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我在上一篇文章“儒家的最後一個謊言”中，一不小心又踢了儒家的薄子一腳，暴露了儒家一貫耍的一個手段。
什麽是這個儒家的一貫手段呢？就是先把對手打倒然後裝好人的手段。
南宋在一些將士們的努力下，終於贏得了喘息機會，贏得了立足之地。 能夠睡安穩以後， 宋高宗和文臣們開始想著光宗耀祖了。
要買的自己的“孝”名， 首先當然要把老子宋徽宗從金國運回來， 哪怕是已經埋了N年的屍體， 也要挖回來重新舉行葬禮。葬禮的輝煌與否，是儒家文明禮儀的重要部分， 怎麽可以草率呢？其次就是要重新建立祖宗的規矩--三年觀其誌--就是說能否祖宗死了以後繼續聽祖宗的話，按祖宗的規章製度辦事。 因為這樣的目的和要求，南宋初儒家文臣們開始要求皇帝把嶽飛韓世忠等人從前線撤回來。 “酒杯釋兵權”是宋朝老祖宗趙匡胤的得意之作，“將不識兵，兵不識將”是宋朝的基本製度。--直到今天， 儒家文人們依然津津樂道於這種製度的“仁義”，更何況當時耳濡目染的儒家文臣呢？
所以說，當時的和談，正是在儒家的一貫綱常名教的要求下，在儒家文臣的一再要求下完成的。等到嶽飛被犧牲了，金國又打過來了，皇帝又要抗戰了，儒家文臣又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了“抗戰派”， 把嶽飛改裝成了自己人--儒家思想的傑出代表--這豈不是儒家一貫的善變和手段嗎？
有人看到我寫到這段， 開始表達他們“科學批評”的精神了，特此抄錄在下：
批判是容易的，真正理解是困難的。可以說，這人對儒家一竅不通，對宋代那段曆史也一知半解。不說別的，朱熹就是堅決的主戰派。
這一段文字裏麵的這人就是指我。
這一段批評，對我的文章毫無涉及，倒是提出了跟我文章三個毫不相關的意見。 第一， 我對儒家一竅不通； 第二，對宋代的那段曆史一竅不通；第三，朱熹是堅決的主戰派。
我見過這樣具有“科學精神”的人很多， 他們不需要出示任何信息和數據就可以證明別人的錯誤， 隻要憑著一點熱血和勇氣， 頭腦一熱， 把人品人性學位地位之類的一擺出來，高帽子一扣，認證就結束了。
一般說來，我懶得理他們， 因為要看得是文字的交流，而不是摸不著頭腦的諸如人品之類的概念。
但是這段文字提出的信息，我倒是覺得應該有所說明。
第一， 關於朱熹的主戰派問題。
朱熹是否主戰派跟前麵儒家和嶽飛的遭遇並沒有多大關係。
為什麽呢？我們不妨看看一些數據，就知道問題的真正原因了。
嶽飛：1103年—1142年1月27日
朱熹（1130年─1200年4月23日）
根據這兩個數據可以看出， 朱熹絕對不可能是支持嶽飛的主戰派。嶽飛死的時候朱熹還是一個12歲的小屁孩，怎麽可能支持嶽飛的抗戰？
所以說，朱熹是否主戰派跟我前麵的論述毫無關係。
再說到朱熹的主戰派， 我倒是想起我很久前的一篇文章， 其中說到朱熹這樣一個笑話：
據宋史記載，當南宋皇帝宋理宗跟別的大臣討論如何抗戰的時候，朱熹跑出來對理宗皇帝作了這樣一個建議：要求理宗皇帝不要忘了每天到太後麵前晨昏定省。
宋理宗一生氣，就要罷朱熹的官。於是朱熹的同黨就說了：“以前孔夫子就是因為中途罷免，魯王因此被罵了上千年， 說魯王不能全始全終”。
理宗皇帝因此很鬱悶，終於切身體會並領教了偽儒的利害，真的是招惹不得的。
從這一段記載看出，所謂的“絕對的主戰派”， 不過是在皇帝主戰要求下的一種表態， 一種用來打擊別人的“道德高帽”， 至於是否經得起誠信和實用的評價， 是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
宋朝的曆史記載很亂， 南宋末的故事跟南宋初的故事也不是一回事。 不過有一點是用不著翻曆史書就能知道的事實：南宋所謂的“儒家大聖人”朱熹似乎並沒有挽救南宋命運的好辦法，隻不過是讓南宋史書上多了一些奸臣罷了。
第二，我再說說對儒家的理解問題。
我不承認我對儒家一竅不通， 我隻承認我無法像某些人一樣“正確理解”儒家。
儒家所謂的“正確理解”就是孟子的“全信書不如無書”。
這個“不能全信”是什麽呢？那也是需要“正確理解”的，概括起來這個“正確理解”就是三句話：
凡是對儒家不利的文獻，我們必須懷疑真實性。
凡是對儒家有利的文獻，我們必須奉為經典。
凡是一個文獻中同時存在有利和不利的，要采取二分法，隻相信其中對儒家有利的文獻。
換句話說， 要“正確理解”儒家， 特別是醇而又醇的儒家，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罵倒一切對儒家不利的人和文章。
隨便加上我的一句評論，儒家的“正確理解”是不能相信辯證法的，所以上麵的三個凡是之中的二分法，不是辯證法中的二分法。
什麽是這個儒家的一貫手段呢？就是先把對手打倒然後裝好人的手段。
南宋在一些將士們的努力下，終於贏得了喘息機會，贏得了立足之地。 能夠睡安穩以後， 宋高宗和文臣們開始想著光宗耀祖了。
要買的自己的“孝”名， 首先當然要把老子宋徽宗從金國運回來， 哪怕是已經埋了N年的屍體， 也要挖回來重新舉行葬禮。葬禮的輝煌與否，是儒家文明禮儀的重要部分， 怎麽可以草率呢？其次就是要重新建立祖宗的規矩--三年觀其誌--就是說能否祖宗死了以後繼續聽祖宗的話，按祖宗的規章製度辦事。 因為這樣的目的和要求，南宋初儒家文臣們開始要求皇帝把嶽飛韓世忠等人從前線撤回來。 “酒杯釋兵權”是宋朝老祖宗趙匡胤的得意之作，“將不識兵，兵不識將”是宋朝的基本製度。--直到今天， 儒家文人們依然津津樂道於這種製度的“仁義”，更何況當時耳濡目染的儒家文臣呢？
所以說，當時的和談，正是在儒家的一貫綱常名教的要求下，在儒家文臣的一再要求下完成的。等到嶽飛被犧牲了，金國又打過來了，皇帝又要抗戰了，儒家文臣又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了“抗戰派”， 把嶽飛改裝成了自己人--儒家思想的傑出代表--這豈不是儒家一貫的善變和手段嗎？
有人看到我寫到這段， 開始表達他們“科學批評”的精神了，特此抄錄在下：
批判是容易的，真正理解是困難的。可以說，這人對儒家一竅不通，對宋代那段曆史也一知半解。不說別的，朱熹就是堅決的主戰派。
這一段文字裏麵的這人就是指我。
這一段批評，對我的文章毫無涉及，倒是提出了跟我文章三個毫不相關的意見。 第一， 我對儒家一竅不通； 第二，對宋代的那段曆史一竅不通；第三，朱熹是堅決的主戰派。
我見過這樣具有“科學精神”的人很多， 他們不需要出示任何信息和數據就可以證明別人的錯誤， 隻要憑著一點熱血和勇氣， 頭腦一熱， 把人品人性學位地位之類的一擺出來，高帽子一扣，認證就結束了。
一般說來，我懶得理他們， 因為要看得是文字的交流，而不是摸不著頭腦的諸如人品之類的概念。
但是這段文字提出的信息，我倒是覺得應該有所說明。
第一， 關於朱熹的主戰派問題。
朱熹是否主戰派跟前麵儒家和嶽飛的遭遇並沒有多大關係。
為什麽呢？我們不妨看看一些數據，就知道問題的真正原因了。
嶽飛：1103年—1142年1月27日
朱熹（1130年─1200年4月23日）
根據這兩個數據可以看出， 朱熹絕對不可能是支持嶽飛的主戰派。嶽飛死的時候朱熹還是一個12歲的小屁孩，怎麽可能支持嶽飛的抗戰？
所以說，朱熹是否主戰派跟我前麵的論述毫無關係。
再說到朱熹的主戰派， 我倒是想起我很久前的一篇文章， 其中說到朱熹這樣一個笑話：
據宋史記載，當南宋皇帝宋理宗跟別的大臣討論如何抗戰的時候，朱熹跑出來對理宗皇帝作了這樣一個建議：要求理宗皇帝不要忘了每天到太後麵前晨昏定省。
宋理宗一生氣，就要罷朱熹的官。於是朱熹的同黨就說了：“以前孔夫子就是因為中途罷免，魯王因此被罵了上千年， 說魯王不能全始全終”。
理宗皇帝因此很鬱悶，終於切身體會並領教了偽儒的利害，真的是招惹不得的。
從這一段記載看出，所謂的“絕對的主戰派”， 不過是在皇帝主戰要求下的一種表態， 一種用來打擊別人的“道德高帽”， 至於是否經得起誠信和實用的評價， 是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的。
宋朝的曆史記載很亂， 南宋末的故事跟南宋初的故事也不是一回事。 不過有一點是用不著翻曆史書就能知道的事實：南宋所謂的“儒家大聖人”朱熹似乎並沒有挽救南宋命運的好辦法，隻不過是讓南宋史書上多了一些奸臣罷了。
第二，我再說說對儒家的理解問題。
我不承認我對儒家一竅不通， 我隻承認我無法像某些人一樣“正確理解”儒家。
儒家所謂的“正確理解”就是孟子的“全信書不如無書”。
這個“不能全信”是什麽呢？那也是需要“正確理解”的，概括起來這個“正確理解”就是三句話：
凡是對儒家不利的文獻，我們必須懷疑真實性。
凡是對儒家有利的文獻，我們必須奉為經典。
凡是一個文獻中同時存在有利和不利的，要采取二分法，隻相信其中對儒家有利的文獻。
換句話說， 要“正確理解”儒家， 特別是醇而又醇的儒家，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罵倒一切對儒家不利的人和文章。
隨便加上我的一句評論，儒家的“正確理解”是不能相信辯證法的，所以上麵的三個凡是之中的二分法，不是辯證法中的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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