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謝泳:辨析一個曆史細節——對\'魯迅如果活著會如何\'的理解

謝泳:辨析一個曆史細節——對"魯迅如果活著會如何"的理解
 

　　最近看到兩篇解釋毛澤東和魯迅關係的文章，一篇是張夢陽《毛澤東論魯迅》，另一篇是藍棣之《症候式分析：毛澤東心中的魯迅是什麽樣》（何夢覺編《魯迅擋案：人與神》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12月），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作者還沒有看到周海嬰的回憶錄，所以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對羅稷南所說的那段話，還沒有成為他們分析毛澤東與魯迅關係的一個材料，不過這兩位作者都是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文學專家，他們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充分材料之上的，偶有斷語，也都留有餘地。比較起來，我以為周海嬰回憶錄提到毛澤東與魯迅關係的那段話，還值得進一步分析。

　　據周海嬰講，1957年，毛澤東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穀成等人參加，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抽個空隙，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澤東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周海嬰說："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裏，對誰也不透露。"一直到羅老先生病重，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魯迅與我七十年》371頁，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

　　近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常常議論這個話題，也有人寫文章發出感慨。從史料學的角度看，羅稷南的話是一個孤證，在沒有其它旁證的情況下，使用這樣的材料，要格外慎重。雖然周海嬰在書中提到王元化，說他也聽說過這樣的說法，還說羅稷南的學生說話時還有一位專家在場，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才講出了這件事，看得出來，周海嬰是非常慎重的，隻是後來使用這個材料的人有些輕率。我的推論是，根據毛澤東五十年代對魯迅的看法，羅稷南的話，不是很可信，至少是需要分析的。

　　一般說來，回憶錄是靠不住的，特別是老年人的回憶，如果沒有另外的旁證，隻能是一個參考性的材料。羅稷南說，他當時不敢把這樣的話外傳，給人的印象，這話是毛澤東對他一個人說的，我以為這不大可能，因為毛澤東那時不可能單獨見一個人，周穀城是毛澤東的老友，關係和地位當時都在羅稷南之上，但我們看周穀城的許多回憶（《周穀城傳略》，山西人民出版，1988年）他每次見毛澤東，都有許多人。那時毛澤東出行，極少單獨活動，隻要將來我們有條件看到毛澤東在上海活動的記錄，就會對羅稷南的話有準確的理解。

　　周海嬰那段話，說當時正值"反右"，沒有說具體日期。

　　毛澤東到上海是1957年3月下旬，當時隻有整風的準備，還沒有"反右"的想法。當時知識分子並不害怕，他們產生恐慌是兩個月以後的事。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才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個指示是5月1日才見報的，此後中央為了整風，到5月10前，先後開過七次會議，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幫助黨整風，所以毛澤東在上海的時候，那些知識分子是不可能感到要"反右"的。5月15日，毛澤東才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時知識分子才害了怕。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做了著名的《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從時間上看，周海嬰的回憶顯然是指這一次，因為這時是"反右"高潮，毛澤東的這次講話很厲害，從北京的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一直點到上海的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和孫大雨。現在的問題是，毛澤東在四月前到上海的一段時間裏，多次談到過魯迅，而七月到上海那一段時間裏的講話，主要是"反右"，沒有提到魯迅。

　　那麽羅稷南的話是不是沒有一點根據呢？我以為也不是，因為毛澤東當時確實說過一些關於魯迅的話，但意思和羅稷南的話不完全一樣，時間也不同。我們不妨從頭說起。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曾在《和文藝界的談話》中說過："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經過自己的實踐，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特別他後期的雜文，很有力量。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不死，還會寫雜文，小說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時候講一講，33個題目，他一講或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的。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很勇敢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42頁，1968年內部資料）

　　這本《毛澤東思想萬歲》，是文革中非常有名的一本材料集，雖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從後來正式公布的很多中央文件中可以看出，這本書是很真實的，這已為許多研究文革的專家承認，是可以用來作為研究參考的。魯迅可做個文聯主席，這是文革時期傳出來的毛澤東對魯迅的一個重要評價，因為這個評價不是很高，所以人們以為毛澤東對魯迅是有其它看法的。

　　1957年前後，是毛澤東一生當中比較多談到魯迅的時期，他對魯迅的小說，比較熟悉的是《阿Q正傳》，他這一時期的講話中隻提這篇小說，而從沒有再提過魯迅的其它小說，提到多的是魯迅的雜文。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紀要》中說："你們讚成不讚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麽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麵，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的。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方麵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後期政治講得最多，隻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餘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麵夾攻，但魯迅還是寫。"（《毛澤東思想萬歲》157頁，《毛澤東文集》7卷中收了這篇，但文字略有不同，見該書26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

　　如果仔細分析，可以看出，羅稷南的回憶就是由這些話所演變過來的。毛澤東提到了"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麽樣？"如果我們認為這個人就是羅稷南，那麽周海嬰提到的毛澤東在上海對羅稷南說話的時間，就不是正值"反右"，而是"反右"之前了。這裏我們要特別注意"坐班房和殺頭"和"關在牢裏還是要寫"這句話，是一個邏輯思路，有演變的可能。毛澤東雖然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人，但在1957年那樣的形勢下，以他政治家的身份，說出羅稷南所講那樣的話，在邏輯上好象不是很合理，假如毛澤東說了那樣的話，也隻能是"反右"前，而不可能是"反右"期間。

　　1957年3月6日，毛澤東和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有過一次座談，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倒是說過：有人"認為我們是'誘敵深入'，因此必須再放。現在開宣傳會議，大家同意這方針，要很好講究方法。"（《毛澤東思想萬歲》132頁）毛澤東提出的方法，主要是幫助人家改正錯誤，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態度，這是毛澤東當時比較真實的想法。

　　對於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徐鑄成回憶錄中的說法是；"魯迅當年學馬列主義是被迫的，是創造社這批人逼出來的。他學懂馬列主義，晚年他的雜文片麵性就少了。"（《徐鑄成回憶錄》264頁，三聯書店，1998年4月），徐鑄成的回憶雖然簡略，但與公布的毛澤東講話的意思完全相同。毛澤東這次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談話，是為他在全國宣傳會議上講話做準備的，毛澤東講話之前曾有一個提綱，其中提到："'雜文一定有片麵性'嗎？這是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學通的人講的話，列寧和魯迅就沒有片麵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冊376頁，1992年1月）可見，毛澤東雖然說話有個性，但還不是信口開河，他後來的講話，與他的提綱比較，在原則和思路上是沒有變動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也不可能在一兩個月的時間內發生那麽大的變化。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比如我們看到列寧所寫的雜文，他有一部分文章並不是長篇大論的，是雜文性質的，很有點像魯迅。是魯迅像列寧，是列寧像魯迅，就不去講了。但是是很尖銳的，很諷刺的。你說那個東西是片麵性的嗎？不能那樣講。魯迅的雜文是對敵人的，但是列寧的雜文很多是對付同誌的，批評黨的缺點。也有對付敵人的。魯迅對付敵人的鋒芒可不可以用來對付我們自己內部呢？據我看也可以，假使魯迅還在，他就要轉過來對付我們的缺點、錯誤。"（《毛澤東思想萬歲》179頁）在同一次談話中，毛澤東還說，寫文章和看文章一樣，對別人要有平等的態度，他說；"我看魯迅是有這個態度的。他是以一種平等態度對待他的讀者，對別的作家的。"

　　這個紀錄稿雖然有些話不精練，但意思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時，收了這次講話的全文，文字稍有差異，但意思完全相同。（《毛澤東選集》第5卷414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

　　1957年4月，毛澤東《在杭州對加強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重複了上麵的講話，他說："雜文難寫，一條空氣不好，一整風就好了，另一條是唯物論者不怕死，但選擇時機是可以的，如果在人民政府有難時，不幫忙是站不住腳的，寫文章一要環境，但不光要環境，也要無所畏懼，這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魯迅就是這樣，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既然無所畏懼，就是環境不好，他也不怕。"（《毛澤東思想萬歲》190頁）

　　毛澤東有沒有對羅稷南說過那樣的話，其實並不是很重要，他對魯迅的態度，我們還可以通過他晚年的許多作法來判斷，比如張夢陽和藍棣之的文章就是那樣做的，我隻是想強調一點，我們研究曆史，要特別注意證據，還是胡適當年的老話，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沒有材料不說話。不能因為一個曆史細節暗合了我們過去的猜想以及對一個曆史人物的判斷，就放過對那個曆史細節的辨析，這是曆史研究中最要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