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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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廖伯康說的“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評說
——為紀念毛澤東逝世30周年而作
引言：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協主席。1924年出生。1947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經濟係。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選進重慶市團市委，任副書記；後來又成為重慶市團市委書記兼重慶市市委辦公廳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慶市團市委召開四屆十一次委員（擴大）會議，對團市委書記廖伯康等個別領導同誌犯有的“階級立場、政治方向的嚴重錯誤”進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發出《關於轉發重慶市委<關於肖澤寬、李止舟、廖伯康三同誌的平反決定>的通知》，給予徹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後，廖伯康曆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等職。
一、“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 是廖伯康胡編亂造的欺人之談！
廖伯康成為重慶的名人，是在“文革”時期，他那時曾經十分賣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再說自己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戰士”，積極活動，大力謀求當時的群眾組織推薦他進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由於當時負責重慶市“軍管”的部隊領導不大喜歡廖伯康過於賣力揭批“李井泉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加上部隊比較支持的“群眾組織”堅決反對廖伯康進“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深受劉鄧司令部的大將——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幹部”。
廖伯康是重慶“蕭李廖反黨集團”的成員被正式“平反昭雪”，並受到胡耀邦、楊尚昆的重視，由“文革”前的中層幹部迅速被提升為重慶市的領導人，又當了四川省政協的的主席，自然是個“俊傑”式的人物！就連自稱是毛澤東秘書的李銳也樂於用《一個案例看一段痛史》為題，給廖伯康寫的《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回憶四川蕭李廖案件》作序。因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國“反毛者”慣用的手法，編造出“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玄龍門陣”，並由此而深受國內外“反毛者”的欣賞與吹捧……；“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玄龍門陣”，立即成為國內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爭相轉帖、引用、加油添醋的發揮，象金輝一類“名家”還以此為據，把他們編造的“中國餓死3000萬人”的“估算”，不斷加碼，變為“中國餓死了4000多萬人”的“事實”；於是廖伯康的“玄龍門陣”，就使廖伯康成為海內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揚天下”……
現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龍門陣”中最被國內外“反毛者”診視的“文字敘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認定“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龍門陣”說：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資料，想借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同誌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通過在團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遞信，耀邦同誌決定單獨找廖伯康談一談。胡耀邦過去找地方來的同誌了解情況，一般都帶有秘書、速記員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這次他隻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紙和一大把削好的鉛筆，隻身來到廖伯康住的前門飯店。
令廖伯康沒想到的是，胡耀邦不僅將談話筆錄交給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克實，由胡克實整理了一份簡報送到中央，還口頭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作了匯報。楊尚昆決定找廖伯康和於克書談話。為了“掩人耳目”，團中央以調廖伯康參加起草團中央全會文件的名義向小組請了假，於克書則是由團中央辦公廳通知小組，說要找他了解一些情況。入座後，尚昆同誌首先打消廖的顧慮，要他講真話。
楊尚昆同誌說：“又不是要你們來解決問題，隻是要你們來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國務院辦公廳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是《一字一淚訴川情》，這封信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非常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唉，我們看了也很震驚啊，還送給中央有關領導同誌看了。”尚昆同誌提到中央辦公廳還收到一封信，這封信寫得很好，簡明扼要，隻有兩頁半，明確提出四川的問題是沒有認真執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嚴重後果。廖伯康一聽，知道於克書寫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誌繼續說：“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裏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現在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為什麽？”
廖伯康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隻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200多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誌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隻說死了1000萬。尚昆同誌聽到這裏，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說著吩咐秘書將書記處小會議室裏的一個保密櫃打開，從裏麵拿出一個折疊賬本式本子，打開看了一下，又說了一句：“就是你這個數字！”
——這就是廖伯康認定“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依據！這就是中國的金輝之流要把“中國餓死3000萬人”加碼到“中國餓死4000多萬人”的“理由”？
二、在1957年，四川並沒有7215.7萬人
中國的金輝之流在製造“中國餓死3000萬人”和“中國餓死4000多萬人”的時候，總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學問”的中國人，也“喜歡”按照自己的“需要”來展示自己的非常聰明與才智；那些到處鼓吹與傳播廖伯康“玄龍門陣”的“反毛”者們，他們同樣不喜歡這樣的問題：“四川在1957年有沒有7215,7萬人？”
在這裏我可以引用四川省社科院在2004年6月20日發表的《四川人口發展研究報告》（作者：文獻良 文峰）的一段論述：“解放50年來四川人口數量呈上升發展趨勢，自然增長率曲折下降。1952年四川隻有4628．5萬人， 1980年增加到7154．8萬，2000年再上升到8234．8萬，截至2002年，四川人口已達8474．5萬人。50年時間，新四川淨增人口3846萬。人口增長不僅和出生率、死亡率相關，也與人口流動相關。1965年四川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31‰，是50年內的最高年份，以後一直下降，2002年降至3．99‰。可是在上世紀後50年，四川人口的年均增長率實際為16．6‰。也就是說，四川人口基數大，不僅和出生率高有關，也與解放後幹部入川和三線建設內遷相關。進入新世紀以來，由於人口對流加大，所以從2000—2002年四川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平均為4．2‰，實際年增長率為3．98‰，流出的人口略多於流入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基本一致。”
我就是四川人，據我所知：
1，在四川解放前夕，大量國民黨軍政人敗退到四川，後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員和家屬留在了四川，特別是被俘虜與打散的國民黨軍隊與家屬，基本上全都留在四川，在1949年~1951年陸續成為四川的“新增人口”；這些“新增人口”， 在四川人口統計“項目”中，事實上並沒有被算作四川人口數量在特殊狀況下的出現的“人口增加”， 而是簡單地用增大“四川人口出生率”的方式來“接納”這樣的“人口增加”；
2，在四川解放初期，大量的 “南下幹部”和人民解放軍來到四川，後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留在四川成了四川的“新增人口”；在1952年以後，四川的社會生活相對安定，物價相對低廉，許多“南下幹部”就陸續將家人接來四川居住，眾多解放軍官兵也陸續轉業留在四川，並紛紛將家屬接來四川常住，成為四川的“新增人口”。 這些“新增人口”， 在四川人口統計“項目”中，事實上並沒有被算作四川人口數量在特殊狀況下的出現的“人口增加”， 而是簡單地用增大“四川人口出生率”的方式來“接納”這樣的“人口增加”；
這些人留在四川，成為四川的“新增人口”，應該被算作四川人口數量在特殊狀況下“增加”了，而不能被說成“四川出生率”增大了。在1957年以後，四川人口“出生率”相對下降，也是由於流入四川的人口相對減少，人口流動現象相對正常的具體表現。事實上，四川人口增加與減少，在統計局的“統計欄目”中隻有用“出生率”與“死亡率”的增加與減少來顯示，沒有用“人口流入數”與“人口流出數”來展示四川人口的實際“出生率”與“死亡率”。
比如，我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一直在四川農村生活，他們的子孫現在已經大了，這兩個家庭在“三年困難時期”，都有過吃不飽的經曆，也有成員出現水腫現象，但沒有成員餓死。現在我妹妹和妹夫已經有幾個孫子和外孫；我姐姐的家裏也有了重孫輩……；就是這兩個家庭，在大躍進時期，卻有過“人口減少”和“人口增加”的變化！——在1959年，我姐夫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能夠多吃一點食物，背著社隊幹部到“天池煤礦”去采煤，被“公社”知道後，戶口一度被注銷；1962年我姐夫被天池煤礦“清退”回農村，直到1963年才恢複自己的戶口。這種1959年“農村人口減少”和1963年“農村人口增加”，在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欄目”中，隻能表現為1959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增加和1963年四川人口“出生率”增加；於是就可以被中國的金輝之流和四川的廖佰康們用來“製造” “中國餓死3000多萬人”和“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重要依據。像我姐夫這樣被“注銷戶口”又“恢複戶口”的人，就成了1959年農村人口“死亡率”增加，1963年農村人口“出生率增加的一個“數字”，也就成了被他們“餓死”又“重新出生”的人……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學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躍進期間，是四川省一機校實習工廠的教員，那時從農村招收了不少學生，致使一機校“一分為二”，新成立一個“四川省電器製造工業學校”，我也被分到電器校籌建實習工廠。1962年電器校清退農村人口，大批來自農村的學生被遣送回農村，我曾經做過“護送人員”，讓一些已經在1958年被“注銷農村戶口”的年輕人，在1963年重新成為農村的“新增人口”； 1962年底，我由被撤消的四川省電器製造工業學校實習工廠被調到成都東郊的軍工廠，“支援”中國現代電子工業建設。那時工廠裏絕大多數青工都來自農村；成都東郊的許多國防工廠的青工大都來自農村，於是就造成1958~1959年成都市的“人口出生率”增加和四川農村的“人口死亡率”增加；
據我所知：從1957年開始，四川的成都、重慶、綿陽（含德陽、廣元……）、內江、雅安、……等等城市，興建了不少工廠、商業服務部門、社會職能部門、大專院校和中專學校，大量從農村招收年輕人，致使農村人口“大量減少”；接著，這些工廠、商業服務部門、社會職能部門、大專院校和中專學校，又在“調整時期”陸續把許多來自農村的年輕人“清退”回農村，於是又出現四川的城市人口“大量減少”；那些被城市“清退”回農村的年輕人，在農村“戶口”已經注銷以後，又在“予留口糧”的時候成為“農村的新增加人員”重新進入“農村戶口”。於是四川就出現了農村和城市人口大量減少的“統計現象”，接著又出現又一個“人口出生率新高峰”，被人為地“加工”與“製造”成四川的人口“出生率”高達4%以上的“奇跡”！——在困難時期“盲流”的新疆、東北……等地的四川人絕不是少數，具體數量沒有人統計過，這些四川人都應該被“反毛”者視為“餓死”的人；在1963年，這些人被“清退”或自己重新回到四川農村，又成為“反毛”者用來“製造”四川“人口出生率新高峰”的“依據”！
據我所知，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的“欄目”中，隻有“出生率”和“死亡率”可以表現“人口增加”與“人口減少”。——那些被“清退”回農村的年輕人，就屬於被中國金輝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們“餓死”一次又重新“出生”的農村“人口”； 這些農村年輕人在大躍進時期離開農村去“增加”城市人口，又造成“減少”農村人口；在“調整時期”又被“清退”回農村，既造成城市人口“減少”，又使農村人口“增加”。——這樣的“人口增加”與這樣的“人口減少”，究竟是怎樣變成“出生率”增大和“死亡率”增大的？又怎樣被被中國金輝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們人為地“解說”成“非正常死亡人數”增大和“人口出生率高峰現象”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利用統計人口“欄目”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搞騙人的“加減法”！——廖伯康要“餓死”1000多萬四川人，就是用他所說的“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
問題是：我在廖伯康所說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根本查不到廖伯康所說的“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廖伯康所說的“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隻能是廖伯康的“個人創造”出來“餓死”1000多萬四川人的“傑作”。（笑熬漿糊注：按全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數據，1953年6月四川省人口為6230.4。若按人口自然增長率23‰計算，1957年四川省人口數字應為6823.7萬人，少於廖伯康引用的數字，而23‰是推行計劃生育前1957年全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
我為此專門問過一些退休者，我的朋友們告訴我：廖伯康參加四川省傳達“七千人大會”是1962年2月，那時，廖伯康隻是重慶市一個中層幹部，他的職權與職責範圍，都不可能使他能夠了解並確認他所說的“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事實；胡耀邦作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楊尚昆作為黨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也不可能那麽輕率地“認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人”，來作為“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依據”！——我的朋友們說，像廖伯康所說的“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隻能被我們四川的退休者稱為胡編亂造的“玄龍門陣”！
事實上，廖伯康個人“首創”的“玄龍門陣”，也隻有中外的“反毛”者才會認定是“不能懷疑的事實”！——因為這些“反毛”者們，原本就是一些最善於使用捏造“事實”，來誣蔑、謾罵、攻擊、醜化毛澤東的“行家”……
三、從廖伯康“玄龍門陣”，看“反毛”者散布“中國餓死3000萬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國，那些一再用“大躍進”造成“3000萬中國人餓死”來誣蔑、謾罵、攻擊、醜化毛澤東的“反毛者”， 已經在中國的“論壇”上進行過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國的一些“論壇”上仍然可見那些“職業反毛者”不斷采用“翻新”手法來誣蔑、謾罵、攻擊、醜化毛澤東在中國“餓死了”3000萬、4000多萬中國人……
中國的金輝之流和廖伯康的“玄龍門陣”，不時被“職業反毛者”改頭換麵的重複著，不時被“專業反毛者”用“創新”手法變換著花樣進行“傳銷”著；因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癮君子”離不開“鴉片製品”一樣，已經離不開誣蔑、謾罵、攻擊、醜化毛澤東的時候所引發出來的“迷醉”與“快感”……
從中國的金輝之流利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統計數字”製造出中國大躍進“餓死”3000萬、4000萬中國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的數字編造“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玄龍門陣”，晃眼一看，這些“反毛”者從表麵上都是打著以“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為依據的旗號——
我在“網上”，根本就查不到廖伯康所說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無論是在《中國統計年鑒》上，還是在四川統計局公布的四川人口資料中，我都找不到廖伯康所說的“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的記載。能不能由此認定廖伯康在1962年6月以前根本沒有看到他所說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他所說的“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僅僅是他為了要“餓死”1000多萬四川人而杜撰出來的“玄龍門陣”？
即使按照廖伯康所說“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要使四川在1958年到1960年就“餓死1000多萬人”，再加上四川在那時侯必然會有的“正常死亡”人口數字，四川將會死多少人？為什麽到了1960年還有6236萬人？如果那時期四川必須“餓死”1000多萬人，再必然會有的“正常死亡”人數，就必須加大四川那個時期的“人口出生率”；事實上，那個時期中的1959年~1960年，四川懷孕的婦女相對較少。在“出生率”低，“死亡率”很大的情況下（笑熬漿糊注：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和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果，這個期間是中國人口出生率的低穀期），廖伯康就隻有瞎編他的“龍門陣”了——比如廖伯康所說的，他在1962年6月就能夠讓七個四川人中“餓死”一個人，還要再“正常死亡”一點人，而且不讓四川人看到“四川餓殍遍地”、“四川災民四散逃生或到處發生聚眾搶糧”的淒涼情景……；這就是廖伯康的“傑作”！
由此可見：即使“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寫過“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寫過“中國大躍進餓死了3000萬人”，中國的金輝和廖伯康們仍然能夠在“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的“字裏行間”，創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找到中國“大躍進餓死中國人”的數量高達三千萬、四千萬、五千萬……的“依據”；——因為他們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這樣的“技巧”：必須善於編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據”，必須善於製造出各式各樣的“理由”！在中國的金輝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們需要製造“玄龍門陣”的時候，他們的非凡聰明和“創新”本事，要讓中國“餓死3000多萬人”、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無疑是“易如反掌”——因為他們有辦法把《中國統計年鑒》上的數字變成可以捏造各式各樣“玄龍門陣”的“膠泥”！
四、“反毛者”用《中國人口年鑒》上的“數字”，並不能把謊言變成事實
我在“網上”查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的過程中，有幸看到一位名為“野草”的先生就象司馬南揭穿“偽氣功”騙人把戲一樣，他采用很簡單的“驗算”方式，就用《中國人口年鑒》中的“數字”（也就是中國的金輝之流用來製造“中國大躍進餓死3000萬中國人”的那些“數字”），揭穿了中國的金輝之流用來製造“中國大躍進餓死3000萬中國人”的騙人手法。——現在，我就把野草先生提供的部分資料和文獻，現摘錄在下麵，以供參考——
1，野草先生首先用《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年鑒》和《中國經濟年鑒》中，刊載的“中國不同時期的人口統計資料”，讓人們通過對比“中國不同時期的人口死亡率”，去認識與感受中國解放前後的優劣：
表一、中國江蘇省江陰縣1931—1934年農村人口貧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貧窮者——總計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30.9 ?39.9? 47.4 ?——(平均數)
（2）嬰兒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貧窮者——總計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年鑒》第三編（1936年）。
野草先生注：之所以選擇1931—1934年的該地資料，原因在於手頭沒有全國性的資料（恐怕以當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調查），而該地在全國屬於較富庶地區，交通也相對發達，且這幾年並未受到戰亂影響。
表二 中國解放以後曆年（1949—1966）全國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全國 城 市 農 村 ???年度 全國 城 市 農 村
1949 20,00 ???????????1963 10,04 7,13 10,49
1950 18,00 ???????????1964 11,50 7,27 12,17
1951 17,80 ???????????1965 9,50 5,69 10,06
1952 17,00 ???????????1966 8,83 5,59 9,47
1953 14,00 ???????????1967 8,43
1954 13,18 8,07 13,71 ??? 1968 8,21
1955 12,28 9,30 12,60 ??? 1969 8,03
1956 11,40 7,43 11,84 ??? 1970 7,60
1957 10,80 8,47 11,07 ??? 1971 7,32 5,35 7,57
1958 11,98 9,22 12,50 ??? 1972 7,61 5,29 7,93
1959 14,59 10,92 14,61 ????1973 7,04 4,96 7,33
1960 25,43 13,77 28,58 ????1974 7,34 5,24 7,63
1961 14,24 11,39 14,58 ????1975 7,32 5,39 7,59
1962 10,02 8,28 10,32 ??? 1976 7,25 6,60 7,35
——資料來源：《中國人口年鑒》（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人口研究中心編）
野草先生根據上述資料說：通過“表1”與“表2”的對比，所謂“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中國人”的妖言可以塵埃落定了。按照《廬山會議實錄》李銳提供的數字，1959年人口淨增長1113多萬，1960年淨減少1100萬，1961年人口淨減少348萬。從表二中所列數據，以1959年與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無幾，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數究竟是多少?如果一個相對客觀的人，應當是不難得出正確結論的。我的計算方法是：將三年困難時期總死亡率，減去此前三年的總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將這個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總數，即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數。——這裏必須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計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數（注意：非正常死亡並不完全等於餓死），是以解放後取得的成就（即參照1956—1958年的死亡率）為基礎的！如果參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連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災年。更別說如果參照以解放前的中國（以1934年的江蘇江陰為參照，已經是相當樂觀了！別忘記了，34年已經接近舊中國經濟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蘇當年又是全國經濟較發達地區），會得出什麽結論。
野草先生根據上述資料說：某些痞子說，不能將戰亂與和平年代相提並論，甚至說什麽中國不需要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亂年代當然是不能與和平年代相提並論，但不妨問一句：戰亂是誰造成的？是反抗者還是壓迫者？解放前，人均壽命三十五歲，文盲率高達80%，這是戰亂可以解釋得通的？！中原大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大部分地區有戰亂嗎？那裏情況怎樣？（表一就是明證！）解放戰爭期間，直到渡江戰役開始前，戰場始終在長江以北，江南情況怎樣？那裏的戰亂如何解說？！
野草先生根據上述資料說：有關三年災害餓死三千萬的說法純屬虛構,即使最最反共反華的官方文章也謹慎地不去提及這一"事實"；然而網上和民間“傳說”中國大躍進“餓死”3000萬中國人，無疑是一些中國“反毛者”需要“西方民主”而運作出來的典型“成果”……
五、從廖伯康的“玄龍門陣”，聯想現實生活中的“廖伯康現象”
重慶市團市委1963年8月10日——19日召開四屆十一次委員（擴大）會議的情景，至今還會有人記得；廖伯康在當時的“表現”，至今還不曾被人遺忘。事實上，廖伯康在重慶市做過的好事，至今還有重慶市人讚揚；廖伯康在“文革”中的言行，至今也還有重慶人記得……
在“文革時期”，廖伯康一直堅持說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捍衛者，是“劉鄧司令部黑幹將——李井泉”的反對者；在那時，廖伯康一直渴望“造反派”在打倒李井泉之後，再贏得為“蕭李廖翻案”的“勝利”……
事實上，重慶市的“造反派”確實把廖伯康作為優秀的革命幹部代表，花了極大的力氣“要求”軍管會同意廖伯康進入重慶市革命委員會……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聯手對“四人幫”實施逮捕以後，胡耀邦接管中組部，負責主持對“文革”中受過批判與衝擊的黨政幹部進行平反昭雪。李井泉很快被解放，不僅重新成為黨的中央委員，還被選為第三、第四、第五屆人大副委員長，直到1989年4月才在北京病死。
1982年9月，是鄧小平被選為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實際上的第一領導人；這時候的廖伯康還沒有獲得解放，既不敢承認自己反對過“劉鄧司令部黑幹將——李井泉”，更不敢自稱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捍衛者”，隻能把自己說成是“在文革中被批鬥的幹部”。
廖伯康獲得解放的時間是1983年2月，重新受到重用的時間是1985年2月17日後；在這段時間，廖伯康一直是鄧小平的堅決支持者和擁護者。
在李井泉和胡耀邦逝世之前，廖伯康從未公開說過“胡耀邦是揭開四川迷霧的第一個關鍵人物”，也沒有公開講過他那個“玄龍門陣”的“情節”，更沒有公開說過自己曾經對胡耀邦和楊尚昆匯報過四川在“大躍進”期間曾經“餓死”1000多萬人的“故事”。
廖伯康的“玄龍門陣”，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所編印的《當代史資料》第1—2期上。那時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經在1989年4月逝世；鄧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連楊尚昆也因病於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這種情況下拋出他的“玄龍門陣”，無疑是經過認真考慮後的舉措。
廖伯康為什麽要等到胡耀邦、李井泉、鄧小平和楊尚昆全都逝世以後的的2004年，才決定用他的“玄龍門陣” 公開展示他曾經向胡耀邦和楊尚昆“匯報”過“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並因此受到了李井泉的報複與迫害？——這是一個值得人們認真研究與探索的社會現象，是否可以稱為今日中國的“廖伯康現象”？
我們知道，李井泉在四川口碑極差，不得人心，招人痛恨與厭惡，在打倒“四人幫”後是胡耀邦和鄧小平重新讓李井泉成為我們國家的“人大副委員長”；
我們也知道 2004年9月，中央批準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這是中國進入一個新時期的重要標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新起點！
廖伯康在胡耀邦、李井泉、鄧小平和楊尚昆全都逝世以後的2004年，才活靈活現地“創造”出“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的“玄龍門陣”，並不是毫無“原因”的舉措；它至少能夠為中外的“反毛”者和金輝之流繼續鼓吹“中國的大躍進餓死3000萬中國人”，提供“有力”的“旁證”與“支撐”……
“廖伯康現象”——無疑是今日中國具有特殊色彩的“典型”！我們可以通過研究這樣的典型現象，促使人們對中國的過去進行理性回顧；促使人們通過研究這樣的典型現象，進一步認識今日中國“反毛者”為什麽要采用篡改中國和四川的人口數字為中國“製造”形形色色的“餓死”上千萬人的“玄龍門陣”？ 難道這樣一些謊言，就能夠“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在中國勞動人民心目中的崇高與偉大？就能夠抹黑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就能夠有利於他們在中國恢複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與特權？
六、結束語
我有個朋友的親戚和兒時同學，如今是美籍華人，1948年離開中國大陸到台灣，1949年隨父母到美國定居，後來獲得美國國籍，成了美國的華人；今年是他第一次回祖國，就提議由他承擔全部費用， “請”我的朋友先到北京等他，然後一起到無錫去看看他的出生地和兒時的朋友……
最近，我的朋友同我談了一點他們在北京的情況——
我的朋友說：“我那個親戚，一到北京，就要我陪他到天安門。他看到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原來的地方，就滿意地連聲說“好！、好！”——我們站住天安門前，他久久的睨視著毛澤東的“畫像”，眼裏有淚，最後對毛澤東的畫像深深地鞠躬……”
我的朋友的對我說：“我那親戚不明白現在的一些中國人為什麽要貶低毛澤東？他說毛澤東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別人對華人的態度與看法；毛澤東能夠使華人揚眉吐氣，能夠使外國人看重中國；在美國，包括支持台灣的華人，都很敬重毛澤東，因為毛澤東使美國的華人也不再被人蔑視！”
我的朋友說：“我那個親戚這次看見毛澤東的畫像還掛在原來的位置，很高興，很激動……；他不願意去毛澤東紀念堂，他認為：毛澤東應該活在華人的心裏……”
對不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