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不能因為我現在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就把我的“五四”時期前後的作品看作是無產階級的小說。說我是傑出的農民作家也許還是可以的，但還不能說我是無產階級作家。
·與增田涉的談話，錄自增田涉著、卞立強譯《魯迅傳》，原文刊日本1932年4月特別號《改造》，譯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2輯。
“我現在與勞苦大眾不接近，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驗，都很缺乏，當然不敢創造。”
·與譚丕模的談話，錄自北新書局1933年8月版譚丕模著《中國文學史綱》。
“上海像個大熔爐，隻要我坐在那裏，思想上就安靜不下來去寫小說。即使能寫一篇，想必不會有出版商會有足夠的膽量去出版它。這裏給我提供寫短評的材料及激發靈感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因而，除了繼續的翻譯及做短評外，我還能做點什麽別的呢?”
·與姚克的談話，錄自姚莘農(姚克)作，許佩雲譯《魯迅：他的生平和作品》，原刊1936年11月《天下月刊》3卷4期，轉自《魯迅研究資料》第10輯。
我像所譯述的Kupoin的一篇小說的主人翁，是一個在明暗之間的彷徨者。
·與高長虹的談話，錄自高長虹《寫給〈彷徨〉》，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魯迅與高長虹》。
我對於馬克思的著作不曾讀過一頁。
·與日本友人的談話，錄自郭沫若《不滅的光輝》，文刊1936年11月25日《光明》(半月刊，上海)。
我從未看過孫文的《三民主義》。
·與增田涉的談話，錄自增田涉作，卞立強譯《魯迅與“光複會”，譯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2輯。
我想罵的人不一定是國民黨要罵的人，國民黨要罵的人我不一定想罵，所以我不加入國民黨。
·與高長虹的談話，錄自高長虹《一點回憶》，文刊1940年9月1日《國民公報·星期增刊》。
我是畏見生人的。
·與國風的談話，錄自國風《魯迅怕見生人》，文收《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輯。
“有一點病，不大舒服。”
“有病，沒病，我總是不愉快的。不過也很奇怪，沒有病的時候，拿起筆來，也寫得叫人歡喜一點。有病，不歡喜，我想就不應當拿筆……”
·與黎錦明的談話，錄自黎錦明《一個印象》，文刊1945年12月15日上海《文藝春秋》月刊第2卷第1期。
章太炎可以寫，既寫他前期革命業績，亦述其晚年“漸入頹唐”。蔡元培堅持民主進步，值得寫(指寫傳記/編者）。。至於我自己就不必寫了。
·1936年7月27日下午與許壽裳的談話，錄自羅慧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魯迅與許壽裳》。
不很好看，三十年前還可以(此指自己的豐采/編者）。
·與於伶等人的談話，錄自於伶《魯迅“北平五講”及其他》，文收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魯迅回憶錄》第1集。
“我自己容易和朋友們‘鬧開’。”
·與川島的談話，錄自川島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魯迅相處的日子》。
“隻是……其實，我這個人，隻是在文章裏給了人許多忌諱，至於其他……倒並不如一般人想象中的那麽使人可怕……”
·與冬藏老人的談話，錄自冬藏老人《雪夜訪魯迅翁記》，文刊1936年6月25日《越風》半月刊，轉自四川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大先生魯迅》。
我的社會關係太複雜了。譬如這封信(指某大書局要人作壽的征文信/編者），看似很簡單，而其實包含有我的地位，聲望，和各方麵的情況等等，才會有這樣的信到來，這，是我積了多年的精力，物力，苦心所致的，所以即此一端，就看出我這個人的社會關係太複雜了。
·與許廣平的談話，錄自許廣平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紀念》。
他們(指葉靈鳳等/編者）比得我太大了(指將魯迅比成高爾基/編者），我隻恐怕承當不起。
·與鬱達夫的談話，錄自陳子善、王自立編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鬱達夫憶魯迅》。
有脾氣有什麽不好。人嘛，總應該有點脾氣的。我也是有脾氣的，有時候，我還覺得有脾氣也很好。
·與丁玲的談話，錄自丁玲《魯迅先生於我》，文刊1981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
“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我不曉得，什麽是休息，什麽是娛樂。”
·與許廣平的談話，錄自許廣平在魯迅靈前的獻辭，轉自江蘇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許廣平文集》。
“中國多幾個像我一樣的傻子就好了。”
“有一百個，中國不是這樣了。”
·與許廣平的談話，錄自景宋《魯迅的日常生活》，文刊1939年10月《中蘇文化》4卷3期，轉自《魯迅研究資料》第7輯。
你怎麽知道我的學問好，……聽別人說是靠不住的。老實告訴你，我的學問並不好，我寫的文章，常要挨人罵的。
誰說我有本事，又能幹?我常常上人家的當，吃別人的虧的。
·與俞芳的談話，錄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論理講，我是沒有承受這麽多的攻擊的資格的。我有過什麽值得人們這般注意的呢，我不是總共才寫過兩本小說，兩本小品，幾本雜感嗎?要我倒掉是頗容易的，假使他們也稍稍努力地作出一些實際工作來，然而就是這點點，他們都不能作，這是頗使我悲哀的。
·與韓侍桁的談話，錄自侍桁著，上海雜誌公司1932年版《文學評論集》。
“弄政治宣傳，我到底不行的；但寫點雜文，我比較順手。”
·與馮雪峰的談話，錄自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文收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
“出版社呢，讓我寫些國民黨不禁止的好賣的小說，但是，那樣的小說，我絕不能寫。”
·與淺野要的談話，錄自原勝(淺野要)作，陶曉燕譯《緊鄰魯迅先生》，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14輯。
“我一個人不能樣樣都做到，在文化的意義上，長篇巨製自然是需要的，但還有別人在；我是斬除荊棘的人，我還要雜感雜感下去。”
·與馮雪峰的談話，錄自雪峰《過去的時代——魯迅論及其它》，轉自劉一新《真的聲音，美的言詞》，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21輯。
“我不是什麽文士，隻不過是偶爾拿起筆寫寫文章罷了，我不是什麽文士。”
“我是寫實主義者，隻是把所見到的和所聽到的如實地記述下來罷了。”
“我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寫不出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品。我隻能算是左翼方麵的一個人。”
·1933年5月22日與申彥俊的談話，錄自申彥俊《中國的大文豪魯迅訪問記》，文刊1934年4月號朝鮮《新東亞》，轉自1998年第9期《魯迅研究月刊》。
我不能寫批評，因為我不能冷靜。……我把認識藏在心裏，而叫自己的感情說話。
·與高長虹的談話，錄自高長虹《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魯迅與高長虹》。
(我)不能做批評，因為我向來不做批評，因為我覺得自己是黨同伐異的。
·與高長虹的談話，錄自高長虹《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文收董大中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魯迅與高長虹》。
“說我是中國的高爾基，我並不高興。高爾基隻有蘇聯的才是真的。被人家說成是中國的高爾基，其實就是說不如真的高爾基。我不是中國的高爾基，我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人魯迅。”
·與內山完造的談話，錄自卞立強譯《內山完造〈花甲錄〉中有關魯迅的資料》，文刊《魯迅研究資料》第3輯。
“未免過譽了(指馮雪峰在《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一文草稿中將魯迅比成屈原、杜甫，但是魯迅並未將這句話塗去/編者），——對外國這樣說說不要緊，此為外國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誰，但如果我們的文豪們一聽到，我又要挨罵幾年了。”
·與馮雪峰的談話，錄自武定河(馮雪峰)《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給捷克譯者寫的幾句話》，文刊1937年3月25日上海《工作與學習叢刊》之二《原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