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道德的殤5

再看看泛道德的是非觀的具體危害吧。

先秦的諸子百家，互相之間的攻訐不少，在抬高的時候難免要貶低別人一番，就像文人相輕一樣，不過是沽名釣譽，為了引起社會的重視。

因為這樣的曆史事實，一點點去計較誰先誰後，誰是誰非似乎沒有必要。我研究完魯迅和別人的論爭以後，覺得研究這種爭論對後世的影響比研究是非更為重要。

公孫龍的白馬非馬，不能說它是絕對真理，但至少是對個性和共性概念進行區別的一個有益嚐試。

儒家的泛道德認為“白馬非馬”這種理論不具備賣給帝王家的“實用性”，因此就把白馬非馬的理論否決了。

對這種概念的否決，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概念的模糊和渾水摸魚的投機取巧。這種影響到現在依然到處可見。

譬如說，很多人喜歡用個別代替全部。一匹白馬比一匹黑馬跑得快，就經常被當作白馬優於黑馬的真理。一匹母馬喜歡白馬，另一匹母馬喜歡黑馬，但為了論證的需要，我們經常選擇性地把第一匹母馬當作全部母馬的替代物，似乎這匹母馬必須為全體母馬的行為負責。

有些人即使在某些場合會動情地強調個人價值和尊嚴的重要，在另外某些場合卻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利用這種模糊概念進行文化歧視。因為這種古怪的現象，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種個性和共性區別的模糊或者扼殺，不但讓我們的文化舉步艱難，而且是文化歧視的罪魁。

儒家的泛道德不但造成了個性和共性概念的模糊，還造成了人和言論概念的模糊。

文和人，本來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概念，到了後來就難以區分。文人，人文，好像人就是文，文就是人。這種概念的模糊導致了什麽效果呢？

就是文化的批判變成了對人的直接批判，文字獄就是這種現象的直接後果。

同樣奇怪的就是，文人一方麵慷慨激昂地反對文字獄，另一方麵又虔誠地推銷文如其人的合理。 大概對某些人來說，對別人實現文字獄式的學派批評是一種“能力”的象征，當權派對他們實行文字獄式的批判則是對人性的踐踏。

儒家的泛道德就這樣地深惡痛絕地反對泛道德， 但痛過了就又義無反顧地愛上了這個泛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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