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魯迅大家比較熟悉，顧頡剛有些人可能了解，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 在討論他們論爭之前，我還是先介紹一下顧頡剛。
顧頡剛是疑古派的曆史學家。 所謂疑古，實際上是上承戴震的樸學， 也就是從文獻中找出曆史的值得懷疑的地方。
這裏麵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經學”在社會上的名氣太大，成為顯學的年代很長，其中難免有混水摸魚。到了後來這個水搞得太混，其實是破綻百出。 但當時的書生，又不得不研究經學，有些人還要學以致用，難免就眾說紛紜。
說起來這個經學的問題已經成為了和尚頭上的虱子--一清二白的事情。這裏麵有兩個故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我的曾祖父是個讀書人，當地人稱為先生的。 後來我聽過他的一些軼事，其中就有一個講他上課時的笑話的。
據說他一次上課的時候，看著一個孩子的鼻涕拖得很長，都要流到書上了， 就停下來抑揚頓挫地對那孩子說：“擦擦鼻涕”。
結果他的一群學生，不知道上課太專心還是太不專心，居然跟著一起朗誦：“擦擦鼻涕”--顯然這些學生以為我曾祖父念的是經文。
同樣可以想象，這些學生要是將來成為了“文化人”，難免把“擦擦鼻子”也記錄下來當作經文的。
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這麽可愛。戴震還是小孩的時候，就發現了他先生講的事情不太符合他的常識，後來因此居然專門研究成為了一門學問--顯然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經文的混水摸魚已經到了連剛啟蒙的小學生都蒙不過去的地步了。
顧頡剛也是不可愛的學生之一， 他也是研究經文中的破綻的，後來居然因此成為了一個專家。 當然我這裏加一個居然的意思， 並不是說顧頡剛不是專家。而是說儒家的“經典”， 往往就是在一些人的渾水摸魚和一些人的揭露渾水摸魚中發展起來的。不但如此，還往往像小孩子玩警察捉小偷的遊戲， 角色是輪流當的， 這樣才玩得不亦樂乎。
到了這裏，我想大家發現，魯迅是研究小說的，顧頡剛是研究曆史的，兩者似乎在學術上並沒有交叉。
但大家不能忘了，中國的曆史有時候就象小說，小說有時候就像曆史，倒也不能說它們之間完全不相關。
魯迅和顧頡剛的爭論，就像中國的曆史和小說，在“學術”這個問題上有著若有若無的關係。
學術上這種若有若無的感覺不好把握，我們不妨放過一邊算了。
魯迅和顧頡剛的爭論，其實真的和學術的關係不大，倒是和“某籍某係”的關係很大--這也是我不太願意成為“文化人”的原因之一，嗬嗬。
顧頡剛和魯迅的矛盾，關鍵就在於當時女師大事件。不管什麽原因，顧頡剛是支持陳西瀅的，自稱隻佩服胡適和陳西瀅兩人，陳西瀅和徐自摩等人，也在0《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聲稱“顧頡剛的學問和成就， 是怎麽誇獎都不算過分的”[1]。
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和顧頡剛成為對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幸的是，不是冤家不聚頭，魯迅辭職以後居然跑去了廈大，而顧頡剛當時卻是廈大的教授，兩人就難免有因為各種利害關係開始明爭暗鬥。
明爭就在於魯迅在《故事新編》裏把顧頡剛稱為了“鳥頭”先生。
魯迅這樣做當然不能算特別磊落，但是魯迅這樣做也不是毫無道理。為什麽呢？
問題還是在於顧頡剛的疑古文章。顧頡剛的疑古，不能說全錯，但他這種光從文獻中疑古的研究方法，難免就會犯一些低級錯誤，難免借著疑古做一些渾水摸魚的事情，就像做完了警察又作小偷一樣，可以讓後麵的人接著對他的文獻“疑古”。
魯迅把顧頡剛稱為“鳥頭先生”，就是對顧頡剛的疑古進行“以彼之道還施其身”。 顧頡剛通過《說文解字》，發現“禹”是一條蟲，從而懷疑中國曆史上不存在“大禹”這樣的人。魯迅通過《說文解字》， 說明“顧”就是“鳥頭”， 能否說顧頡剛就不是人呢？
也就是說，不管顧頡剛的疑古有多大的意義，顧頡剛通過《說文解字》輕易懷疑禹的曆史是不成熟的想法。魯迅吃虧的是，他不是研究曆史的，不能把他的懷疑寫成曆史專著。 譬如頡剛對於胡適固然“佩服得很”，也難免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很是懷疑， 後來就和俞平伯把他們對胡適的懷疑寫成了曆史專著。魯迅把他的懷疑寫進了小說，好像也不是特別不遵守遊戲規則。
暗的爭鬥就不好說了。魯迅在跟許廣平和一些朋友的信中，非常明顯地表達了對顧頡剛的不滿，說顧頡剛“反對民黨”，“排除異己”。
對於後者，顧頡剛的女兒顧潮並沒有否認[2]，承認顧頡剛推薦了不少人，對魯迅有排斥的作用。 對於前者，顧潮並不承認，認為魯迅無中生有， 說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反對國民黨”，魯迅從學術論爭鬧到政治糾紛， 實在有“小人之嫌”。
不幸的是，顧潮也許因為太為曆史學家的父親驕傲，也許是因為沒有讀懂魯迅的文章，居然把“民黨”看作了“國民黨”，這一字之差的錯誤，不但不能說明魯迅的“小人”， 反而把自己和父親推入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實際上非常明顯，魯迅所謂的“反對民黨”，就是說顧頡剛在當年的女師大的風波中，站在了章楊一邊，無故開除“無辜”的學生，這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毫無關係。
當然顧頡剛後來因為“被魯迅罵過”受到衝擊，雖然值得同情，但跟魯迅其實並沒有關係，也就不是我這篇文章要說的內容了。
顧頡剛對魯迅的明爭，就是他曾經想對魯迅提出訴訟，結果魯迅回了一個《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顧頡剛跟魯迅的暗鬥，就是跟一些朋友私下談論，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嫌疑。 後來這件事又被陳西瀅獲知，就在《現代評論》在披露了出來，這件事的具體介紹見於魯迅和陳西瀅的論爭， 事情的最後結果就是胡適在魯迅死後寫了一篇文章，澄清了這個“謠言”， 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不存在抄襲的問題。
所以說，顧頡剛和魯迅的論爭，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女師大的學潮的立場不同，具體的細節實際上非常瑣碎，跟婆媳之間的吵架也差不了多少。
顧頡剛是疑古派的曆史學家。 所謂疑古，實際上是上承戴震的樸學， 也就是從文獻中找出曆史的值得懷疑的地方。
這裏麵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經學”在社會上的名氣太大，成為顯學的年代很長，其中難免有混水摸魚。到了後來這個水搞得太混，其實是破綻百出。 但當時的書生，又不得不研究經學，有些人還要學以致用，難免就眾說紛紜。
說起來這個經學的問題已經成為了和尚頭上的虱子--一清二白的事情。這裏麵有兩個故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我的曾祖父是個讀書人，當地人稱為先生的。 後來我聽過他的一些軼事，其中就有一個講他上課時的笑話的。
據說他一次上課的時候，看著一個孩子的鼻涕拖得很長，都要流到書上了， 就停下來抑揚頓挫地對那孩子說：“擦擦鼻涕”。
結果他的一群學生，不知道上課太專心還是太不專心，居然跟著一起朗誦：“擦擦鼻涕”--顯然這些學生以為我曾祖父念的是經文。
同樣可以想象，這些學生要是將來成為了“文化人”，難免把“擦擦鼻子”也記錄下來當作經文的。
但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這麽可愛。戴震還是小孩的時候，就發現了他先生講的事情不太符合他的常識，後來因此居然專門研究成為了一門學問--顯然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經文的混水摸魚已經到了連剛啟蒙的小學生都蒙不過去的地步了。
顧頡剛也是不可愛的學生之一， 他也是研究經文中的破綻的，後來居然因此成為了一個專家。 當然我這裏加一個居然的意思， 並不是說顧頡剛不是專家。而是說儒家的“經典”， 往往就是在一些人的渾水摸魚和一些人的揭露渾水摸魚中發展起來的。不但如此，還往往像小孩子玩警察捉小偷的遊戲， 角色是輪流當的， 這樣才玩得不亦樂乎。
到了這裏，我想大家發現，魯迅是研究小說的，顧頡剛是研究曆史的，兩者似乎在學術上並沒有交叉。
但大家不能忘了，中國的曆史有時候就象小說，小說有時候就像曆史，倒也不能說它們之間完全不相關。
魯迅和顧頡剛的爭論，就像中國的曆史和小說，在“學術”這個問題上有著若有若無的關係。
學術上這種若有若無的感覺不好把握，我們不妨放過一邊算了。
魯迅和顧頡剛的爭論，其實真的和學術的關係不大，倒是和“某籍某係”的關係很大--這也是我不太願意成為“文化人”的原因之一，嗬嗬。
顧頡剛和魯迅的矛盾，關鍵就在於當時女師大事件。不管什麽原因，顧頡剛是支持陳西瀅的，自稱隻佩服胡適和陳西瀅兩人，陳西瀅和徐自摩等人，也在0《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聲稱“顧頡剛的學問和成就， 是怎麽誇獎都不算過分的”[1]。
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和顧頡剛成為對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幸的是，不是冤家不聚頭，魯迅辭職以後居然跑去了廈大，而顧頡剛當時卻是廈大的教授，兩人就難免有因為各種利害關係開始明爭暗鬥。
明爭就在於魯迅在《故事新編》裏把顧頡剛稱為了“鳥頭”先生。
魯迅這樣做當然不能算特別磊落，但是魯迅這樣做也不是毫無道理。為什麽呢？
問題還是在於顧頡剛的疑古文章。顧頡剛的疑古，不能說全錯，但他這種光從文獻中疑古的研究方法，難免就會犯一些低級錯誤，難免借著疑古做一些渾水摸魚的事情，就像做完了警察又作小偷一樣，可以讓後麵的人接著對他的文獻“疑古”。
魯迅把顧頡剛稱為“鳥頭先生”，就是對顧頡剛的疑古進行“以彼之道還施其身”。 顧頡剛通過《說文解字》，發現“禹”是一條蟲，從而懷疑中國曆史上不存在“大禹”這樣的人。魯迅通過《說文解字》， 說明“顧”就是“鳥頭”， 能否說顧頡剛就不是人呢？
也就是說，不管顧頡剛的疑古有多大的意義，顧頡剛通過《說文解字》輕易懷疑禹的曆史是不成熟的想法。魯迅吃虧的是，他不是研究曆史的，不能把他的懷疑寫成曆史專著。 譬如頡剛對於胡適固然“佩服得很”，也難免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很是懷疑， 後來就和俞平伯把他們對胡適的懷疑寫成了曆史專著。魯迅把他的懷疑寫進了小說，好像也不是特別不遵守遊戲規則。
暗的爭鬥就不好說了。魯迅在跟許廣平和一些朋友的信中，非常明顯地表達了對顧頡剛的不滿，說顧頡剛“反對民黨”，“排除異己”。
對於後者，顧頡剛的女兒顧潮並沒有否認[2]，承認顧頡剛推薦了不少人，對魯迅有排斥的作用。 對於前者，顧潮並不承認，認為魯迅無中生有， 說他的父親從來沒有“反對國民黨”，魯迅從學術論爭鬧到政治糾紛， 實在有“小人之嫌”。
不幸的是，顧潮也許因為太為曆史學家的父親驕傲，也許是因為沒有讀懂魯迅的文章，居然把“民黨”看作了“國民黨”，這一字之差的錯誤，不但不能說明魯迅的“小人”， 反而把自己和父親推入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實際上非常明顯，魯迅所謂的“反對民黨”，就是說顧頡剛在當年的女師大的風波中，站在了章楊一邊，無故開除“無辜”的學生，這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毫無關係。
當然顧頡剛後來因為“被魯迅罵過”受到衝擊，雖然值得同情，但跟魯迅其實並沒有關係，也就不是我這篇文章要說的內容了。
顧頡剛對魯迅的明爭，就是他曾經想對魯迅提出訴訟，結果魯迅回了一個《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
顧頡剛跟魯迅的暗鬥，就是跟一些朋友私下談論，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嫌疑。 後來這件事又被陳西瀅獲知，就在《現代評論》在披露了出來，這件事的具體介紹見於魯迅和陳西瀅的論爭， 事情的最後結果就是胡適在魯迅死後寫了一篇文章，澄清了這個“謠言”， 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不存在抄襲的問題。
所以說，顧頡剛和魯迅的論爭，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女師大的學潮的立場不同，具體的細節實際上非常瑣碎，跟婆媳之間的吵架也差不了多少。
被魯迅罵過”的那些人中，陳源算是很難調和的一個了，魯迅在後來也很少提及。或者說，魯迅有點像林黛玉，嘴上是不饒人的，但未見得就一定把誰當作了仇敵一樣。譬如林黛玉對於薛寶釵，剛開始當然橫豎覺得奸詐的，後來因薛寶釵幾句好話就結成了姐妹。
但是不影響林迷薛迷把她們看作了黑白的對立， 同樣的道理，即使魯迅和陳西瀅之間，也不是一生的敵人，但也不影響很多人把他們看作一生的對立。事實上，他們之間的對立後來是因為政治原因被固定起來了，而不是真正的一直那麽對立著。
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失敗退守台灣以後，對他們的成敗得失作了一番總結，其中有一條就是認為共產黨政府在文學上煽動了欺騙了老百姓。 這個說法當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共產黨和毛澤東也一直強調“發動群眾”的重要。但國民黨政府這個觀點，其實有點自欺欺人。為什麽呢？因為老百姓未必是被“欺騙”了。
國民黨一直強調現在中國的老百姓生活未必富裕，因此“反證”共產黨的宣傳帶有欺騙性。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問題在於，共產黨宣傳的效果，並不需要100%的老百姓相信，並不需要100%老百姓獲得利益，隻需要獲得足夠的力量就行了。譬如現在的台灣問題，國民黨屢屢競選輸給民進黨，並不是民進黨把所有的台灣人都騙得透了他們的票，他們隻需要贏得比國民黨更多的選票就夠了。換句話說，作為一個曾經的政黨，曾經掌握國家的宣傳機器，為什麽會讓那麽多人失去對他們的信任？無論如何，這是國民黨一直不敢正視自己的一個問題。
我曾經碰到一些台灣人，非常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打完招呼後問我：“你是中國人吧？”我當然承認了，同時覺得他們也是中國人。沒想到他們回答我：“不是”。 我就納悶了，他們中國話說得那麽溜，長得那麽中國樣，怎麽就不是中國人了？結果他們告訴我，他們是台灣人！
感情他們那麽友好地跟我聊天，就是為了告訴我他們是台灣人！我後來想想，我們大陸人，一直那麽誠誠懇懇地把台灣人當作自己人，好像並沒有特別觸犯了他們。他們那麽不想做中國人的原因，大概還是國民黨的統治沒有贏得他們的認同的緣故吧。許廣平以前是國民黨成員，女師大事件中反對的是北師大的校長和北洋政府的教育部， 跟國民黨並沒有對立的關係，國民黨後來對魯迅那樣的宣傳，隻能說他們缺乏贏得人心的能力而不能說魯迅受到了“欺騙”。
這篇關於顧頡剛和魯迅的論爭，因為我著重在於他們之間的論爭，當然就無法對顧頡剛的學術做個全麵係統辯證可觀的評價。顧頡剛的疑古工作並不僅是“禹”的這一部分，但魯迅主要是對顧的這一部分進行了質疑。 顧頡剛的其餘工作，當然還有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不過這個太學術了，不是我想在這裏說明的地方。顧頡剛關於禹的這一部分的工作，據他自己後來說撤去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非得用“上世紀最偉大的曆史學家（或者最偉大之一）”這樣的稱號評價顧頡剛，那麽魯迅就是讓上世紀最偉大曆史學家頭疼的批評家。總而言之，我主要是評價他的有關爭論，不想對他們做蓋棺定論教科書的學術評價，這樣的評價不是我現在所原或者所能做的。至於我對他的學術包括疑古思想的一般性的介紹，我以為是經得起最嚴肅的學術批評的，不存在任何低估的成分。
顧頡剛的疑古一方麵確實有樸學傳統，另一方麵似乎還引入了西方史學的觀點。這一部分的成就，當然有著很大的意義，因為我國的史學傳統確實應該和西方史學傳統有所溝通。但是這種溝通特別是顧頡剛的疑古那部分，我認為存在嚴重缺點，某種意義上和以前的經學觀點並沒有太大區別。不過以前是靠皇帝的權威來確定學術的成就，現在靠西方的學術權威來確定學術的成就，還是沒有從根本上達到objective的史學治學方法。顧頡剛的疑古，使得中國現在的曆史在西方看來是從商朝開始而不是從夏朝開始，這是一個值得繼續研究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