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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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說：“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製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製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製它，管理它，是生死悠關的。”[1]再也沒有什麽例子能比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記憶更能說明福柯的洞見了。有一點很清楚：文革沒有離開我們，在今天人們的意識和言語活動中，它反而越來越經常地穿上戲裝出場，在越來越典型化、越來越模式化的漫畫場麵中為當代觀眾排演。文革被化約成一些鮮明生動的符號形象，如：紅寶書、忠字舞、抄家、“噴氣式”等等，這些經過文字和意識生產者的刻意加工，經過官方和主流媒體所反複強化，已經成為迪斯尼樂園微縮景觀式的“文革曆史”。 正如同迪斯尼樂園的運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細致的經營，微縮景觀式的“曆史知識”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來的，今天作為曆史知識的文化大革命，是控製、篩選、操縱，亦即有選擇的記憶與有選擇的遺忘的成果。如果說，啟蒙運動的左右兩翼今天仍在為法國大革命的古老鬥爭而激戰，那麽作為不久前的另一場“法國大革命”的文革，更還遠遠未成為“無害的曆史”，還遠遠不是“過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導統治勢力和主流統治意識“過不去”。正因為這樣，才有對有關曆史知識、資料研究、大眾記憶、大眾話語權的控製、獨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貨真價實的政治鬥爭，而不是迪斯尼樂園式的忠字舞彩排，那麽有關文革的曆史知識本身，也別無二致，是矛盾衝突、操縱與反操縱、主宰與被主宰的的場所，更確切說，是“記憶與遺忘”的政治鬥爭的場所。為了說明這一點，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天為探討對象，將官方和主流文獻的記載與那些被忽視、被掩蓋的文獻記載相對照比較，以此來展示記憶與遺忘的政治是怎樣圍繞著文革曆史來展開的。 考慮到官方和主流史學對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這裏就牽涉到當權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問題）的有關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細”，本文的主題也許有拾遺補缺的價值。不過，本文更希望通過對這個主題的探討，來引導出有關對文革意義的評價、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等更重大、更複雜的問題的討論。 有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眾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了一份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全文是：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2] 這段文字，其震動之處，除了坦率、直接的特點之外，還在於首次點破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竟然存在著“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實右方式對群眾專政的問題。這裏所說的在“五十多天裏”發生的看來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麽呢？今天以控訴迫害為主題的文革回憶錄文學，為什麽對這“五十多天”竟然緘默無語呢？ 先來看一看一些最權威的官方史記載：著名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此隻字未提，這時“宜粗不宜細”的典範。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簡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簡史”的風格，對此事記載道：“由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錯誤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單位群眾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理解不同，對本單位領導的看法和所持的態度不同。所以，從運動一開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數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數派），必然會同一部分群眾和某些基層組織發生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以致發生越來越多的轟趕工作組的事件，結果工作組不僅未能扭轉越來越嚴重的混亂局麵，反而將自己置於矛盾交點的困難地位。……為了堅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組曾經不適當地采取了所謂'排除幹擾’的某些措施。有些單位批鬥了一些帶頭'造反’，轟趕工作組的人，並加以'反黨分子’、'假左派’、'右派學生’等罪名。當時，對於這一類措施，黨內黨外都有讚成和不讚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夥確對此大加渲染，誣之為'鎮壓群眾’、'白色恐怖’、'反對革命’，力圖給工作組加上彌天的罪名。”這是官方史著所能給予的盡量含蓄、盡量客觀的說法了。 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是在中國公開出版的另一部比較權威的文革史著作。[4]這部著作記載五十天的篇幅相對較長，從這裏我們才隱約看見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組進校後人們對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聯想，簡要提到六月初上海發生“圍攻少數派”的事件，較詳細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這樣的情節：“把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遊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組也有錯誤的方麵，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一些工作組按照自己對'右派’的理解，過分嚴重地打擊了向黨委、向工作組發難者。”這些記述和分析的可貴之處在於有很大程度的獨立判斷，然而遺憾的是，學生和工作組、少數派和多數派在頭五十天內衝突的線索，在王著裏並沒有和後來文革的矛盾發展聯係起來，最終王著的敘事基調要和官方結論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義也就成為不可能了：因為對“五十天”內的矛盾衝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會觸及文革運動初期複雜曲折的發展過程，就可能破壞官方文革史的自圓其說。 本文下麵將通過筆者現有的一些材料對這個曆史時刻的有關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較各種說法，以圖盡量完整地複原出一個被主流話語所刻意“遺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曆史。 劉少奇、鄧小平與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從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劉少奇領導中央一線工作，毛澤東退居二線。許多回憶錄都記載了文革前夕政治氣氛越來越“左”、各種政治運動越來越嚴峻的情況。而多數的分析認為，這是毛澤東對“階級鬥爭”越來越強調的結果。然而，難以解釋的是，恰恰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當時政治運動的領導工作表現出很大不滿，並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決策權之外，因此才有毛澤東、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公開的分歧，以及毛澤東手拿憲法、黨章抗議被剝奪發言權的事情發生。[5] 毛澤東的不滿之一，是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實行殘酷打擊一大片幹部群眾的粗暴作法，這就是毛澤東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事實上，劉少奇領導一線工作期間展開的政治運動，無不打上劉少奇的個人印記。[6]由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所實踐和整理出來的“桃園經驗”（《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就是滲透著劉少奇的群眾觀、反映了劉少奇風格的政治運動的一部經典。它的影響普遍滲透到各級幹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風當中，因而“桃園經驗”注定要在文革中發揮它的作用，它的執筆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積極運用她的經驗，從而導致她後來巨大的個人不幸。。 毛劉之間的分歧又要歸結於他們對黨、對群眾看法上、對黨群關係、對精英與群眾關係看法上的深刻差別。對於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等抽象原則，他們也許沒有爭論，而一旦麵對生動活潑但非盡善盡美的群眾和群眾運動，他們的態度就變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麵，當毛澤東正在思考著黨內出現“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7]等問題時，劉少奇卻在考慮著怎樣把“桃園經驗”的“集中優勢兵力”派工作組下基層、找根子、奪權、人人過關、“洗手洗澡、下樓放包袱”等搞政治運動的標準操作程序進一步完美化，並在這種行政命令式的政治運動中把共產黨員變得進一步馴服工具化。 現有文革史，對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劉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組、訂立“八條規定”，以及後來轉發北大有關“六．一八”事件簡報等領導層的事態發展，敘述較詳盡，但對群眾層次的言論、行動和發生在基層單位的事件的記載比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麵就從劉少奇、鄧小平親自過問、直接幹預的兩個基層單位的情況入手，來具體說明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領導文革運動的方法和風格。有關事實記錄，很多來自文革運動中群眾出版物的文章，這裏基本引用原話，但去掉一些浮誇而無實際內容的詞句。 第一個例子是北京師大一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組進師大一附中。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著直接的聯係。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由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至互相鬥爭，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了，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髒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出大字報［指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敵人搞清楚。”[8]如果說，向工作組發難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黨提意見”的鳴放運動，那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特別是所謂“引蛇出洞”策略，就成為劉少奇心目中的一個關鍵性的參照係，這期間他的指示、談話，都反映出他準備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運用到當時的運動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個被格外注重的參照係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別是以“桃園經驗”為象征的：嚴格的等級秩序、嚴密的信息控製、政策神秘化、給群眾分類排隊等具體操作。劉少奇的女兒根據她對劉少奇指示的領會，在日記中寫到：“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隻許開一種秘密會，就是北京市委傳達指示（隻許黨員的），工作隊革命委員會的給群眾排隊，可以秘密，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數學生參加，告訴他們保守秘密。”另一方麵，是對群眾“鬧事”的可能場景的厭惡和防範：“可以讓大家學毛選，社論，準備材料，不要讓大家沒事，沒事就會鬧事。”[9] 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一次鬥爭會就開了八小時。當時負責向中央匯報中學文化革命情況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讚許下的武鬥：工作組七月十一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10] 三次鬥爭會後，全校一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隻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一天到晚誰也不和他們說話，何方方蹲在教室裏的一個角落裏，彎著身體學毛選，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連開始以後她去北大看大字報，竟被人告密說她是“反革命頭子”，把她趕出了北大。[11] 第二個例子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曾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胡當時負責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文化大革命）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並搞成“典型”。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一些師生對工作組進校以後把矛頭指向群眾非常不滿，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在工作組的煽動下，不少學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學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現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另一方麵，梁二同等學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的對少數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貼大字報及支持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鄧小平這樣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麵開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一個班就鬥爭了十二個被斥為“右派”的同學，其中張ＸＸ、朱ＸＸ被定為“反革命”。張ＸＸ被鬥了兩天一夜，朱ＸＸ隻許在“牛鬼蛇神圈”裏活動，剝奪了她們的一切政治權利，並被監視起來。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12] 女附中反工作組的事件導致了鄧小平本人對該校的直接幹預。下麵是胡啟立對有關事實的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我嚇了一跳，不知象鄧這樣的人為什麽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鄧……具體指示我說：'那十三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隻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十三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十三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下令讓卓琳打電話給劉誌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鄧小平進一步下達指示，要求運用“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打擊反工作組的少數學生。胡啟立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指示我，應象師大一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七月五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一次當麵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一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了，怎麽辦？鄧竟指示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 根據鄧小平在十天內連下的三道指示，不顧工作組同誌的反對，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帶頭反工作組的學生外，其他很多學生也沒有幸免於被打擊迫害。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14]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六個校一級領導幹部五個被鬥，六個教研組長也有五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七月初，劉少奇、鄧小平製定一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從七月二十三日開始，工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著一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組組長張世棟講：“洗澡下樓不要'就事論事’，要猛上綱。”“有人要洗燙水澡。革命小將在把關，守得很嚴。”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都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15] 這裏，另一個值得思考的五十天曆史的重要案例是清華大學，當時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身份擔任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可以參考《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的那篇著名的調查報告，這裏不再引述。[16] 也許，對北京兩所很特殊的中學的考察，隻能算是管中窺豹，未必全麵，那麽，我們就有必要對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的普遍情況有一些了解。 北京市高校的群眾事件 官方和主流曆史對五十天中唯一最著力的一筆記載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後，劉少奇轉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並加了按語，從而使全國各地的亂批亂鬥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製。然而，這裏有意不去觸及兩個問題：第一，當時並不是以法治或者鬥爭策略的角度去製止武鬥的，而恰恰是從文革的“極左”話語、以“陰謀論”的觀點出發的：《簡報》認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壞人搞了我們一下，但壞人也暴露出來了”，因而對付的辦法，也是上綱上線到敵我矛盾的性質去嚴厲處理；第二，學生中自發的“亂鬥”現象，實際上是四清以來的政治運動的慣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決敵我矛盾的武鬥方式，運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當中，《簡報》中特別提到“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的作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為”，這意味著：要害在於“避開工作組”，而不在於亂打亂鬥本身，因為工作組本身並不回避武鬥，“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原則，實際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條”（即《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確立起來的。由上述北京兩中學案例可知，劉少奇、鄧小平並不反對對他們心目中的“右派”和“搗亂分子”實行暴力，下麵有關史實更說明：在後來的文革群眾運動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打擊一大片”和“殘酷鎮壓群眾”。 而“打擊、鎮壓群眾”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組。派工作組是共產黨的一種傳統的、慣常實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個基層單位的工農群眾處於受壓製、不敢反抗、沒有領導的落後狀態，工作組下去了解情況，搞清敵、我、友，以便發動群眾。在四清中，這個前提被修改為：一個單位的領導班子爛掉了，實際上已經沒有黨的領導，因此上級黨委就要派駐一個工作組，去重新確立黨的領導，確定誰是左中右，這就是所謂“奪權”。因而，派到基層單位的工作組，代表著黨，代表著中央。這個有關“黨的化身”和“黨的體現”論，得到當時大多數各級幹部的認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在視察清華大學時，就“工作組能否代表黨”這一問題與蒯大富發生爭論，薄對此作了畫龍點睛的精采評論：“信賴黨中央和毛主席是對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頭發，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過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過基層執行貫徹的，我們認為工作組是可信賴的，難道你連毛主席派來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劉少奇、鄧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規模的政治運動，因此派工作組的數量也要空前規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學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學校，還有半工半讀的學校約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係統抽調了一千五百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龐大隊伍。[18] 工作組進入各校後的作法並不完全一樣：有的原黨委已經垮台，工作組進校後取代原權力機構，有的工作組和校黨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師生群眾發生矛盾衝突，有的工作組對本來就存在矛盾的學校中的兩派支持一邊，反對一邊，加劇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組行為一致的地方在於：都按照“給群眾分類排隊”、“上下左右一起掃”、“打擊一大片”的“桃園經驗”，主觀上十分真誠地開展運動；其次，以五七年反右為參照，視反對工作組的群眾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實行打擊迫害。清華大學的一位政工人員後來回憶到：“當時北京市大多數高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現象，派出工作組的領導人認為這是五七年右派進攻的重演，還認為有舊北京市委的黑線在裏麵起作用，總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籠，要引蛇出洞，然後予以殲滅，他們把這個部署總稱為'反幹擾’，在清華就是'反蒯’。”[19]下麵就來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況。 各個學校的形勢發展大都是以轟動性的事件為標誌的。比如，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六月十日，金融係十名青年教師和係裏的一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揭發院係領導的問題，並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向黨猖狂進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召集金融係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黨”、“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宣布對他們“實行專政”，“隻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裏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汙辱。”“晚上一點鍾以後，還有人每過一會來敲打一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限製我們的自由，不準我們找人談話，不準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一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麽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組和群眾的衝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質學院“六．二○”事件。據首都三司編寫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記載，六月二十日，“院黨委常委李貴和部分幹部、教員一起上書黨中央、國務院，揭發工作組的錯誤，他們的行動得到了廣大學生的支持，師生團結起來，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矛頭指向鄒家尤工作組。當時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魯笳、地質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何長工斷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並指示工作隊抓李貴。薄一波後來在地院工作組整李貴的黑材料上批道：'看來李貴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第二天地質部的領導人還調來一批機關工作人員，為鄒家尤工作組呐喊助威，並組織家屬、小孩搞遊行，作為反擊。”[21] 北京師範大學的“六．二○”事件是這樣的：譚厚蘭等十七位學生貼出了《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的大字報，一些師生紛紛支持。上午十時，工作組組長孫友漁急忙作“廣播講話”，認為大字報“別有用心”，“他們的命運與牛鬼蛇神聯係在一起”，是“有計劃、有組織的預謀活動”，“要趕工作組下台”。於是，以“橫掃外圍”、“反幹擾”、“抓遊魚”名義的圍攻開始了。大字報的作者沒有屈服，中午又貼出了《孫友漁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報。當晚，圍攻和批鬥的現象愈演愈烈，寫大字報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黨”“反革命”等帽子，被限製人身自由，甚至不許吃飯。[22] 北京林學院“六．二○”事件圍繞一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誌談話紀要》（也稱《二十二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廣州、武漢、重慶、西安、長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一波把林院定為“反幹擾”的重點學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布“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同一時候，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ＸＸ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記》形容當時的情勢：“反革命圍攻象瘟疫一樣流毒全國，很多地方有領導有組織地批判這個《談話紀要》。據不完全統計，四千餘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23] 這張大字報到底邪惡在哪裏，使工作組視它為洪水猛獸呢？和當時各院校普遍反對工作組的言論比較，它並沒有什麽特別“反動”的地方，最不對工作組胃口的，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黴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麵這種作法本身。 據《大事記》記載：“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重見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紅衛兵三司報紙《首都紅衛兵》是這樣記載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學院受迫害的革命同誌和清華大學的趙鋒、馬建武等同誌成立了'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二十二個問題”串連小組’，……在這期間，全國各地革命群眾紛紛來信來訪，給他們提供大量的情況。”“北京林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長春地質學院等革命學生在來自全國十幾個省三十多個市六百多革命師生的支持下，乘著《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後的大好形勢，發揮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鬥爭，”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ＸＸ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誌恢複和補發了助學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後幾天時間裏，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學發生工作組被群眾轟趕、工作組反過來打擊群眾的事件。工作組對發表反工作組言論的群眾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過“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棱鏡，將反工作組的風潮理解為“向黨猖狂進攻”。比如，北京外語學院的“六·一三集會”被打成反革命集會，性質類似的反工作組的“六·一六”趕工作隊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當時一位領導幹部的話反映了一種典型心態：“六月二十日前後，在野的右派感到氣候已經合適，紛紛出籠，他們和黑幫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結，利用群眾的革命熱情，以極左的麵目出現，興風作浪。”[24]總之，工作組對群眾的作法，用我們熟悉的話來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極左”的詞句上綱上線，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應忘記的是：這正是在文革運動後來的受害者－－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發生的！ 鑒於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風潮興起，北京市新市委書記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飯店召開市委工作會議，作了著名的“六．二三”報告，認為“情況複雜，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產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製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對黑幫的仇恨，企圖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對右派趕工作隊一定要清理。在這個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學校，先後傳達了李雪峰的“六．二三”報告，把“反幹擾”推向頂峰，“高校和中學一片白色恐怖”。據《大事記》記載，在“反幹擾”時期，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25]六．二○以後，工作組利用幹部急於參加運動、要求解放的心理，誘導他們通過積極參與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來換取早日“洗澡下樓”，讓他們“將功補過、立功贖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華大學工作組讓下樓的幹部參加“反蒯”運動。 全國各地大中學校的群眾事件 首都的政治氣氛濃厚、消息靈通，發生上述矛盾鬥爭可以理解。然而，北京並不是例外，五十天裏，類似的矛盾衝突也在全國各地上演著。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廣州發生的一起轟動一時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來信引發的。六月間，華南工學院學生高翔收到其妹從北京寄來的一封信，介紹北京文化革命的情況，高翔等學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貼出了“北京來信”，並寫了《告全院學生黨員書》的大字報。“北京來信”中有這樣的話：“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頓時，學生奔走相告，爭相傳抄。 當晚，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主持召開會議，把“北京來信”定為反革命信件，決定派出專案組進行偵察。二十五日淩晨一點，在工作隊和學院黨委第一書記張進策劃下，一些工農和革幹子弟舉行緊急會議，連夜寫出批判文章、大字報，指責“北京來信”是“反革命暴動的宣言書”，是“裴多菲俱樂部反革命綱領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亂的前奏”。工作隊還布置對有關學生進行監視、跟蹤。因“北京來信”受到鎮壓，五名學生赴北京反映情況，被省委攔截和控製。華南工學院蕭玉祥等十八名學生寫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聯合起來”的信件，提倡串連，也被定為反動信件進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簡訊》（當時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內部刊物）報道了這一事件，並把這一事件形容為“華南工學院就一封反動信件展開的一場鬥爭”。將近一年後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來在對廣州兩派代表的談話中，特地為“北京來信”事件平反，他說：“'北京來信’那個鬥爭是受壓迫的。是廣東革命群眾第一次受當時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鑄的壓迫。”[26] 中南地區在五十天內壓製群眾的現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漢洪山賓館會議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凶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本院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在此影響下，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階段”。[27] 這個思路被工作組在武漢大學付諸實踐：“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一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係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一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製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恫嚇，後來工作組進校，衝突進一步發展，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複”、“反革命暴亂的典型”，要中南局批發文件到基層，並上報中央（後來沒有批準）。六月二十一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你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你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你們是反革命，你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三個十六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道，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劃八月五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29] 另一樁殘酷迫害的典型案例，發生在北京師範大學臨汾分校。以武永泰為首的工作組是六月二十日進校的，“原來受到黑黨委壓抑的廣大革命師生，敲鑼打鼓，用熱淚迎進了他們，並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希望。”而工作組的政策是，全部幹部“靠邊站”，“在橫掃的基礎上找重點”、“剝筍政策”，並把鬥爭矛頭轉向一般幹部和學生，把學生幹部也當作“當權派”，整個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團支書高尚年，在工作組進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殺，據他的同學後來的控訴，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真是猖獗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逼死一個人就象殺一隻小雞似的平常。當把高尚年從井裏撈出來時還說：看看死了沒有，如果沒死還得拉去鬥。”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學生幹部李誌宇，在工作組“天天敲”的口號下，不時被提審、被鬥爭，低頭、立正、手放下的訓斥聲接連不斷，並被關在屋子裏寫檢查。[30] 在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人大（即吉林大學），發生了所謂“紅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東北人大師生的大字報開始貼出揭發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與原東北人大校長兼第一書記匡亞明的關係的大字報（六月十三日，江蘇《新華日報》刊登了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匡亞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派市委書記處書記李一平為首的工作隊到東北人大滅火。工作組進校後，工作組和給黨委提意見的群眾發生了各種衝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滾蛋的聲浪中”，市委工作隊召開東北人大全校黨員大會。會上李一平號召黨員表態支持工作隊。市委第一書記宋潔涵對工作隊員講：“往外趕工作隊，說明有壞人搗亂。要準備鬥爭。”會上決定，晚上開群眾大會，把市委工作隊擴大為省市委工作隊，仍由李一平任隊長。全校黨員大會的消息傳出後，很多群眾義憤填膺。當晚，群眾從四麵八方向校大禮堂聚攏，打破了工作隊“憑票入場對號入座”的規定。群眾進入禮堂後，發現台上無國旗，僅有主席象，還歪掛在那裏。同學們上前與工作隊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擺正，掛上國旗。工作隊的副隊長說：“得請示省市委。”這一下激怒了師生，“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三、四百革命小將自己動手擺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國旗。”十一點鍾，省市委從郊區公安分局調來兩汽車公安人員，幫助“維持秩序”，後又由各工廠、機關、學校臨時抽調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幹部，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韓容魯為首組成工作隊。“全體隊員強行登台向革命群眾示威”，這就是轟動全城的“紅旗事件”。“紅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搗亂”事件。事後，宋潔涵指示工作隊要詳細調查“紅旗事件”的參與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隊對學生進行排隊，把全校數名敢於造反的學生打成“反革命”。[31] 工作組與群眾麵對麵對峙的場麵，也幾乎同時發生在重慶大學校園。以下是群眾出版物《八·一五戰報》所敘述的事件經過： 以張種玉為首的重慶市委工作組6月8日進校之後，肯定校黨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委”，不準貼校黨委和黨總支的大字報，發生了壓製群眾運動的現象。在師生的強大壓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組被迫叫校黨委書記鄭思群就壓抑群眾的一係列錯誤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一次假檢查。而當晚，由各係黨總支書記照定下的框框分別向群眾作檢查。但是這樣作卻更加暴露了工作組、校黨委和群眾之間的矛盾。在無線電係黨總支召開的檢查大會上，一些參與了以前官方秘密會議的同學自動起來揭發了係黨總支召開秘密會議以及會上布置的壓製群眾的種種措施，師生情緒高昂，紛紛要求當時追隨校黨委的一年級輔導員劉ＸＸ交出指示其開秘密會、布置開黑名單的幕後指揮。接二連三的提問弄得劉ＸＸ手足無措，冷汗橫流，不斷以目光向當時在場的校黨委委員王ＸＸ和工作組組員張ＸＸ請示和求援，張、王上台幾次也不能控製會場，為了挽回敗局，他們請示了校黨委辦公室主任丘崇興和市委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丘崇興數次從同學手中奪過話筒，叫大家“這個會不要開了！時間不早了，快回去休息！”（當時是晚上十一點多鍾，而同學們認為時間還早）留在後台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也極力勸阻在後台排隊準備發言的同學：“今天很晚了，這個會準備不充分，開不好，謹防階級敵人利用。”軟硬兼施，終於製止了這次大會的繼續召開。據形容，此時“重大校園內象堆滿了幹柴，隻要一點火星，立刻就會燃燒起衝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的報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導火線。那天上午，無線電係的同學聽說電機係的一些同學因揭發校係兩級的問題受到圍攻，馬上組織全係同學排著隊伍冒雨前去聲援。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出來接見同學時，說：“你們的熱情是好的，但是，這麽多人，亂糟糟地來，解決不了問題……電機係的問題，他們自己解決，你們還是回去學習文件吧！”同學們對他的態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誦讀了給電機係同學的聲援信，兩係同學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號，一時群情激憤。 聲援結束後，無線電係的同學又找人去把情況講給作鎮重大校園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何正清，要求他對此表態，但何正清認為工作組副組長張海亭是正確的。聯係到工作組到校後的一係列表現，同學們認為市委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鎮壓我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天中午，就有幾個班的不分同學分別聯名給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出加急的求援電報（有的電報被郵局卡下來了，未發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動，使一些同學結成了某種集體。 6月18日下午，張海亭代表工作組給全校黨員和團幹部作了一個報告，認為“共青團員要堅信市委，堅信黨中央，對於上級組織的決定，即使是錯誤的，也必須堅決執行”。被同學們認為是劃框框、定調子、潑冷水的報告。 6月18日晚上，無線電係召開團員大會，（有部分青年同學參加），傳達下午張海亭的報告，在傳達過程中，同學紛紛遞上字條，對報告的許多觀點提出疑問，並要求發言對其進行批判。報告傳達完畢，就已經有人跳上台去，準備發言。但是，當時負責傳達的係團總支書記高ＸＸ和工作組成員張ＸＸ拒不同意，於是，在要不要繼續把會議開下去，要不要批判這一報告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突然電源被切斷，工作組的另一成員楊ＸＸ跳出來指責同學批判張海亭報告的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事情的過程中，又有人打電話請示住在鬆林坡的重大工作組組長張種玉，他十分不滿地回答：“你們實在要開就開吧－－叫工作組成員全部回來開會！”在場的人都知道事情變得嚴重了。一些膽小的人離開了會場。三、四百名堅定分子留下來了，大家推選出了幾個人組成了會議臨時主席團（絕大多數是同學們上午推選出的學生代表），有人搬來了錄音機，為大會錄音，有人自動維持會場秩序，大會繼續開下去了。 同學們爭先恐後地跳上台，對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壓製群眾的行為進行揭發和控訴，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組”、“在黨中央毛主席沒有派人來之前，自己組織起來鬧革命”等口號，還有人提出：鑒於工作組和校黨委串通一氣、壓製群眾，為了保證文化革命運動的正常進行，必須“接管廣播站”、“接管武裝部”；最後，會議決定：要把學校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直接匯報，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會材料，用放錄音、大字報、演講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斷我們和黨中央毛主席的聯係，電報發不出去，我們要殺出校門去，到工農兵中去宣傳，爭取工農兵對我們援助。發言的人一個接一個，會場的氣氛越來越熱烈，等待上台發言的人在台後派成了一條長蛇陣。電機係、機械係、冶金係和其他外係的同學也來聲援了，也要求發言，會議一直開到深夜兩點鍾。大會之後，在校內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揭穿市委工作組的大陰謀、大騙局！”“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響徹夜空。 就在同學們的自發會議進行的同時，市委宣傳部長何正清就在黨委禮堂，宣稱：無線電係集會是反革命事件。當時何正清和張種玉研究了兩項措施：第一調軍隊來，如果學生上街遊行就鎮壓，第二立即把機械係的工人集合起來，拿上工具去“保衛”一大樓（無線電係集會所在地）。 “六·一八”集會的消息馬上傳到市委大樓裏麵，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和其他幾位書記通宵未眠，共同策劃對策。工作組親自布置對無線電係師生進行圍攻，指定兩個同學各籌一篇稿子，聲討無線電係“反革命事件”。6月19日淩晨起，無線電係的學生在宿舍、在路上到處受到圍攻，校園內貼滿了“憤怒聲討無線電係一小撮人非法集會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標語和“聲討”大字報。晚上，工作組和校黨委組織了鬥爭會，對“六．一八”集會的參加者和支持者實行綁架和鬥爭。重慶市委、省文革小組專門為此事發表了歪曲事實真相的“情況簡報”。然而，事件之後，重慶市委也被迫調回了原來的工作組組長張種玉、張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組進駐重大。[32] 最後來看一起發生在校園之外的衝突，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六月十三日《新華日報》登出了一篇《堅決支持南京大學師生的革命行動》。南京的大中學生對這篇文章有很多批評和責問。認為文章把揪出匡亞明的功勞加在省委頭上，說是省委及時發現的，從而給省委定下不容懷疑的調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農學院兩位同學給《新華日報》貼了第一張大字報，題目是《這裏有鬼》。不到兩小時，報社內外貼滿了大字報。報社部分工作人員雖然手拉手築成好幾道人牆，也阻擋不住到報社內貼大字報進行辯論的群眾。於是，公安局的人員來了，開頭來了幾十人，後來增加到二三百人，他們同報社的工作人員一起，把到報社內貼大字報和進行辯論的群眾趕了出去，然後關上鐵門，惟恐進來一個學生。“門內外嚴陣以待，如臨大敵，把革命群眾當成洪水猛獸。” 本來到報社去貼大字報和辯論的群眾比報社工作人員和公安人員多得多。後來，報社的鐵門關上了，門內是有組織的“保衛黨報”的公安人員、報社的編輯和記者、印刷廠的工人、半工半讀的學生，外邊的公安人員不時從外邊拉進一些學生和青年工人，一進門，便被團團圍住。這樣多數變少數，各個擊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寧海中學一個幹部子弟被拉進報社，報社一大群人與他辯論，逼他承認錯誤，他不承認，報社領導就讓工人們鬥爭這個“反黨”學生，拍桌子打板凳地罵了一個多小時，罵後還不讓回校。 事件延續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橋小學一位少先隊輔導員因爬牆貼大字報，被公安人員拉了下來，衣服都被撕破了，拉進報社後要他承認錯誤，許多人與他輪番辯論，他不承認錯誤就把他關在報社的乒乓球室裏，最後用吉普車把他押到公安局。和這位輔導員同時被拉進報社、遭到圍攻、被扣上“反黨”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數是青年學生。 這些人被拉進報社，公安人員便強迫他們拿出證件，之後向其所在單位黨委或居民委員會通電話，調查被扣人的政治情況，然後威脅說：“你的底細我們全知道了！”有些學生在報社門口多停留一會，或多去過幾次，或者與報社人員發生過爭執，於是公安人員便把他們的單位、姓名記下來，準備順藤摸瓜。 在第二天，報社印刷廠三個工人在街上貼了一張揭發報社問題的大字報，“這下子可翻了天啦”，報社當權派便組織工人開小組會批判他們，說他們被壞人利用了，要他們承認錯誤。 凡是貼出和送進的大字報，不管內容、作者，報社都組織人整理了，貼在街上的大字報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後，用放大鏡一張張把內容整理下來。“這是自覺地運用五七年反右鬥爭的'經驗’來對待群眾”。“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報社打成“少數壞人鬧事”的事件。懷疑過《新華日報》的群眾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還被迫親自到報社編輯前檢討、認錯。[33] 五十天內，全國各地的類似事件很多，較著名的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廣西西大“龍乾運事件”等等。這裏所考察的案例隻具有說明和啟發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統計意義上的證明。為了充分了解這期間各地黨群衝突的準確情況，我們需要各地、各單位有係統的資料整理，以及對當事人的調查了解。[34]然而，本文到此也許能夠說明：這個取得曆史知識的過程不是一個中性的、沒有爭議的過程，而是攸關到對有曆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詮釋的問題。 結局和結語 進入七月份，各地校園內反工作組的風潮在工作組和黨委的壓製下大多沉寂下來。以北京大學為例：據記載，自從“六．一八”以後，北大運動變得“冷冷清清”，工作組加強了對群眾的控製，“北大校門重兵布防、戒備森嚴。各係、級之間一律不準往來，同學外出買東西，要兩人同行，向工作組請假，回校後要匯報。來北大的外校師生一律被拒之門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九期社論《信任群眾，依靠群眾》發表後，北大又開始活躍起來。七月十二日，陳必陶等五名學生貼了一張《把運動推向更高階段》的大字報，提出北大運動“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隊伍沒有形成”，再次批評工作組，此後，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又多了起來。[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組進校後一直受到排擠的聶元梓對哲學係學生發表公開講話，“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組的嚴重錯誤”。鄧小平知道了，急忙讓卓琳給在北大上學的女兒鄧楠打電話，指示她“多給工作組提建設性意見，不要提破壞性意見。”第二天，鄧楠和一些高幹子弟聯名貼出《批評工作組，擁護工作組》的大字報。[36] 北京校園裏形勢的真正轉折，是從中央文革的幾位成員走訪校園、參加辯論會開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關鋒去清華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陳伯達、江青到北大進行調查。 七月二十四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京廣播學院（該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被限製自由）出席群眾大會，江青在會上說：“有些同學有意見，說你們之間不諒解，但你們之間不會有很大的衝突，不能進行迫害，隻能怪背後領導他們的人，你們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封條，ＸＸ不準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七月二十五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北大東操場主持召開空前未有的萬人辯論大會，一些師生紛紛上台批評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在大會開始時說：“我聽說，你們有幾派不同的意見，有爭論，現在請他們來講講，給我們聽聽。”如果這算是所謂“江青、康生一夥有意煽動和挑撥”的話，那麽，這是在工作組已經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後，才發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月前學生轟趕工作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張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讚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誌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一張一張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37] 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這時全場歡呼，人心激動。“建議在你們這裏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會議，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權力機關，這個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文化革命代表會議的代表不是由誰來指定，要由群眾選舉、應該在群眾裏麵充分醞釀候選人名單，醞釀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醞釀以後可以把名單貼出來，大家再無記名投票。” 《大事記》記載：這個消息象東風一樣，吹遍首都各個大專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個兄弟院校傳播這個消息，學校、機關紛紛到北大進行革命串連，北京市大中學校反工作組的高潮再次興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尋常的五十天至此結束。 這裏不得不指出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此時此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在群眾心目中，不是被視為野心家、陰謀家，而是群眾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擊迫害狂，而是給受打擊、受迫害的群眾撐腰打氣者和替他們平反伸冤的人。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央文革在群眾麵前的態度是謙虛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組形成鮮明對比。 而且，文革期間群眾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群眾在感情態度上對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巨大差別，其真實基礎從這個角度也許可以被理解。五十天驚心動魄的經曆，使一大批青年親身領會了毛主席代表著反壓迫、反迫害，代表著翻身解放，代表著“造反有理”這一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心靈體驗。如果說，從前是某些黨委和上級盜用著毛主席和革命的名義，那麽現在這種名義由革命的群眾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親曆者今天這樣寫到：“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與血統論壓製的造反派把毛澤東作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作為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這就是為什麽'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首歌在那一時代一旦唱起，在場者幾乎無人不流淚的原因。”[38] 應該說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曆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否則本文就有小題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革運動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產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文革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裏也從未有過的政治派別劃分，而這個派別分裂，也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係在一起，構成了文革運動發展的主要線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有助於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於某種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顛倒、似是而非。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補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園，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幹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仍然延續著，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製群眾、壓製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這將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討論。 以上這個角度的曆史陳述，自然引發我們對文革運動的含義進行新的思考。現有對文革意義的評價，有這樣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傳統的評價：亦即中國共產黨到一九七八年為止對文革的正式評價，至今仍為一些老共產黨人所堅持，它或許被某些人稱為“原教旨”派別的觀點，其內容就是：由於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然而也承認，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中犯了嚴重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即“打倒一切、全麵內戰”。[39] 第二，是相對比較“異端”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在文革前夕，中國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權階級，即官僚統治階級。最經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澤東那段著名的話：“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現的湖南省無聯《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獻最係統地闡明了這種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這個特權和高薪的“紅色資本家階級”，“向著一個沒有官僚的社會去”。這種看法對國內和國際上的一些真誠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們對文革的理論和實踐上的缺點和失敗的分析、對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批評，也建立在這樣的觀點之上。 下麵對這兩種評價都作一點簡要的評論和批評。傳統的評價固然是從忠實於曆史行動者的本來話語出發，然而它忽視了一個事實：從毛澤東到群眾，在文革運動過程中所發表的綱領、宣言、政策闡釋和理論思考並非是前後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內部矛盾的，理解文革的意義，就不再是忠實地複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辦到的了。比如：“意識形態領域裏、政治思想戰線上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如何和“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向他們奪權”這個文革運動主題聯係起來？如何解釋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敘述，很難解釋：為什麽恰恰是在文革期間，“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竟被“走資派”所篡奪和利用，變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總的來說，傳統評價和文革運動的真實發展過程是相當脫節的：假如說，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文革運動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幫人物”為重點，這倒是符合了“意識形態領域裏、政治思想戰線上的批判鬥爭”的理解，而在這五十天中，確實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語調具體操作化為對“反動學術權威”簡單粗暴的批判和打擊迫害，那麽，五十天結束、《十六條》發表之後，文革運動的內容開始發生了深刻的轉變（當然這中間還有一個“破四舊”的意外插曲），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代替原來簡單化、鬥爭擴大化的範疇（比如《十六條》將幹部情況劃分為四類，其中隻有“少量的”第四類是敵對性質），群眾的集會、結社、出版、言論自由權利的真正實現等等。正因為傳統評價和文革現實的嚴重脫節，才使得其空洞、說教的理論詞句，在具體生動的“傷痕”回憶錄文學麵前，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說服人。而且，對失誤以“鬥爭擴大化”一言以蔽之，實際上混淆了誰搞“擴大化”，誰挑起群眾鬥群眾，這實際上幫助了主流輿論對文革曆史的掩蓋和顛倒。 和傳統評價相比，“異端”評價重視了文革中黨群矛盾、幹群矛盾、群眾鬥爭矛頭針對黨內等問題，至少它在意義闡釋和現實解釋方麵，能基本保持不脫節。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義闡釋的簡單明快的同時，過份簡化和忽視了曆史現實的複雜一麵。這裏除了“新生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概念存在疑點之外，主要問題就是：文革中的矛盾衝突是否能夠一般地等同於經典的社會革命中的階級戰爭？有一個現象耐人尋味：文革中各地基層單位，普遍地爆發了黨群衝突、幹群衝突，一個單位小到一個幼兒園，也可以發生領導人殘酷打擊迫害群眾的駭人聽聞的事情，於是那裏受迫害的群眾就要起來造反。[40]這從“異端”觀點看，可能被當作典型的“官僚主義階級”和群眾的鬥爭。然而，事情卻是複雜的：支持這個單位領導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農群眾，這些工農群眾正是新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受惠者，由他們組成的“保守派”經常是處於多數。顯然，把造反派和“走資派”及其工農支持者之間的這種對抗看成是群眾推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鬥爭是不合適的。劉少奇、鄧小平被指控的一條罪狀，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眾鬥爭另一部分群眾”，“把打擊對象擴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和群眾”。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處理（當然這裏說的是一個總的政策方向）：自從《十六條》公布以後，鬥爭對象被縮小為“一小撮”走資派，而對大批受群眾衝擊“靠邊站”的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都實行盡快“解放”的政策，而對兩派群眾，認為他們都是革命的，應該實現“大聯合”。 對於文革意義的更全麵的總結，有賴於我們回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範式之下，把文革理解為一次探索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膽嚐試。其實，這種闡釋早已存在於文革發動者的話語之中，隻是在其他時代性的重大話語的突出地位之下，沒有被充分展開。這裏，一個值得提及的事實是：對文革進行正式總結的中共九大報告，把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孕育文革的重要裏程碑，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報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澤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對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巴盧庫所講的一句話：“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這裏的“黑暗麵”，可以理解為“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可以理解為“暗藏著的階級敵人的顛覆破壞活動”，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新生的官僚主義階級的形成”，但是，更適當的理解，應該是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中沒有處理好的那部分，特別是“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就曾設想過“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41] 應該指出的是：上述意義的“官僚主義”和“官僚主義者”是和“異端”觀點的“官僚主義階級”有根本不同的。“見了群眾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如果說“當官作老爺”是向對抗性矛盾發展的中間過程的話，剝削、壓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義階級”則是和人民處於完全敵對的狀態了。這是把文革理解為人民內部實行大民主的偉大嚐試，還是人民群眾推翻“官僚主義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關鍵區別。如何評價新中國十七年的執政黨？這裏趨向於認為：不能把它等同於一個已經蛻變成官僚主義機器的、壓迫人民群眾的統治階層或統治階級。這期間，共產黨進城掌權後的官僚化、常規化的傾向，與其保持革命純潔性的努力、革命意識形態的再激進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鬥爭著。以這期間共產黨的施政綱領、內外政策來看，這是一個典型的革命政權。廣大幹部的革命意識和熱情還很強烈，艱苦奮鬥、忠於革命還是普遍的現象，很難說他們是一個官僚主義階級。 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矛盾，正是表現為革命意識形態的戰鬥性、警惕性日益強烈，而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卻缺少民主的、公開的方式和渠道，兩方麵之間嚴重不可調和而最終矛盾爆發。文革中所暴露出來的大量矛盾衝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權、當官作老爺的作風引發群眾的抨擊之外，更觸目驚心的，是各單位當權派以革命和“左”的名義對群眾進行鎮壓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對抗。當革命的旗號、革命的詞句和革命的儀式脫離了群眾、淩駕在群眾之上，其結果就是挫傷群眾，和革命的目標背道而馳。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運動所一直存在的問題，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時代蘇聯社會主義的一些嚴重弊端。 這不僅是曆史上大多數革命過程都難以避免的問題，而且特別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驗中一個不應回避的黑暗麵。如果說，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因為有“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經曆而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炯然不同，那麽，它的可取之處，正在於：不是象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那樣，隻有對光明現狀的讚揚和歌頌，而是敢於承認自己的黑暗麵，甚至敢於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麵地揭發自己的黑暗麵。 如果說文革前夕的中蘇論戰和各種政治運動在於反修防修，這裏“修”是指鐵托、赫魯曉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麽，文革中的群眾運動，已經是在嚐試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麵，是在揚棄新中國體製所繼承的蘇聯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體說，這就是開始觸及並開始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內當權者濫用革命和“左”的名義，對群眾進行迫害、鎮壓。《十六條》中的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就相當於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主義“權利法案”。文革在這個意義上的嚐試慘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應否認：文革運動的一段時間內，千千萬萬參加者確實是以巴黎公社為理想的旗幟，真正付諸實踐社會主義所本來蘊涵的中心內容－－人民大眾參與管理國家上層建築的政治權利，用今天的語言說，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這裏說的不是什麽“政治自由主義”或任何自由主義者能夠認同的東西，而是真正地揚棄市場社會和一切剝削社會的任何形式的壓迫，使國家由社會主宰者成為社會公仆，勞動人民徹底克服一切市場的和非市場的異化力量。 從這個意義上，去評價文革，自然能夠對文革的是非功過作出應有的分析，特別是它的謬誤的一麵，比如，階級鬥爭理論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誤，文革初期陰謀論盛行所造成的惡果，群眾大民主實踐的失敗等等。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必須是在把顛倒、混淆和掩蓋了的曆史作最起碼的澄清之後，才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注釋： [1]Michel Fouca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500. [2]毛澤東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有一段講話，這段帶有別人插話的講話記錄，遠沒有《炮打司令部》流傳之廣，但話說得更坦率、更直接，記錄如下（根據不同版本的補充）： “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麽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麽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係與係、校與校之間一概不準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有人對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語有意見，說不好講。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麽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團中央，不僅不支持青年學生運動，反而鎮壓學生運動，應嚴格處理。”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3]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遺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長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對五十天複雜情況的描寫就更加簡短和片麵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共六百多頁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對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說法與金著相同。 [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比如，在這期間的“文藝小整風”中，美術學院的模特寫生在“極左”的影響下被廢除了。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術學院教員聞立鵬等人就此事給江青的信上批語，並轉給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才糾正了此事。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6]可參考劉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報告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不是'左’傾危險。……我跑了幾個省，都碰到他們開三級幹部會，他們的發言我都看了，沒有一個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分別見：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對陳正人同誌蹲點報告的批示》，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報》 [8]劉少奇同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部分組員的談話（1966年6月20日）。 [9]劉平平日記，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10]劉少奇：《在聽取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工作組匯報時的講話》，1966年7月11日。 [11]《“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學紅代會《兵團戰報》1967年4月10日；《炮打劉少奇－－控訴劉少奇在北師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學《革命串連報》，1967年1月9日。 [12]物理係第四野戰軍詠梅戰鬥隊：“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調查組：《斬斷鄧小平伸向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黑手－－關於鄧小平殘酷鎮壓師大女附中無產階級革命派罪行的調查報告》，《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3]胡啟立：《鄧小平是鎮壓師大女附中革命學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4]《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5]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調查組：《清算鄧小平在幹部、教師問題上“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師大女附中工作組和校籌委在幹部、教師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6]《紅旗》雜誌編輯部調查員：《“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關清華大學五十天的材料：《清華大學蒯大富同學大字報選》，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宣傳隊編，1967年；吳英碌：《控訴劉鄧反動路線對我的迫害》，《井岡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老實話》編選，1967年3月。《王光美是劉少奇的劊子手－－原清華工作組長葉林同誌發言》，《井岡山》1967年4月11日。 [17]薄一波在視察清華大學時與蒯大富的對話（1966年6月19日）。 [18]這個數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北京。周恩來1966年8月5日淩晨在清華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的講話中說:“整個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單位的工作組將近一萬人，從各地各戰線、全國調來”。 [19]陶德堅回憶錄，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0]八八隊金教“六·一○”戰鬥組《憤怒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我們的迫害》，紅代會中央財金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21]另一種稍有不同的記載是：事件的“起因是這個工作組明顯地有目的地把矛頭引向在地質學院深得人心，特別是為教師和學生擁護的院長高元貴，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質部來人宣布高元貴停職反省限期作出檢查後，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現了兩千多群眾包圍工作組駐地請願的場麵，參加者大多是教師和學生。”（陶德堅回憶錄，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2][23][24]《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北京。 [25]《大事記》，p56；王年一認為：這個數字“與事實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這個極不準確的說法”。此問題待考。 [26]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聯研究所。廣州《紅旗報》，1967年6月24日。 [27]《徹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組在武漢大學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武漢紅衛兵三司《東方紅》1967年5月11日。 [28]《王任重鎮壓群眾運動的罪行－－武漢墨水湖中學革命師生入獄記實》，首都批判劉鄧路線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批陶戰報》，1967年3月14日。 [29]李誌宇：《憤怒控訴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代會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井岡山》，1967年4月11日。 [30]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革命造反隊：《王任重，我們要跟你算賬！》，《井岡山》1967年X月X日。 [31]《春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長春公社五○三戰鬥隊編。 [32]《踢開絆腳石，自己鬧革命！－－重慶大學“六·一八”事件紀實》，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八·一五戰報》，1967年6月18日。 [33]《炮轟〈新華日報〉－－揭開“六．一三”事件的蓋子》，紅衛兵南京大專院校司令部《紅衛兵報》，1967年1月16日。毛澤東於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講話中，曾提到：“那麽怕能行嗎？所以西安、南京報館被圍了三天，嚇得魂不附體，就那麽怕？” [34]網上仍在建設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獻館”就是為了有係統地收集、陳列文革初期群眾性原始資料。網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35]《北京大學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簡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宣傳組。 [36]物理係第四野戰軍詠梅戰鬥隊：“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37]《大事記》，p72。 [38]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段”，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p8。 [3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國外學者如傑姆遜對中國文革的評價，也接近這種“意識形態領域革命論”。這裏所說的評價，當然是指承認文革的某種正麵意義的那些評價，至於“徹底否定文革”的觀點，對其批評可參考有關文章：司養眼：《文化大革命與中國農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農村文革中的變遷》，崔之元：《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以上兩篇見《中國與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是否該偏正一點兒？》（楊建利編《紅色革命與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紀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紀基金會，1997年），李憲源：《從造反派與五七年右派的共通點審視文革──兼論誰該懺悔？懺悔什麽？》（新呐喊網站：http://leftvoice.8u8.com）。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文革的目的是為了改變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鬥私心一閃念等口號。這種觀點的主要問題是：把文革的目標和實踐都過於簡化，因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內容的，比如：“社會主義新人”很重要的一條內容還包括反潮流、獨立思考等。我的討論主要不是和這種觀點對話，因為強調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澤東思想的特色，其影響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後一直存在，和這裏所關心的文革運動中社會矛盾的性質沒有直接的必然聯係。 [40]比如：有關北京市東城區十字坡幼兒園的材料：徐建華：《血淚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紅色職工》1967年1月29日。 [4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324。 |
(二)刮五風，藏毒計，陰謀搞垮三麵紅旗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反革命分子怎樣耍兩麵派手法呢?他們怎樣地以假象欺騙我們在暗裏卻幹著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上萬的善良的人是不知道的。”
劉少奇正是這樣的反革命兩麵派!
劉少奇為了從另一個極端來搞垮三麵紅旗，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采取了極其險惡的欲“擒”故縱、借刀殺人的反革命策略。“擒”者，攻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也!為了“擒”，便故意縱容下麵大刮五風。每到一處，興風鼓浪，推波助瀾人為地製造困難，破壞生產，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妄圖往三麵紅旗上抹黑。然後，借刀殺人，利用這些缺點與錯誤，配合彭、黃反黨集團，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動猖狂進攻，並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的祖師爺，以達到其篡黨、篡軍、篡政的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劉賊的用心何其毒也!
現在讓我們剝開狐狸精的畫皮，把劉賊的刮五風、瞎指揮的滔天罪行，拉到光天化日之下示眾!
一，大刮浮誇風
一九五八年，我儼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忠懇地教導我們：“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他又說：“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可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反其道而行之，瘋狂詆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胡說什麽“隻要不是路線錯誤，‘左’此右好。”大大地助長了刮五風。事實也正是這樣。劉少奇在徐州專區沛縣敬安公社參觀山芋田吋，劉向正在翻秧的唐朝英問：“你們的山芋每畝能收多少斤?該公社黨委書記郭東和答道：“保證五萬斤，爭取十萬斤。” 唐說：“保證二十萬斤，爭取三十萬斤。”劉裝出一付精通農業的樣子，信口開河道：“我看能收四十萬斤!”因為劉賊的“牛”吹得太大了，所以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接著，又去參觀大豆，劉又問每畝能收多少，有人告訴他，每畝能收一千斤。他不以為然，又吹牛說道：“我看能收三千斤。”
劉少奇在新沂縣新安公社“視察”時，該公社社長丁樂齊怕說少了得罪劉“皇帝”，便連夜調動平車(地板車)將全部公社各大隊的糧食全部拉到馬坪大隊給劉看，並說是馬坪一個大隊收的。劉看後，滿臉得意，連連點頭、讚賞，任其吹噓，劉參觀新沂水稻豐產田時，問一畝能收多少，縣委書記答道：“計劃一千斤，可能超過些。”(新沂是蘇北雜糧區，水稻試種，產量不高)這個數字已經此實收超過了三百斤，劉還不滿足，說：“恐怕能收二千斤，還可以多些。”
在南通“視察”時，謝克東向他匯報產量情況，計劃每人分多少糧食。劉少奇聽後，很不滿意，帶著批評的口吻說：“糧食產量太低，新沂縣每人搞到一萬斤糧食，糧食多了可以養豬”，接著，命令式的說：“此地要達到三萬斤。”
劉在常熟參觀和平公社試驗田吋，劉問畝產多少，公社書記答道：“一萬斤!”劉打氣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兒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諸如此類的事例，不勝枚舉。他就是這樣，人到哪裏，高調唱到那裏，大話就說到那裏，禍患也就帶到那裏。他走後，沛縣敬安人民就講：“劉少奇來敬安，敬安揚了名，人民受了窮。”新沂縣的群眾也講：“劉少奇來新沂苦了我們社員。”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指出：“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很清楚，在一九五八年江蘇各地有一度之所以刮起“浮誇風”，使生產受到了破壞、民力受到了損害，國民經濟一度受到了挫傷，總罪魁禍首就是劉少奇：鐵證如山，劉賊，你賴不了!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在三麵紅旗的光輝照耀下，發揮了衝天的革命幹勁，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敢於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大刮共產風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社會主義的徹底勝利，不是一代人兩代人就可以解決的，而要經過五代十代，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夠解決。”很清楚，要實現共產主義，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渡時期。
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就一針見血的批評那些刮共產風的人說：“他們誤認為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為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為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劉少奇就是其代表，他在江蘇各地曾狂熱地鼓吹“吃飯不要錢”，“全部實行供給製”，大刮共產風。
在徐州，劉賊對地委幹部狂熱地鼓吹道：“要實行供給製，鄉下實行了，縣、市也得實行，一步一步地往上逼，省和中央也一齊實行。”
在淮陰，劉賊神乎其神地講：“不用幾年，就實現共產主義啦!”在他的鼓吹下，淮陰丁集公社由吃飯不要錢發展到生、老、病、亡、殘、婚、喪、喜、慶等十三項不要錢，名叫“十三包”，一搞一平二調。淮陰地委幾個月內就支持丁集公社十萬元之多，大大挫傷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在南通，劉賊一到，就迫不及待地問：“你們這兒實行供給製了嗎?沒等市委書記鬱謙回答，馬上煽動說：“現在全國許多農村都實行吃飯不要錢了!”南通本來沒有實行供給製，經他這一鼓動，不僅實行了吃飯不要錢，而且發展到二十個不要錢。大刮共產風。
劉賊路過蚌埠吋，更是摩拳擦掌地大喊大叫：“要敞開肚皮吃飯，敞開肚皮吃飯就是各取所需，實行了平等，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在他的死命鼓吹下，江蘇省委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幹勁生產》的社論。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應製，結果全省糧食浪費達四十億斤，可供8700萬農業人口吃二、三個月。
劉賊大刮共產風，破壞國民經濟，使人民遭災，罪責難逃!
(三)亂下“指示”，妄下結論，瞎指揮，禍國殃民
1、片麵的鼓吹不切實際的“少種多收”的方針。
關於播種麵積問題，關於“少種多收”與“廣種薄收”的問題，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從實際出發，根據全國各地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的方針。他說：“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的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之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之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之內，大部分不可行。三年之內，要力爭多種。目前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毛主席這一指示多麽切合實際，多麽英明正確啊!
劉少奇是怎樣對抗這一英明正確的指示的呢?他又是怎樣推銷自己的一套不切合實際的黑貨的呢?請看他的罪惡事實：
劉少奇在徐州專區沛縣敬安公社“視察”吋，看了棉花豐產試驗田，馬上要縣委書記李川算一筆帳：“你們算一算，種一畝豐產田要化多少工本?能收多少?把兩者比較一下，看看誰合算?”那位縣委書記也投其所好，不一刻就匯報說：“種三南豐產田的工本等於十畝一般田，一畝一般田隻有四十個工，五萬斤左右的肥料。可是一畝豐產田的產量卻等於一般田的十倍。”稍有農業知識的人都懂得這筆帳是不科學的，不切合實際的。但是劉少奇卻如根據的死帳，妄下結論，輕率地說：“以後就不要種這樣多的地了，要注意搞豐產田，種好...（原文此處缺若幹字）...如獲至寶，連連點頭稱讚說：“可見還是少種，高產合算吧。”而且就根據這一筆帳毫無科學豐產田，產量高，就能把地騰出來種樹，種樹也要象種糧食那樣精細。”
在他的黑指示下，沛縣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示敬安公社敬安大隊將二百多畝耕地麵積種了樹，將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種少數的豐產試驗田上，使得95％以上的大麵積的一般田大大減產，造成當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劉少奇是不是僅僅在徐州專區沛縣敬決公社這一個地方鼓吹“少種多收”呢?不!遠遠不止於此。
劉少奇在徐州專區新沂縣時，對縣委幹部講：“要少種、高產、少吃、多餐，吃白麵嘛!”
劉在淮陰時，對淮陰第一書記孫振華這樣講：“糧食、棉花，多了怎麽辦?沒有地方放，吃不了，用不完、穿不了，可以少種，高產，多收嘛!其餘土地搞綠化嘛!”劉在蘇州時，也這樣講：“可以少種多收，快搞綠化，解決江南木材問題。”可見他到那裏，就把謬論傳播到那裏。在他的片麵地死命地鼓吹下，江蘇省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奉為“聖旨”，將一九五九年江蘇的耕地麵積減少了700萬畝，鎮江專區最嚴重，一下子減少了一半，給農業帶來了極為嚴重的損失。
2、盲目地指示大搞不著邊際的大運河工程。
劉少奇所到之處，信口雌黃，亂下“指示”，造成人力物力的大浪費。劉在淮陽期間，當孫振華陶碩夫向他匯報治淮工程時，劉毫無興趣。我們偉大的領袖非常關心淮河的治理，並親手題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而劉少奇對這一英明指示，堅決抵製。他到揚州去，對拓寬運河很感興趣，興致勃勃地講：“要開拓大運河，搞二千噸的運輸太小了，要搞五千噸，南北交通高標準。”並充滿幻想地高談闊論道：“這個大運河拓寬好嘛!我還想從大運河向東再開一條大河，和海連起來，可以行軍艦和大輪船，這樣對交通、國防、水利都有好處嘛!”當時，基層水利技術員，根據毛主席的“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的教導，不同意這樣幹，可是舊省委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光，惠浴宇之流奉為“聖旨”硬要這樣做，興師動眾，調動揚州、徐州、淮陰、鎮江等專區的大批民工，緊張施工，由於標準太高，任務過重，步子太大，要求過急，造成整個工程失調，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僅據裏下河地區統計，挖廢良田14億9千畝，拆毀民房13萬1千間，浪費土木工1億3千1百土方，至於整個工程，即人力物力的浪費、土地的損失，農業生產的破壞，就更加驚人了。到頭來，新河未開成，舊河遭破壞，落得如此勞民傷財，劉少奇這個混蛋真是罪該萬死!
3、隨心所欲地提倡大造實效很差的“絞關犁”
毛主席教導我們：“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試驗確有實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
劉少奇怎樣胡作非為的呢?
他不調查，也不研究，“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就議論。滿足於浮光掠影地了解，不從客觀實際出發，就隨心所欲地自以為是亂下“指示”，結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例如，劉賊在揚州地區江都縣仙女廟人民公社“視察”吋，偶而看到社員用絞關犁耕田，這是一種初步製作正在試驗過程中的耕田農具，還談不上試驗成功，更不用說大力推廣了，可是，劉賊僅僅簡簡單單地問兩句，就信口雌黃地下結論。
劉向正在耕田的社員問道：“能耕多深?”
“一尺二。”
“一部犁多少錢?”
“十來塊。”
劉賊一聽喜出望外，根本不作進一步調查，就急急忙忙地讚美說：“土犁改的，不要鐵，前麵又不要，很簡單，可以在全國推廣。”同時，還異想天開地說：“要想辦法使它來回兩頭耕，能跳行耕。”到處鼓吹所謂“絞關化。”
實踐證明，這種“絞關犁”既費力，效率又不高，根本不受社員群眾的歡迎。可是劉賊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賣力鼓吹，胡吹“絞關化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最好的形式。”原江蘇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奉為“聖旨”，大動幹戈，不顧一切地製造這種實效很差的絞關犁。人力物力浪費很大。
請看：為了製造和改製“絞關犁”，全省破壞木材三百萬立方米，毀掉水車四十萬部，毀掉農船十萬條，毀掉木製農具一百六十萬件，竹製農具一千三百萬件。
劉賊瞎指揮，罪罪累累，真是“罄南山之竹乃罪之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劉少奇是前幾年刮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風的罪魁禍首。他企圖通過刮五風來瓦解社會主義經濟，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可是“蚍蜉撼樹談何易”，在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革命路錢的指引下，四千多萬英勇的江蘇人民按照毛主席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教導，及時地剎住了這股妖風，徹底地粉碎了劉少奇的反革命陰謀。
蓄謀已久，陰謀采取欲“擒”故縱的毒計來攻擊毛主席的劉少奇，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江蘇犯了滔天罪行後，到了一九六二年中央召集的七千人的大會上，卻把罪過推得一幹二淨，並惡毒地攻擊說：“你們‘左’了幾年，唱高調，我‘左’幾個月就不行嗎?”又胡說“大躍進期間犯了嚴重錯誤，如再不改，就要犯路線錯誤。”又胡說：“工作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企圖把罪過推給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唱高調、說大話的究竟是誰?
瞎指揮，造成嚴重後果的又是誰?
上麵事實不是十分清楚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了嗎?
事實昭昭，鐵證如山，劉賊你賴不掉!
罪惡累累，罄竹難書，劉賊你逃不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