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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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王光美與群眾運動：以四清為例
蕭喜東
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曆史中，群眾運動對新中國具有特殊的意義。一段時間裏，中國人把群眾運動當成實現國家建設與社會變革的主要手段。群眾運動在近代世界曆史上，起著民族國家建設和現代化的助產婆的作用。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群眾運動這一詞匯，使人們想起民主的擴大、工人成立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民權等等，意味著獨立於體製內權勢和秩序的民間力量，總之，它代表著人類進步和啟蒙的方向。
然而，在今天的中國，群眾運動一詞所喚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義，它代表著一段令人痛心的曆史，一場“浩劫”，象征著人性中狂熱、非理性、自私和殘忍的一麵，它的形象就是大轟大嗡、社會動亂、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熱。在今天中國知識分子分子的語匯中，市民社會這一詞被賦予神聖的光環（這光環在中國以外的地方隻榮歸群眾運動），而相比之下，群眾運動則帶著打砸搶、瘋狂盲動等等擺脫不掉的恥辱印記和黑色賤民出身。
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不僅如此，和群眾運動相聯係著的，是一組對立著的曆史人物的形象，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來。一方麵，是錯誤地發動群眾運動的領導人，和利用群眾運動的野心家，他們迫害好人、製造冤案、陰謀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麵，是和群眾運動相對立的、進行抵製的溫和人物，或受群眾運動殘害的蒙冤者，這些包括知識分子、老幹部，許許多多無辜的好人，而其中最為顯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劉少奇冤案”在整個否定文革過程中，赫然成為聲討文革、控訴群眾運動的主題。此後，在中國，群眾運動就成為違反理性、違反正義、違反人民意願的同義語。
自從六十年代群眾運動在世界範圍內沉寂以來，西雅圖反世貿抗議行動的巨大成功，又使群眾運動這一詞匯，重新成為進步評論界乃至主流媒體的焦點。反壓迫、反專製、爭取人類尊嚴和自由，和新型的群眾運動相聯係著。連克林頓和世界銀行也迫於形勢，不得不對群眾運動表示尊重，甚至追隨、竊取群眾運動的語言和詞匯。在世界各地，群眾運動都代表著反抗權勢（無論是國家機器的，還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聲張正義、維護弱者的道義力量和進步方向，在馬尼拉，在布拉格，在漢城，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達沃斯，然而，卻有一個重大的例外，這就是在中國。
如何理解和解決這個鴻溝？這同時也意味著，如何理解和解決一個時間上的鴻溝，那就是今天人們頭腦中對群眾運動的偏見，和發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國的群眾運動的真實曆史之間的鴻溝。
這裏，我們回顧一下有關新中國群眾運動的一兩件曆史公案，將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希望這項工作能增加我們對群眾運動曆史及其有關曆史人物的了解，以便真正吸取群眾運動的正麵和反麵的經驗教訓，開始反省我們二十年來所形成的一係列思想偏見，並開始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二十年來努力實行對外開放、思想解放，但為什麽在思想意識上、在民主實踐上、在政治技巧上，卻變得閉關自守、極大地落後於世界上的進步思潮？
劉少奇與群眾：1961年湖南蹲點調查
劉少奇是最極端的群眾運動－－文革群眾運動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可認為是文革運動的前奏，而這個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領導的。文革群眾運動造成了劉少奇的巨大的個人不幸，同時文革也暴露出群眾運動的嚴重問題，也造成後來人們對群眾運動的厭惡和冷淡。而常常較少被論述的，是劉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風對文革群眾運動的影響，特別是通過他所直接領導的四清運動，其政策、方法和遺留下的矛盾，對後來文革中矛盾衝突的影響。事實是，劉少奇、王光美在四清運動中的工作方式和他們在文革初期的表現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對中國群眾運動經驗教訓的總結，離不開對劉少奇與群眾、劉少奇與群眾運動的關係的考察。
先從四清之前發生的一個故事中來考察劉少奇和群眾的關係，這其中包括劉少奇走“群眾路線”的方法，劉少奇的群眾觀，劉少奇對待幹部、群眾的方式、處理矛盾衝突的方法，等等，這一故事，就是1961年劉少奇的湖南蹲點調查。
這件事的來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州會議結束後，劉少奇於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寧鄉、長沙兩縣農村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劉少奇先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塘生產隊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許家壟生產隊，三天後，即4月12日，來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在這裏劉少奇蹲點18天，是他整個湖南之行蹲點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他在後來的多次講話中反複提到的地方。之後，劉少奇回到故鄉寧鄉縣花明樓炭子衝，作了七天調查，又繼續看了一些地方後，回到長沙，結束了調查。①這次調查，成為劉少奇“模範執行中央決定、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重要資曆，成為他後來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的題材，也成為他訂政策、發批示的參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劉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憑的就是這次調查。
在這裏加以特別考察的，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長達18天之久的蹲點調查，這不僅是因為很多文章和傳記材料較詳細地記載了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的活動情況，也因為劉少奇在這裏蹲點時間最長，對當地事務涉入最深、影響最大。這裏所根據的材料來源，多數是文革後公開發表和出版的文獻，個別是文革當中群眾組織的出版物上所發表的相關材料。
天華大隊原來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樹立起的一麵“紅旗”。劉少奇來以前，中央曾派出胡喬木和人民日報的調查組在這裏調查了一兩個月，調查組認為這裏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並向中央寫了報告。然而，劉少奇通過18天的蹲點調查，卻得出了和中央調查組不同的結論，認為這個隊有問題，生產和其他工作並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並且和大隊總支書記發生了嚴重的麵對麵的衝突。下麵，我就根據有關材料，避免其中明顯帶主觀判斷的部分，將有矛盾衝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將材料還原成盡量完整、盡量客觀的事情的來龍去脈。
這個故事中的個別細節，在1980年以來公開發表的文獻中，和劉少奇在有關四清運動的幾次講話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來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1998年出版的《劉少奇傳》和其他官方記述，天華大隊受“左”的錯誤的影響，糧食連年減產，平均主義、虛報浮誇現象嚴重存在。當地幹部采取統一口徑、弄虛作假等手段，隱瞞實情。因此，先前的胡喬木和中央調查組沒有反映真實情況。劉少奇在蹲點的18天中，首先連續召集大隊幹部座談會和生產隊幹部座談會，徵求對公共食堂的意見。開始時，幹部們都言不由衷，欲說又止，廣大幹部、群眾受曆次政治運動鬥爭擴大化的影響，不敢講真話。為了克服幹部們“左”的思想的束縛，劉少奇努力打消他們的顧慮，反複誠懇地請求他們說真話，幹部們終於被劉少奇的誠懇態度所感動，紛紛訴說公共食堂的壞處。劉少奇還走訪了社員家庭，把群眾對食堂的批評歸納為八條，講給社員聽，大家都很讚成。於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總支委員會會議上說，食堂辦起來是大錯誤，“不是我們提倡散，而是群眾要求散，要允許群眾有這種自願。”之後，劉少奇正式對當地公社、大隊的幹部說：“請你們立即宣布解散食堂！”②
這裏，我們關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敗的問題（而天華大隊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樣徹底失敗，這是有疑問的，下麵將要談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眾的互動方式的問題。讓我們特意來看一下有關記述對當時情景的生動描寫：
“食堂解散了！”消息傳出，許多群眾興高采烈地歡呼起來，大家都當作特大喜訊奔走相告，很快就傳遍了附近的社社隊隊。
“這是什麽人開的恩？”
“聽說是省委工作隊。”
“沒有聽說傳達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隊有多麽大的權力？”
“是劉主席親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悅、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確是實實在在的。
束縛在群眾身上的枷鎖被砸開了，人們能不笑逐顏開，能不歡呼雀躍嗎！③
……
天華人民從心裏感謝劉主席。他們說“這回真是來了青天”“劉主席和我們想到一起了”。④
這樣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節的描寫，很自然地就納入了中國封建傳統的“清官”乃至“明君”話語：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訪，深入民間，體察民情，才發現民生艱辛，且恐於當地惡吏的橫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臨幸驚訝和感動了苦難中的小民，他們跪地痛哭，一股腦地將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開恩，憑舉手之勞，就解決了民眾的倒懸之苦，萬眾歡騰，齊呼“皇帝萬歲”，或“真是來了青天”。
有關劉少奇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述，和以上話語的各個細節都是吻合的：比如：輕裝簡從，住在老百姓家裏，睡門板鋪禾草，親自到社員家中訪察，啟發誘導社員講真話等等。還有兩個細節突出地表現了人民共和國的這位“青天大老爺”的“體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東湖塘公社調查時，用腳撩開山坡上一堆風幹的人糞，來察看有多少沒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華大隊施家衝社員座談會上，取下籃布帽，露出滿頭銀發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國主席察看農民的糞便、向社會最底層鞠躬的描寫，表現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級官員對九地之下的民間躬親訪問的反差，更從反麵突出了精英和群眾之間的森嚴等級。
劉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譽為深入群眾、走群眾路線的典範。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有著強大的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的傳統。翻開劉少奇的著作、講話，他對群眾和群眾路線的論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澤東的差別不大。然而，仔細解讀，並參照劉少奇在湖南調查中的工作方法，我們能看出一個微妙但重大的差別。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70年代寫作的《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辟地總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和群眾關係上的差別：
［劉少奇］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個工會組織者在為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是堅持“參加生產勞動”。……毛並沒有比其他領導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眾－－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為他常常長時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其說毛為促進領袖與群眾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⑤
迪特默的這個觀察是有根據的。的確，毛澤東1959年6月到家鄉韶山，並沒有象劉少奇那樣作蹲點調查。1955年，毛澤東號召領導同誌都下去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自己並沒有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各地的調查報告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另一方麵，毛澤東除了強調深入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之外，他更強調：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等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應該是指共產黨領袖和一般的精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軟弱、愚昧的群眾，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救，而問題在於讓民眾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眾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救民於水火，與增加民眾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後者是賦權，雖然都能給民眾創造福祉，但卻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階段，這兩件事並沒有衝突，都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產黨以人民的名義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兩種群眾觀、兩種不同的對群眾的工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並發生矛盾衝突。
在毛澤東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很多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群眾路線，是經過封建傳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過濾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為民請命”意識、“青天老爺”意識。
劉少奇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載，無論是否準確、是否片麵，都反映出：劉少奇傾向於將群眾理解為可憐無助的子民，而他很樂於以至高無上的中央領導人的力量去解民於倒懸，使他們恢複到“安居樂業”的理想狀態。官方記載的描寫也加強了這種渲染，比如下麵這段描寫：
少奇同誌聽著社員們的這血與淚的控訴，再也坐不住了，他氣憤地說：“既然已到了這個地步，你們過去怎麽不提意見，現在還是膽戰心驚不敢直說？”
“誰敢說喲，上麵說公社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橋梁，誰說食堂不好，就是拆橋，就是破壞社會主義陣地，就要被戴上右傾分子帽子，就要受到無休無止的批判，如果今天不是你劉主席，我們的這些心裏話隻能讓它爛到肚子裏……”
這位社員的哭訴，又使少奇同誌冷靜了下來，是啊，不能怨這些善良而寬厚的群眾。我們的群眾多好啊，他們已經到了饑寒交迫的地步，還在默默地忍受著。⑥
接下來的情節，就是劉少奇宣布解散食堂，群眾奔走相告。感謝大慈大悲的領袖，將饑寒交迫的群眾，複原到感激涕淩、安居樂業的群眾，仍象以前一樣善良而寬厚，繼續忍受著其他世間的不平。這一段描寫，於其說是對公社食堂的控訴，不如說是對下層群眾安於被宰割的謙恭態度的讚美，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對黨員必須作馴服工具的論述，和這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劉少奇沒有安排讓更多的社員去控訴，更沒有安排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控訴和辯論並不是劉少奇的目的，從上至下施行大茲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訴和辯論將賦予群眾權力，將使他們自信，將使他們擺脫“善良而寬厚”、“默默地忍受著”的狀態。但這不是劉少奇所要的。
既然不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黨和精英來“體察民情”，來“為民做主”，劉少奇指示調查組講究工作方法，注意群眾情緒，注意他們說話的語氣，從中發現問題。如你提出一個問題，群眾“是鼓著眼睛，還是眯著眼睛，是笑臉，還是哭臉，是昂著頭，還是低著頭”。⑦群眾變成了不會說話的嬰兒，要由父母官們去解讀其表情。幹部群眾一開始說的話，都是不可信的，因為或是被當地幹部所脅迫，或是被“極左”所禁錮，不敢說真心話。這真描繪出一個封建傳統秩序下的民眾狀態。總之，群眾就是這樣一群軟弱無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彭梅秀事件
劉少奇在天華大隊的調查，也遇到了一些矛盾鬥爭。這就是發生在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之間的衝突。文革後的官方文獻中，趨向於將此事件輕描淡寫，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劉少奇和當時長沙縣委在此問題上的矛盾，比如劉少奇的秘書劉振德和長沙縣委就對彭梅秀的褒貶程度不一。有關文獻記載，劉少奇發現天華大隊的一些問題並著手解決時，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和劉少奇產生了對立情緒。劉少奇的調查顯示彭梅秀有講大話、搞浮誇、欺上瞞下、壓製民主的錯誤。而彭梅秀則公開對國家主席發表不敬的言論，說：“劉胡子不是來抓生產的，是來找岔子的。”一次劉少奇正在同工作隊談話，彭梅秀在外麵大聲叫罵，劉少奇隻是微微一笑，若無其事地繼續談話。在離開天華大隊那天，劉少奇找彭梅秀作了最有一次談話，說：“我作為國家主席，是領導；作為共產黨員，我們都是同誌。我這次到這裏來，群眾都說過去大隊工作有成績，有一些好的經驗，同時也給上麵，給你們大隊總支，包括給你提了很多批評。我看這些批評很正確。”據記載：“彭梅秀同誌坐在慈祥的劉主席身邊，又激動、又愧悔。她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衷心感謝黨組織，感謝劉主席對她的教育和幫助。”“後來，彭梅秀同誌愉快地服從黨組織決定，調到黃花公社擔任黨委副書記。她仍然積極地為黨工作，一年後被可惡的病魔（淋巴癌）奪去了生命。”⑧
然而，從劉少奇在四清中的多篇講話中，我們發現這件事情遠比上麵所描述的複雜、嚴重，盡管劉少奇的講話本身並沒有交代事情的全部來龍去脈。以下是劉少奇1964年7月13日在安徽地、市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片段：
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華大隊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喬木和人民日報工作組在那裏住了幾個月，寫了一厚本調查報告，大多數材料是不確實的，他被基層幹部騙了。天華大隊是湖南一個多年的模範大隊，支部書記是個女勞模。這個隊生產也不錯，比其他隊少許好一些，但不是一類的，也不是三類的，是中等。我相信，胡喬木的報告，也找勞動模範匯報了，又找貧下中農座談了，住了十多天，才發現這個隊有問題。那裏真正當家的，是一個地主的兒子，當她秘書，勞模是出麵的，勞模也並不是那麽真，並不那麽模範。發現問題後，給長沙寫了個信，叫縣長帶了一個工作組去了，召集貧下中農開會，紮根串連。開了一個用湖南的話叫三部份人的會議，即貧農、雇農、下中農，沒有叫支部書記參加會，沒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於是這個勞模生氣了，要趕我走。我是國家主席，又有幾十個人一道，她趕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遊擊的辦法，住老百姓家裏，困臥草。公安廳長也去了，還有帶槍的，她要趕我走，說我把她的秩序搞亂了。湖南稱年紀大的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劉胡子，說劉胡子呆這麽久，把她秩序搞亂了……。我隻是發現問題，問題並沒有完全搞清楚，更沒有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是交給縣長，搞了半年。”
這件事，劉少奇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反複提到（如：《在河北地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2日）、《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在湖南省直屬機關及地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8月10日）、《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 日）），內容大同小異，我們從中可知：雖然劉少奇這次調查活動號稱不要領導人陪同，但實際上湖南省公安廳派了幾十個人的武裝隊執行保衛工作，帶著槍，用劉少奇的話講，“聲勢浩大”⑨。說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這次蹲點調查興師動眾不為過，除了劉少奇叫縣長帶一個工作組去紮根串連之外，中南局、湖南省的主要頭麵人物陶鑄、王任重、張平化以及胡喬木都專程前往天華大隊。⑩作為一個小小的大隊總支書記的彭梅秀，也真是長了反骨，不僅當麵和國家主席發生衝突，（劉少奇在講話中憤憤地說：“我是國家主席，帶著武裝隊去，都要趕我。”[11]）而且在陣容強大的官僚的壓力麵前也沒有屈服，劉少奇派省委一位處長找她商談，她避而不見。事後，劉少奇派了省婦聯主任易湘蘇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12]
有關彭梅秀被調動工作，以及後來病逝的情況，官方文獻沒有詳述，這裏參考文革運動時期發表在群眾組織報刊上的一篇調查報告所提供的信息。根據這篇彭梅秀的愛人萬國華口述的報告，彭梅秀被調動工作是出於劉少奇對彭進行打擊迫害，而彭梅秀的病逝，省、縣的領導人負有一定責任。
這篇題為《血淚的控訴－－劉少奇是怎樣害死優秀的共產黨員彭梅秀的》的調查報告說[13]，自從劉少奇認定彭梅秀是壞幹部之後，就下了一道命令，責成省、市、縣委派來一百多人的工作隊，劉少奇自己任分隊長。省委張平化、王延春帶著三個廳局長級幹部、十多個處級幹部、幾十個一般幹部也聞訊趕到，長沙市委農村辦公室副主任汪季雲，長沙市委副書記，縣長李滿城也帶著大批幹部報到，一場以“整風整社”之名來打擊、陷害彭梅秀等人的運動開始了。彭梅秀聽說劉少奇決定開大會鬥爭她，就氣衝衝地跑到王家塘找劉少奇講理。他責問劉少奇：“我犯了什麽法，有什麽錯誤，包庇了什麽壞人，你就指出，你不指出，不搞清我就不走。”這時胡績偉（應該是和劉少奇一齊來的）跑出來叫人捆彭梅秀，說：“彭梅秀反對劉主席”，並罵彭梅秀是混入黨內的壞家夥。而彭梅秀板著臉說：“你捆吧，我沒犯法，我沒有錯誤，你嚇不了我，你不敢捆，你以為我會怕劉胡子呀，不怕哩！”當時很多社員在田裏做活，聽說要捆彭梅秀就都跑過來了，將她勸著拖走了，並對她說：“彭書記，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鬥得過他呀？他是國家主席哩！”彭梅秀仍大聲說：“怕什麽，國家主席吃不了人，我不怕，捆就捆唄，我沒犯法，他不敢捆。”
從此，劉少奇就將彭梅秀一腳踢開，大小會不讓她參加，而彭梅秀有兩次硬要衝進去參加，一進去就質問他們：“你們要開什麽會？為什麽不通知我？誰決定的？現在我還沒有被撤職，就是撤了我大隊書記的職務，我還是公社副書記，還有權力參加哩！”
劉少奇想打擊彭梅秀，又抓不到她的小辮子，就決定把她調到金山橋大隊去，但彭梅秀決定抵製，她說：“我的問題是在天華大隊出的，應該在天華大隊搞清楚，劉胡子不搞清我的問題，我就不去。”最後，劉少奇將彭梅秀調離反省，還派兩個幹部長期監視她，連吃飯、大小便、睡覺都派人跟上。住在彭梅秀家監視她的人，或躲在窗戶下，或溜進屋內放下蚊帳睡在床鋪上，偷聽彭梅秀和家裏人的談話，監視半年之久，不準和社員談話見麵，連住一個屋的親兄弟也不能見麵談話，後來又借口保護她，調到縣裏反省幾個月，她仍堅持不寫半個字的檢查。那時，彭的愛人患重病住院，彭梅秀在縣反省，抽空去看她愛人，也有人偷偷跟上，躲在外麵花台樹下偷聽。麵對打擊，彭梅秀說：“劉胡子來，我不怕哩！我沒貪汙弄弊，沒做壞事，你把我們大隊班子解散，把我搞走，我不同意。”
劉少奇在講話中曾提到“一個地主的兒子當彭梅秀的秘書”，根據萬國華的口述，這是指天華大隊的秘書彭登奎，被劉少奇認定為漏劃破落地主，並把一大批幹部劃入“彭登奎集團”加以排斥，一概打倒，成立工作隊把權接了過去，整理了彭梅秀等人的黑材料，並讓“有問題”的幹部調公社反省，把彭梅秀當“石頭”搬開。
後來，彭梅秀被調到黃花公社不久，即含冤患瘤病而死去。萬國華的口述說：“在她患病治療中，省衛生廳和長沙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搞了不少陰謀詭計。當時湖南醫學院附屬醫院說要立即轉武漢，但是省、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同意，同時還將患者放在婦產科住了一個月之久，使患者病情越來越重了，才轉入內科治療。後來內科又要轉北京協和醫院，經縣打電報請示劉少奇，劉少奇這個壞家夥回電不同意，彭梅秀就是這樣活活地拖死了。劉少奇的魔爪就這樣惡狠狠地奪走了彭梅秀年青的生命，她死時僅三十一歲。”
天華大隊貧下中農對彭梅秀調走非常惋惜，對她的死非常難過。彭梅秀死後，晚上十一點鍾屍體才能送回去，貧下中農一千多人站在公路上等候。第二天追悼會又是一千多人，很多人痛哭流涕。
以上敘述，和文革後的官方文獻出入較大，但和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講話所透露的信息基本吻合。綜合所有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作出一些觀察：
首先，天華大隊的食堂並不是最差的，而劉少奇下令立即解散食堂，倒是給生產和群眾生活帶來很多困難。在第一次座談會上，彭梅秀說：“馬上散食堂，社員炊具有困難，鍋碗什麽都沒有，這樣一來會搞糟的。”但劉少奇不聽，說：“我說你不要談了，你不老實，不講真話，為什麽群眾要散，你不要散哪？”不出所料，很多地方解散食堂後，社員家裏吃小鍋飯的炊具都沒有，問題嚴重。解散食堂，本來是糾正政策一刀切的錯誤的措施，但解散食堂本身，也采用了粗暴專製、不顧地方實際情況的一刀切。
其次，彭梅秀基本上是一個好幹部，沒有貪汙，這是連官方文獻都承認的；對這樣一位年輕幹部，動用上百人的工作隊、幾十人的武裝隊，長期地監視、迫害，這就是國家主席、人民的大清官所幹出來的。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劉少奇的另一麵，那就是曆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善於搞鬥爭、善於整人，敢於動用“大兵團作戰”來對付反對他的人。
彭梅秀事件展示給我們：在政治運動的殘酷打擊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劉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運動中打擊人、迫害人的內行裏手。如果說，劉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運動對他的打擊迫害，那麽，根據同樣的邏輯，劉少奇亦應該為彭梅秀的死負一定的責任。
在毛澤東晚年有關群眾運動的論述中，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這就顯示出和劉少奇心目中群眾運動如何搞法的差別：毛澤東主張群眾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於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眾隻是為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本文下麵將要論述的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情況，將更進一步證實這一論點。
當然，這裏也不是把曆次運動所造成的打擊迫害的罪過都推到劉少奇身上，在基層用打擊迫害的方式搞運動的，是許許多多的黨的馴服工具，和一些機會主義者。比如：象胡績偉這樣的黨員，僅僅因為別人頂撞了劉少奇，就要把人捆起來，他們是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的積極推行者。而諷刺的是，幾十年後詛咒群眾運動殘忍暴虐的，正是同樣他們這批人。
在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也有類似這樣一個人物，這就是王升平。50年代，他在劉少奇的故鄉炭子衝任過村長、農業社長，人民公社化時任黨總支書記。1952年起曾多次寫信給劉少奇，反映家鄉的情況，被稱為是劉少奇的“農民通訊員”。劉少奇在國事繁忙的情況下，還給他寫過三封回信。在大躍進中，王升平犯了“五風”錯誤，被上級宣布撤銷職務，停職反省。但他不服氣，認為當時一切要大辦、大躍進都是上麵號召的；鼓幹勁“放衛星”、“一天等於二十年”動機是好的。劉少奇在家鄉考察期間，請來王升平，向他詢問對公共食堂的意見。在劉少奇的啟發下，王升平說：“實話講給劉主席聽，大鍋飯再吃下去，就會人路死絕，國破人亡。”[14]請看，正是王升平這種不顧群眾利益和聲音的幹部，大搞“五風”，大搞“極左”，才造成了公共食堂的失敗，而這些人很容易從“極左”變到極右，成為群眾新生事物的最惡毒的詆毀者。文革後的許多官方文件，用偷梁換柱、張冠李戴的手法，把“人路死絕，國破人亡”這一驚世駭俗之語，本來出自寧鄉縣花明樓炭子衝大隊前“五風”幹部，卻普遍地塞進湖南群眾口中，特別是強加給食堂搞得沒那麽糟的天華大隊，這一伎倆實在不高明。諷刺的是，劉少奇在迫害彭梅秀的同時，卻在為這位搞“五風”的幹部平反，從而成為劉少奇落實黨的政策的一項功勞。
胡績偉、王升平的共同點就在於：積極參與劉少奇式的政治運動，用“極左”的方式把運動推向荒唐的極端，造成普遍的惡果和群眾的厭惡之後，再調過頭來攻擊毛澤東發動運動的初衷，把群眾運動的形象徹底敗壞。
劉少奇與毛澤東：兩種群眾觀和兩種群眾運動方法
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加布裏埃爾．塔爾德提出了“公眾”與“人群”這一對二元對立概念。“公眾”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們具有本質不同：“公眾”裏麵的人具有獨立思考、冷靜批評、理性討論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則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公眾”裏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則是人雲亦雲、眾口一致的，因為他們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而隻會隨聲附和領導和大多數人的意見。比塔爾德的論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朋的《人群心理學》，該書在二十世紀初影響極大，勒．朋同樣認為：人群是被情緒所控製的，易於受暗示和催眠術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個別過激行為就會互相傳染，導致整個人群趨向瘋狂，難以控製。[15]塔爾德和勒．朋的人群心理學，不是建立在嚴格的實證基礎上，在當今的社會科學中，早已成為陳舊簡陋的古董，相當於十八世紀的“放血療法”在當代醫學中的位置。然而，其觀點論述很接近人們的日常直覺，因此，我們能發現許多人對群眾的理解都近似塔爾德的“人群”。
這裏，是想引用這種對人群的理解來說明劉少奇與毛澤東的兩種不同的群眾觀。劉少奇在其著作、講話中，從不忘強調群眾路線，但再仔細解讀，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難看出，他心目中的群眾，很接近塔爾德的“人群”。在劉少奇那裏，群眾很容易被權勢階層所脅迫和欺騙，他們的言論經常是被地方幹部所操縱，從而眾口一致，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心話。而一旦在正確領導的勸慰、誘導下，就會紛紛打開心扉，向黨交心。在劉少奇心目中，群眾的最主要優點，就是人多力量大，聲勢大，但缺點是：一旦發動起來，就容易有過火行動。
而毛澤東的群眾觀更接近塔爾德的“公眾”。毛澤東同樣也強調群眾的數量優勢，並經常在“群眾”前麵加以數量冠詞：“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麽？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等等。[16]，同時，毛澤東還說：“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把“議論多”作為群眾的一條首要優點，這裏所稱讚的，不止是議論的聲勢大，而且是群眾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亦即一種意見的多元性。毛澤東重視群眾的智慧和群眾的首創性，珍視人群中的異端思想，期待群眾中不同思想之間的辯論，主張在這種辯論中，“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17]
和這種群眾觀相聯係的，是毛澤東所主張的群眾運動的搞法。假如說，劉少奇時刻強調群眾的現實利益，那麽，毛澤東則更關心群眾的言論權利、思想權利，這和毛澤東一貫重視文化藝術、教育媒體等上層建築領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澤東把言論表達視為群眾運動的中心：“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像我們這樣的國家，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兩年整一次風，是永遠也得不到解決的。許多問題的解決，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條文，是誰也不怕的。大字報一貼，群眾一批評，會上一鬥爭，比什麽法律都有效。”[18]
在劉少奇那裏，群眾運動的重心在於政治精英的領導和駕馭，群眾運動的搞法主要是從上至下的。言論、信息在劉少奇的群眾運動中，主要不是由群眾來掌握和表達的，而是需要對群眾實行分類排隊、內外有別，運動的宗旨、政策由政治精英所控製甚至保密、透過官僚等級有序地向下傳達擴散。這一點，將在下麵對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回顧中說明。
毛澤東和劉少奇心目中的“群眾運動的發展規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澤東看來，群眾運動是從魚龍混雜的不同觀點開始，經過辯論，群眾進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觀點進一步轉化、分化，逐漸克服思想上的混亂，從而出現陣營分明、是非分明的結果，這個過程也是鍛煉人們的鑒別能力、明確對立麵、將落後、反動的因素孤立、暴露出來的過程。比如毛澤東所描繪的一個群眾辯論的典型發展過程：“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即：‘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一討論，七十個代表，隻有十幾個人讚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後，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幾個學生裏去討論，結果都不讚成，這十幾人就孤立了。”[19]
劉少奇也反複提到“群眾運動的發展規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眾在一開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複耐心的啟發、誘導，他們才敢於講出他們心中的真話，一旦將大部分群眾都啟發、勸導成功了，群眾就發動起來了，這時的群眾就會類似於一種情緒化的、感染上興奮症的人群，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過火的言論、過火的行動，這時政治精英的任務就是以其清醒的頭腦，限製群眾的過火言行，強調政策，也就是對運動進行“糾偏”。因而，在運動初期“寧左勿右”，在運動後期“寧右勿左”，就成為領導運動的一個要訣。容易看出，劉少奇心目中的“群眾運動規律”，和塔爾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這裏，提到了“左”和“右”，這是一對多義的、經常被搞得混亂的概念。比如，在當今主流和官方的回憶錄文學中，毛澤東所特有的對“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黨變修、國變色”危險的強調，對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鬥爭的強調，是謂“左”，同樣，在政治運動中，采取簡單粗暴、暴力體罰的辦法對待幹部群眾的作法，也謂“左”；但問題在於：毛澤東強調前者，卻從未提倡後者，是政治運動的各級推行者，把“階級鬥爭”的主題庸俗化、歪曲化為對幹部群眾的殘暴迫害，在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劉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澤東，才糾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種“左”：即簡單粗暴地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群眾。下麵，就讓我們通過對四清運動的一些回顧來說明這些複雜問題吧。
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在當時中共領導層的共識下發動的。這個共識就是：通過運動，解決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腐化墮落等社會生活的陰暗麵，緩解一度比較緊張的幹群關係，鏟除滋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反對和防止產生修正主義。[20]]1960年起，毛澤東退居中央領導層的二線，由劉少奇領導日常工作。因此，四清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推動的，特別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掛帥，親自作鎮指揮四清運動。劉少奇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在不同場合下對各地領導人的談話，以及在劉少奇主持下製定的文件，對四清運動起了主導作用。
196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久，劉少奇則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說法：“對貪汙、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是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文件（簡稱四清前十條），這個文件，除了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之外，在操作層次上，並沒有強調劉少奇主張的“大張旗鼓地處理”，而是提出比較溫和的“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
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同到河北撫寧縣蹲點的王光美的談話中說：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麵都有根子，要切實查一下上麵的根子。由此，打開了層層追查幹部、人人過關的大門。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插話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敵人手裏。”劉少奇於是就接過這句話，不斷發揮、加碼，說“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澤東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尖銳看法，劉少奇就接過來把它解釋成、操作化成為一個“打擊一大片”的具體政策，這個互動形式在文革前幾年一直持續著。
1964年9月，由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最後定稿。劉少奇修改後的這份文件的主要特點是：對農村幹部中的問題估計得嚴重多了，並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作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麵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 ，對基層組織和幹部要在紮根串連、調查研究之後，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謂“紮根串連”，是指象土改時那樣，由共產黨的工作隊進村訪貧問苦，找到村裏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從而“紮正根子”，作為建立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基礎。當時領導江蘇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後來檢討說，這種秘密紮根串連的作法“是土改時提出來的，那時候在貧雇農中紮根串連，是為著反對地主。今天如果隻將在貧下中農中紮根串連，那就隻能是反對我們的幹部了。”[21]薄一波認為，劉少奇的作法“是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向‘左’轉，嚴重擴大打擊麵的一個重要措施和步驟。”[22]這裏薄一波所說的“左”，就是指粗暴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和群眾。
8月16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封信中，強調了劉少奇所特別偏好的另一個工作方法，即“大兵團作戰”：“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23]
在《後十條》和劉少奇的多次有關四清的講話中，也強調把放手發動群眾發在第一位，但在劉少奇的前後文中，發動群眾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基層幹部，一種“上層聯合下層對付中層”的權術。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劉少奇把動員起來的群眾，看作是一種“雙刃劍”：“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征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讚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24]這裏描述群眾的主要參數指標，是其“熱度”、“火候”、“空氣”等等－－典型的塔爾德或勒．朋式的語言，在這裏群眾更近似愛起哄、隨大溜的“烏合之眾”，而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集體智慧的、作為曆史創造者的群眾。
劉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幾條工作方法，也帶著他所特有的精英主義群眾觀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區地下工作經驗的痕跡：“你們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說自己是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廳長、局長、師長、政委，叫工作人員，讓基層幹部輕視你，對你估計不足好些。”[25]這是再次重複他1961年“微服暗訪”的主題。劉少奇起草的關於印發《後十條》的通知中，特別強調：“這個通知隻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工作隊，不要在群眾中宣讀。”[26]後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條》對劉少奇這種向群眾封鎖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評，認為“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在另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你們省委書記、市委書記或者華東局書記下去，不見得搞得過基層幹部，不見得鬥得贏公社幹部、大隊幹部，因為你什麽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們一舉一動他清楚，他的一舉一動你們不清楚。你們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們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強龍難鬥地頭蛇。”[27]
幾乎和印發《後十條》同時，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將《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驗”。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這篇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將劉少奇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如領導蹲點、訪貧問苦、紮根串連、保守秘密、大兵團作戰、掌握群眾運動火候等等，都集之於大成，因此給了我們一批生動的例子去了解劉少奇的群眾觀和群眾運動方法。
王光美與“桃園經驗”
王光美先後三次到河北省基層蹲點，分別在撫寧、新城、定興等地搞四清。第一次是1963年11月到1964年4月，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1964年春節期間曾返回北京，9月又曾重返桃園），化名董樸，擔任工作組副組長，第二次是1964年10月到1965年8月，在新城縣高鎮，化名魯潔，職務為“一般隊員”，第三次是從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在定興縣周家莊，化名林立。這幾個地點都靠近鐵路沿線，其中“桃園經驗”所在地－－盧王莊公社就在北戴河車站西麵，離休養勝地海濱不遠。
下麵將參考《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以下簡稱《桃園經驗》）這份文件，來分析“桃園經驗”這一劉少奇式政治運動的典型案例。將對照其他相關資料，主要是文革期間群眾出版物上透露的有關材料，和文革後官方出版物中的有關材料。雖然這兩類材料在意識形態上是對立的，但對四清運動實際過程的描述和評價，差別並不很大，因此沒有理由否定這兩個資料來源的真實性。
《桃園經驗》的確是王光美花費了心血的，這個錄音報告聽一遍就要五、六個小時。該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講述：（一）紮根串連；（二）清經濟，包括查帳、揭發，要幹部放包袱交代問題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記成份、揭露地主富農等；（四）組織建設，即村幹部撤職、改選等；（五）四清成效和總結。下麵就來看看這些過程的實際內容如何。
（一）秘密紮根串連
《桃園經驗》開頭說到：“到了村子裏，要搞訪貧問苦、紮根串連，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壞人臉上都不寫字，不象演戲那樣，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裝打扮，就給我們個印象，這個人八成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其神秘化心態鞠然可現。根據王光美的報告，當地幹部為工作隊提供了26個根子，工作隊認為其中隻有14個是合格的，工作隊自己又發展了11個。“開始時，根子不好找，老實的貧下中農不敢說話，選他們作根子，他們卻躲著我們。”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個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來者進村後，神秘莫測地、簡單機械地、強加式地給村裏的人口作分類、打標簽，當地人會做出什麽友好反應。
有關資料透露出實際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隊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光榮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說：“貧下中農見到工作隊帶答不理的，甚至吃飯都找不到地方。”“吃飯時把你擱在那裏根本不管你，根本沒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裏吃飯也不熱情。”[28]
王光美按照劉少奇“工作隊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進村後讓大量的工作隊員局限在少數人當中搞神秘活動，物色所謂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眾放在一邊，對中農也不交代政策。尋找一個根子，往往半個月。工作隊進村一個月，才找到了幾個根子，有的工作隊員由於清規戒律特多，就一個也沒找到，其中還出了不少笑話。在新城縣高鎮的一個生產隊有五個工作隊員，所紮根子對象都是同一個老頭（貧農），五個人又都互相保密，紮了二十多天，鬧得這個老貧農莫明其妙，說：“四清就是這樣搞法？！”使得五個工作隊員哭笑不得。[29]
不難看出，這種“秘密紮根串連”的方法，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桃園報告》裏的一個主要正麵人物，是後來被提拔為大隊書記的關景東，此人一開始，就被王光美選為“根子”。然而，王光美和關景東的交往其實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可以說，關景東是劉少奇、王光美在桃園早就“紮下的根子”，王光美來到離北戴河海濱不遠的桃園大隊蹲點，不是偶然的。
一九五八年，撫寧縣東方紅高級社副主任關景東，因浮誇高粱每畝打九千三百斤而在當地出名，當時劉少奇一家恰好在不遠的北戴河休養。一個晴朗的下午，劉少奇夫婦專程趨車去拜訪這位大躍進的英雄，從此結下了友誼。劉少奇回京後，關景東後來帶著社裏的花生和苞米，專程赴京看望劉氏夫婦。[30]
當王光美1963年到桃園大隊時，關景東因為頗多劣跡，如毆打社員、貪汙糧食、侵吞現款和耕地等，遭到社員反對，已經降為沒有領導生產實權的民兵連長了。進村不久，化名為董樸的王光美秘密接見了老朋友關景東，並保證“我保你下樓，從輕處理。”不知是諷刺還是必然，關景東這位搞“極左”浮誇的幹部、群眾聲望不佳的人物，成為王光美的種子，並成為她極力扶植的正麵典型。
(二）對待幹部和群眾
《桃園經驗》說，工作隊發現：當地二十幾個主要的大小隊幹部，他們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聯結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幹來嚇唬他們。工作隊的對策就是：發動群眾，前後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麵就來看，這些操作是怎樣實行的。
據文革中群眾組織的調查，桃園四清一開始，就把全村幹部通通趕上了樓，大搞人人檢查過關。桃園大隊幹部共46名，其中被趕上樓檢查過關的43名，被批鬥的39人。有的幹部隻是私分了兩斤掛麵，有的幹部隻是吃了幾頓夥飯就長時間不能下樓，有些給隊裏燒火、做飯、賣菜、趕車的社員也被列為“四不清”對象，統統靠邊站。[31]
《桃園經驗》的冗長敘述的一條主線，就是工作隊教育、幫助關景東，聯合他一起把主要的四不清幹部、壞分子、原桃園大隊支部書記吳臣打倒、並追查他的反動出身背景的過程。王光美在報告中，曲折地承認了吳臣在村民中威望較高這個事實，而文革中群眾出版物也承認，吳臣是有缺點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對待群眾的方法簡單粗暴。但沒有材料證實王光美對吳臣是國民黨特務、偽警長，開過大煙館的指控。[32]這裏關心的問題，不是吳臣是否清白，而是王光美對於一位基層幹部，在未有充分證據、未經法律程序的情況下，以群眾運動的名義進行無情打擊、殘酷迫害的事實。
請看調查資料所透露的王光美“桃園經驗”的具體作法：清經濟開始後不久，王光美決定召開三級幹部大會，把吳臣當“活靶子”來鬥爭。這一天，吳臣剛到會，桃園工作組的二隊組長趙ＸＸ便掏出手槍，把吳臣看管起來，並威脅說：“你老實點，不許亂說亂動。”
1964年3月15日，桃園大隊召開了批鬥處理吳臣大會，沒有經過支部和貧下中農討論，就宣布開除吳臣的黨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就地監督勞動改造。公社負責人宣布處分吳臣的理由是：“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說明吳臣是國民黨特務、偽警長，開過大煙館，但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
調查資料還指控說，王光美是武鬥的積極吹鼓手。她看到二隊工作組鬥爭本隊副隊長關希彥，對該隊的工作組長說：“你們火力不足，給你們調些人來。”後來，二隊發生了武鬥，一隊工作組長知道後，提出意見，王光美大為不滿，說：“人家武鬥不好，你做出幾個說服教育的樣子來！”在王光美所包的四隊武鬥現象最嚴重。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到趙正在罰跪，她不但不製止，反而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慫恿下，桃園大隊體罰成風。[33]
吳臣沒有被徹底屈服，工作隊對桃園大隊的介入，沒有能完全解決原有的矛盾，實際上激化了矛盾，挑起了一部分幹部群眾去鬥另一部分幹部群眾。王光美臨走，留下原桃園工作隊小組長趙厚玲和一批得力的工作隊員作為鞏固組，在桃園坐陣。但是，王光美出村不到半年，鞏固組就已經招架不住了，事情越來越糟，組長隻好電報王光美告急，這時《桃園經驗》已經流傳全國，又被劉少奇捧上了天，王光美於1964年9月急忙趕回桃園，召集原班人馬，進行第二次四清。這次回村，王光美改變原來平易近人、實行三同的作法，進村之前，先派公安部隊進行偵察與掃清“障礙”，把民兵的槍支彈藥全都收繳了。並在鄰近各村都布置了偵察員。然後，王光美在便衣武裝人員護送下到原來的住處，前門有哨，後門有崗。[34]
王光美返回桃園後，成立“吳臣問題專案組”。對吳臣進行了四十五天的政治迫害：王光美坐陣指揮，采取晝夜不停的疲勞戰術，又打又罵，甚至用手槍威逼，強迫彎腰、罰站等等。群眾對此意見紛紛，工作隊內部也有分歧。當時撫寧縣監委的一個幹部奉命核實吳臣的問題，向工作組提出了33個疑點，馬上遭到無情打擊，說他喪失階級立場，責令他多次當麵檢討。為此事，縣監委和縣委也作了書麵檢查。王光美派人去東北調查，派去的工作隊員查遍了全長春市，也沒有查出吳臣當過警察、特務，開過大煙館等。但是，王光美仍然是以假事實給吳臣定了案。
王光美生怕吳臣翻案，1964年專程到唐山，對原桃園工作組長說：“我對桃園是耽心的，今後時間長了，壞分子可能複辟，這個問題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記，桃園出了問題，我那報告已經出去了，就會出問題的。”劉少奇怕王光美壓不住台，親自出馬，就撫寧四清問題對中央監委說：“監委審批隻能同意，不能翻，有的可以加重，不許減輕。這樣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讓他冤枉一兩年再說。”
王光美蹲點過的其他地方，整人、迫害幹部的凶狠程度也都大致如此。她搞過四清或過問過的單位，直至縣一級，四清結束後都來了一個幹部大換班。新城縣原有七個常委，四清後僅留一個，公社一級的幹部（正副書記、社長）撤換了五十多名，占全縣這一級幹部的百分之七十三。[35]
在幹部受打擊迫害的同時，受衝擊的群眾也不在少數。據桃園統計，群眾放包袱512個，“受教育”者達95％。
高鎮小學有四個教師，沒有什麽問題，王光美卻對工作隊員說：“小學教師在咱們村裏有問題，照樣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結果寫了檢查，跟四不清幹部一道訓話，逐個檢查，有一個教師與村裏的幹部聯係較多，工作隊員硬要他檢查階級路線問題。這個教師認為無需檢查，工作隊員以讓他到社員大會上檢查來嚇唬他，嚇得這個老師大哭。
王光美在定興縣周家莊四清，進村三天就說：“支部爛掉了，幹部都有貪汙。”王光美把周家莊的飼養員、車把式、副業組長，統統作為四不清對象，使一個三百多戶的村就有120人被整。[36]
（三）運動群眾
在劉少奇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團作戰”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區域一壓再壓，最後縮減為一個地區隻搞一個縣，全省總共才搞了十個縣，而工作隊竟達十萬人。
桃園大隊有217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20多人。王光美後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316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86人。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樂道的“人海戰術”。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幹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眾運動的理想搞法。
如此數量眾多的城市官僚精英從天而降，雖然號稱是來發動群眾，但難免在實際上搞包辦代替。據調查資料認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辦代替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管大會小會都由工作隊一手導演，把廣大群眾置於觀眾地位。發言稿由工作隊起草，物色“演員”，進行排練，預演，然後出場，每個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隊指點，演出前的講話稿必須經王光美修改。[37]
在定興縣四清時，王光美導演了一場鬥爭王樹海的大會，會場專門搭起了一間導演室，王光美坐在幕後，指揮全場，會議的每一個主持會議的人都要通過一個布簾向她請示，王光美還派專人從北京接來她的兩個孩子觀看她的這場表演，讓她們“受教育”。會上當場逮捕王樹海，會後王光美到處介紹，把這一招宣揚為“殺雞給猴看”。
王光美總結的經驗就是：“革命聲勢，群眾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盲目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眾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不發動群眾而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缺口作為子彈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幹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裏沒底。[38]
應該說，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為，是出於真心誠意執行黨的決定、貫徹劉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將王光美的動機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似乎沒有說服力。僅從她在艱苦的農村條件下長期堅持蹲點這一點看，她是有為革命做工作的意願的。王光美也表現出關心群眾的一麵，比如：重視婦女工作、為群眾作紅娘等等。然而，問題在於：她和其他許許多多黨的馴服工具一樣，是劉少奇式的哲學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時也是其受害者。
劉少奇努力地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運動的標準操作模式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讓王光美隨同他到各地視察，讓她給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的幹部現身說法。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因為表示不盲目執行“桃園經驗”，招致了劉少奇大發脾氣。[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伯達參與的、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是和《桃園經驗》類似的一個樣板，“小站經驗”同樣是在劉少奇的思想指導之下製造出來的。在劉少奇的積極推薦下，中央也轉發了這份報告。[40]
劉少奇領導下的四清運動，特別是在《後十條》和《桃園經驗》轉發到全國之後，普遍發生打擊麵過大、體罰、武鬥和自殺現象。比如：山東省曲阜縣東郭大隊是名副其實的紅旗單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隊不從實際出發，而是按照“桃園經驗”，將所有大隊幹部隔離反省，勞動模範、支部書記郭守明全家被鬥，給當地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1964年底，召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各地代表多少將這種嚴重情況反饋給中央和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就表現出對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方法的不滿，並發展成為和劉少奇的公開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秘密紮根串連”、“實行大兵團作戰”、“對幹部開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見。毛澤東說，“不可搞得打擊麵太寬了”，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麽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41]對於“人海戰術”，毛澤東批評說：“聽說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裏來這麽多人？哪裏調這麽多？……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麽革的。你一萬五千人，紮根串連，什麽紮根串連！冷冷清清……。”為什麽不能讓當地幾十萬人參加四清，而要派去那麽多人？[42]
中央根據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意見，起草了四清運動的最後一個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份文件中關於盡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免等規定，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糾正了各地殘酷打擊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幹部。據當年參加四清的人回憶，1965年春節期間傳來了《二十三條》，“人們當時對這個文件，是衷心擁護的，並一時引起很大的興奮”，因為很多人認為“《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42]
結語
製定《二十三條》時，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運動的搞法。關於運動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麵已經論述了，結果是以毛澤東的縮小打擊麵、團結大多數的主張寫進《二十三條》。
關於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則認為應該概括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在《二十三條》中寫進“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句關鍵的話。
提出社資矛盾、“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實際上是意識形態修辭上的升溫和加碼，但這並沒有立即轉化成“極左”的操作，《二十三條》的實際作用，是大力糾正了劉少奇領導四清中的“極左”、粗暴的作法。
這個插曲，打破了傳統意義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穩定性。這也是為什麽毛澤東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說法，來準確概括劉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風格。
本文前麵已經提到，劉少奇和黨內的許多領導幹部，善於將毛澤東對矛盾、鬥爭的強調，直接翻譯成、解釋成一套具體的政策操作，這就是一係列極端的、過火的簡單粗暴的搞運動的方法，對打擊對象實行分類、貼標簽、殘酷迫害，然後將這套暴行解釋成是來自毛澤東的部署。（很可能，毛澤東在四清後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後來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43]）然而，實際上，毛澤東在具體操作層次上，從來沒有主張過這種行政命令式的、簡單粗暴的政治運動，在具體操作層次上，毛澤東倒是反複強調反對武鬥和體罰，主張讓人講話，主張批評辯論和言論表達。
如何理解這種差距？遺憾的是，毛澤東的確沒有係統地闡釋社會主義階段的階級鬥爭在具體的操作層次上怎樣展開。然而，用心解讀毛澤東建國以後的言論，就能夠發現，毛澤東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期鬥爭的繼續”，等等，是通過一係列極其複雜、間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過程來實現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論思想、文化藝術，以及政治代理。這樣的中介和斡旋過程，遠遠要比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幹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幾的壞分子”、開除黨籍、行政處罰、肉體消滅這類簡單、機械式的中介和斡旋過程複雜的多，微妙的多。
毛澤東看到在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漫長的過渡期間，“階級”並不總是以傳統意義上的“處在特定生產關係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現，而更經常是以一種文化語言、思想觀念的形式出現。也許，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可以讓走資派重新工作，因為這些當了走資派的“人”並不是資產階級，並不是鬥爭對象，資產階級存在於黨內一些人的頭腦之中，因此這些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意願，而且掌握著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禁止講話、體罰、監禁乃至肉體消滅，都無助於事，問題在於“思想上的階級”隻能與之作思想的鬥爭，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滅。“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是說，當暴力是遊戲規則時，說服是無效的，但反過來的道理，其實更重要，更是現代政治支配的基礎，人們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適合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階段階級鬥爭的具體操作方式，隻能是：各種言論的自由、充分的表達，長期的、深入的批評辯論。
當然，本文的主旨，在於說明問題的另一麵，即：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將社會主義的矛盾鬥爭機械地理解為通過行政命令對不同政見實行簡單粗暴的壓製，這是造成曆次政治運動傷害許多無辜者，並最終使廣大人民對群眾運動產生厭惡感的主要原因。根據這個理解，就不難區分毛澤東的“左”和劉少奇的“左”的根本區別；根據這個理解，也就不難看到：“官僚主義者階級”告別革命、作威作福、逍遙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實右、“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官僚主義者，當他們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整人、運動群眾、乃至鎮壓人民的時候，給群眾帶來的痛苦，給革命聲譽帶來的敗壞，都是更嚴重的。
其實，形“左”實右，是一切“官僚主義者階級”、腐化變質者的主要特征，他們打著革命旗號、借用革命的法統和儀式，把革命的口號庸俗化，實際上歪曲、敗壞、窒息革命。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一般被視為一“左”一右兩種不同的東西，其實它們是經常結合在一起、互補得非常好的統一體。列寧以後的蘇聯領導人，中國的劉少奇，都非常好地體現了這種統一。
隻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適用的。但本文試圖說明：主流和流行文獻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實充滿矛盾和歧義，因而是不穩定的，也是現象的、不觸及本質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質意義的區別，還在於對群眾的看法，對群眾運動的態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於是否把群眾掛在嘴邊，是否提出包含“群眾”字眼的“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的口號或明天的什麽花樣。重要的在於：讓群眾有完全的、徹底的、不受任何阻礙的言論表達、批評辯論的自由，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最後通向一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會。
注：
①曾昭宣：“劉少奇1961年湖南農村調查的重要意義”，原載《劉少奇和他的事業－－研究選粹》，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②劉振德：《我為劉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③同②，p135。
④中共長沙縣委員會：“實事求是，為國為民”，原載《懷念劉少奇同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p326。
⑤譯文引自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蕭耀先等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
⑥同②，p134。
⑦王中傑、陳清林、葉建軍：“試析1961年劉少奇湖南蹲點調查”，原載《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
⑧同④，p328。
⑨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
⑩張平化：“回憶少奇同誌在湖南蹲點”，原載《我眼中的劉少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1]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
[12]唐振南、王文珍、賀正：《劉少奇與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原載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1967年7月1日，南大衛東赴湘調查組整理。
[14]《一代公仆劉少奇》，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5]Clark McPhail, The Myth of the Madding Crowd. 1991. Aldine De Gruyter.
[16]分別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介紹一個合作社》。
[17]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18]分別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介紹一個合作社》、《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
[19]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20]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傳》，p952，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21]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p505，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22]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p112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23]同[22]，p1119。
[24]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1、23日）。
[25]劉少奇：《在安徽地、市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1964年7月13日。
[26]“中共中央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27]同[24]。
[28]“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年5月7日。
[29]同[28]。
[30]“劉修外傳”，清華大學《井岡山》，1967年5月21日。]
[31]“徹底揭發批判在桃園四清中王光美‘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反革命複辟罪行”，南開大學《衛東》，1967年6月16日。
[32]“歪曲，捏造，陷害－－關於吳臣問題的一些調查材料”，中共河北省委機關紅色造反團《紅衛報》，1967年12月29日。
[33]“打倒王光美，解放吳臣”，南開大學《衛東》，1967年6月16日。
[34]同[30]。
[35]同[28]。
[36]同[28]。
[37]同[28]。
[38]“第三桃園：定興調查紀實”，七機部新九一五革命造反總部《飛鳴鏑》，1967年4月27日。
[39]同[21]，p488。
[40]劉晉峰：《陳伯達與小站“四清”》，《炎黃春秋》2000年第1期。
[41]同[22]，p1125。
[41a]毛澤東的話引自：“劉少奇、王光美在保定地區四清運動中的罪行調查報告”，北京礦院《東方紅》，1967年5月7日。
[42]李新：“‘四清’劄記”，蕭克等：《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43]摘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原載《《中國與世界》》2000年12期、2001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