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罵人的藝術 |
(2002年04月25日) |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不罵人的人。罵人就是有道德觀念的意思,因為在罵人的時候,至少在罵人者自己總覺得那人有該罵的地方。何者該罵,何者不該罵,這個抉擇的標準,是極道德的。所以根本不罵人,大可不必。罵人是一種發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種怨怒的感情。想罵人的時候而不罵,時常在身體上弄出毛病,所以想罵人時,罵罵何妨。 但是,罵人是一種高深的學問,不是人人都可以隨便試的。有因為罵人挨嘴巴的,有因為罵人吃官司的,有因為罵人反被人罵的,這都是不會罵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諸同好,或可為罵人時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罵人是和動手打架一樣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下,你吃得起別人的一拳否。這叫做知己知彼。罵人也是一樣。譬如你罵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無分別。你罵別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賭。否則別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別人有著某種短處,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麽你在罵他的時候隻得割愛。 (二)無罵不如己者 要罵人須要挑比你大一點的人物,比你漂亮一點的或者比你壞得萬倍而比你得勢的人物總之,你要罵人,那人無論在好的一方麵或壞的一方麵都要能勝過你,你才不吃虧的。你罵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罵,你就算罵著了。在壞的一方麵勝過你的,你罵他就如教訓一般,他既便回罵,一般人仍不會理會他的。假如你罵一個無關痛養的人,你越罵他他越得意,時常可以把一個無名小卒罵出名了,你看冤與不冤? (三)適可而止 罵大人物罵到他回罵的時候,便不可再罵;再罵則一般人對你必無同情,以為你是無理取鬧。罵小人物罵到他不能回罵的時候,便不可再罵;再罵下去則一般人對你也必無同情,以為你是欺負弱者。 (四)旁敲側擊 他偷東西,你罵他是賊;他搶東西,你罵他是盜,這是笨伯。罵人必須先明虛實掩映之法,須要烘托旁襯,旁敲側擊,於要緊處隻一語便得,所謂殺人於咽喉處著刀。越要罵他你越要原諒他,即便說些恭維話亦不為過,這樣的罵法才能顯得你所罵的句句是真實確鑿,讓旁人看起來也可見得你的度量。 (五)態度鎮定 罵人最忌浮躁。一語不合,麵紅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罵座,潑婦罵街之術,不足以罵人。善罵者必須態度鎮靜,行若無事。普通一般罵人,誰的聲音高便算誰占理,誰來得勢猛便算誰罵贏,惟真善罵人者,乃能避其而擊其懈。你等他罵得疲倦的時候,你隻消輕輕的回敬他一句,讓他再狂吼一陣。在他暴躁不堪的時候,你不妨對他冷笑幾聲,包管你不費力氣,把他氣得死去活來,罵得他針針見血。 (六)出言典雅 罵人要罵得微妙含蓄,你罵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覺得是罵,等到想過一遍才慢慢覺悟這句話不是好話,讓他笑著的麵孔由白而紅,由紅而紫,由紫而灰,這才是罵人的上乘。欲達到此種目的,深刻之用詞故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詞尤為重要。言詞典雅則可使聽者不致刺耳。如要罵人罵得典雅,則首先要在罵時萬萬別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萬萬不要涉及生理學範圍。罵人一罵到生理學範圍以內,底下再有什麽話都不好說了。譬如你罵某甲,千萬別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為那樣一來,便無是非可言,並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來,豈非勢均力敵,半斤八兩?再者罵人的時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種種難堪的名詞,稱呼起來總要客氣,即使他是極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稱他先生,越客氣,越罵得有力量。罵得時節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詞句,這不但可以使他難堪,還可以減輕他對你罵的力量。俗話少用,因為俗話一覽無遺,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為進 兩人對罵,而自己亦有理屈之處,則處於開罵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將自己理屈之處完全承認下來,即使道歉認錯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處輕輕遮掩過去,然後你再重整旗鼓,著著逼人,方可無後顧之憂。即使自己沒有理屈的地方,也絕不可自行誇張,務必要謙遜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個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後罵起人來,自有一種公正光明的態度。否則你罵他一兩句,他便以你個人的事反唇相譏,一場對罵,會變成兩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無從判斷。所以罵人者自己要低聲下氣,此所謂以退為進。 (八)預設埋伏 你把這句話罵過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將用什麽話罵回來。有眼光的罵人者,便處處留神,或是先將他要罵你的話替他說出來,或是預先安設埋伏,令他罵回來的話失去效力。他罵你的話,你替他說出來,這便等於繳了他的械一般。預設埋伏,便是在要攻擊你的地方,你先輕輕的安下話根,然後他罵過來就等於槍彈打在沙包上,不能中傷。 (九)小題大做 如對方有該罵之處,而題目身小,不值一罵,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罵,那時節你便可用小題大做的方法,來擴大題目。先用誠懇而懷疑的態度引申對方的意思,由不緊要之點引到大題目上去,處處用嚴謹的邏輯逼他說出不邏輯的話來,或是逼他說出合於邏輯但不合乎理的話來,然後你再大舉罵他,罵到體無完膚為止,而原來惹動你的小題目,輕輕一提便了。 (十)遠交近攻 一個時侯,隻能罵一個人,或一種人,或一派人。決不宜多樹敵。所以罵人的時侯,萬勿連累旁人,即時必須牽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則回罵之聲紛至遝來,使你無從應付。 罵人的藝術,一時所能想起來的有上麵十條,信手拈來,並無條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罵人。同時也是想把罵人的技術揭破一點,供愛罵人者參考。挨罵的人看看,罵人的心理原來是這樣的,也算是揭破一張黑幕給你瞧瞧! |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秉承父業,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二十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場景:1982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裏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麽,我總感覺又有那麽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
“我發誓,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我有些發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什麽題目?”
“梁實秋。”父親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一時無法控製自己,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隻是默默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
父親祖籍浙江餘杭,1903年生於北京。祖父梁鹹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英文班第一班學生。家境還算優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裏教幾個孩子,後來又將父親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些都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父親14歲時,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
我想清華8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堂”,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是由美國人進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他也從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上學時,父親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演講。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隻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麽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裏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鼓動起來的。
赴美國求學
1923年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麽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戀愛;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隻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靜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相遇。經許地山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麽?”“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裏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了一生。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她正在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我把父親的一本書送給她,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冰心開心地笑了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麽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動蕩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3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年紀一天天大了,家裏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趕緊就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親教書為生。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誌摩等人過從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非,直到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麽?”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仇恨,隻不過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母愛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1930年,父親又帶著我們全家來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但不到1歲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北京的生活沒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戰爆發,聞聽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父親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在天津的一個朋友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6年之久。
1944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3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到達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裏,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麽,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3個孩子,激動地說:“孩子,這就是我的孩子啊!”
在很多人眼裏,父親是個“洋派十足”的人,這可能歸根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但骨子裏,父親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隻說北京話。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並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穀。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麽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我們一家人終於在廣州又團聚。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因為結婚嫁人,沒有同我們一起走。而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哥哥覺得台灣沒有什麽好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學。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麽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台灣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台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製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教書、寫文章。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敲門,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直接過來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準備返美,母親為了款待我,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表、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助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又重新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隻有四五歲。後來因抗戰,顛沛流離,隻譯了10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生活相對安定下來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的建議,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那兩位後來中途退出,隻剩下父親一人堅持。這是件苦事,因為他全部用古英文寫作,很難看懂。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裏很“嫉妒”地發現,他們還經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照樣手拉手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母親以一貫的自我克製力控製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著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幾個小時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像個孤苦無依的孩子……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托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隻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盡管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燒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走時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麽叫出租車,怎麽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親因突發心髒病住院。當時,小量地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分鍾裏,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髒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話之一是:“我還需更多的氧。”沒想到父親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腸寸斷之感。
選自《三聯生活周刊》
口述:梁文薔 文: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