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學士與齊國的滅亡 （轉貼）

      稷下學宮是我國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為我國思想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性格、心理、作風等等產生了決定性的影 響，稷下學士也因此成為我國思想文化的先驅，其對中國思想文化做出的貢獻確實值得大書特書。但是，曆史地看 問題，他們對他們賴以生活和宣傳、交流、發展其思想主張的齊國的發展和興旺，所起的作用不僅不足稱道，甚至對齊國的滅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起碼是道義上的責任。主要是因為他們“無官守，無言責”，可以放官高論而不 顧實際；他們的思想主張大多與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不合，甚至背道而馳；他們各持己見，使得百姓思想混亂，統 治者無所依從，或無法依從。既如此，他們的曆史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在中國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稷下學宮，不僅是田齊政權的思想庫，戰國時代的文化 中心，對我國思想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稷下學士也被稱為田齊政權的智囊團，這已經被無數專家學者所肯定。現在要將稷下學士與齊國的滅亡掛起勾來，實在有 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意思。但，如果曆史地看問題，檢點一下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和言 行，我認為，稷下學士與齊國的滅亡確實存在某些關係。至於是否成立，有待專家評說。

一

    我們知道，稷下學士“無官守，無言責”，似乎隻對自己的思想觀點負責。據記載， 稷下學士們在稷下學宮中享受著優厚的待遇。“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田仲敬完 世家》)，“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們享受著大夫的俸祿，住著交通方便、豪華舒適的宅第，受 到國王的尊崇。那麽，他們的任務是什麽呢?有兩個。一是“不治而議論”，就是口頭上的議政。“不治”是指沒有實際職務，不進行實際治理。二是“各著書言治亂之事， 以於世主”，就是書麵上的議政，似乎更偏重於理論和曆史。總而言之，無論是口頭上 還是書麵上，都可以不顧國家治理的實際。稷下學士們既然沒有職務，不進行實際操 作，所以也就不會有考核，實際效果如何他們大可不必考慮。想怎麽說就怎麽說，想怎麽議就怎麽議，即使出了問題，也不必害怕丟掉“烏紗”。因此，他們可以無拘無束地 議論，雖有利於學術的發展，但卻經常是從理論到理論的務虛，於實無補。

    《太平禦覽》卷385有魯仲連與稷下名士田巴的一段對話，非常精彩。魯仲連問田巴：“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仲連日：“夫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複談也。”田巴曰：“謹受教。”當然，齊國處於“亡在旦暮”的責任不能全算到稷下學士的身上，但，享受著齊國優厚經濟和政治待遇而以“議政”、“幹世主”為己任的先生們，卻既沒有挽救齊國危亡的具體意見和得力措施，也似乎沒有挽救齊國危亡的絲毫責任感，就匪夷所思了。即如田巴，麵對齊“國亡在旦夕” 的局麵，隻知“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即使“一日而服千人”， 對於麵臨危亡的齊國又有什麽樣的實際作用呢?像田巴這樣的“貴學士”，在稷下學宮恐怕不能說是個別的。當然，淳於髡、魯仲連等也曾經為齊國的強盛和安全做過一些值得稱道的事情，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

    戰國時代，是商人地主階級爭奪統治權利的時代，是地主封建製代替貴族分封製的時代，是人心希望安定統一的時代，因而可以說是大變動、大改型的時代。其主要表現 就是政治改革、土地兼並，強國期望通過武力統一“世界”。

    商人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台，逐漸廢除貴族分封製，使廣大勞動人民的自身相對得到解放，並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個曆史的進步，無論哪個學派、那種思想， 認清這個形勢並促進其發展，就是推動曆史前進，否則就是倒退。

    從現有資料看，稷下學士們感到這個變化並想改變這種變化的人多，而真正具有促進這種變化思想和措施的人極少。

    稷下學宮中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他雖然也看到了天下要求統一的大勢，但他提倡“仁政”學說，勸說各國君主實行仁政，主張用仁政“王天下”。但，由於各國君主都看到這種變化了的禮治主張往往被強大的武力所粉碎，即使武力不足還往往被強國所侵伐，所以，盡管他滿懷信心地說“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而實際卻如他的祖師爺孔子一樣，其主張不被任何國君所欣賞和接受，更不要說實行了。

    作為法家的前驅，在稷下學宮有宋鈃、尹文等人。他們主張“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莊子·天下》)，反對任何戰爭。但，自春秋以來，大欺小，強陵弱，各國攻來伐去，無時不有戰爭。到戰 國後期，雖然隻剩下七國，可戰爭規模和激烈程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廣大人民 確實厭煩了戰爭。宋、尹的主張確也反映了人民的迫切要求。但是，他們卻沒有看到， 在諸侯力征謀求統一的時代，隻能以戰去戰，以武求統，否則是沒有出路的。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隻依靠政治手段解決不了的政權轉移，隻有依靠戰爭這個最後 的手段。戰國時代，七國國君沒有誰願意放棄統治，交出政權。相反，他們一個個都想自己來兼並他國，統一天下。宋、尹的“禁攻寢兵”主張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荀子當時就批評他們說：“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雖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荀子·非十二子》) 他們理論的作用隻能“欺惑愚眾”，卻沒有能欺惑那些欲用戰爭統一天下的國君。

    被列為法家的慎到雖然主張“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聖法不可闕也。”卻又主張“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這樣，看似嚴法無私，可一，國君不在法治之內，實際還是人治；二，嚴法與“守成理、 因自然”前後矛盾，況且，也與天下大統一的走向不協調。對於這派理論，荀子批評說 是“不可以經國定分”(《荀子·非十二子》)，應該說是比較貼切的。

    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首推鄒衍。他的五德終始說雖然承認曆史的發展變化，但卻是周而複始的循環。他的大九州說雖然可以引發人們的想象，擴大人們的視野，但對齊國的發展和促進天下的統一，則無實際作用。桓寬曾說：“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 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 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並萬國，亡其三 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鹽鐵論·論鄒》)當 然，把秦的速亡歸之於鄒衍的大九州學說或五德終始說有失公道，而說他的學說“無補 於用”、“無益於治”還是中肯的。

    曾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的荀子，因其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納法入禮，或說禮主 法輔，成為儒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明於天人之分”的天命論，“凡以知， 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的認識論等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但，他的“明分使群”、“法先王”(其後王實先王也)的社會思想，卻與天下統一的大勢水火不容。

    “明分使群”，就是人與人要相互合作，結成群體，分工合作解決生產生活需要的各種問題，又要分成不同的等級，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荀子·富國》)這種人分九等的主張，實際就是禮在人際關係上的具體化，充分體現了 荀子“隆禮”的實質。他還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荀子·修身》)，因而，要“以禮分施”，按照等級分配物質財富。不僅如此，他還把 “諸侯分土而守”當作“建國”之禮，主張“法先王”，實行“分封製”，表明他與早期儒家的立場沒有根本的不同。而分封製已經成為當時曆史車輪前進的障礙，所以，無論 在齊、在趙、在秦，荀子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在楚也隻因其名彰而被任為蘭陵令而已。倒是他的弟子韓非和李斯片麵發展了他的法治理論而在秦取得了很大成功。

    由此看來，稷下學宮中的眾多學士們，大多不明當時大勢，或者，不能順應大勢， 更不用說推動大勢發展了。這恐怕是他們徒具理論而沒有人能在治國中建立業績的原 因，也是他們不能挽救齊國逐漸衰亡的因素之一。

二

    齊在春秋時代是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中齊亦為強國大國，蘇秦曾說：“齊南有泰山， 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裏，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國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嚐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 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 當。”(《戰國策·齊策一》)這裏雖不免有誇張溢美之辭，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齊國的實際。興辦稷下學宮的事實也可以說明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作後盾，怎麽能養得起數百千人的稷下學人呢?眾多的稷下先生能在優良的條件下無憂無慮地著書立說、放 言高論、相互辯難，甚至於可以養著成百上千的弟子，齊國之富裕亦可想而知。

    但，就是這樣一個強大、富庶，不僅曾經稱霸，而且一度稱王、稱帝，人才濟濟， 令諸侯望而生畏的齊國，卻在短時間內一蹶不振，滅亡於秦，可以說是始料不及的。

    對齊的亡國之因，古往今來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近親權重，大臣不親，鬧得大 臣無重，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韓非子·內儲說上》)也有人說是因為不修戰備而“謹事秦”，“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加兵，君王後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之計久矣。” (《戰國策·齊策三》)也有人強調因為齊國沒有幫助其他五國，最後自己也滅亡了。“與贏而不助五國也，五國已衰，齊亦不免矣。”(蘇洵《六國論》)也有人說是因為外交政 策失誤，樹敵太多，齊王昏庸無能、窮兵黷武造成了國力下降、眾叛親離。

    我所奇怪的是，稷下學宮的曆史幾乎與田氏齊國政權相始終，眾多的稷下學士在這裏乘肥馬，衣輕裘，其稷下先生享受卿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齊國政府對他們尊祟有加，後人把稷下學宮看作是田齊政權的人才庫，將稷下先生看成是智囊團，那麽， 他們為什麽對齊國的滅亡就沒有任何責任呢?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他們既然享受權 力，那麽，也應該盡自己的義務。不盡義務，就是不負責任。

    稷下學士們隻注重理論說教，不注重實際，陷入了空洞的理論。他們“不治而議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淳於髡、魯仲連等少數人而外，大部分人不能 把自己的理論付之於實踐，因而，也就對齊國很少產生有益的作用。這是因為，一，他 們並沒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具體措施；二、有的措施不符合操作的曆史條件。

    孟子王天下的具體措施是“製民之產”，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為達到這種“製民之產”的理想目標，他提出正經界，恢複井田製。他說：“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具體辦法是“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製私事。”(《孟子·滕文公上》)這種井田製，早在春秋中後期就已被逐漸打破，到 戰國時代已經是阻遏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生產關係了，所以，法家在秦國的“開阡陌”， 廢除井田製才是當時社會發展趨勢。孟子背潮流而行，盡管他有“天下溺援之以道”的 良好用心，但他這條“道，在曆史潮流湧向統一的戰國時代實在是不怎麽光明的。

    荀子的辦法是“法先王”，就是要恢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治。而這 種禮治是以分封製為基礎的，與封建製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盡管他在稷下學宮 三為祭酒，因其學說不符合齊王“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 上》)的大欲，終不能見用。有人說他的“援法入禮”，或說“外禮內法”的理論奠定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我倒以為，是漢代“霸王道雜之”的統治實踐為後代帝王樹立了範例。當然，荀子的思想對後代的影響也是不能低估的。

    鄒衍被稱為“談天衍”，可他所談之天雖然很大，卻與他生活的齊國相去甚遠，與 齊國的治理不發生任何直接的關係。至於說他的五德終始學說為秦漢奪取政權製造了理 論根據，而同樣，也給他們的滅亡準備了掘墓工具。

    以上是在稷下及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三家，至於其他學派基本也是如此。比如，反戰差不多是除法家外的共同思想，可是，在兼並盛行、各諸侯國均求統一的當時，怎麽會 放棄武力、和平共處呢?曆史事實是，各國都在用武，隻有規模大小的不同而已。殺人 是人人所痛恨的，可各國為統一而發動的戰爭，無不以人民的生命作代價，否則，實現 統一就是一句空話。《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從惠文君七年(前331年)至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的75年間，僅見於有殺人記載的14次對外戰爭，就殺人126．8 萬。昭襄王十四年攻打韓魏的伊闕之戰，一場就殺人24萬。秦始皇滅六國時所殺人數當更多。可見，一般的反戰在當時是不切實際的。就曆史發展而言，戰爭，殺人，有時 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稷下學士們不切實際的空洞說教無用於世，當時就有人看了出來，並進行了批評。 上文提到的魯仲連責田巴就是突出的例證。其實，荀子對此也是有感覺的，他的《非十二子》就是對稷下諸子理論的總結性批判。他認為，縱欲主義“不足以合義通治”，不 符合禮義和政治原則；禁欲主義“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不利於推行封建倫理規範； 兼愛、非攻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對推行等級製度不利；辯學則“不可以為綱 紀”，脫離禮義，不利於統治。即使思孟學派也存在嚴重不足，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 其通，然而猶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 說，閉約而無解”，屬於無用之說。他還批評“慎子有見於前，無見於後；老子有見於 離，無見於信(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 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 則群眾不化。”(《荀子·天論))由此可見，幾乎所有的稷下學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 荀子的批評。實際上，荀子自己怕是對自己的思想主張也不一定有信心。宋代司馬光的 (稷下賦》雖然有獨尊荀子之意，似乎也透露出其學說不稱王心的信息。荀子對齊王說： “吾王辟仁義之途，殖詩書之林，安民之意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 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他們 的“道術”不一定“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則是真的。這裏的“王”不僅指齊王，也包括趙王、秦王。當他到了秦國見到秦昭王時，“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儒效))，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他學說的弊端。

    最能證明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無用於齊，莫過於稷下學士們所在的、滋養他們的齊國之由強而弱而滅亡的曆史實際了。

    司馬遷形容他們的主張與實際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持方枘而欲內圓鑿，其能人乎!”以無用之術治危殆之齊，悲哉!

三

    上文提到，稷下學士中的一些人，已經看到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大潮流，並且也有人 致力於統一，但是，統一到什麽製度之下，由什麽樣的思想派別來統一，則爭論不已。 但，爭論歸爭論，希望統一到自己設想的模式上卻是相同的。

    為了統一，必須統一輿論，達到輿論一律，他們首先著眼於學術思想的統一。

    孟子對諸侯力爭、殺人盈城盈野的征戰持極力反對的態度，因而反對用武力的霸道而主張用仁政的王道統一天下。他認為當時之所以“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是因為 “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 下))而要以他的王道一統天下，就要將不合於王道的思想學說掃除幹淨。孟子既以平 治天下的首選人物自居，這統一學術的任務自然就要由他來完成了。為此他經常與人辯 論。當公都子問他為何好辯時，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同上)大禹治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並 了夷狄少數民族，驅趕了猛獸，使百姓安寧；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感到害怕而不敢 作亂。孟子要繼承三聖之大業，在當時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正人心”，而要正人心， 就要消滅邪說，反對偏激的言論，批駁荒謬的學說，為完成這個任務，非辯論不可。

    為此，孟子對當時影響最大的楊朱、墨翟兩派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破口大罵：“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 他還批評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不要社會分工的農家是“率天下而路也”，“從徐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同上)。

    對於主張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法家，他認為是實行霸道，是率獸食人，“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根本不值一提。

    總之，凡不合於“仁政”、“王道’’的，均是“邪說”、“詖行”、“淫辭”，統統要排 除。

    荀子為統一學術思想，也頗費心機，作《非十二子》對他認為不合於禮治的其他學 派進行了批評。他開篇就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橘右）宇嵬瑣，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這些人的“邪說”、“奸言”，“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惑世愚眾”，危害性很大。要像舜禹一樣“一天下、財萬物，長 養人民，兼製天下”，必須“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 古，教之以至順”，也就是要統一言行，統一思想認識。這統一思想言行的重任，自然 要由荀子自己來完成了。從《荀子》對其他各家各派的批判中，可看出他的用心。 他們都為統一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不辭殫煩地到處推銷自己的主張，但，由於他們 的思想主張距離實際需要太遠，不受歡迎。“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產’ 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齊宣王問日‘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有“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 大欲，人人皆知，要實現這個大欲，在當時離開武力是不可能的。而孟子卻一再兜售他 的“仁政”主張，二者相去何止千萬裏?宜乎不被用也!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 傳》中分析說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三 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荀子主張的命運也不比孟子強，他在秦國用 商鞅之法大力改革並取得實績的情況下至秦遭到冷遇的事實就是證明。

    應該說，為達到國家的統一，首先要統一思想認識，為強齊、興齊製定具體可行的策略、措施，提供理論根據和輿論導向，是正確的思路。但是，因為他們各抒己見，各 是己說，相互辯難，結果是在稷下學宮中學振林立、異說紛呈，致使齊王無所依從，或 無法依從，隻能眼看齊國大勢日漸衰落。於此，我們不妨與秦作簡單比較。秦國之所以 走著一條一直發展強盛的路子，其他因素固然很多，一直采用法家的政治路線而排斥其 他思想路線則是很重要的因素。自孝公繼位就“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力賞”(《史 記·秦本紀》)，更用商鞅實行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同上)，明確 了法家路線，從此至秦統一，隻有法家一家獨占鏊頭，成為秦國的統治思想，其他任何 學派都處於從屬的、或者是被排除的地位。

    荀子已經意識到眾說紛紜的弊病，他說：“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 或治或亂。”(《荀子·解蔽》)但是，曆史事實是，齊國存在“異說”而亂、而衰、而亡， 秦國隻有“一說”而治、而強、而統一。可惜荀子沒有看到，否則，他可能會另有“異 說”了。

    對於眾說紛紜而弱國，商鞅早就有所認識，他說：“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詞，而無實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 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 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悅之。故其民農者寡，而遊食者眾。遊食者眾則農者殆，農者 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遊食，而以言相高 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 惟民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地……”(《商君書·農戰》)這裏商鞅雖然主要是為了 強調要把農戰放到治國的首要位置，但，他認為那些不切實用的煩言飾詞、高言偽議， 是不能富國強兵、戰勝敵國、擴大國土的，隻能導致國貧兵弱的結果，從齊國衰亡的實 際看，還是頗有幾分道理的。

    稷下學士“無官守，無言責”，與遊說之士相差無幾。“無官守”，不負具體責任； “無言責”，不負言論責任。總之，隻管按自己的喜好隨心所欲地講說，不計也不用計後果，後果自有國王去負責，即使亡國也與己無關。更為輕鬆的是，他們可以隨時離開， 甚至於可以不顧齊國的滅亡而遠走高飛。《鹽鐵論·論儒》說：齊閔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荀卿適趙。”這裏好歹透露了一點稷下學士們關心齊國政局的信息，他們對齊閔王的頻繁用兵而造成百姓不堪的局麵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意欲稱王稱霸並進一步統一天下的齊閔王沒有也不會聽從他們的意見，於是，風流雲散了。稷下學士紛紛離開齊國當然與齊閔王不接受他們的諫言有關，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享受齊國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物質待遇， 在齊國危亡的關頭竟然一走了之，毫無責任感，不免令人心寒。“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則我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孟子·公孫醜下》)這位在齊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享受卿的待遇的孟老先生說得多麽輕巧。他們瀟灑地走了，可為齊國留下了什 麽呢?齊國的百姓又能跑到哪裏去呢?何況，他們隻是對閔王的好戰提出了諫阻，卻也 並未提出挽救齊國漸趨衰弱的、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

    齊國的滅亡於秦，責任當然不能讓稷下學士們去負，可是，強盛富足的齊國竟然在 他們幹政、議政多年，形成戰國學術中心的情形下很快滅亡，不管怎麽說，他們的臉上 也不是很光彩的。

    當然，稷下學士們在稷下學宮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環境下著書立說，相互辯難，相互吸收，取長補短，不僅繁榮了當時的學術，開百家爭鳴之先，也為後代留下許多寶貴 的思想文化遺產，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在學術思想上的曆史作用和深遠 影響不容抹煞。不過，我們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稷下學士的思想 主張在諸侯力征的當時確實並沒有發揮出多麽大的作用，對他們生活賴以發展學術的齊 國的滅亡來說，不能不有負罪感。這不能全都怪他們，所謂的“世主”齊侯或齊王應負 主要責任，原因就是他們不能從眾多思想主張中選取正確的、可供自己所用的，或者綜 合各家形成自己的獨特方策，而他們自己也沒有固有的治國良策，在多種學說中搖曳不 定，安有國家的治理和強盛。韓非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 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韓非子·顯學))但他隻說 對了一半，在“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同上)、“諸子橫議”的氣氛下，不僅 “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不能治國，單聽一種卻不合實際的無用之說也同樣不能治國。 曆史是不可以假設的，假設齊國的統治者沒有設立稷下學宮，假設稷下學宮中沒有那麽 多學派和眾多的思想主張，雖然眾說紛紜而假設齊國統治者能夠有一定之規或“取一瓢 飲”，齊國的曆史將是什麽樣子，中國的曆史將如何發展，則都是未知數了。

    從田氏齊國興辦稷下學宮由盛轉衰而至於滅亡的史實，以及後來曆朝曆代的興衰成 敗的實際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大和繁榮，在思 想文化上沒有一定限製的絕對自由化是不行的，田齊滅亡的事實可為教訓；而“隻許州 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隻允許一家大放厥詞，其他各種思想、學派倍受壓製，也同 樣不能長久維持政權，秦始皇“焚書坑儒”卻短命而亡，也給後人留下了曆史的沉思。 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時候，反思曆史，不在 於簡單地追究哪些人的責任，或弘揚哪些人的功績，而需要曆史地、實事求是的總結經 驗教訓，以為警惕或借鑒。

    本文僅就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與齊國滅亡之間的關係作淺近探討，以明學術思想 如果不能發揮其巨大的現實作用，盡管可能在曆史上產生很大影，向，但其意義就不能不 大打折扣。

    最後再強調一句，本文決不是有意抹殺稷下學士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曆史功績(也是抹殺不了的)，而隻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以求對那一個時代的那一批人有一個 更為全麵、深刻的認識，對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有一個恰當的定位。


稷下學宮是我國戰國時代的文化中心，為我國思想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對中華民族的思想、性格、心理、作風等等產生了決定性的影 響，稷下學士也因此成為我國思想文化的先驅，其對中國思想文化做出的貢獻確實值得大書特書。但是，曆史地看 問題，他們對他們賴以生活和宣傳、交流、發展其思想主張的齊國的發展和興旺，所起的作用不僅不足稱道，甚至對齊國的滅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起碼是道義上的責任。主要是因為他們“無官守，無言責”，可以放官高論而不 顧實際；他們的思想主張大多與當時的社會發展趨勢不合，甚至背道而馳；他們各持己見，使得百姓思想混亂，統 治者無所依從，或無法依從。既如此，他們的曆史作用也就大打折扣了。

    在中國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稷下學宮，不僅是田齊政權的思想庫，戰國時代的文化 中心，對我國思想學術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稷下學士也被稱為田齊政權的智囊團，這已經被無數專家學者所肯定。現在要將稷下學士與齊國的滅亡掛起勾來，實在有 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意思。但，如果曆史地看問題，檢點一下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和言 行，我認為，稷下學士與齊國的滅亡確實存在某些關係。至於是否成立，有待專家評說。

一

    我們知道，稷下學士“無官守，無言責”，似乎隻對自己的思想觀點負責。據記載， 稷下學士們在稷下學宮中享受著優厚的待遇。“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於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史記·田仲敬完 世家》)，“自如淳於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崇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他們享受著大夫的俸祿，住著交通方便、豪華舒適的宅第，受 到國王的尊崇。那麽，他們的任務是什麽呢?有兩個。一是“不治而議論”，就是口頭上的議政。“不治”是指沒有實際職務，不進行實際治理。二是“各著書言治亂之事， 以於世主”，就是書麵上的議政，似乎更偏重於理論和曆史。總而言之，無論是口頭上 還是書麵上，都可以不顧國家治理的實際。稷下學士們既然沒有職務，不進行實際操 作，所以也就不會有考核，實際效果如何他們大可不必考慮。想怎麽說就怎麽說，想怎麽議就怎麽議，即使出了問題，也不必害怕丟掉“烏紗”。因此，他們可以無拘無束地 議論，雖有利於學術的發展，但卻經常是從理論到理論的務虛，於實無補。

    《太平禦覽》卷385有魯仲連與稷下名士田巴的一段對話，非常精彩。魯仲連問田巴：“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在聊，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仲連日：“夫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則無為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複談也。”田巴曰：“謹受教。”當然，齊國處於“亡在旦暮”的責任不能全算到稷下學士的身上，但，享受著齊國優厚經濟和政治待遇而以“議政”、“幹世主”為己任的先生們，卻既沒有挽救齊國危亡的具體意見和得力措施，也似乎沒有挽救齊國危亡的絲毫責任感，就匪夷所思了。即如田巴，麵對齊“國亡在旦夕” 的局麵，隻知“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即使“一日而服千人”， 對於麵臨危亡的齊國又有什麽樣的實際作用呢?像田巴這樣的“貴學士”，在稷下學宮恐怕不能說是個別的。當然，淳於髡、魯仲連等也曾經為齊國的強盛和安全做過一些值得稱道的事情，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

    戰國時代，是商人地主階級爭奪統治權利的時代，是地主封建製代替貴族分封製的時代，是人心希望安定統一的時代，因而可以說是大變動、大改型的時代。其主要表現 就是政治改革、土地兼並，強國期望通過武力統一“世界”。

    商人地主階級登上政治舞台，逐漸廢除貴族分封製，使廣大勞動人民的自身相對得到解放，並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是一個曆史的進步，無論哪個學派、那種思想， 認清這個形勢並促進其發展，就是推動曆史前進，否則就是倒退。

    從現有資料看，稷下學士們感到這個變化並想改變這種變化的人多，而真正具有促進這種變化思想和措施的人極少。

    稷下學宮中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他雖然也看到了天下要求統一的大勢，但他提倡“仁政”學說，勸說各國君主實行仁政，主張用仁政“王天下”。但，由於各國君主都看到這種變化了的禮治主張往往被強大的武力所粉碎，即使武力不足還往往被強國所侵伐，所以，盡管他滿懷信心地說“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而實際卻如他的祖師爺孔子一樣，其主張不被任何國君所欣賞和接受，更不要說實行了。

    作為法家的前驅，在稷下學宮有宋鈃、尹文等人。他們主張“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莊子·天下》)，反對任何戰爭。但，自春秋以來，大欺小，強陵弱，各國攻來伐去，無時不有戰爭。到戰 國後期，雖然隻剩下七國，可戰爭規模和激烈程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廣大人民 確實厭煩了戰爭。宋、尹的主張確也反映了人民的迫切要求。但是，他們卻沒有看到， 在諸侯力征謀求統一的時代，隻能以戰去戰，以武求統，否則是沒有出路的。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隻依靠政治手段解決不了的政權轉移，隻有依靠戰爭這個最後 的手段。戰國時代，七國國君沒有誰願意放棄統治，交出政權。相反，他們一個個都想自己來兼並他國，統一天下。宋、尹的“禁攻寢兵”主張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荀子當時就批評他們說：“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差等。雖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荀子·非十二子》) 他們理論的作用隻能“欺惑愚眾”，卻沒有能欺惑那些欲用戰爭統一天下的國君。

    被列為法家的慎到雖然主張“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聖法不可闕也。”卻又主張“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這樣，看似嚴法無私，可一，國君不在法治之內，實際還是人治；二，嚴法與“守成理、 因自然”前後矛盾，況且，也與天下大統一的走向不協調。對於這派理論，荀子批評說 是“不可以經國定分”(《荀子·非十二子》)，應該說是比較貼切的。

    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首推鄒衍。他的五德終始說雖然承認曆史的發展變化，但卻是周而複始的循環。他的大九州說雖然可以引發人們的想象，擴大人們的視野，但對齊國的發展和促進天下的統一，則無實際作用。桓寬曾說：“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 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 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並萬國，亡其三 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鹽鐵論·論鄒》)當 然，把秦的速亡歸之於鄒衍的大九州學說或五德終始說有失公道，而說他的學說“無補 於用”、“無益於治”還是中肯的。

    曾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的荀子，因其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改造，納法入禮，或說禮主 法輔，成為儒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明於天人之分”的天命論，“凡以知， 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的認識論等有著不可否認的積極意義，但，他的“明分使群”、“法先王”(其後王實先王也)的社會思想，卻與天下統一的大勢水火不容。

    “明分使群”，就是人與人要相互合作，結成群體，分工合作解決生產生活需要的各種問題，又要分成不同的等級，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荀子·富國》)這種人分九等的主張，實際就是禮在人際關係上的具體化，充分體現了 荀子“隆禮”的實質。他還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荀子·修身》)，因而，要“以禮分施”，按照等級分配物質財富。不僅如此，他還把 “諸侯分土而守”當作“建國”之禮，主張“法先王”，實行“分封製”，表明他與早期儒家的立場沒有根本的不同。而分封製已經成為當時曆史車輪前進的障礙，所以，無論 在齊、在趙、在秦，荀子在政治上都無所作為，在楚也隻因其名彰而被任為蘭陵令而已。倒是他的弟子韓非和李斯片麵發展了他的法治理論而在秦取得了很大成功。

    由此看來，稷下學宮中的眾多學士們，大多不明當時大勢，或者，不能順應大勢， 更不用說推動大勢發展了。這恐怕是他們徒具理論而沒有人能在治國中建立業績的原 因，也是他們不能挽救齊國逐漸衰亡的因素之一。

二

    齊在春秋時代是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中齊亦為強國大國，蘇秦曾說：“齊南有泰山， 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裏，帶甲數十萬，粟 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國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嚐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 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 當。”(《戰國策·齊策一》)這裏雖不免有誇張溢美之辭，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齊國的實際。興辦稷下學宮的事實也可以說明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力作後盾，怎麽能養得起數百千人的稷下學人呢?眾多的稷下先生能在優良的條件下無憂無慮地著書立說、放 言高論、相互辯難，甚至於可以養著成百上千的弟子，齊國之富裕亦可想而知。

    但，就是這樣一個強大、富庶，不僅曾經稱霸，而且一度稱王、稱帝，人才濟濟， 令諸侯望而生畏的齊國，卻在短時間內一蹶不振，滅亡於秦，可以說是始料不及的。

    對齊的亡國之因，古往今來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因為近親權重，大臣不親，鬧得大 臣無重，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韓非子·內儲說上》)也有人說是因為不修戰備而“謹事秦”，“自秦人行遠交近攻之術，善齊而不加兵，君王後謹事秦，王建不修戰備，不助五國，其墮秦之計久矣。” (《戰國策·齊策三》)也有人強調因為齊國沒有幫助其他五國，最後自己也滅亡了。“與贏而不助五國也，五國已衰，齊亦不免矣。”(蘇洵《六國論》)也有人說是因為外交政 策失誤，樹敵太多，齊王昏庸無能、窮兵黷武造成了國力下降、眾叛親離。

    我所奇怪的是，稷下學宮的曆史幾乎與田氏齊國政權相始終，眾多的稷下學士在這裏乘肥馬，衣輕裘，其稷下先生享受卿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待遇，齊國政府對他們尊祟有加，後人把稷下學宮看作是田齊政權的人才庫，將稷下先生看成是智囊團，那麽， 他們為什麽對齊國的滅亡就沒有任何責任呢?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他們既然享受權 力，那麽，也應該盡自己的義務。不盡義務，就是不負責任。

    稷下學士們隻注重理論說教，不注重實際，陷入了空洞的理論。他們“不治而議論”，“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淳於髡、魯仲連等少數人而外，大部分人不能 把自己的理論付之於實踐，因而，也就對齊國很少產生有益的作用。這是因為，一，他 們並沒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具體措施；二、有的措施不符合操作的曆史條件。

    孟子王天下的具體措施是“製民之產”，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為達到這種“製民之產”的理想目標，他提出正經界，恢複井田製。他說：“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製祿，可坐而定也。” 具體辦法是“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 後敢製私事。”(《孟子·滕文公上》)這種井田製，早在春秋中後期就已被逐漸打破，到 戰國時代已經是阻遏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生產關係了，所以，法家在秦國的“開阡陌”， 廢除井田製才是當時社會發展趨勢。孟子背潮流而行，盡管他有“天下溺援之以道”的 良好用心，但他這條“道，在曆史潮流湧向統一的戰國時代實在是不怎麽光明的。

    荀子的辦法是“法先王”，就是要恢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治。而這 種禮治是以分封製為基礎的，與封建製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所以，盡管他在稷下學宮 三為祭酒，因其學說不符合齊王“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 上》)的大欲，終不能見用。有人說他的“援法入禮”，或說“外禮內法”的理論奠定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我倒以為，是漢代“霸王道雜之”的統治實踐為後代帝王樹立了範例。當然，荀子的思想對後代的影響也是不能低估的。

    鄒衍被稱為“談天衍”，可他所談之天雖然很大，卻與他生活的齊國相去甚遠，與 齊國的治理不發生任何直接的關係。至於說他的五德終始學說為秦漢奪取政權製造了理 論根據，而同樣，也給他們的滅亡準備了掘墓工具。

    以上是在稷下及對後世影響較大的三家，至於其他學派基本也是如此。比如，反戰差不多是除法家外的共同思想，可是，在兼並盛行、各諸侯國均求統一的當時，怎麽會 放棄武力、和平共處呢?曆史事實是，各國都在用武，隻有規模大小的不同而已。殺人 是人人所痛恨的，可各國為統一而發動的戰爭，無不以人民的生命作代價，否則，實現 統一就是一句空話。《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從惠文君七年(前331年)至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年)的75年間，僅見於有殺人記載的14次對外戰爭，就殺人126．8 萬。昭襄王十四年攻打韓魏的伊闕之戰，一場就殺人24萬。秦始皇滅六國時所殺人數當更多。可見，一般的反戰在當時是不切實際的。就曆史發展而言，戰爭，殺人，有時 簡直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稷下學士們不切實際的空洞說教無用於世，當時就有人看了出來，並進行了批評。 上文提到的魯仲連責田巴就是突出的例證。其實，荀子對此也是有感覺的，他的《非十二子》就是對稷下諸子理論的總結性批判。他認為，縱欲主義“不足以合義通治”，不 符合禮義和政治原則；禁欲主義“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不利於推行封建倫理規範； 兼愛、非攻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對推行等級製度不利；辯學則“不可以為綱 紀”，脫離禮義，不利於統治。即使思孟學派也存在嚴重不足，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 其通，然而猶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而無類，幽隱而無 說，閉約而無解”，屬於無用之說。他還批評“慎子有見於前，無見於後；老子有見於 離，無見於信(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 先，則群眾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 則群眾不化。”(《荀子·天論))由此可見，幾乎所有的稷下學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 荀子的批評。實際上，荀子自己怕是對自己的思想主張也不一定有信心。宋代司馬光的 (稷下賦》雖然有獨尊荀子之意，似乎也透露出其學說不稱王心的信息。荀子對齊王說： “吾王辟仁義之途，殖詩書之林，安民之意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 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他們 的“道術”不一定“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則是真的。這裏的“王”不僅指齊王，也包括趙王、秦王。當他到了秦國見到秦昭王時，“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荀子·儒效))，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他學說的弊端。

    最能證明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無用於齊，莫過於稷下學士們所在的、滋養他們的齊國之由強而弱而滅亡的曆史實際了。

    司馬遷形容他們的主張與實際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持方枘而欲內圓鑿，其能人乎!”以無用之術治危殆之齊，悲哉!

三

    上文提到，稷下學士中的一些人，已經看到統一是曆史發展的大潮流，並且也有人 致力於統一，但是，統一到什麽製度之下，由什麽樣的思想派別來統一，則爭論不已。 但，爭論歸爭論，希望統一到自己設想的模式上卻是相同的。

    為了統一，必須統一輿論，達到輿論一律，他們首先著眼於學術思想的統一。

    孟子對諸侯力爭、殺人盈城盈野的征戰持極力反對的態度，因而反對用武力的霸道而主張用仁政的王道統一天下。他認為當時之所以“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是因為 “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 下))而要以他的王道一統天下，就要將不合於王道的思想學說掃除幹淨。孟子既以平 治天下的首選人物自居，這統一學術的任務自然就要由他來完成了。為此他經常與人辯 論。當公都子問他為何好辯時，他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同上)大禹治服了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並 了夷狄少數民族，驅趕了猛獸，使百姓安寧；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感到害怕而不敢 作亂。孟子要繼承三聖之大業，在當時他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正人心”，而要正人心， 就要消滅邪說，反對偏激的言論，批駁荒謬的學說，為完成這個任務，非辯論不可。

    為此，孟子對當時影響最大的楊朱、墨翟兩派進行了激烈的抨擊，破口大罵：“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 他還批評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不要社會分工的農家是“率天下而路也”，“從徐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同上)。

    對於主張用武力統一天下的法家，他認為是實行霸道，是率獸食人，“仲尼之徒， 無道桓文之事者”，根本不值一提。

    總之，凡不合於“仁政”、“王道’’的，均是“邪說”、“詖行”、“淫辭”，統統要排 除。

    荀子為統一學術思想，也頗費心機，作《非十二子》對他認為不合於禮治的其他學 派進行了批評。他開篇就說：“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橘右）宇嵬瑣， 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這些人的“邪說”、“奸言”，“其持之有 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惑世愚眾”，危害性很大。要像舜禹一樣“一天下、財萬物，長 養人民，兼製天下”，必須“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 古，教之以至順”，也就是要統一言行，統一思想認識。這統一思想言行的重任，自然 要由荀子自己來完成了。從《荀子》對其他各家各派的批判中，可看出他的用心。 他們都為統一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不辭殫煩地到處推銷自己的主張，但，由於他們 的思想主張距離實際需要太遠，不受歡迎。“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產’ 亦將有利於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齊宣王問日‘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有“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 大欲，人人皆知，要實現這個大欲，在當時離開武力是不可能的。而孟子卻一再兜售他 的“仁政”主張，二者相去何止千萬裏?宜乎不被用也!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 傳》中分析說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 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三 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荀子主張的命運也不比孟子強，他在秦國用 商鞅之法大力改革並取得實績的情況下至秦遭到冷遇的事實就是證明。

    應該說，為達到國家的統一，首先要統一思想認識，為強齊、興齊製定具體可行的策略、措施，提供理論根據和輿論導向，是正確的思路。但是，因為他們各抒己見，各 是己說，相互辯難，結果是在稷下學宮中學振林立、異說紛呈，致使齊王無所依從，或 無法依從，隻能眼看齊國大勢日漸衰落。於此，我們不妨與秦作簡單比較。秦國之所以 走著一條一直發展強盛的路子，其他因素固然很多，一直采用法家的政治路線而排斥其 他思想路線則是很重要的因素。自孝公繼位就“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力賞”(《史 記·秦本紀》)，更用商鞅實行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同上)，明確 了法家路線，從此至秦統一，隻有法家一家獨占鏊頭，成為秦國的統治思想，其他任何 學派都處於從屬的、或者是被排除的地位。

    荀子已經意識到眾說紛紜的弊病，他說：“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 或治或亂。”(《荀子·解蔽》)但是，曆史事實是，齊國存在“異說”而亂、而衰、而亡， 秦國隻有“一說”而治、而強、而統一。可惜荀子沒有看到，否則，他可能會另有“異 說”了。

    對於眾說紛紜而弱國，商鞅早就有所認識，他說：“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詞，而無實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 道路曲辯，輩輩成群。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 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悅之。故其民農者寡，而遊食者眾。遊食者眾則農者殆，農者 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遊食，而以言相高 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 惟民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辟土地……”(《商君書·農戰》)這裏商鞅雖然主要是為了 強調要把農戰放到治國的首要位置，但，他認為那些不切實用的煩言飾詞、高言偽議， 是不能富國強兵、戰勝敵國、擴大國土的，隻能導致國貧兵弱的結果，從齊國衰亡的實 際看，還是頗有幾分道理的。

    稷下學士“無官守，無言責”，與遊說之士相差無幾。“無官守”，不負具體責任； “無言責”，不負言論責任。總之，隻管按自己的喜好隨心所欲地講說，不計也不用計後果，後果自有國王去負責，即使亡國也與己無關。更為輕鬆的是，他們可以隨時離開， 甚至於可以不顧齊國的滅亡而遠走高飛。《鹽鐵論·論儒》說：齊閔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荀卿適趙。”這裏好歹透露了一點稷下學士們關心齊國政局的信息，他們對齊閔王的頻繁用兵而造成百姓不堪的局麵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意欲稱王稱霸並進一步統一天下的齊閔王沒有也不會聽從他們的意見，於是，風流雲散了。稷下學士紛紛離開齊國當然與齊閔王不接受他們的諫言有關，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享受齊國的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物質待遇， 在齊國危亡的關頭竟然一走了之，毫無責任感，不免令人心寒。“我無官守，我無言責， 則我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孟子·公孫醜下》)這位在齊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享受卿的待遇的孟老先生說得多麽輕巧。他們瀟灑地走了，可為齊國留下了什 麽呢?齊國的百姓又能跑到哪裏去呢?何況，他們隻是對閔王的好戰提出了諫阻，卻也 並未提出挽救齊國漸趨衰弱的、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

    齊國的滅亡於秦，責任當然不能讓稷下學士們去負，可是，強盛富足的齊國竟然在 他們幹政、議政多年，形成戰國學術中心的情形下很快滅亡，不管怎麽說，他們的臉上 也不是很光彩的。

    當然，稷下學士們在稷下學宮沒有任何後顧之憂的環境下著書立說，相互辯難，相互吸收，取長補短，不僅繁榮了當時的學術，開百家爭鳴之先，也為後代留下許多寶貴 的思想文化遺產，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在學術思想上的曆史作用和深遠 影響不容抹煞。不過，我們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看問題，就會發現，稷下學士的思想 主張在諸侯力征的當時確實並沒有發揮出多麽大的作用，對他們生活賴以發展學術的齊 國的滅亡來說，不能不有負罪感。這不能全都怪他們，所謂的“世主”齊侯或齊王應負 主要責任，原因就是他們不能從眾多思想主張中選取正確的、可供自己所用的，或者綜 合各家形成自己的獨特方策，而他們自己也沒有固有的治國良策，在多種學說中搖曳不 定，安有國家的治理和強盛。韓非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 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韓非子·顯學))但他隻說 對了一半，在“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同上)、“諸子橫議”的氣氛下，不僅 “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不能治國，單聽一種卻不合實際的無用之說也同樣不能治國。 曆史是不可以假設的，假設齊國的統治者沒有設立稷下學宮，假設稷下學宮中沒有那麽 多學派和眾多的思想主張，雖然眾說紛紜而假設齊國統治者能夠有一定之規或“取一瓢 飲”，齊國的曆史將是什麽樣子，中國的曆史將如何發展，則都是未知數了。

    從田氏齊國興辦稷下學宮由盛轉衰而至於滅亡的史實，以及後來曆朝曆代的興衰成 敗的實際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就是，一個國家的強大和繁榮，在思 想文化上沒有一定限製的絕對自由化是不行的，田齊滅亡的事實可為教訓；而“隻許州 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隻允許一家大放厥詞，其他各種思想、學派倍受壓製，也同 樣不能長久維持政權，秦始皇“焚書坑儒”卻短命而亡，也給後人留下了曆史的沉思。 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時候，反思曆史，不在 於簡單地追究哪些人的責任，或弘揚哪些人的功績，而需要曆史地、實事求是的總結經 驗教訓，以為警惕或借鑒。

    本文僅就稷下學士們的思想主張與齊國滅亡之間的關係作淺近探討，以明學術思想 如果不能發揮其巨大的現實作用，盡管可能在曆史上產生很大影，向，但其意義就不能不 大打折扣。

    最後再強調一句，本文決不是有意抹殺稷下學士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曆史功績(也是抹殺不了的)，而隻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以求對那一個時代的那一批人有一個 更為全麵、深刻的認識，對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有一個恰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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