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3年自然災害故事

沒有經曆過3年自然災害的人是絕對不知道那時的情
景的，為了讓後人知道那時的情況並要珍惜現在的生活，我認為有必要和大家說一說。

在那個年頭，恰逢中國和蘇聯的赫魯曉夫關係很僵，
他們又要問中國討債，所以全國人民縮衣減食，那年頭什
麽都是憑票的。

香煙票，肥皂票，糧票（地方糧票和全國糧票），食
用油票，糖票，肉票，麵粉票，等等。。。。。。！！！
為什麽要憑票買東西呢？我不講你也明白了，那時候一隻
雞蛋要賣5角，最貴的時候要1元。在現在看來5角和1元並不算什麽，可你知道那時候的工資每月是多少？最低的9元/月----200元左右/月，工資在80元以上是絕對高工資了。

我那時候記得天天吃南瓜麵疙瘩，這就是飯（麵疙
瘩）和菜（南瓜）燒在一起了，肉每月每人隻有3兩。所以3年自然災害過後我從今以後就再也不要吃南瓜了，吃怕了！！！試問凡在48---52歲的人愛吃南瓜的有幾個人？

在那個年代身上的衣服褲子都是補丁，請你們不要見笑，這是很正常的。
我本人所經曆的三年困難時期－－用事實說話

這些年，對於毛澤東的爭論，有些持否定觀點的人最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三年困難時期（三年自然災害）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時期我都親身經曆了。我想用自己的親身經曆，盡量客觀地表述一下事實，其結論由網友們自己去做。

現在先談第一個問題：三年困難時期期

我體驗的三年困難時期應該是1960，1961和1962年。我58年升入濟南二中高中（即大躍進開始的年代）。1959年是國慶十周年，我讀高二。記得國慶節時，各方麵的情況還是不錯的，白天我參加了濟南市全市的國慶遊行，還是儀仗隊成員（8人手持一麵國旗）。晚上，參加了大明湖遊園和焰火晚會。那天的印象特別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因為看著天上絢麗的色彩和湖麵上的浮光倒影，浮想聯翩，我自己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覺：對生活，對人生，對未來的幢景和向往。
也許是因為國慶的緣故，所以政府還是傾其全力度過了國慶節。國慶節過後，我們就被派往農村勞動（支援三秋，深翻地）。在農村，開始有了一點對困難形勢的感覺。那時，有些人怕苦，特別是有個別教師有怨言，所以記得有一次學校黨支部書記（那時是書記掛帥）開會講話（就是大家站在院子裏列隊“訓話”）。他主要講了國家的形勢，批評了某些人怕苦怕累的思想，其中一句話我記憶猶新：他說，大家要明白，要奮鬥，弄不好，今年國家要出現非正常死亡。我當時對“非正常死亡”不太理解，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感到什麽特別的困難（吃不飽），以為隻是書記的“教導”而已。
從農村回來以後，糧食即開始定量了，慢慢感到事情的嚴重性。這以後，隔一段時間，學校就進行口糧標準評定，主要根據男女，個頭和身體狀況評定。女生一般不超過三十斤，男生我們班最高四十二斤，我是三十七斤，這個定量，一直陪伴我進入大學（轉換單位，糧食定量標準和其他關係一樣，要開證明隨身攜帶）。這樣的定量，按現在的水平，不能算低，但那時是各種副食少，油水少，幹吃糧食，當然是不夠吃，所以每噸飯都不能放開肚皮吃。我記得，我的幾個弟弟，每次看媽媽分窩頭用刀割，割偏了一點都有意見。為了人多糧食好機動，我把戶口轉到學校，吃食堂。學校為解決糧食問題，也想盡了一切辦法：摻菜葉，用玉米秸磨製澱粉，發麵多摻水，做的大一些...記得有一次：學校讓我們去農村拉白菜，回來後，就煮了一大鍋白菜，放點醋來填肚子。那時最大的心願就是：讓我能放開肚皮大吃一頓...城市市民每月底去買下月的糧食，因為每月不夠吃，所以老是提前買，最後每月一過二十號，就開始買下月的糧食了...
61年我考入山東大學外文係，還是吃不飽。最困難的時候，每天早上一個用地瓜麵做成的“幹麵扣”和一碗粥加一點鹹菜。到第四節課，就餓得撐不住了，一般就到圖書館去看“參考消息”，來轉移注意力。整個困難時期。體育課和體育活動停止了。但開始大一時，每周還舉行周末舞會，高年級來教我們跳舞，62年以後，舞會被禁止了：主要是“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在大學期間，我們班三十幾個人，三分之二多來自農村。我的感覺是，農村的吃糧狀況要好於城市（我隻能說山東省，因為我的同學都來自山東各地區）。農村有自留地和宅旁地，吃的東西總是比城裏多些，城市是幹巴巴的那點“定量”。這一點有下列事實為證：因為不夠吃，所以我們班農村同學每個人假期都從家鄉帶一大袋子炒麵（大多數是地瓜麵），飯後各人用開水衝一碗炒麵補充，能吃一兩個月.他們假期回來後也說在家裏總能吃飽。我是城市孩子，我爸還是“高幹”(十三級幹部），非常羨慕農村孩子。後來母親不知怎麽聯係上了一個遠方“表姐”，表姐夫是農村教師，我假期上她那兒住了一個時期，吃飽了，回來也帶回一帶子炒麵，表姐夫還給了我幾十斤糧票，我心裏可自豪了!另外，我二弟當時讀初二，因為譏餓，輟學到了農村老家（臨沂蒼山縣），種地了，吃飽了。假期我去投奔他，弄些食品補充，農村的老鄉看到我這個城市孩子的狼狽像，而他們在家門口拉二胡唱戲，微笑著看我，鄉村人蔑視城市人..，我至今忘不了那個場麵情景。（形勢好轉後我二弟又返回城市，進了中專技校）。
從63年，局麵開始好轉，已經沒有挨餓的感覺了，吃飯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體育活動也開始恢複了...64年，毛主席有個講話，說學生們營養不好，要增加營養。開始不知道這件事，後來發現每噸飯菜裏肉逐漸增多，我從小不吃肥肉，把肉隻能給別人。（那時是八個人一個桌，菜一盆，由輪流值日生分）。所以我提出與回民一個桌吃素食。後來知道了，夥食標準由每個月12元增加到14元。
那時的幹部和老百姓一個樣，我父親母親都患過水腫，腿上一按一個窩。聽說隻有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有時有點“黃豆”補助。國家困難，我們家也困難。62 年我父親因地方黨內鬥爭被行政降三級（由13級降到16級，工資由147元降到106元）。所以我在大學也享受一點助學金：每月七元（助學金每月最高14 元），家裏給我13元，共二十元，是我一月底開支。64年中央組織部來山東給父親的問題甄別，官複原職，但因國家困難，工資沒有補發。

現在爭論得最多的是困難時期餓死人的現象。我可以心胸坦白地說，城市中，我沒有聽說，更沒有見到有一個人是純粹因為“饑額'而死亡的人（濟南市），農村我已經說過了，我的老家（山東臨沂蒼山縣）是山東省相對貧困的地區。至於有些年老體弱，或者疾病纏身，因為缺乏營養導致死亡或許是有的。但我的親友，朋友，同學，（包括農村）我沒有聽說誰是因“饑餓”死亡！也許，這隻是山東省的情況。大家可以用各種方式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