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無意卷入這場爭論,但是我看了雙方的意見後,覺得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感覺。
首先我要強調的是,於丹的成功並不完全在於她個人,我覺得沒有必要針對她個人去作太多的文章。
為什麽呢?因為於丹的快樂理論和我的文章思路一樣--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 也許我和於丹神交很久,也許於丹多少從我的文章取了一點經。
於丹的文章賣得很火,我得文章賣得不火,這件事情說明於丹的成功主要是媒體的成功,在於CCTV的影響力。
其次,於丹自己說:“在大學這樣講《論語》是瀆職”。言下之意,她自己研究論語解讀論語並不是這麽回事,所以通過《論語心得》貶低於丹沒有必要。
再次,我突然發現和黎鳴在“信仰和信任”的問題上意見一致,而他的文章比我早。他立足於“於丹”的“無恥”,這點和我是不同的。黎鳴立足於“於丹”的“無恥”,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態度,即使他和我有交集。
現在的問題就是,既然我和於丹的思路類似--不管這是怎麽回事--既然很多人批評這是“無恥”化孔子, 我有必要解釋這種解讀並不“無恥”,而是有根據的。
我最初想平民化孔子是因為我當初讀了李贄的一些文章,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把孔子解釋成一個普通人,一個正常人;我覺得我們不該把人聖化,而應該把聖人平民化。隻有聖人平民化,我們才可能用自己的常識去理解那些所謂的聖人,從而不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也不再把孔子的所作所為當作不可思議的事情。
後來我讀了一些曆史,發現孔子的聖化本來就沒有太充足的曆史證據。
很多人的理解,孔子的理論存在“一貫”的思想。 這個“一貫”是什麽呢?就是說孔子從小到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基於這樣的理解,很多人把孔子的《論語》用一種特別的方法穿鑿附會起來,以孔子的所有的理論和治國有關。
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基本上導致了後儒的思路混淆,甚至黑白顛倒。
我先說說這個錯誤的證據。
第一,當然是孔子自己的原話:孔子說,我十五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隨心所欲。
這句話告訴我們,孔子的思想是有轉變的。特別是四十以後的孔子,顯然和四十以前的孔子是不一樣的。
後儒們把孔子解釋成生下來就是聖人,實際上就是否定了孔子後天的努力,也就是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或者“真龍天子”的“一貫”。 這種一貫就是強調了所謂的血統論,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無疑是符合事實的--基本符合事實。除了起義造反, 基本上人的地位是世襲的。
第二, 我們看看《史記》就知道了,孔子的前半生和後半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孔子前半生,為了君君臣臣四處奔走, 要講禮,“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求天子不要對大夫的“無禮”視而不見,要求大夫不能對諸侯王妄自尊大。。。要求“君君臣臣”, 保持一種有秩序的和諧。但孔子的後半生基本上是隻管教學,基本上是不參與政治的。 孔子後來最欣賞的是顏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顏淵沒有什麽政治野心:“用行舍藏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 唯有孔顏能自得,不改其樂總能安。”
第三,俗話說:“半本《論語》治天下”。為什麽說“半本?”這不是說僅“半本”就夠了--這種說法是意淫--而是說《論語》隻有一半是治理國家的。
大家看看內容也就知道了,《論語》有很多內容是孔子對於學生處世做出的規勸,有很多不過是信口而說。
如果孔子成天講治國,我懷疑他根本不可能獲得學生的如此熱愛。事實上後來的孔子,對於學生從政是有很大懷疑的。
也就是說,我講快樂的孔子,實際上是故意割裂孔子。這個割裂孔子,主要的曆史依據就是《史記》,現實依據就是孔子也是一個普通人,他不可能成天跟學生講治國。學生問政治他回答政治,學生問經商他回答經商,學生問故事他講故事,學生問誌向他講誌向,典籍的依據就是《論語》本身的內容。
譬如孔子說:“惟女子和小人難養也”, 我相信這句話和“三綱五常”毫無關係,孔子說這句話的時候肯定有他的場合,和治國安邦的政治經濟毫無關係。
最後一句話,孔子並非隻有快樂的一部分,但孔子也並非隻有“憂國憂民”的一部分。我現在的主張是打破所謂的“一貫”,把政治化的孔子和同學生“舞於歸”的孔子分裂開來。
我相信,孔子和老婆睡覺的時候,想到的不會是“吾未見好色如好德者也”,誰要是那個時候跑進去“問政”,孔子恐怕會“是可忍孰不可忍得”--這跟無恥有恥沒有關係。
我不是不相信麽?
至於煩不煩,我是不知道的。不過我一般在人家煩以前盡快問,反正不吃虧:))
好吧,以後我就問你了呀,不許煩:)我可羅唆了.
關鍵在於要用什麽樣的態度去看《論語》,那你問我不就得了?
嗬嗬。
孔子是普通人---這個說法對我來說是這樣的,我覺得世上本無聖人,當然有一些很偉大的人物.但人總是喜歡造神的,至於為什麽人喜歡造神,我一直想聽聽你的看法.
你轉的那篇於丹的訪談我不喜歡,她說的那些話都意思不大,說不說兩可的樣子.
對了,還想問你一個問題,那麽多解讀論語的書,你覺得誰的比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