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流言的特點在於“流動”，說流言的人可以搬家，可以失蹤，可以死亡，即便沒有流動，他也可以否認。因為這個“流動”性， 大家對付流言有兩種辦法，一種是認真的追蹤調查，一種是隨波逐流，聽之任之。手中有權力的人喜歡用第一種，於是東廠西廠錦衣衛便衣臥底就產生了， 規模巨大，氣勢宏偉， 卓有成效。也許是成效太過顯著了吧，產生的副作用也很大， 不到不得不已一般是沒有人會輕易動用的。
魯迅不是手中特有權力的人，對於流言采取的是第二種辦法，基本上是並不在意的。但是流言一旦固定在報刊上，就不再是流言，可以當作法庭上的證據的，魯迅就認真起來， 奮起反擊的時候居多。
後來的李四光先生對於女師大的事件是有他的意見的[1]，但是他對於那個事件的描述隻有這麽一段簡單的描述：“確實不虛，那時楊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麵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準動手，一麵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詳細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為官僚及一班反動者所利用。可憐我們平時最敬愛的青年淑女，為什麽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我隻好跪下求皇天皇天。。。”既然李四光先生不便敘述，我當然也不便議論，這是為了尊重李四光，也是為了尊重曆史。陳西瀅對於女師大的事件也有他的看法，但是大多基於流言。 我也不是手中特有權力的人，對於流言也沒有辦法捕捉住。所以對於女師大的事件的了解我最後隻能求諸於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
感謝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 使得我們對於魯迅在風潮中的意見和作用有了信史的紀錄。因為這段信史資料的難得，我們應該一起來研究這段資料[2]。
《兩地書》的內容看來，許廣平對當時的時事有著自個的看法，對於社會的黑暗和自己的前途也有一些困惑。許廣平說：“近來滿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著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為對校長事主張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複雜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觀的態度。開學後，目見擁楊的和楊的本身的行徑實在不由得不叫人怒發衝冠，施以總攻擊。雖則我一方麵不敢否認反楊的絕對沒有色彩在內，但是我不妨單獨的進行我個人的驅羊運動。”
對於許廣平的來信，魯迅一方麵讓許廣平對社會的黑暗有樂觀的看法，覺得事情沒有那麽想象的糟糕，另一方麵又希望許廣平做“壕塹戰”--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麽之類者就為此。 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那麽魯迅所謂的放冷槍又是什麽？魯迅說：“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隻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也就是說，魯迅不過是用他的筆對社會會的一些黑暗現象或者他看不慣的現象有所批判而已。魯迅自己就不是一個對社會現象赤手空拳挺身而出的人，他怎麽可能去挑起女師大的風波？
李四光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社會科學家有著莫名其妙的恐懼，這點跟魯迅所謂的“中國多暗箭”是類似的意見。陳西瀅在《閑話》中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他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多嘴”--既然如此，陳西瀅先生為什麽又要把“挑剔風潮”的贓硬栽到魯迅身上？假使魯迅不為自己的名譽辯護--這大概是陳西瀅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對魯迅的反抗是頭疼之極--那麽魯迅是最有可能成為這件事件的替罪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能讓魯迅不為自己的名譽辯護嗎？
當年女師大的事件已經過去多年了， 當年更多的學生運動也過去了。從當年的事情來看，中國自有很多旁觀者，他們對於學生的運動是不以為然的，但是他們不勸--不敢或者不願--學生不走上街頭。他們隻是在學生做了犧牲以後表示他們高明的見解，說明學生走上街頭的不當。魯迅和他們不一樣，屬於那個社會罕見的一種。魯迅在事前告訴學生不要隨便走上街頭，在學生犧牲以後卻毅然為學生呼籲，歌頌他們的熱情和精神。
多少年以後，由於我多少有了一些閱曆，我終於明白魯迅的做法才是真正難得的。這個難得不但使我敬仰，有時竟不由自主感到沉痛和哀傷。但這個沉痛和哀傷，畢竟隻是我個人的經曆，我還是不多說得好吧。
透過這樣的風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魯迅和陳西瀅的論爭之中，陳西瀅是把這個論爭更多的看作個人之爭的，他總覺得魯迅造了他的謠，汙蔑他跟楊萌榆一黨。 也許他沒有想到，在他拿起筆寫《粉刷毛廁》的時候，就已經難以阻擋別人對他的猜測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人是最富有摹仿能力的動物，陳西瀅先生能夠把女師大稱作“毛廁”，能夠說某籍某係的人暗中挑動風潮，他難道就想象不出有類似的某籍某係的不利於他的謠言存在？--這個謠言又何必非得魯迅引起？
陳西瀅一直相信周圍人的各種小道消息，他認真地傳布這些小道消息，到了最後終於不明白這些小道消息的來源和真實性，隻能在百般的猜忌和怨恨中咀嚼殉“道”士的苦果。 魯迅在和他的爭論中不停地向他解釋自己並沒有造他的謠，但是他已經不能相信事實了。一個相信流言的人當然難以相信事實，這也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
但事情的最後呢？胡適在1936年承認造謠魯迅的抄襲是不應該的；魯迅毅然拋出《兩地書》又證明了所謂“挑剔”風潮的子虛烏有。到了那時，陳西瀅如果真能公正地回顧一下的話，他應該發現魯迅對他的評價是再沒有錯的--他實在是被自己的謠言給打敗了。
那麽對於我們後來者呢？我覺得有幾點還是有啟發的。作為一個評論者，如果輕易相信流言，那麽就不必扯公正的大旗了，還不如直接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到了那時，即使謠言也是“莫須有”的，他總可以從我們的傳統中找到慰籍自己的天道，再沒有必要擔心有不利於自己的謠言的。
還有一點我們也許應該知道，如果我們要標榜自己的公正清高，還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詞為好，“毛廁”“挑剔風潮”這樣的詞，不但有傷風雅，還有別字的嫌疑。如果某個人拿了報紙這麽一嚷嚷：“毛廁”“挑剔風潮”什麽意思啊？到時又難免以為誰散布了“白字先生”的流言，對於自己的形象畢竟難免有所損害。
寫到這裏，我實在又不得不表示對魯迅的欽佩。世人都說魯迅好爭論，不好說話，但我總覺得魯迅太好說話了。對於這樣的流言，魯迅隻是拿起筆來解釋，沒有半點想付諸公堂的意思。我有時甚至想，與其這麽爭來爭去讓自己難受，不如對簿公堂來得幹脆，不但保護了自己，也省了對方的精力和心思。
當然，謙謙君子另有他們的看法，他們覺得魯迅畢竟還不徹底，為什麽他不能一聲不坑任由對方評論呢？--對於這個意見，我覺得也有說明的必要，但非常抱歉又隻能等到下一回了。
[1]見韓石山《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2]見《兩地書一二三七八》
魯迅不是手中特有權力的人，對於流言采取的是第二種辦法，基本上是並不在意的。但是流言一旦固定在報刊上，就不再是流言，可以當作法庭上的證據的，魯迅就認真起來， 奮起反擊的時候居多。
後來的李四光先生對於女師大的事件是有他的意見的[1]，但是他對於那個事件的描述隻有這麽一段簡單的描述：“確實不虛，那時楊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麵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準動手，一麵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詳細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為官僚及一班反動者所利用。可憐我們平時最敬愛的青年淑女，為什麽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個基督教徒，我隻好跪下求皇天皇天。。。”既然李四光先生不便敘述，我當然也不便議論，這是為了尊重李四光，也是為了尊重曆史。陳西瀅對於女師大的事件也有他的看法，但是大多基於流言。 我也不是手中特有權力的人，對於流言也沒有辦法捕捉住。所以對於女師大的事件的了解我最後隻能求諸於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
感謝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 使得我們對於魯迅在風潮中的意見和作用有了信史的紀錄。因為這段信史資料的難得，我們應該一起來研究這段資料[2]。
《兩地書》的內容看來，許廣平對當時的時事有著自個的看法，對於社會的黑暗和自己的前途也有一些困惑。許廣平說：“近來滿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著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為對校長事主張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複雜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觀的態度。開學後，目見擁楊的和楊的本身的行徑實在不由得不叫人怒發衝冠，施以總攻擊。雖則我一方麵不敢否認反楊的絕對沒有色彩在內，但是我不妨單獨的進行我個人的驅羊運動。”
對於許廣平的來信，魯迅一方麵讓許廣平對社會的黑暗有樂觀的看法，覺得事情沒有那麽想象的糟糕，另一方麵又希望許廣平做“壕塹戰”--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勸別人犧牲什麽之類者就為此。 歐戰的時候，最重“壕塹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那麽魯迅所謂的放冷槍又是什麽？魯迅說：“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隻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也就是說，魯迅不過是用他的筆對社會會的一些黑暗現象或者他看不慣的現象有所批判而已。魯迅自己就不是一個對社會現象赤手空拳挺身而出的人，他怎麽可能去挑起女師大的風波？
李四光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於社會科學家有著莫名其妙的恐懼，這點跟魯迅所謂的“中國多暗箭”是類似的意見。陳西瀅在《閑話》中說：“我們要是勸告女誌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他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多嘴”--既然如此，陳西瀅先生為什麽又要把“挑剔風潮”的贓硬栽到魯迅身上？假使魯迅不為自己的名譽辯護--這大概是陳西瀅最希望看到的，因為他對魯迅的反抗是頭疼之極--那麽魯迅是最有可能成為這件事件的替罪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能讓魯迅不為自己的名譽辯護嗎？
當年女師大的事件已經過去多年了， 當年更多的學生運動也過去了。從當年的事情來看，中國自有很多旁觀者，他們對於學生的運動是不以為然的，但是他們不勸--不敢或者不願--學生不走上街頭。他們隻是在學生做了犧牲以後表示他們高明的見解，說明學生走上街頭的不當。魯迅和他們不一樣，屬於那個社會罕見的一種。魯迅在事前告訴學生不要隨便走上街頭，在學生犧牲以後卻毅然為學生呼籲，歌頌他們的熱情和精神。
多少年以後，由於我多少有了一些閱曆，我終於明白魯迅的做法才是真正難得的。這個難得不但使我敬仰，有時竟不由自主感到沉痛和哀傷。但這個沉痛和哀傷，畢竟隻是我個人的經曆，我還是不多說得好吧。
透過這樣的風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在魯迅和陳西瀅的論爭之中，陳西瀅是把這個論爭更多的看作個人之爭的，他總覺得魯迅造了他的謠，汙蔑他跟楊萌榆一黨。 也許他沒有想到，在他拿起筆寫《粉刷毛廁》的時候，就已經難以阻擋別人對他的猜測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人是最富有摹仿能力的動物，陳西瀅先生能夠把女師大稱作“毛廁”，能夠說某籍某係的人暗中挑動風潮，他難道就想象不出有類似的某籍某係的不利於他的謠言存在？--這個謠言又何必非得魯迅引起？
陳西瀅一直相信周圍人的各種小道消息，他認真地傳布這些小道消息，到了最後終於不明白這些小道消息的來源和真實性，隻能在百般的猜忌和怨恨中咀嚼殉“道”士的苦果。 魯迅在和他的爭論中不停地向他解釋自己並沒有造他的謠，但是他已經不能相信事實了。一個相信流言的人當然難以相信事實，這也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
但事情的最後呢？胡適在1936年承認造謠魯迅的抄襲是不應該的；魯迅毅然拋出《兩地書》又證明了所謂“挑剔”風潮的子虛烏有。到了那時，陳西瀅如果真能公正地回顧一下的話，他應該發現魯迅對他的評價是再沒有錯的--他實在是被自己的謠言給打敗了。
那麽對於我們後來者呢？我覺得有幾點還是有啟發的。作為一個評論者，如果輕易相信流言，那麽就不必扯公正的大旗了，還不如直接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到了那時，即使謠言也是“莫須有”的，他總可以從我們的傳統中找到慰籍自己的天道，再沒有必要擔心有不利於自己的謠言的。
還有一點我們也許應該知道，如果我們要標榜自己的公正清高，還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詞為好，“毛廁”“挑剔風潮”這樣的詞，不但有傷風雅，還有別字的嫌疑。如果某個人拿了報紙這麽一嚷嚷：“毛廁”“挑剔風潮”什麽意思啊？到時又難免以為誰散布了“白字先生”的流言，對於自己的形象畢竟難免有所損害。
寫到這裏，我實在又不得不表示對魯迅的欽佩。世人都說魯迅好爭論，不好說話，但我總覺得魯迅太好說話了。對於這樣的流言，魯迅隻是拿起筆來解釋，沒有半點想付諸公堂的意思。我有時甚至想，與其這麽爭來爭去讓自己難受，不如對簿公堂來得幹脆，不但保護了自己，也省了對方的精力和心思。
當然，謙謙君子另有他們的看法，他們覺得魯迅畢竟還不徹底，為什麽他不能一聲不坑任由對方評論呢？--對於這個意見，我覺得也有說明的必要，但非常抱歉又隻能等到下一回了。
[1]見韓石山《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2]見《兩地書一二三七八》
願意辯護的人,還有一點是不願意讓是非黑白隨波逐流.
因此,不願意辯護的人,也是因為太失望,失望到放棄算了,到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