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魯迅、許廣平和高長虹的戀愛糾紛

   南江秀一

關於魯迅、許廣平和高長虹之間的戀愛糾紛，中國的研究界長期以來視為禁
區，諱莫如深。近年《高長虹文集》的出版，又為這個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提供
了不少有力的佐證。
 
    一
 
    高長虹，1898年3月出生於山西盂縣。在家鄉受過中等教育。受到新文化運
動的洗禮，1916至1917年間，曾到北京，一麵自學，一麵在大學旁聽。後回到家
鄉。1921年在太原文廟博物館工作，與館長石鼎丞先生女兒、青年作家石評梅相
識，並有書信往來。第二年，開始在上海《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此後，創作
不斷。1924年9月，他和幾位朋友創辦《狂飆月刊》，不久他去北京，刊物隻出
版了第2、3期合刊而停止。他到北京後，在《國風日報》副刊上編輯《狂飆》周
刊，引起包括魯迅在內的文學界的關注。魯迅曾向孫伏園等人問過：長虹是何許
人?還表示過：《狂飆》周刊，他認為是好的。孫伏園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高長虹，
使他大受鼓舞。12月10日(據魯迅日記)，高長虹去魯迅家拜訪，魯迅又當麵對高
長虹倍加鼓勵。他後來回憶說：“有一個大風的晚上，我帶了幾份《狂飆》，初
次去訪魯迅。這次魯迅的精神特別奮發，態度特別誠懇，言談特別坦率，……我
走時，魯迅謂我可常來談談，我問以每日何時在家而去。此後大概有三四次會麵，
魯迅都還是同樣好的態度。”可見魯迅當時的盛情。
 
    然而，高長虹的《狂飆》周刊於1925年3月出至第 17期時因故停刊。魯迅很
感可惜，開始醞釀創辦新的刊物。經與高長虹等人幾次磋商，4月11日，魯迅請
高長虹、荊有麟、向培良、章衣萍在家共同飲酒時，商定出版《莽原》周刊。魯
迅並提議正在參加《未名叢刊》編譯工作的韋素園等幾位青年，也參加《莽原》
的寫稿等工作。《莽原》很快於4月24日出刊，魯迅主編，每期 16開8頁，隨
《京報》發行。魯迅說：“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
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
 
    參加《莽原》周刊工作(包括撰稿)的，約共10餘人,而核心人物是3人：魯迅
是主編，高長虹既撰稿又協助編務，荊有麟奔波於出版與發行。這時期高長虹最
顯示他的才能。他每期都發表作品，有詩，有散文，有雜文，而雜文尖銳，潑辣，
文字凝練，尤其出眾。魯迅十分賞識他的作品，常常編排在頭版頭條，而自己的
作品卻屈居在後。他奔走魯迅家也甚勤，據魯迅日記，他1925年4月去7次，5月
去10次，6月去7次， 7月去6次，8月去11次，9月去7次。高長虹後來在《給魯迅
先生》中說：“《莽原》本來是由你提議，由我們十幾個人擔任稿件的一個刊物，
並無所謂團體，……以後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內部事，當其衝
者遂隻剩我們三人，無論有何私事，無論大風濘雨，我沒有一個禮拜不趕編輯前
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這是合乎事實的。直到1935年魯迅
也還是承認：在莽原社中，“奔走最力者為高長虹”。
 
 
    魯迅十分賞識高長虹，也十分關懷他。當時出版《莽原》周刊，是沒有編輯
費和稿費的，但魯迅特別關照：“高長虹窮，要給他一點錢用。”因而他每月能
得到 10元、8元酬金。魯迅還選編高長虹的散文和詩，集為《心的探險》，編入
《烏合叢書》，並親自設計封麵。魯迅還讓高長虹共同選編許欽文的短篇小說集
《故鄉》，並讓他為這集子寫小引。但魯迅對高長虹的思想和文字也有保留之處。
魯迅在當時給許廣平信中說：“長虹確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認識的，意見也有
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義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約因為受了尼采的
作品的影響之故罷，常有太晦澀難解處。”
 
    到了1925年10月，高長虹對魯迅有明顯的疏遠。這個月，他到魯迅家去隻4
次。11月初，他有事離京去太原。1926年1月下旬，由魯迅資助路費，從太原回
到北京。這期間，《莽原》周刊於1925年11月出至32期後，改為半月刊。半月刊
係32開，每期40頁，脫離《京報》，改由未名社出版發行。長虹回京後，雖仍為
《莽原》半月刊寫稿，但更熱心的是創辦他自己編的袖珍刊物《弦上》周刊。
1926年4月，高長虹離京去上海，決心到上海開展“狂飆運動”。1926年8月魯迅
離京去廈門，《莽原》半月刊的編務交韋素園負責。
 
    不久，莽原社內部的矛盾就爆發了。隻有弄清這場矛盾，才能明白我們所要
說的戀愛糾紛。
 
                                二
 
    前麵已經談到，莽原社中人，除魯迅外，實際上是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
是狂飆社的：高長虹、高歌、向培良、尚鉞、王鵬其、魯彥以及荊有麟等，除魯
彥外，都是山西人；另一部分是未名社的：韋素園、韋叢蕪、台靜農、李霽野、
曹靖華，除曹靖華外，都是安徽霍丘。在《莽原》周刊時期，也即高長虹協助編
務時期，每期發表的作品，雙方大致相等；有時篇目上狂飆方麵多些，但因多是
雜文、詩歌，篇幅所占並不多。改為《莽原》半月刊後，高長虹熱衷於編《弦
上》，接著又離京南下，狂飆社其他成員此時也多在南方，他們投稿大為減少，
魯迅在編務上不得不倚重未名社的人。魯迅離京後，由韋素園主持編務，每期稿
件更以未名社方麵的人為主了。未名社的成員擅長翻譯，雖也能寫詩寫小說，但
很少能寫潑辣的雜文，短評。早在《莽原》周刊時期，有一次許廣平就提出：
“我希望《莽原》多出點慷慨激昂，閱之令人浮一大白的文字，近來似乎有點穿
棉鞋戴厚眼鏡了。”作為主編的魯迅隻得向她歎苦：“沒有撒潑文章，真也無
法。”“《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說太多，議論太少。”到了《莽原》半月刊時
期，這個問題更為明顯。高長虹的離去，不能不說是《莽原》的重大損失。
 
    在魯迅到廈門不久，莽原社發生了更尖銳的矛盾，而且公開化了。那是韋素
園退掉了高歌的小說，又壓下了向培良的劇本，高長虹為此在上海出版的《狂飆》
周刊上發表《給魯迅先生》和《給韋素園先生》兩封公開信表示抗議。盡管高長
虹措詞激烈，而且有些無理，但魯迅還是冷靜的。他在給許廣平信中說：“長虹
又在和韋漱園吵鬧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飆》上大罵，又登了一封給我的信，要
我說幾句話。……鬧的原因，據說是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劇本，但培良和
漱園在北京發生糾葛，而要在上海的長虹破口大罵，還要在廈門的我出來說話，
辦法真是離奇得很。我那裏知道其中的底細曲折呢。”魯迅覺得長虹的做法“離
奇得很”，但對其中的“底細曲折”並沒有表態。魯迅在接著給許廣平的信中又
說：“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鬧架。長虹因為社裏壓下(壓下而已)了投稿，
和我理論，而社裏則時時來信，說沒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實在有些憤憤了，擬
至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些什麽。”從魯
迅的話看來，他的“憤憤”是兩方麵都有的，並不偏向某一方。
 
    對於這種爭吵，魯迅隻能采取沉默態度。不料高長虹在《狂飆》上又發表
《1926，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一文，對魯迅進行更為肆無忌憚的人身攻擊。
文中透露：早在1925年8月，韋素園編《民報》副刊，登出廣告說：“特約中國
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錢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
實學術界大好消息也。”高長虹看了，“真覺‘瘟臭’，痛惋而且嘔吐。試問，
中國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發展，…然則要權威者何用?”並說這是魯迅所戴
的“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從此，他就和魯迅疏遠了。高長虹的這種看法，在
 
理論上是錯誤的，任何時代、階級、集團都必然有自己的權威，否認—切權威，
正是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重要標誌。而且，這是別人這樣稱魯迅，並非魯迅自稱，
何以要對魯迅如此反感？別人這樣稱的舉出了五人的姓名，何以獨對魯迅如此反
感?即使不讚成權威的說法，又何至於到“真覺瘟臭”而且“嘔吐”的地步?這實
在是魯迅所萬萬沒有想到的。不僅如此，高長虹文中竟還攻擊魯迅：已從“真正
的藝術家的麵目”，“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麵目，再遞降而為
一世故老人的麵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他矣”。這樣的攻擊，實在太出格了，
有人甚至懷疑高長虹是否發了瘋。
 
    對於高長虹的如此攻擊，魯迅大出意料，隻能從“過河拆橋”上去理解。他
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先前利用過我的人，現在見我偃旗息鼓，遁跡海濱，無
從再來利用，就開始攻擊了，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上盡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
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並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其意即在推倒
《莽原》，一方麵則推廣《狂飆》的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
那時的種種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著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
殺了煮吃，有如此惡毒。我現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倆發揮到如何。”
 
    正當魯迅表示對高長虹還要細看一下的時候，高長虹卻在《新女性》上登出
“狂飆社廣告”，稱：“狂飆運動的開始遠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
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及少數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合辦《莽原》。……茲為大規
模地進行我們的工作起見，於北京出版之《烏合》、《未名》、《莽原》，《弦
上》四種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籌辦《狂飆叢書》及一篇幅較大之刊物。”這裏忽
而又把魯迅拉在一起了，而且竟又稱之為“思想界先驅者”，還想在魯迅主編的
《烏合叢書》、《未名叢書》上沾光，並且還使人以為似乎魯迅也參與了狂飆運
動。高長虹在出奇的攻擊之後而竟又如此出奇的無聊和無賴，魯迅實在忍無可忍
了。魯迅就寫了《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指出：“我在北京編輯
《莽原》、《烏合叢書》、《未名叢刊》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皆係以個人名
義送來；對於狂飆運動，向不知是怎麽一回事：如何運動，運動甚麽。今忽混稱
‘合辦’，實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聲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則假借
虛名，加我紙冠，已非一次，業經先有陳源在《現代評論》上，近有長虹在《狂
飆》上，迭加嘲罵，而狂飆社一麵又錫以第三頂‘紙糊的假冠’，真是頭少帽多，
 
欺人害己，雖‘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隻得又來特此聲明：我也不是
‘思想界先驅者’。此等名號，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別有作用，本人事前並不知
情，事後亦未嚐高興。倘見者因此受愚，概與本人無涉。”魯迅這篇啟事同時登
載在《莽原》、《語絲》、《北新》、《新女性》等刊物上。以魯迅在文壇上的
威望，啟事刊出後，使高長虹信譽掃地。高長虹對魯迅的不合情理的攻擊，本來
就為不少人不滿；而又登出如此自打耳光的無聊廣告，更使人不齒。一些出版單
位就自動表示：不再為高長虹提供方便。在狂飆社內部，不少成員也反對他攻擊
魯迅，有的人也就離他而去。
 
    就在這個時侯，又使魯迅萬萬沒有想到的，有人竟告訴他：高長虹對他的攻
擊中，隱藏著與他的戀愛糾紛。魯迅始則不信，繼則疑慮，再則而終於恍然大悟。
 
                              三
 
    高長虹在對魯迅大肆攻擊後不久，在《狂飆》周刊上發表愛情詩《給——》
兩首，其中一首的全文如下：
 
    我在天涯行走，
    月兒向我點首，
    我是白日的兒子，
    月兒嗬，請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門徒，
    月兒我交給他了，
    我交給夜去消受。
    夜是陰冷黑暗，
    月兒逃出在白天，
    隻剩著今日的形骸，
    失卻了當年的風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陽是我的朋友，
    月兒我交給他了，
    帶她向夜歸去。
    夜是陰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陽，
    太陽丟開他走了，
    從此再未相見。
    我在天涯行走，
    月兒又向我點首，
    我是白日的兒子，
    月兒嗬，請你住口。
 
     對於高長虹的這首詩，文壇上的一些知情者議論蜂起。後來韋素園把這些
議論告訴了魯迅：高長虹在詩中以太陽自比，指黑夜為魯迅，而月亮就是許廣平
(景宋)。魯迅起初並不相信，後來又作了種種推測。他在給韋素園的信中說：
“至於關於《給——》的傳說，我先前倒沒有料想到。《狂飆》也沒有細看，今
天才將那詩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種：一，是別人神經過敏的推測，因為長
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給——》的詩，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飆社中人故意附會
宣傳，作為攻擊我的別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壞了他的夢，——其實我並沒
有注意到他做什麽夢，何況破壞——因為景宋在京時，確是常來我寓，並替我校
對、抄寫過不少稿子，這回又同車離京……長虹遂以為我帶她到了廈門了。倘這
推測是真的，則長虹大約在京時，對她有過各種計劃，而不成功，因疑我從中作
梗。其實是我雖然也許是‘黑夜’，但並沒有吞沒這‘月兒’。”魯迅又說：
“如果真屬於末一說，則太可惡，使我憤怒。我竟一向在悶胡盧中，以為罵我隻
因為《莽原》的事。”
 
    事實很快地證實魯迅的第三種推測是對的。不久，高長虹發表《時代的命運》
一文，其中說：“我對於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隻是思想上，而且是生
活上。”他還在《自畫自讚，自廣告》等文中，說魯迅嫉賢妒能，在編《心的探
險》時，魯迅勸他抽去幾篇，“有幾篇是他所不能領會的作品”，有的則是好作
品，好在“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別處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
我吹送些新鮮的溫熱進來！》一文中，他更說什麽：“如狂飆社以直報怨，則魯
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將身敗名裂矣！”對讀者進行“陰險的暗示”。他的這些言
論，等於為《給——》中的不少詩句作了注解。
 
    在弄清《給——》的含義以後，魯迅把這件事寫信告訴了許廣平：“那流
言，…從韋素園的信裏才知道的。他說，由沉鍾社裏聽來，長虹的拚命攻擊我是
為了一個女性，《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還問我
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這才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
川流不息的到這裏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
表示—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才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
怯得可以。”
 
    為了抨擊高長虹的卑劣的文章和行徑，魯迅寫了小說《奔月》和雜文《新的
世故》、《新時代的放債法》等雜文。在後一篇雜文中，魯迅說：“你如有一個
愛人，也是他賞賜你的。為什麽呢?因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許多女性都渴仰
到五體投地。他隻要說一聲‘來！’便都飛奔過去了，你的當然也在內。但他不
說‘來！’所以你得有現在的愛人。那自然也是他賞賜你的。”這就是針對高長
虹所說的“最大的讓步”和詩句“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而駁斥和
諷刺的。
 
    那麽，高長虹何以會對許廣平“害單相思病”的呢？據他後來在一篇回憶文
章中說：1925年3月，他的詩集《精神與愛的女神》出版，許廣平去信並附了郵
票，要買這本書。“因此我們就通起信來，前後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並沒有
見麵”。“後來我在魯迅那裏同景宋見過一次麵，可是並沒有談話，……景宋所
留給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長大的身材”。“看到景宋在魯迅家裏的廝熟情形，我
決定了停止與景宋通信”。為了說明問題，這段通信的經曆，我們還可以查考一
 
番。據《兩地書》，許廣平在1925年4月25日給魯迅的信中，還誤以為長虹的
《棉袍裏的世界》是魯迅用新筆名寫的。魯迅在4月28日給她的信中說明“長虹
確不是我”。那麽，許廣平給高長虹去信買書，當在4月28日以後，或已在5月間
了吧。據《魯迅日記》，高長虹在魯迅家裏見到許廣平，是在7月19日，以後他
們就不通信了。在這前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裏，通信8、9封，應該說密度是相當
高的。無論是許廣平的信或高長虹的信，恐怕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它們寫了些什
麽內容，也不可能全麵了解了。據當年長虹的一位朋友回憶：“1925年在長虹處，
我曾看見過景宋女士(即許廣平)給他的信。……內容記不太清了，大意是對長虹
的文筆表示稱讚。”這說法是可信的，許廣平曾誤將長虹的作品以為是魯迅的，
當然會對他的文筆表示讚賞。據高長虹後來回憶：“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記憶中的，
是她說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樣性格。”這說明許廣平曾在信中向
他吐露過自己的思想、觀點、見解。這是更深層次的思想交流。高長虹對許廣平
的作品也十分欣賞，他曾回憶第一次讀到她作品時的情景：“我看了那篇稿子覺
得寫得很好，讚成發表出去。他(魯迅)說作者是女師大的學生。我們都說，女子
能有這樣大膽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後還繼續寫稿子來，此人就是景宋。”
因此，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當頻繁地在一定程度上相當知心地通信，使高長虹想入
 
非非，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十分正常的。
 
   說到這裏，人們或許會問：在魯迅與高長虹激烈筆戰時；許廣平表示過什麽
態度呢?在1925年11月27日她給魯迅的信中說：“你在北京，拚命幫人，傻氣可
掬，連我們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長虹的行徑，卻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
他，是盡在人們眼中的，現在僅因小憤，而且並非和你直接發生的小憤，就這麽
嘲笑罵詈，好像有深仇重怨，這真可說是奇妙不可測的世態人心了。你對付就是，
但勿介意為要。”在魯迅告訴她《給——》的含義和有關的流言時，因魯迅即將
離開廈門去廣州，她來不及寫信了，她必然當麵向魯迅說明情況。
 
    現在，我們可以把魯迅、許廣平與高長虹的關係列一時間表，從中更能說明
問題：1924年12月10日，高長虹首次拜訪魯迅，倍受鼓舞；1925年4月，《莽原》
出刊，長虹助理編務，與魯迅關係親密；5月，許廣平首次給高長虹去信購書，
以後書信往來；7月，高長虹見到許廣平在魯迅家“廝熟”，主動停止通信； 8
月，高長虹見到廣告中稱“思想界權威”，對魯迅特別反感，“瘟臭”，“嘔
吐”：10月，高長虹明顯疏遠魯迅；11月，高長虹離京去太原；1926年1月，高
長虹回京後，熱衷於自辦刊物，很少再到魯迅家裏去；4月，高長虹離京南去；
10月起；因對韋素園處理稿件有意見，高長虹連續發表文章對魯迅破口大罵：11
月，發表詩《給——》；12月，魯迅開始撰文反擊。從這張時間表可見，魯迅和
高長虹關係的轉折點在哪裏，還不明顯嗎?高長虹何以對魯迅特別反感，何以莫
明其妙地疏遠，何以違反常情地出奇地攻擊，是什麽原因在作怪，不是也很清楚
了嗎！
 
                     四
 
    高長虹此後怎樣呢？他繼續在上海、北京開展他的“狂飆運動”。由於與魯
迅的爭執，聲譽大大下降，他的運動實際上已走上了下坡路。他繼續創作，作品
的主流仍然是反帝反封建反對反動統治的，但沒有能寫出有影響的作品。1930年
初，他東去日本，改行研究經濟，研究行為主義心理學，創立什麽“行動學”，
還研究語言。1931年底，他去了德國，一度進入柏林大學學習，研究蘇聯社會，
並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
 
    1933年他到了法國，繼續從事經濟學的研究。1936年9月，他在巴黎參加陶
行知、陳銘樞、胡秋原、程思遠等人發起成立的“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
為該會宣傳部成員。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決意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8年春，從法國到意
大利，又到英國，輾轉到香港， 3月到武漢，即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
會”。武漢失守後，隨“文協”遷至重慶，繼續從事文藝創作活動。1941年夏離
開重慶到達西安。11月初，步行到達延安，受到邊區政府熱情接待，被安排在邊
區文藝界抗敵聯合會(“文抗”)為駐會作家。他寫了不少文藝作品，和史、哲、
經方麵的文章，因不合要求，多數不被采用。他收到毛澤東、凱豐署名的出席延
安文藝座談會的請柬，卻以自己是學經濟的為由，謝絕參加。抗戰勝利之際，毛
澤東找一些作家談話，他的意見和毛澤東不合，結果不歡而散。
 
    當時不少幹部去東北。他於1946年春，離開延安，向東北奔去。1948年春，
他曾參加東北局宣傳部召開的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以後他一直在東北局宣傳
部照管下工作。1956年夏天，此時他已59歲，作家孔羅蓀、師陀等曾在沈陽作家
協會的飯廳見到他。以後就不知下落，估計他在不久後病逝。
 
    這位年輕時很有才華的追求進步、向往革命的作家，就這樣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家裏有—個封建包辦的妻子，在外麵闖蕩，始終獨身。
 
    1993年春為《書城雜誌》寫於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