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1960年1月13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州會議結束後，劉少奇於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寧鄉、長沙兩縣農村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劉少奇先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塘生產隊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許家壟生產隊，三天後，即4月12日，來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在這裏劉少奇蹲點18天，是他整個湖南之行蹲點時間最長的地方，也是他在後來的多次講話中反複提到的地方。之後，劉少奇回到故鄉寧鄉縣花明樓炭子衝，作了七天調查，又繼續看了一些地方後，回到長沙，結束了調查。這次調查，成為劉少奇“模範執行中央決定、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重要資曆，成為他後來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的題材，也成為他訂政策、發批示的參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中，劉少奇提到：
“我到湖南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禍’”，憑的就是這次調查。
在這裏加以特別說明的，是劉少奇在天華大隊長達18天之久的蹲點調查。
天華大隊原來是湖南省農業合作化運動以來樹立起的一麵“紅旗”。劉少奇來以前，中央曾派出胡喬木和人民日報的調查組在這裏調查了一兩個月，調查組認為這裏是生產生活搞得比較好的典型，並向中央寫了報告。然而，劉少奇通過18天的蹲點調查，卻得出了和中央調查組不同的結論，認為這個隊有問題，生產和其他工作並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並且和大隊總支書記彭梅秀（有關彭梅秀事件，大家可以自己詳細的看）發生了嚴重的麵對麵的衝突。同時敢於動用“大兵團作戰”來對付反對他的人。以至於彭梅秀在一年以後死亡。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劉少奇的另一麵，那就是曆次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善於搞鬥爭、善於整人。在政治運動的殘酷打擊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劉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運動中打擊人、迫害人的內行裏手。如果說，劉少奇死亡的原因，是文革運動對他的打擊迫害，那麽，根據同樣的邏輯，劉少奇亦應該為彭梅秀的死負一定的責任。也正是這次的調查，為劉少奇的“四清”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60年起，毛澤東退居中央領導層的二線，由劉少奇領導日常工作。1963年2月，劉少奇主持了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為運動定調。在那段時間，他不但強調中國會“變修”的危險，說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而且對毛澤東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麽辦的問題”劉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在運動展開後，當劉少奇聽到毛估價說有20%的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腐化變質的幹部手裏，周恩來彭真等人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權力被壞人掌握時，他進一步誇大說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學校和文化藝術單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在那幾年裏，毛澤東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尖銳看法，劉少奇就接過來把它解釋成、操作化成為一個“打擊一大片”的具體政策，這個互動形式在文革前幾年一直持續著。這無疑是緊跟毛的階級鬥爭理論，論證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難怪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的一致時指出：“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要來做文章了”。因此，四清運動主要是由劉少奇推動的，特別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掛帥，親自坐鎮
指揮四清運動。
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是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文件（簡稱四清前十條），這個文件，除了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之外，在操作層次上，並沒有強調劉少奇主張的“大張旗鼓地處理”，而是提出比較溫和的“說服教育、
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
可是，我們的劉少奇同誌根據他在天華大隊的“經驗”以及他一貫緊跟毛的作風。發展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
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同到河北撫寧縣蹲點的王光美的談話中說：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麵都有根子，要切實查一下上麵的根子。由此，打開了層層追查幹部、人人過關的大門。
8月16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封信中，強調了劉少奇所特別偏好的另一個工作方法，即“大兵團作戰”：“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關於大兵團作戰的方法我後麵詳細論述)。
9月，由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最後定稿。劉少奇修改後的這份文件的主要特點是：對農村幹部中的問題估計得嚴重多了，並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作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麵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對基層組織和幹部要在紮根串連、調查研究之後，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謂“紮根串連”，是指象土改時那樣，由共產黨的工作隊進村訪貧問苦，找到村裏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從而“紮正根子”，作為建立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基礎。當時領導江蘇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後來檢討說，這種秘密紮根串連的作法“是土改時提出來的，那時候在貧雇農中紮根串連，是為著反對地主。今天如果隻將在貧下中農中紮根串連，那就隻能是反對我們的幹部了。”薄一波同誌認為，劉少奇的作法“是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向‘左’轉，嚴重擴大打擊麵的一個重要措
施和步驟。”這裏薄一波所說的“左”，就是指粗暴打擊迫害一大片幹部和群眾。
在《後十條》和劉少奇的多次有關四清的講話中，也強調把放手發動群眾發在第一位，但在劉少奇的前後文中，發動群眾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基層幹部，一種“上層聯合下層對付中層”的權術。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劉少奇把動員起來的群眾，看作是一種“雙刃劍”：“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征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讚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這裏描述群眾的主要參數指標，是其“熱度”、“火候”、“空氣”等等－－典型的塔爾德或勒、朋式的語言，在這裏群眾更近似愛起哄、隨大溜的“烏合之眾”，而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集體智慧的、作為曆史創造者的群眾。
在印發《後十條》同時，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將《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驗”。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這篇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將劉少奇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如領導蹲點、訪貧問苦、紮根串連、保守秘密、大兵團作戰、掌握群眾運動火候等等，都集之於大成。《桃園經驗》的確是王光美花費了心血的，這個錄音報告聽一遍就要五、六個小時。該文件共分五大部分，按運動發展的時間順序講述：（一）紮根串連（二）清經濟，包括查帳、揭發，要幹部放包袱交代問題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記成份、揭露地主富農等（四）組織建設，即村幹部撤職、改選等（五）四清成效和總結。下麵就來看看這些過程的實際內容如何
（一） 秘密紮根串連
《桃園經驗》開頭說到：“到了村子裏，要搞訪貧問苦、紮根串連，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壞人臉上都不寫字，不象演戲那樣，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裝打扮，就給我們個印象，這個人八成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是，到了一個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其神秘化心態鞠然可現。根據王光美的報告，當地幹部為工作隊提供了26個根子，工作隊認為其中隻有14個是合格的，工作隊自己又發展了11個。“開始時，根子不好找，老實的貧下中農不敢說話，選他們作根子，他們卻躲著我們。”經過半個多月的工作，才有了二十多個根子。可以想象，一批陌生的外來者進村後，神秘莫測地、簡單機械地、強加式地給村裏的人口作分類、打標簽，當地人會做出什麽友好反應。有關資料透露出實際的情形：王光美的工作隊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光榮的孤立”，王光美抱怨說：“貧下中農見到工作隊帶答不理的，甚至吃飯都找不到地方。”“吃飯時把你擱在那裏根本不管你，根本沒有感情。就是到一些根子家裏吃飯也不熱情。”王光美按照劉少奇“工作隊開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的指示，進村後讓大量的工作隊員局限在少數人當中搞神秘活動，物色所謂自己的根子，而把其他群眾放在一邊，對中農也不交代政策。尋找一個根子，往往半個月。工作隊進村一個月，才找到了幾個根子，有的工作隊員由於清規戒律特多，就一個也沒找到，其中還出了不少笑話。在新城縣高鎮的一個生產隊有五個工作隊員，所紮根子對象都是同一個老頭（貧農），五個人又都互相保密，紮了二十多天，鬧得這個老貧農莫明其妙，說：“四清就是這樣搞法？！”使得五個工作隊員哭笑不得。
（二） 對待幹部和群眾
《桃園經驗》說，工作隊發現：當地二十幾個主要的大小隊幹部，他們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聯結在一起，而且拿躺倒不幹來嚇唬他們。工作隊的對策就是：發動群眾，前後三次掀起放包袱的高潮。下麵就來看，這些操作是怎樣實行的。據後來群眾組織的調查，桃園四清一開始，就把全村幹部通通趕上了樓，大搞人人檢查過關。桃園大隊幹部共46名，其中被趕上樓檢查過關的43名，被批鬥的39人。有的幹部隻是私分了兩斤掛麵，有的幹部隻是吃了幾頓夥飯就長時間不能下樓，有些給隊裏燒火、做飯、賣菜、趕車的社員也被列為“四不清”對象，統統靠邊站。她搞過四清或過問過的單位，直至縣一級，四清結束後都來了一個幹部大換班。新城縣原有七個常委，四清後僅留一個，公社一級的幹部（正副書記、社長）撤換了五十多名，占全縣這一級幹部的百分之七十三。在幹部受打擊迫害的同時，受衝擊的群眾也不在少數。據桃園統計，群眾放包袱512個，“受教育”者達95％。
（三） 運動群眾
在劉少奇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團作戰”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區域一壓再壓，最後縮減為一個地區隻搞一個縣，全省總共才搞了十個縣，而工作隊竟達十萬人。桃園大隊有217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20多人。王光美後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316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86人。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樂道的“人海戰術”。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幹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眾運動的理想搞法。王光美總結的經驗就是：“革命聲勢，群眾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盲目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眾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利用群眾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不發動群眾而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缺口作為子彈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幹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裏沒底。
劉少奇努力地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運動的標準操作模式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讓王光美隨同他到各地視察，讓她給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的幹部現身說法。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因為表示不盲目執行“桃園經驗”，招致了劉少奇大發脾氣。劉少奇領導下的四清運動，特別是在《後十條》和《桃園經驗》轉發到全國之後，普遍發生打擊麵過大、體罰、武鬥和自殺現象。比如：山東省曲阜縣東郭大隊是名副其實的紅旗單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隊不從實際出發，而是按照“桃園經驗”，將所有大隊幹部隔離反省，勞動模範、支部書記郭守明全家被鬥，給當地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其次，劉少奇還在文藝戰線上緊跟毛，開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劉主持中宣部和文藝界座談會，傳達毛指示，他認為京劇有反黨動機，提出也是影射黨，把兩位作者孟超和田漢打成反黨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國代表團的談話中說中國文學藝術有”根本方向性“問題。這都為文革首先在文藝領域展開製造了聲勢。
當文革進入緊鑼密鼓的發動期後，劉少奇也沒有做過任何抵製的活動，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圖緊跟毛的。例如，當毛決定打倒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時，以劉少奇對這些人的了解，他不會不知道他們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黨內會議上落井下石，推波助瀾，而且在很多對外場合喜形於色地告訴外賓說中國挖出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當文革正式開始後，毛澤東離開北京一段時間，讓劉少奇主持工作。劉利用他掌握的權力派出工作隊，到很多單位挖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尤其在學校中，聲稱要定幾十萬右派。1966年6月，劉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談話時說那個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還對如何揪鬥這位老革命和中學校長作出了這樣的部署：“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劉少奇在被打倒前的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曆史錯覺”，“發掘出劉少奇悲劇的實質”：“這是一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造的神無情拋棄和殘殺的悲劇；這是一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這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
來源：清談天地 www.talkskyla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