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兩地書·原信》八

廣平兄：

　　現在才有寫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寫回信。那一回演劇時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實與劇的好壞無關，我在群集裏麵，向來坐不久的。那天觀眾似乎不少，籌款目的，該可以達到一點了罷。好在中國現在也沒有什麽批評家，鑒賞家，給看那樣的戲劇，已經盡夠了，嚴格的說起來，則那天的看客，什麽也不懂而胡鬧的很多，都應該用大批的蚊煙，將它們熏出的。
      
      近來的事件，內容大抵複雜，實不但學校為然。據我看來，女學生還要算好的，大約因為和外麵的社會不大接觸之故罷，所以還不過談談衣飾宴會之類。至於別的地方,怪狀更是層出不窮，東南大學事件就是其一，倘細細剖析，真要為中國前途萬分悲哀。雖至小事，亦複如是，即如《現代評論》的“一個女讀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語，總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許不確。世上的鬼蜮是多極了。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總失敗。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那〔哪〕裏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但說到這類的改革，便是真叫作無從措手。不但此也，現在雖想將“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難。在中國活動的現有兩種“主義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們的精神，還是舊貨，所以我現在無所屬，但希望他們自己覺悟，自動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義者，而同誌自己先打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館，而用護兵守門，真不知是怎麽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單知道燒搶，東三省的漸趨於保護雅〔鴉〕片，總之是抱“發財主義”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濟貧的事，已成為書本子上的故事了。軍隊裏也不好，排擠之風甚盛，勇敢無私的一定孤立，為敵所乘，同人不救，終至陣亡，而巧滑騎牆，專圖地盤者反很得意。我有幾個學生在軍中，倘不同化，怕終不能占得勢力，但若同化，則占得勢力又於將來何益。一個就在攻惠州，雖聞已勝，而終於沒有信來，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無拳無勇，真沒有法，在手頭的隻有筆墨，能寫這封信一類的不得要領的東西而已。但我總還想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於將來有萬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幾個不問成敗而要戰鬥的人，雖然意見和我並不盡同，但這是前幾年所沒有遇到的。我所謂“正在準備破壞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過這麽一回事。要成聯合戰線，還在將來。

　　希望我做點什麽事的人，頗有幾個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領導的人，一須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二須不惜用犧牲，而我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這其實還是革命以前的種種事情的刺激的結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麵。所以，其結果，終於不外乎用空論來發牢騷，印一通書籍雜誌。你如果也要發牢騷，請來幫我們，倘曰“馬前卒”，則吾豈敢，因為我實無馬，坐在人力車上，已經是闊氣的時候了。

　　投稿到報館裏，是碰運氣的，一者編輯先生總有些胡塗，二者投稿一多，確也使人頭昏眼花。我近來常看稿子，不但沒有空閑，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後想不再給人看，但除了幾個熟識的人們。你投稿雖不寫什麽“女士”，我寫信也改稱為“兄”，但看那文章，總帶些女性。我雖然沒有細研究過，但大略看來，似乎“女士”的〈的〉說話的句子排列法，就與“男士”不同，所以寫在紙上，一見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現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猛進》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現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眾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有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魯迅三月卅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