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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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儒家(之一) □秦暉(清華大學教授)
今天有些人把《論語》抬高到近乎“儒家聖經”的程度，就像當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語錄》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頂峰”一樣，今天的“《論語》熱”對於儒家，與當年的“‘語錄’熱”對於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弘揚，還是糟蹋呢？
喪家不是貶夫子 看家方為汙仲尼
李零教授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引起不小的轟動。這本書我看了之後獲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請教過關於《論語》的一些看法。
總的來講，我覺得這本書的轟動原因一半在內容，一半在題目。“喪家狗”之書名非常刺激，這個詞本身出自包括《史記·孔子世家》在內的許多史籍，是別人說孔子不得誌，總失敗，雖略帶譏諷，卻並無敵意，孔子自己也認可這個說法，因此這事才在當時崇儒尊孔的氛圍中載入史冊，傳到如今。李零就此發揮說：任何懷抱理想，不滿於現實世界的人，都是“喪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舉了美國的薩義德，其實類似的還有俄國的別爾嘉耶夫、法國的布迪厄等許多人也講過大意相近的話)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以社會良心自居，價值觀疏離主流，批判現實，憤世嫉俗，因而具有強烈孤獨感的那些人。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甘為“喪家狗”而堅決拒絕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說孔子是他們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2頁)。
顯然，李零對孔子的這種評價類似俄國人之評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國人之評雨果，應該說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說，在那些不把孔子當神、當“聖人”來崇拜的人們中，這是對孔子的最高評價———如果不是在知識方麵，至少在人格方麵是如此。五四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那些反儒的人們恰恰是流行把孔子罵成統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書甚至可以說是為孔子翻案辯誣、恢複名譽的代表作。出來找李零算賬的本來應該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經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經顧不上與李零計較了。而“狗”這個詞在今天的中國與司馬遷的時代相比畢竟有了更濃的貶義，李零沒有顧及這一點(這是他的疏忽)，因此隻看書名不看書的人會誤以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與過去一樣五花八門，既有“從道不從君”的清流(他們其實與孔子一樣是“喪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飯的人，後者打心眼裏就瞧不起類似雨果那樣無權無勢的理想主義者，總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權勢煊赫的“大成至聖文宣王”，連名字都可以賣出巨額“版稅”的。他們見到“喪家狗”的書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實，最近走紅的另一部關於《論語》的暢銷書，學術水平如何且不去說它(作為通俗讀物也不宜苛求)，單就這評價觀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號下幾乎把孔夫子描繪成了權勢的“看家狗”，要說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為甚了。幸有李零的書在，真還是可以給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論語》原來本非經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沒有把孔子當做堂皇的“聖人”，卻也決不像“五四”時那樣，把孔子當作反麵人物來否定。在他的書裏，孔子是個“懷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評孔子畢竟不同於評《論語》。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論，《論語》一書，即便在尊孔的儒家體係裏，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呢？要講《論語》，這是首先需涉及的問題。
講到儒家經典，我們知道《論語》的地位是曆經變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論語》放在《六經》之上，恐怕他也不大會高興。其實孔子以後很長(長達千年以上)一段時間，《論語》雖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書，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沒有把它當做經典的。那時儒家崇奉的是《易》、《詩》、《書》、《禮》、《樂》和《春秋》“六經”，所謂《樂》是典禮音樂，當時沒有記譜法，所以隻是口耳相傳並無經書。有書的就是“五經”。那時的儒家一直就講這“五經”或者“六經”。傳承舊學的是“我注六經”，發揮新說的是“六經注我”，官方設立“五經博士”，儒者傳習也按五經分科。司馬遷總結孔子的成就說：“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幹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這裏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論語》的記載，顯然太史公很熟悉此書，卻不提此書，他講孔子的貢獻和影響，沒有一字提到《論語》。班固釋“儒”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裏仍然隻提到六經。直到唐代，顏師古編《新定五經》，孔穎達纂《五經正義》，這期間人們又把“禮”學擴大為《儀禮》、《禮記》、《周禮》等“三禮”，“春秋”學擴大為《公羊》、《穀梁》、《左傳》“三傳”，三禮三傳至唐並皆入為經，連同《易》、《詩》、《書》號稱“九經”，而《論語》仍然不在其中。
當然作為儒家，把《論語》從諸子著述中拔出給予特殊地位，也不難理解。《漢書·藝文誌》在沿用劉歆《七略》分類法時，把《論語》與《孝經》、小學都附於六經之後列於“六藝略”(顏師古注：“六藝，六經也”)，而不列於“諸子略”，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六藝九家”中的後三家與“六經”還是有質的區別。當時這三家都被視為“傳”，亦即解經的著述而不是經本身，正如《詩經》有齊後氏傳、韓內外傳、《春秋》經有公羊、穀梁與左氏“三傳”一樣。換言之，《論語》當時的地位與左丘明、韓嬰等人的著作相當。而東漢的王充還說：“《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以其遺非經”，明指《論語》並非經書。王充指出，那時規定五經都用二尺四寸的長簡鈔寫，而像《論語》這樣的書則隻能用八寸短簡。(《論衡·正說》)李零列舉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這個說法是確實在遵行的(35－36頁)。
可見在當初儒家那裏，《論語》的地位絕對無法與“五經”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後，劉敞首倡“七經”之說，《論語》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四書”，並抬高至“五經”之前，當時又出現了“十三經”之說，也把《論語》列入。
所以，《論語》被尊為經典，並非古儒傳統，而是宋明理學的特點。即使把儒家學派當作信奉的對象，《論語》本身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討論的。
孔子之功非《論語》 紹述“聖道”在六經
陳明先生說，訓詁不僅要從字詞中著眼，而且要放在曆史的發展脈絡中去看，這個說法我很讚成。正是從曆史發展角度講，古儒崇奉《五經》而不是《論語》，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學派當時的主要事業是什麽？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論語》教人修身養性，《論語》也不是孔子自己寫的。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今天這話被許多人理解為他自認主要是教育家，培養了很多學生。這樣理解其實也不對。所謂“述”，並非講課，而是“紹述”即整理、闡揚之意。整理什麽？就是整理三代(其實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話，它的意思並不是“隻教書，不寫作”，而是“紹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創作，堅信並弘揚古代的道理”。
可見孔子並不標榜自己創作了什麽，就算《論語》是他的口授作品，與他整理、編輯的西周典籍即所謂“六經”相比，也並不重要。孔子也沒有標榜教出了多少學生，但很自負他傳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馬遷、班固等人強調的也是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功。按照漢儒的說法，《易》的《易傳》，包括《彖傳》、《象傳》、《係辭》、《文言》、《說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詩》三千篇，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零五篇，並皆配弦歌；《尚書》三千篇，孔子刪定為百篇；《士禮》十七篇，為孔子編定；《春秋》則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並參考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史官的“史記”(指當時的官史，並非後來那部“太史公書”)修成的(《史記·孔子世家》)。盡管這些說法具體到每一項都爭議不少，但孔子紹述古典之功是公認的。總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畢生事業的核心，就是他係統地整理了西周以來的典籍，“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載之，而不是他自己創作了什麽。
當然除了整理六經，他還幹了許多事：他曾經風塵仆仆到處遊說，希望當權者按他的意圖來“從周”，他也確實立學杏壇，為傳承“周公之道”培養了許多門生。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吾從周”而為，而承載“周製”弘揚“三代”價值觀的，主要並非《論語》，而是“六經”。
不僅那時儒家的經典是“六經”而非《論語》，甚至儒門的宗主究竟是孔子還是周公，也長期存在著爭論。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認自己是聖人，是他死後子貢、宰予等一幫門生把他抬舉成聖人的。其實，子貢他們遠未達到目的。所以直到漢代，在儒家內部的經學論戰中古文經學派仍然主張儒門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師”，周公才是“先聖”。先師傳先聖之道當然也是偉大貢獻，但不能與先聖等量齊觀。盡管這種“傳經不傳道，尊周不尊孔”的論調從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看實際上是儒表法裏狀態下“從君不從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從學理上講，這種說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講“從周”、強調對於周公之道自己隻是紹述者而非創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喪家隻緣周變秦 坑儒皆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爾這樣的西方人看到《論語》這樣充滿了淺白“大實話”的書便對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不屑一顧，固然是蔽於偏見——不讀六經，隻憑《論語》來妄評儒學，這與隻憑《毛主席語錄》來妄評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樣嗎？而今天有些人把《論語》抬高到近乎“儒家聖經”的程度，那也有似於當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語錄》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頂峰”一樣，今天的“《論語》熱”對於儒家，與當年的“‘語錄’熱”對於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弘揚，還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幾乎花畢生精力來搜集、整理、編輯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學(《易》)、政治文獻(《書》)、社會倫理規範(《禮》)、官民文藝遺產(《詩》)和曆史紀錄(《春秋》)等，他這樣做當然並不是僅僅基於學術興趣。
孔子以及後來的孟子，都生當近代以前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發生最劇烈變化的“周秦之際”，對於這個時代的變化，他們都覺得是禮壞樂崩、山穀陵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他們感時傷懷，積鬱難平，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和對他所想象的“三代”黃金時代的憧憬，並表達了他要“興滅繼絕”、“克己複禮”、挽狂瀾於既倒、複興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這些希望不斷破滅，滿腔悲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歎中，懷著“吾道窮矣”、“哲人其萎”的憤懣，齎誌以終。
顯然，孔子不是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和統治者，誇獎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對活著的統治者幾乎沒好話———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沒少對之歌功頌德，然而他們已經死了，不能給孔子以恩寵，而活著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哭廟罵殿”則是很不待見的。因此五四以後的激進派有稱道孔子的，說他是“革命家”，這自然是誇張，揭竿造反這種事孔子不會幹。但他是當時的“異見人士”則毫無疑問。
對孔子，不管是褒還是貶，都得從這點出發。過去反孔批孔的，說孔子對現實不滿是“曆史倒退論”、“今不如昔論”，是“九斤老太”，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複辟狂”。幾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狀就是這個。而褒孔揚孔的，則說孔子的這種不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精神”，是“獨立人格”與“社會良知”的體現。總之，複古倒退也罷，批判精神也罷，相反的評價針對的是同一個事實：就是孔子對現實不滿。
那麽孔子對什麽樣的現實不滿？當然就是對“周秦之變”不滿。在當時的劇變中，孔子是維護周製，主張複古，宣傳“王道”，反對最終導致秦製的“霸道”的。而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則是推動秦製的。周秦之變背後的思想衝突，主要就是所謂的儒法鬥爭。過去我國史學界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形成的“社會階段論”曾經認為周秦分別屬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而且把秦以後的政治結構稱為“封建專製主義”。於是維護周製的孔子就被斥為“複辟奴隸製”的反動人物，而漢武帝以後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學又被斥為“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經沒有什麽人再這樣講了———人們一方麵知道中國曆史上並沒有什麽“奴隸社會”，另一方麵也知道漢語傳統所謂的“封建”即封邦建國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貴族政治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官僚製帝國“專製主義”，是差異很大的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孔孟時代的古儒確對秦政式“專製主義”十分拒斥。當然這並非像一些以現代觀念拔高儒家的人講的那樣是因為古儒中有什麽“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為孔孟弘揚的是以宗族認同、小共同體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於封主、封主保護封臣為基礎的周製，他們是以“封建”反“專製”、以貴族政治抵製皇權－官僚政治的。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具體相信什麽“五種形態”，但總相信曆史進化論，認為後來總比先前好，後來的秦不管是什麽“社會”，總比先前的周“進步”，而孔子要“複古倒退”，總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問題也很大，姑且不說“後來總比先前好”的庸俗“進步史觀”能否成立，就算“後來”確實更為“進步”，它也並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則社會怎麽能繼續“進步”？而這種批判利用過去的資源、采取“複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實甚為常見。中世紀晚期西歐著名的“複興”運動(過去譯為“文藝複興”不確，而且望文生義容易誤解)不就是以複希臘羅馬之古為標榜的嗎？它是“複辟”了古希臘羅馬的所謂“奴隸製”還是推動西歐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對於孔子的複古、“從周”，我們既不能閉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個超時空的神仙，捧成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隻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話大話的“聖人”，也不能抓住“複古”就罵他“反動”，似乎“先進分子”就隻有滿嘴摩登一身時髦。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加給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們論孔子，當然要討論這“古”當不當“以”，但更要討論這“今”該不該“非”。———這且按下不表。
喪家烈士魯諸儒 看家好狗叔孫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勁講道德，正是因為當時宗法道德已經崩潰。這無疑是對的。在宗族認同普遍、封主－封臣關係穩定的西周，那套價值體係就像“人要吃飯”一樣被視為自然，並沒有係統化論證與大力弘揚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沒有儒家一說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係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誌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製”(或“三代之製”)的係統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它比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論語》———一本頭緒紛繁隨手記下的孔門師生雜感錄重要得多，也就理所當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孔、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後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後王”，匯合於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曆經坎坷，與法家和秦製激烈衝突，以至發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麵壓製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並非隻對孔門(首當其衝的那些方士還並非儒家)，後來儒者隻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壓的重點。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衝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後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後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諛以得親貴”(《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暴政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後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於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願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以法治國儒治心 《論語》於是而為經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後，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於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的氛圍中，後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他們先是學會了“以法入禮”(瞿同祖先生曾論證過曹魏時“以禮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實際上此前數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禮”和“倫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時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時的儒家了)。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又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裏”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喪家狗”的習性尚未全泯，他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到“看家”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製”，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盡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於當真。這時《論語》的重要性就出來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聖”吧！而《論語》作為紀錄孔子“嘉言懿行”的書，恰好用作修身養性的指南。於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聖外王”其實本來源於《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並非儒家祖傳。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時隻講“遠聖”(堯舜等遠古聖王)而從不言今聖。所謂“遠聖”也隻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性體現出來的。亦即那時的儒學隻講“外王”，而不講什麽“內聖”。隻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後，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後來金元之際的高僧萬鬆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萬鬆老人自知佛學不能治國，所以隻為之爭取形而上領域的權威地位。但確切地說，這話與其說講儒佛關係，不如說用在法儒關係上更合適，就是“以法治國，以儒治心”(當然這裏講的以法【家】治國決不能混淆於今天強調現代人權法治的“以法治國”概念)。秦不用說是以“反儒”治國的，“百代都行秦政製”的後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國”，充其量不過是以“儒表法裏”治國而已。於是不能治國的儒便隻能“治心”了。這就是宋以後《論語》不但成了“經”，而且位列“五經”之前，乃至今天許多人談起儒家來不知有五經、但知有《論語》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