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耶穌一樣,都懷著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孔子把改造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傳教的曆程是從一個朝廷到另外一個朝廷。他教育弟子也是為了朝廷培養幹部,他的學校其實是幹部學校。他培養出來的學生,當了官就興高采烈,可以施展人生報複了,沒有當上官就垂頭喪氣,覺得懷才不遇,世人皆濁我獨清。而耶穌從來不把希望放在羅馬皇帝身上。他說凱薩歸凱薩,上帝歸上帝。他號召門徒深入民間,向最窮苦的人傳播天國的好消息。耶穌生前沒有辦學校,但是教會其實就是學校,後來基督教教會還衍生出了教育神學之外知識的現代學校。
基督教麵向民間的精神,鼓勵著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下鄉傳教,越是狂熱的門徒,越是走向窮鄉僻壤。經過上千年的下鄉傳播運動,基督教在西方掃除了文盲,在社會的底層建立了一個堅實的基督教道德基礎,這個基礎也正是文明的商業和民主的政治之基礎。沒有這個道德基礎,就沒有現代西方。
儒家麵向朝廷的精神,鼓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儒生從窮鄉僻壤走向城市。特別是科舉製度設立以來,儒生們即便在鄉間寒窗苦讀,一個個也是心係朝廷,夢想金榜題名。從農村到城市,從內地到沿海,到處都可以看到儒生們奔向京城趕考的身影。爭相入朝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附庸。氣極了,出城加入土匪,最後鬧一個招安,也還是要做官。
在儒生們像蒼蠅一樣,圍著朝廷嗡嗡亂轉的時候,中國的鄉村卻是文盲一片。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民沒有文化。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是農民。”毛澤東說的是一個事實。中國的社會底層的確沒有文化,所以也沒有道德建設。貪婪,嫉妒,欺騙,固執,狹隘,仇恨,賭博,懶惰,賣淫,暴力等等一切人類的弱點,都處於隨時失控的狀態。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社會底層處於半野蠻狀態。其實半野蠻狀態也是一種文化,也可以叫流民文化。這是中國儒家文化從反麵催生出來的。這種流民文化的理想比儒家文化還要高,那就是不僅要當官,而且還要當皇上。你儒家文化仁義道德,我流民文化偏不講,一切跟你反著來,就是不講理,不講道德,看你怎麽著?所以中國曆史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儒生與土匪都在同一片土壤上生長出來。土匪進而軍閥,退而乞丐,能伸能縮,能高能低,能左能右,隻要能生存,隻要能打天下坐天下,什麽都可以接受,根本不管什麽信仰,根本不管符合不符合道德。這讓儒家驚呼,痛苦,憤恨。可是怪誰呢?難道儒家沒有曆史責任嗎?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倒是一個遠離孔子而接近耶穌的人。他搞工農掃盲運動,他鼓勵知識分子跟工農相結合,他建立農村黨支部。但是毛澤東犯了兩個致命錯誤,一個搞政教合一,讓世俗權力腐蝕了黨支部,一個是搞階級鬥爭,鼓勵仇恨,製造階級歧視,也就是變相的種族歧視。因為有歧視,就無法有博愛,無法有平等。因此最終沒有在社會底層建設起來一個文明道德基礎。而中國就是在這樣一個荒漠般的道德基礎上開始進行經濟改革的。所以現在商業充滿了欺詐,富者淫,窮者恨。急功近利,暴力遍地。
當然並非儒家沒有好主張,但是儒家千好萬好,不把眼睛從朝廷轉移到社會底層,就等於沒用。民主政治,文明商業,都依賴於一個良好的社會基層道德。沒有這個道德,即便是三權分立,法官依舊可能謀私利。沒有這個道德,即便是民選長官,也可能把最能許願的騙子選上去。而社會基層的道德建設,需要一群像基督教下鄉傳教士的那樣心係底層奉獻者.
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