宮,為了收藏高檔戰利品,現在中國文物界還指責英國人把中國文物胡亂堆在大英博物館的地下室.修建土木工程沒有被人理解,還遭到儒教的中傷.
兵馬俑的修建,那是新興的地主階級移風易俗,廢除人殉,秦始皇實際控製的地域是空前遼闊的,夏商周都是隻控製一個小區域,讓別人進貢,而且經常和抗貢的打仗,真是小把戲,並且墓葬也奢侈,用活人陪葬,秦始皇用俑陪葬,被儒教惡意中傷,況且建立如此功業,有如此雄厚的國力,和後來的皇帝一樣陵肯定小不了.最玄的是秦人修建了都江堰,陝北直道,擁有優良的兵工廠和冶金工業等,秦人擁有一批超越時代的科學家,秦始皇的陵墓也就複雜了,又成為被儒教中傷的理由. 兵馬俑的考古發現讓我們真正了解那個偉大的古代超級大國．與我們國近代的表現截然不同的強國，給我們留下走向複興的文化底蘊！
馳道的修建，秦國的確輕民力，但是中原國家更差勁，中原此起彼伏的奴隸起義已經說明，魯國宋國等中原尊儒國家的下層人民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秦國的開明奴隸主的變法吸引了中原大批的人民，隻有秦國的老百姓可以富裕到一家有一頭牛，隻有秦國的人民可以免遭匈奴和其他國家三天兩頭的侵略，馳道主要為了秦軍的後勤保障，秦軍的後勤能力在當時是世界一流的。
美國為了實現軍用物資的大規模運輸和快速兵力投放花費了大量心血，也沒有見美國人批評政府，倒是日本人承認美國人的物流戰很厲害。隻要當時沒有秦國人批評政府就行.腐儒隻會用輕民力來中傷秦國.其實腐儒橫行的中國才是人間地獄.
長城的修建,蒙恬家族與匈奴世世代代在長城沿線作戰,選擇了對遊牧民族最有效的長城戰略,西方也有針對遊牧民族的長城,秦始皇那時還沒有出生,怎麽為此負責.親臨一線的秦兵漢將都擁護長城戰略,後來的戚繼光還親修一端長城.儒家就炒作孟江女的故事,試問中國那一項工程沒有死過人,儒教的輿論偏偏指向秦始皇,況且秦人犧牲那麽多忠誠勇敢的戰士,換來中原勞工,為什麽不用,還要供起他們,讓他們密謀分裂嗎?他們沒有國家觀念,不知道秦人給他們免除了接二連三的內戰,又被儒教中傷.長城隻不過是針對遊牧民族的內層防線,在草原深處有關中政府的哨樓,有致力於分化瓦解遊牧民族的都護府.長城有向外派兵的關口,是攻防兼備的體係,長城有中外貿易的關口,秦漢隋唐都修建長城，根本沒有妨礙對外交流，基本不修長城的清朝卻是最封閉的,關鍵是思想開放.現在長城已經寫進國歌，作為國防象征，不能被腐儒侮辱！
2 悍風東去
因為儒教賦予中國人懦弱的奴性,才有秦始皇獨裁!給別人跪下乞求別人的仁義道德,別人不給,就罵別人獨裁,匈奴人不相信儒教的仁義道德,也沒有奴性,並且有彪悍的性格,秦始皇就是獨裁不了匈奴人.
用我國早已失傳的強悍精神用來對付日本,用秦朝崇尚法製的精神來崇尚我們的民主法製未嚐不可.為什麽讓儒教的以文亂法的作風繼續毒害中國?上層人隻靠道德自律,下層人搞關係走後門,儒教文化才是獨裁者的溫床.養育了無數獨裁者.如果中原人放棄儒教象匈奴人那樣與秦軍戰鬥,秦始皇怎麽獨裁?中原人自己沒膽量戰鬥,還怪征服者獨裁? 最後結束趙高獨裁統治的是楚人,神巫發達的楚人不相信仁義道德,隻相信從魚肚子掏出的布上寫有神示“大楚興，陳勝王”,相信斬殺大白蛇就一定鬥爭成功!匈奴人被趕跑放羊了,也隻有楚人可以動搖帝國的統治.中原人算什麽?
希特勒有沒有給蒙哥馬利,艾森豪威爾,奧本海墨和巴頓獨裁?沒有!因為他們強悍!
蒙古人依舊崇拜他們的大獨裁者成吉思汗,日本人依舊崇拜他們的大獨裁者豐臣秀吉,我們不主張獨裁,但是更反對儒教搞的文弱的中國,對待獨裁者隻有反抗,放棄反抗卻指望征服者仁義的做法才是獨裁渣滓,儒教是獨裁渣滓,所以袁世凱很喜歡儒教! 現在我們國家的某些幹部也喜歡儒教, 其實就是喜歡不受法治監督, 喜歡別人給他送禮,自己隻要大肆宣傳自己有仁德就行了.
可惜秦始皇以秦人一貫的眼光看到儒教為文弱無能的本質,對儒教不斷排斥,其實秦始皇不願意躺儒教這張獨裁溫床,而是按照秦國律法的意誌謀求一個典章製度大文明國家,這也就成了獨裁者,有沒有見過每天翻動二百多斤竹簡的獨裁者?有沒有見過巡視邊疆,積勞成疾的獨裁者?我們的秦始皇就是蒙古人眼中的成吉思汗,日本人眼中的豐臣秀吉.應該得到尊重!
3 焚燒儒書
老子說過,善行者無輒跡,秦人燒了已經被廢除文字的書,沒有那麽多曆史負擔,輕車快騎,中國在世界遙遙領先.儒家主張立言,立德,立書.法家主張立法,立製,立威.所以在法家占主導地位的中國,有國威,沒有曆史負擔.沒有曆史負擔的美國發展也比較快.中國宋朝以後,儒家泛濫,國家發展必然是老牛曳破車,保古越嚴重,留的轍跡越深,隻能說明架車的是笨蛋,大家都是從猴子變的,走一樣長的路,非要說自己悠久,還整天和別人比轍跡長,真是一群蠢豬腐儒,轍跡越長隻能說明你是走了泥坑路的傻子,還有臉說,你比別人走的輕鬆才是值得誇耀的,沿途看到國家無邊遼闊的地理才是值得誇耀的.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一定不會永遠存在下去.保那些破撈什子幹嘛,後人反感秦始皇輕車快進,卻又陶醉與中國的遙遙領先,真是矛盾啊!
統一文字後,那些用外國字寫的書籍,肯定要廢除!就像統一汽車牌照後,老牌照還不是被銷毀了.坑儒坑的是一群罵罵咧咧的混帳,秦軍最有血氣,隻坑殺和自己一樣勇敢的上百萬的敵國軍人,坑殺的混帳也隻有四百多人可以忽略不計,要幹涉就用武力說話,辱罵是就是放屁,不頂用.
我們不求複古,隻求今天比別人強,比別人有實力,厚今薄古的秦始皇及秦國當局無疑給中國帶來威嚴和變革.辱罵他們,就是辱罵神聖的中華民族.
4 變態和平
生長在中原的東部文化熱衷於建立一成不變的和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有等級森嚴的秩序，有互不侵犯的思維定勢，有對“和平”的尊重，有對“和”文化的奠基人的頂禮膜拜和聖化……。不論是膠東半島的齊人，黃土高原上的秦人和晉人，南方丘陵的楚人，還是溫帶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對他們來說都如同沒有開化的“野蠻人 ”，他們孤芳自賞（將這種氣質流傳後人），他們又不得不服從這些“野蠻人”的軍事征服，於是就產生了習慣性適應心理，反正總要被征服，被征服之後就是和平了，齊人可以在被征服後集體自殺，秦人可以和外敵反複撕殺，楚人可以伺機報複，而魯國，宋國的滅亡卻是輕如鴻毛。中原國家被攻破，中原人被征服，獲得被征服之後的和平，也獲得奴隸的身份，然而征服者的人才製度必須為帝國的前途服務，這就是中原人的翻身之道，即依靠自己的個人能力踏上仕途（中國人的又一特點,各自為戰）。中國的地理特征使得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造成統一多於分裂的曆史特征），得天下後就被中原人同化。所謂同化就是擺出一副奴隸相，或獻出滿漢全席（中國人奴性的源頭），幫征服者思考帝國的和平治理，結束征服者的戎馬生涯和鐵血作風，最後大家都一樣了。生長在中原的東部文化依靠這種辦法不斷的同化四方的文化，就如同妓女一樣，把別人放倒了，也讓別人享受了。所以中原大地恥辱最多。
5 保本護利
你辛苦一年的利益給我送禮，乞求我給你講仁義，大家就太平了，關鍵是你認為利益不是這麽分配的！你要打破這種絕對秩序，就沒有了太平！儒教的企圖就完蛋了！ 還不如西方國家鼓勵追求利益，但是必須要明白耶酥知道你的一切，也不要違反法律！
每一個社會都在謀求自己生存成本的降低,誰阻撓了這一目標和原則誰就應該下地獄,但丁說教皇應該下地獄,意大利開始試圖建立新的生存模式,歐洲有了生氣,李大釗,魯迅等中國人說砸爛孔子店,中國開始新文化運動,中國有了生氣.
每一個國家都在謀求利益糾紛向自己傾斜,有的國家做的好就被罵為霸權主義,有利益糾紛就有衝突,但是有的思想家異想天開,放棄自己國家的利益,寧可讓自己的國家很文弱,也不願意衝突(以和為貴的極端和平主義),這種思想必然是助長強國的氣焰,所以魯國從被周人分封為一等公爵國家,一直變為下三爛國家,國民的利益被出賣,但是這個思想家居然被奉為聖人,太惡心了.
秦國為伯爵國家,韓非子的思想給秦國帶來巨大的利益,秦國不回避利益衝突,成為一等強國,隻有秦國的國民可以富裕的一家一頭牛，隻有秦國的國民不用擔心秋後敵國來侵犯,也隻有秦國的國民不用擔心被匈奴人搶掠，因為他們的國家可以全殲敵軍，各國的奴隸都向秦國逃亡,秦國人的生存成本比較低,國家利益有保證, 所以韓非子是秦國吸引的優秀人才,根據人們的生存成本和利益來判斷社會的好壞,這是合理的.
6 強國之辱
秦國的奴隸大多是六國逃亡過來的,是人心所向法治強國就有文化,是軍事強國就有外交,是超級大國就有政治,侮辱強國的文明和近代腐儒侮辱西方列強的文明是一樣愚蠢的!強者的生存智慧受到侮辱就是沒有天理!
7 酷法之治
秦國法治文化被侮辱, 楚國神治文化被敬而遠之,下三爛魯國的人治文化在中國橫行,回頭看看西方列強拿著憲法和聖經,看到人家是神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結合的典範,中國隻會搞人治,隻會搞關係,講人情練達,講道德自律,滿口虛偽的仁義道德在中國人民良心中的沒有地位,都是魯國人治文明的禍害!侮辱秦對中國沒有好處!中國或許有神治還好一些,就像貞觀之治(中國文明的典範）,依靠＜大唐律法＞，並且大力發展佛教和道教,法治的壓力變小,刑法比較輕,人治不但辱罵法治的殘酷（其實是酷法是人民沒有神明的約束引起的，原因不在法治本身）,而且遠離神治的約束,想憑借惻隱之心和道德良善來約束全人類（就是孔子本人都不被惻隱心和道德良善所約束，卑鄙地殺了不同政見者，無恥地歪曲自己的罪行，可見儒教生下來本質就是害人的幌子）,想通過極端和平主義來消除戰爭和衝突,愚蠢啊!惻隱之心和道德良善隻會被統治者利用,製止戰爭的隻有武力,消除衝突隻有利益調節和實力對決,結果就是大家都沒有受到實質的約束,但都受到形式的顧及,都在講假話,還容許別人講假話,這就是中國,所以中國的大救星要麽是佩服秦始皇的,要麽是信仰神明的神的使者,不會是信奉儒教的人!所以康有為,袁世凱和蔣介石都失敗了!
8 以暴製暴
秦人隻屠殺數以百萬計的敵國軍人,坑了四百騙人的方士儒可以忽略.
你不要苛求古代,連下三爛的魯國小官孔子都殺人,並且對逃亡的奴隸恨恨不已,他要坐大,屠殺的會更多.
周人屠殺反抗的殷商遺民,漢軍人屠殺南庭的胡人,唐軍人屠殺東突厥部族,羅馬人屠殺枷太基人,希臘有木馬屠城記,英國人屠殺印第安人,美國人屠殺廣島人,資本的原始積累是肮髒的,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有肮髒的東西.你為什麽隻苛求秦人?
古代的生產力低屠殺是正常的!再古一些的原始社會,你闖進別人領地就要被殺.後來社會發展了,有更多的生產能力了,就不殺你了,叫你做奴隸.這是社會進步.你要是殺敵立功,你就自由了,還有爵位,秦國是一個人心所向的進步國家,你怎麽隨便辱罵?
六國之間也有屠殺,楚國打敗魯國宋國還不是照樣屠殺.落後就要挨打,這是真理啊.
要想製止屠殺就隻有去使用武力和實力.現在印尼人還在屠殺華人,他們不受懲罰,就不可能被製止.道德隻會譴責,譴責頂個屁用,南京大屠殺時歐洲輿論一片嘩然,都在譴責日本,但是一點沒有用啊!真正具有暴力的美國才是製止日本人繼續屠殺的終結者.
9 國家活力
秦國有偉大的商鞅變法,有《呂氏春秋》，有《諫逐客書》，有韓非子的學說，有君臣固守以窺周室的團結精神，有世界最早的軍銜製度,有先進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業,高超的大地測量技術和造車技術,六國奴隸向往這裏，逃亡到秦國成為國家農業經濟主力，糧食生產多了就有行賞，固有的國民成為軍隊的主力，軍功多了就有土地，新興的軍功地主帶動的國家活力。一個偉大的古代超級大國的形象，人家怎麽就不是文明了?美國有航空母艦,但是中國的腐儒硬是把人家說成是野蠻和落後,不如中國傳統文明好.真牛!人家能有那麽大的軍事工業,就有偉大的社會文明!
10 坑儒護法
始皇連帝國政府嚴打主要對象的儒書都沒有搞掉,主要因為坑儒結果儒生都不敢唧唧歪歪了,不再威害郡縣製，秦始皇也就收手了,況且秦始皇迷信實力,不會和那些在他眼裏如同死豬爛狗的儒生過多計較,他們不再罵人就可以了.否則秦始皇坑掉三千儒生都是易如反掌,但後來的儒生仗者著自己掌握教育就添油加醋,無中生有,背棄了曆史的真相與真理.
背棄真理就是唾棄太陽,唾沫最終落在自己臉上,儒教影響了中國的發展,連康有為都受不了了,認為儒教的經書把真理與真相卡的太死,作和把有礙維新的儒教經文偷改了.再後來孫中山幹脆不用什麽儒教,毛澤東更是反感儒教,那些追求真理的中國精英,再也不開口閉口子曰詩雲了,反觀日本,早在蘭學盛行的時期就已經不尊孔了,所以日本的維新沒有思想上的阻礙力量,日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開始重新尊孔,那是因為他對中國以主子自居,尊孔可以有利於給他在中國製造順民,而現在對日本人來說孔子的作用也隻限於孔子對人性的部分研究成果,不可能讓孔孟思想泛濫成災,至於讓他做日本國的主導思想,絕對不可能,日本是神道教國家,否則日本就會成為比中國還小的小軟蛋.
11 血性生命
從大自然的角度來說，同類動物在競爭時有鷹派策略和鴿派策略的選擇，沒有對錯之分。從人性的角度來說，人的一生是該作戰士還是作逃兵，不會有結論，同樣我們不能說重戰尚武的文化和以和為貴的文化誰對誰錯，這是一對矛盾，可能一直伴隨著人類的存在而存在。我們隻能在具體的條件下判斷自己的生存成本和利益的得失,然後談論這個問題，拋開具體條件而主張任何一方都是錯誤的。在現在列強環繞,日本軍國主義磨刀霍霍的情況下,講講血性還是必要的.
如果沒有關中政府發動的邊疆戰爭,我國的古代文明早都被遊牧民族摧毀了.但是我們文弱的文化,已經偏執的認為"和"就一定比戰好,已經容不下那個重戰尚武的中華第一帝國,更沒有地方祭拜帝國背後那些有血性的英魂了.反看日本帝國的後裔在祭祀他們的英雄。鐵與血的曆史回聲依舊刺激著文弱民族的脆弱神經！
大唐帝國遭受叛亂時，唐人懷念往昔的崢嶸歲月，寫下了“秦王掃六合，虎勢何雄哉，揮劍抉浮雲，諸侯盡西來。”什麽時候中國人能夠像唐人那樣看待大秦帝國，中國人也就不用為日本的靖國神舍發愁了！
12 長久大國
當孔子罵大批逃亡的奴隸, 感歎世道的衰落時, 秦國建立了新製度收納了他們,而秦國的國民加入了秦軍, 推廣他們國家的新製度, 這是中華民族最為偉大的時刻, 是人類社會製度發展史的新的裏程碑. 商鞅,韓非子,呂不韋, 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等這些人才和吸引他們的製度交相輝映, 秦國還擁有靈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 完備的軍事製度，精湛的大地測量技術和造車技術，四百多年不斷擴張, 在對外糾紛中, 利益總是向秦國傾斜, 加上國內生產力的提高, 秦國聚斂了大筆的物力和財力, 一個超級大國的背後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個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煥發（雖然秦朝隻存在了十幾年，但是秦國的擴張曆史長達四百餘年，並且導致此後關中地區繼續做為全國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據十分之六的財富（漢代《鹽鐵論》），就是隻有幾十年的日本帝國（沒有擴張自己文字和度量衡的二流帝國），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也是上百年的，並且日本本土也成為了超級富國，這難道是巧合嗎？)
有人隻盯著秦國短命，可是秦國曆史有四百多年呢!要是美國這樣牛逼轟轟的再堅持二百年,然後統一全球,此後哪怕立即消失,也是人類曆史的空前的超級國家. 況且美國也吸引了各個國家的優秀人才!美國也注重國家的利益,根本不相信以和為貴,有強大的軍隊,就要保證利益糾紛向自己國家傾斜.憑什麽跟下三爛的國家平起平坐.
13 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浩如煙海，撿起一片樹葉是向東走，撿起另一片樹葉是向西走。黃土高原的文化是西部文化，中原大地的文化是東部文化。
中國的近現代史是東部文化衰落的曆史，但並不是中國文化衰落的曆史，麵對時代的變遷，我們回想到《呂氏春秋》中的“事易時移，變法宜矣”的至理名言，麵對舉步唯艱的改革，我們懷念秦國的改革家舍身變法的崇高精神和卓越才幹，我們在魯迅的《拿來主義》中看到秦丞相《諫逐客書》的影子，我們在國家工程建設中，感慨秦國的都江堰工程，緬懷大秦帝國的那一批超越時代的科學家，我們在國防現代化中追憶裝備精良的秦軍締造的古代超級大國，我們在西安事變中感受到了秦穆公獎勵公戰，懲罰私鬥的號令，我們在南京大屠殺時難以釋懷長安市井高懸單於的首級書寫著“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我們在朝鮮戰爭中重溫漢武帝止戈為武的古訓，我們在改革開放中體會唐太宗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格言……。西部文化以其強悍和開放的本質本來可以在近代重新崛起，但由於一千年來東部文化的統治，使中國人信仰“仁義無敵主義”和“極端和平主義”對秦始皇，漢武帝等偉人肆意漫罵，隻看到西部文化造成開邊士兵白骨如山，卻看不到東部文化將中國婦女的足骨全部折斷，對西部文化的偏見使得西部文化喪失主體地位後又蒙受不白之冤。中國渴望一種新文化，即有西部文化強悍而開放的本質，又有全新的麵貌，這種新文化必將取代東部文化成為中國的主體文化。 西部的延安政府不辱使命，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14 捍衛真理
文革是愚昧的人們用對待孔孟之道的辦法對待共產黨的理論,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四書五經一樣的敲門磚使用,把儒教咬文嚼字的那一套發揮的淋漓盡致,說白了,沒有儒教給中國人帶來的劣根性,就沒有文革,舉個例子吧
儒教的“和”文化的唯一宗旨就是以和為貴,為了實現和平,為了極端和平主義，不惜抹殺社會根本矛盾即各個階級階層的利益衝突，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男和女（造成中國嚴重的婦女問題），君子和小人（造成中國道德自律的政治）等非社會根本矛盾上（這些連次要矛盾都算不上），社會根本矛盾被抹殺的幹幹淨淨，但沒有人能抹殺隨處可見的貧富矛盾,中國人隻能恨富了，造成中國人的恨富心理,儒教反過來又說人話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希望教育中國人不要恨富,但是注定是徒勞的,是和儒教核心思想自相矛盾的,隻是不成體係的亂叫。馬克思主義者不回避社會主要矛盾,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有著中國人被儒教賜予的恨富心理, 所以不使用金錢動力刺激經濟建設,害怕出現富貴階層,導致革命失敗,而使用精神上的動力,就隻有把以前帶動大家精神的鬥地主拉出來用,在精神層麵作的虛事太多,也不見經濟好轉,還害怕有人乘機篡權,就隻好用精神旺盛容易供精神動力的年輕人來維持這種荒謬局麵,年輕人幹了很多荒謬事,這就是文革,是中國儒教帶來的災難,鄧小平提出先富後富,共同富裕的理論,用金錢利益刺激經濟,中國才走出文革.
一切都是恨富心理作怪,中國人為什麽會有恨富心理?因為儒教.儒教賦予國人恨福心理,國人後來隻知道儒教比較壞,不知道自己的恨富心理是儒教產生的儒教自己也反對的副產品,後人反對儒教卻沒有反對他的副產品,其實文革就是用儒教的副產品反對儒教,可見儒教對中國的毒害之深!
法家主張"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對待社會主要矛盾,不回避,不抹殺,也不精神麻痹,隻有用實力解決.或許這樣我們離真理才會近一些.
你認為毛是為了個人崇拜而個人崇拜嗎？毛是想利用個人崇拜來鼓動人民，他不想用金錢刺激經濟，而導致經濟疲軟的狀態，他又擔心有人乘機反對他，所以痛下殺手，而且反對者還用金錢刺激經濟，搞出來貧富不均，還是回到了革命前的境地。他認為貧富不均將導致一生辛苦不知為誰忙，就懷疑黨內的權力派人物？但是三番五次經濟上的失敗，他每次引責退出就看到鄧小平等人搞經濟就會好轉，所以鄧小平三起三落，最後他還是起用鄧小平收拾殘局，但還是害怕鄧小平會搞成貧福不均，就留下華國峰當主管，但是他明白，華隻不過是一個政治鬥爭的菜鳥。所以他還是把希望留給了中國，鄧小平對他還有感激之心。但是我們至今沒有共同富裕！
周人是最早征服中原的,也是最有技巧征服中原的.征服之後,中原人的反抗被周公旦鎮壓.中原人聲稱五百年後必有王者興.結果五百年後中原人反倒放不下周人的的那一套騙人的東西了,而且極力維護之!孔老二還高呼"吾從周!"真是賤!
接下來大家都知道,關中人在周代將奴隸製度發展到了顛峰,後來又締造了一個世界第一封建帝國的大秦帝國.秦人自信自己的武裝力量,對待舊製度如風卷殘雲摧枯拉朽一般,中原人反倒不能接受了.就像民國割辮子,國人居然還有為此自盡的!
然後就是神巫發達的楚人不相信仁義道德,隻相信從魚肚子掏出的布上寫有神示“大楚興，陳勝王”,相信斬殺大白蛇就一定鬥爭成功!匈奴人被趕跑放羊了,也隻有楚人陳勝，項羽和劉邦可以動搖帝國的統治.
然後就是楊堅，李世民等秦人的後裔繼續統治中原！再後來就是遊牧民族的天下了！
中原的儒教賤人隻不過是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國人的主體是曾經征服過中原的秦晉楚齊的後裔，是長安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子弟。所以我們要遏製中原賤文化敗壞我們強悍的文明。
所謂的文化同化,中原文明，也隻不過是像狗一樣伺候別人，直到別人喪失鐵血作風，大家就都一樣了。伺候了周人,秦人,伺候了關中政府,伺候了蒙古人,滿人,伺候了關外政府,隻有汴京是中原政府,還遭了屠城,中原人的地位一直很賤,但是可以像妓女一樣,讓別人享受了,也把別人放倒了.所以苟延殘喘到現在,出了劉邦,曹操也被罵成無賴和奸雄,出了嶽飛,也不得好死,中原人就是"賤"文化 .
19 民主集中
民主在和平時期才可以講，戰爭動蕩的古代，你去講民主，大家就是把國家民運交付在主將的手裏，很正常，要不你去給秦皇漢武，還有衛青，霍去病講一講民主製的好處，順便罵他們太笨！集中製在某些場合還將存在下去。古代的集中製是世界都有的.
況且主張仁義無敵主義，極端和平主義的人治文明的儒教才是中國民主進程的最大障礙！法治是保障民主製的！
20 血色征服
中原人每一次被別人征服,可以分為被強奸和被嫖,征服者不起用老鴇,就是強奸,起用老鴇就是嫖娼.周人征服了中原,中原人不得不服從周人的殘酷統治(周人關押殷商遺民的集中營在鄭,後來的鄭州),還自戀於夏商的中原王國時期,被統治者,為了麻痹自己的精神,聲稱自己是文明社會,周邊都是野蠻社會,聲稱有一個老弱都能養的社會,這時候儒教出現了,弱勢群體沒有能力反對周人,隻好順從,所以在儒教出現之前的針對中原的征服戰爭是合理的.
秦始皇再次出兵中原,雖然秦軍隻針對和自己一樣的軍人屠殺,但是六國的人根本沒有同一個國家的認同感,還有儒教也沒被聘為老鴇,所以秦始皇的軍隊的打擊力度必然變大,這是以後政府遇不到的,秦時的中原人沒有國家認同感,秦軍就是是進入中原的侵略軍,儒生就是的角色(中國多,逸民多的原因),有什麽凜然正氣,想幫人家治理帝國,人家不領情,就中傷秦始皇好多年,漢朝也不領情,隻不過害怕被中傷,就讓儒家當了個表,其實不重用的,老董生也鬱鬱而死,唐朝信佛信道,也不領情,隻有大宋以後,儒生威風八麵,中國一日不如一日.最後挨了打!而且儒生掌握言論與教育,處於報複政府的目的把秦始皇描繪成為一個暴君.後來中原人習慣了關中政府,尤其是後來的關中政府顧慮到儒教的輿論作用,使用儒表法裏的策略.後來隋唐政府修運河,大批移民開發了東部,西部的經濟中中心地位消失.關中政完成了曆史使命走向府衰敗,北方的遊牧民族乘機南下,中原人適應西邊的主人,不適應北邊來的主人,沒有認同感,遊牧民族提高了軍事打擊力度,並且屠殺無辜百姓,比紀律嚴明秦軍殘酷多了.後來遊牧民族政府聘了老鴇,妄圖長久統治中原,可惜儒教此時羽翼豐滿,將整個中國帶到幾乎停滯的地步,美其名曰,超穩定社會.遊牧民族和漢人統統落後,全部挨了打.
21 向明而治
儒教說秦燒儒書，是為愚民，貞觀皇帝篡位逼父，離經叛道，則天女皇，對女子無才便是德也沒有好感，五四新文化運動認為儒書在愚民，到底誰在愚民？
魯國本來是周人封的一等公爵國家，中原第一大國，後來被文弱的儒教害的龜縮成小半壁江山，還整天被齊人打，被楚人揍，還罵人家野蠻，魯國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根本不配和秦軍交手，結果在秦軍與楚的百萬大軍對峙時，魯國被楚國滅了，一個無能的落後國家。
韓非子說儒家虛言偽辯，莊子說儒家的孔子是巧偽人。看看意大利人描寫的斯巴達克斯，“奴隸軍團的領袖，一位堅強勇敢的色雷斯人。”（《斯巴達克斯》喬萬尼奧裏) 中國的奴隸起義的領袖被儒教罵為盜趾，追求生存與幸福的人受到儒教的侮辱，曆史的真相被儒教扭曲，當秦國的開明奴隸主按功分配，新興的軍功地主將國家的活力調動起來，奴隸競相向秦國逃亡。魯國人還在按禮分配，將國民的積極性掩蓋掉，將國家的活力閹割掉，還高談“萬鍾不辯禮儀而受之，萬鍾與我何加焉！”這等 “豪言壯語”盡顯魯人愚昧和落後。
秦政府教育機構為公立，全國官員受政府教育，掌握公文的書寫，培訓策令的傳達等，然後官員負責黔首的教育（以吏為師）。皇帝維護秦律的尊嚴，秦律維護國家的根本製度，所以儒生攻擊郡縣製（中國領先世界一千年實行郡縣製），必然違背秦律，也必然受到秦始皇的打擊，而且儒生隻不過是沒落奴隸主貴族子弟的私人辦學產物，不能代表全部教育，這些沒落子弟的混混不事稼穡，隻好給人教字來混飯吃，那就好好混飯吧，可是秦始皇統一文字，讓他們的大多數不會秦國字的人又丟了飯碗，對秦帝國一直罵罵咧咧，少數會秦國字的儒生繼承了孔子食古不化的冥頑作風，攻擊秦律所保護的郡縣製，法網恢恢，最後儒生被活埋純粹是活該倒黴，秦始皇沒有錯！
說秦愚民，秦末陳勝農民起義的口號是“王侯將相，寧有種呼”，鬥爭矛頭直指統治集團，宋朝之後儒教泛濫，農民起義的口號變的越來越愚昧，由恨富心理產生的 “均富貴”口號，隻會毀滅財富，矛頭指向包括廣大中間階層，隻會招致失敗，還有什麽替天行道受招安，什麽扶清滅洋義和拳，都是被儒教麻痹的結果！秦朝沒有儒教麻痹，農民軍的口號最有力！可見真正愚民的不是秦，而是儒！
22 尊孔有罪
秦始皇是無錯的,順便說一下,孔子也是無罪的!
死去的孔子無罪,但和後來的事情有因果關係,稱他是豬頭主要是去聖化處理,沒有別的意思,活著尊孔的人有罪!
尊孔的人可以分為三種
一 先天無知,尊孔.中國的大部分愚民就這樣.
二後天是半吊子,尊孔.滿瓶子不響,半瓶子晃蕩.看看人家李世民,熟讀經書,最後肯定"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走以法治國的路子,就是信道信佛也不迷信孔子.還有毛澤東,肯定也讀過四書五經,對古代文化知識的研究很深入,但是就是不尊孔,這就是滿瓶子不響.隻有那些叫不上名字但號稱著名的國學家,還有一幹爛人,堅決走中庸之道,對古文化還知道一點點,就是因為不深入,才尊了孔,還整天在論壇上哇哇亂叫,做痛心疾首狀,這就是半瓶子晃蕩.隨著國民普及教育,這種半吊子會越來越多.
三 老了有尊孔癖好,這是一幫尋求精神歸宿的老家夥,沒有社會價值.就像朱熹這個老逼臉,連尊孔的人也罵他
難得， 是說它有作者高明的洞察力，不是人雲亦雲的鸚鵡作舌。
優秀，是指文章有很好的綜合分析能力，既具有翔實的資料，又有合理的對比分析，更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秦製度的滅亡，是中國史學界一個重要課題， 關鍵在於秦製度的得失給人一個極具鮮明的對比。
非但如此，中國每一次政治製度轉型，都有人對秦的得失提出新的評論。
譬如司馬遷筆下的賈誼《過秦論》和宋朝三素父子的《六國論》以及毛澤東時代的儒法爭論。
前人的評價，基本上是站立在六國的立場上看問題的，因為他們認為秦是外來文化，毛澤東開始把這個傾向扭轉了過來。
憑心而論， 站在司馬遷和賈誼的立場上，他們對秦政治的評價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問題在於他們無法掌握西方製度和後來曆史製度的資料，所以他們的評價在現代人看來當然具有很大局限性。
後來的一些文人，無法認識到這種局限性，並且因為自己的私心牽強出了很多更有爭議的結論。他們缺乏對曆史的宏觀分析能力，
隻能斤斤計較於一些局部利益個人得失，結論當然無法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