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除了“女師大風潮”論戰之外，還有一件特殊事件，那就是關於“抄襲”問題的爭論。事情是這樣的：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2卷第50期上，發表一篇“閑話”，題目是《剽竊與抄襲》。其中說：“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麵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是當時某些人送給魯迅的“封號”，因為陳西瀅沒有點出魯迅的名字，魯迅當時也未給予回答和駁斥。
陳西瀅含沙射影攻擊魯迅之後，卻未見魯迅反應，於是不出十天，他就寫了《致誌摩》一文，於1926年1月30日在《晨報副刊》上公開發表，其中攻擊魯迅說：“他常常挖苦別人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穀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麵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隻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地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魯迅對陳西瀅涉及自己的人格和品德，不得不做出應答。於是寫了《不是信》，在1926年2月8日《語絲》上發表。文章中作了詳細的辯駁，使陳西瀅啞口無言。魯迅獲得了勝利。
陳西瀅是魯迅“抄襲”一說的傳播者，而到底是誰首說“抄襲”的呢?陳西瀅生前始終未說。
胡適出麵為魯迅洗刷
直到1936年，由陳西瀅與顧頡剛的共同朋友胡適出麵為陳西瀅作解釋。胡適在寫給蘇雪林後來又公開發表的一封信中道：“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陳源—筆者)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穀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穀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使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書信集》中冊，第71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胡適披露首提抄襲的人是張鳳舉，在學術界影響很大。例如，魯迅史料考證專家朱正同誌就深信胡適的說法。朱正曾寫了一篇《小人張鳳舉》，發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2002年第12期79頁)。其中說：“在胡適這封信發表以前，一般讀者都不知道張鳳舉這人在這一論爭中起了這樣的作用。魯迅更是完全不知道這事，還是同先前一樣同張鳳舉往來。但胡適說的是可信的，大家知道，他同陳源關係甚深，這事想必是陳源直接告訴他的吧。想想看：因為女師大的學潮，這時魯迅和陳源之間已經開始了論戰，一麵又到他的論敵那裏去造他的謠言，讓人家拿來攻擊他。這樣挑撥離間、兩麵三刀，稱此人為小人，真是一點也不冤枉。
“用謠言作武器，是最壞的武器，當人家擺出事實真相來，你就一敗塗地了，這一回陳源就吃了張鳳舉的虧，麵對魯迅提出的那些論據，他無法回嘴。這時，他本來可以說明這是聽張鳳舉說的，多少可以讓張分擔一點責任，但他一個字也沒有涉及張。我可以斷言，一定是張央求他不要說出自己來。”
顧潮回憶錄揭開最後麵紗
為了宣傳魯迅，我早在上世紀50年代起，就編寫魯迅軼事。關於魯迅“抄襲”種種說法，我覺得也值得一寫，題目也想好。材料，當然是根據胡適和朱正的考證。但後來我卻放棄不寫了，主要原因是我發現了新資料。據說，首說“抄襲”的人並非張鳳舉，而是顧頡剛。披露材料者不是別人，而是顧頡剛的女兒顧潮。她寫了一部回憶錄《曆劫終叫誌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在書中，提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所謂“抄襲”一事時，顧潮是這樣寫的：“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就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即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
“隨後魯迅在《不是信》中說道：‘鹽穀氏的書，的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為這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
顧潮所寫的回憶錄中，很明確告訴我們，顧頡剛持魯迅有“抄襲”的觀點，並親自對陳西瀅說了，陳西瀅便信以為真，即於1926年把此事在報刊上公布了。
由此可見，魯迅“抄襲”的言說，並不是張鳳舉首說，而是顧頡剛。
另外，孫玉祥在看了顧潮的回憶錄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出麵傳播謠言的雖然是陳源，而製造者卻是顧頡剛!”(詳見孫玉祥《魯迅為什麽刻薄顧頡剛》，刊於《魯迅世界》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