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莊子。外篇第二十一田子方》這篇文章寫了很多有趣但又不為大家熟悉的人和故事。
田子方是第一個故事裏麵的主角。田子方和卜子夏都是戰國時代魏文候的老師，卜子夏的老師是眾所周知的孔老夫子。 田子方的老師是誰呢？莊子說，是東郭順子。
有一天，魏文候接見了卜子夏， 談著談著就談到了卜子夏的老師孔夫子。卜子夏當然很興奮， 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通，給魏文候講了講孔聖人的學問和人品。 魏文候很高興，忍不住誇獎說：“聖人的學問真好啊，我聽了以後真是茅塞頓開，知道了怎樣治理國家。”
卜子夏屁顛屁顛地走了。 魏文候又接著接見了田子方，魏文候興奮之餘，就問起了田子方的老師。 田子方說，我的老師是東郭順子。 魏文候當時就愣了，說，我怎麽從來沒聽人提到過他？剛才卜子夏說他的老師孔夫子博聞強記，認識了現在的眾多名流，好像也沒聽他提到有東郭順子這樣一個人啊？你能不能給我講講你老師的故事呢？
田子方是求之不得，於是跟魏文候侃侃而談，介紹了東郭順子的為人學問--至於內容如何，此處略去幾千字，因為莊子沒講，我也不好憑空捏造。
魏文候聽了以後，一聲不吭，直盯盯就看著田子方走了出去，連送人的禮節都忘了。魏文候身邊的人看了很驚訝，說，大王您聽了卜子夏的話那麽興奮，聽了田子方的話怎麽發起呆來了？
魏文候回過神來，大聲痛哭說，卜子夏這個騙子，把我騙得好苦啊。我聽了他的話，以為自己治理國家做得很不錯，因此興高采烈。後來我聽田子方這麽一講，才知道我做得實在太不夠了，我是魏國人民的罪人啊， 讓我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吧，我沒臉見人了。
故事說到這兒，大家都知道莊子是在借魏文候之口埋汰儒家學派的掌門人孔子和他的優秀學生卜子夏呢。
這個田子方好歹還算是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這篇文章裏麵第二個故事裏麵的人物就更微不足道了，叫作溫伯雪子。溫伯雪子是怎樣一個人呢？莊子沒有介紹。 莊子說了，你們管他是誰呢，隻要知道有這麽一個人就是了。
溫伯雪子這個人不但沒有什麽顯赫的身份，莊子連他是哪國人都沒有說。但就是這麽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埋汰起儒家學派來比魏文候還厲害。
據說溫伯雪子有一次從齊國出發經過魯國， 魯國的那些儒人聽說名星來了，一個個都死皮濫臉要去見溫伯雪子，巴望溫伯雪子給他們上上課。溫伯雪子聽了，很不耐煩地說，“不去，不去,我聽說中國的那些儒家學人， 一個個都是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不通人情，不懂世故，煩人的很，我不想去見他們”
當然，莊子不會說我這樣的話，他原文是這樣的：“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這裏的中國特指當時的魯國。
莊子這篇文章還有許多小故事，說來說去就是埋汰儒家學派的， 下麵就不一一介紹了， 因為我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引出上麵這句話。
引出這句話是為了什麽呢？是為了說明這句話的涵義，本來就是莊子用來批判儒家文化的。
莊子批判儒家說，“中國之君子，明乎禮儀而陋於知人心”， 或者說，在莊子看來，禮儀和天道並非一回事，儒家隻注重禮儀，實際上是失去了對自然之道的探索和追求。
不幸的是，莊子的理論並非為儒人所重視， 到了後來反而成為了儒家用來裝點門麵的東西了。在後儒的眼中看來，禮儀就是天道， 天道就是禮儀，遵守了禮儀就是遵守了天道， 所謂內聖外王，天人合一，之乎者也，不亦樂乎？
有人說了，話雖如此，追求內聖外王的統一也沒有什麽不可以啊，儒家把莊子同化，難道就不能是曆史辯證唯物主義的必由之路嗎？
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部分了。
儒家思孟學派按照仁心在內，善惡由己的說法，用莊子的話來裝點門麵當然是必然之路。實際上按照他們的思路，隻要沾上“儒”這個字，一切都是高尚的。任何學派的道德，他們都可以拿過來意淫和自戀，別人是說不得的。一說就是不會做人，不懂禮儀道德。 他們本來就是“做人”的表率，“道德”的代言人，“善惡”的法官， 怎麽可能容得旁人指指點點呢？旁人要做的就是沉默似金，心如死水，否則是亟亟乎怠哉的要被勾銷掉“人籍”的。
但是，中國的曆史，似乎還是出了那麽幾個另類，他們的言行並不遵循內聖外王的路子，倒是遵循了莊子的批判精神，把天道和禮儀分了開來。
莊子是其中一個，濟顛也是一個。濟顛說了，“狗肉穿腸過，佛祖心頭坐”，執著的當然就不是表麵的戒律，而是救世救人的仁慈。
為什麽莊子的骷髏和濟顛的狗肉不能最後消去呢？為什麽莊子和濟顛在執著了天道的真善美的同時，非得保持著人世間的冷暖和人情間的愛恨呢？（這裏的冷暖和愛恨對應骷髏和狗肉）
這是我要強調的地方， 也是我們要深思的地方。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來看看嵇康和魯迅的執著。嵇康離我們較遠，我們還是先看看魯迅吧。
魯迅在1927年9月在廣州作了一個演講會，題目就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要理解這篇文章，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魯迅問什麽要做這樣的一個研究。這個問題不但是理解這篇文章的關鍵，也是了解魯迅的一個重點。
那麽為什麽呢？一句話的回答就是：這篇文章是魯迅的自我辯護書。
魯迅借著研究魏晉風度，道出了他對於人世冷暖和愛恨的看法，也是魯迅對仁義道德的最後批判。
魯迅寫《狂人日記》於1918年，當時魯迅就發出了道德吃人的呼喊， 魯迅寫《祝福》於1924年，為一個被禮教迫害的祥林嫂祝福， 為什麽他到了1927年突然要為自己辯護，說什麽嵇康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因為1927年在魯迅的一生中非比尋常。1927年女師大事件爆發， 魯迅因為支持許廣平被迫辭職， 接著又接受了許廣平的愛情，被國民黨通緝為墮落分子。
魯迅到了此時，不得已為自己辯護，他通過嵇康的不得已說明自己的不得已， 用嵇康的不欲子肖來說明大家不要學他。魯迅的低頭是為了愛情，這並非他的本意。 後來魯迅沒有和朱安離婚，也非本意，隻是為了保留孝的名聲。魯迅說，司馬昭以不孝殺嵇康，其實他自己何嚐孝過?這句話的所指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但魯迅又說了，“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魯迅想問又不能問的對象是誰，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以前讀魯迅的這篇文章，總覺得魯迅對嵇康說得不準， 後來明白，魯迅也許故意為之。 魯迅和嵇康，在禮教的執著方麵是有所不同的。
嵇康的放蕩不羈，是因為他想死；魯迅的呐喊，卻是為了活。
嵇康之所以想死，是因為他不得不死，司馬昭政權可以讓他活，但是他不能背叛曹家的知遇之恩。 但是嵇康說了，有我為曹家獻身就可以了，你們兒子就犯不著這樣了。
魯迅那時為自己辯護，卻是因為他感到了生活的暖意。
所以莊子借溫伯雪子的口說，“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這句話是確的。 但這裏的君子不是莊子，不是嵇康，不是濟顛，不是魯迅，不是那些被冤死的任何人，而是那些用了道德禮教來加諸於他人身上的君子或者鄉願。
自己的內心誰自己不知道？莊子的批判怎麽可能指的是當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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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was a poor woman. Lu Xun's mother made a big mistake.
基本上都同意,對了,有一點兒,魯迅不離婚,有孝的成分,也有照顧朱夫人的成分,如果真離婚了,最難生活的是朱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