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第62回寫道:賈寶玉生日那天,怡紅院的丫頭們把李紈寶釵黛玉湘雲探春她們請去喝酒。史湘運興致勃勃,跟寶玉劃拳,不覺就喝高了。
史湘雲喝高以後,不敢驚動別人,就一個人走出了怡紅院。因為愛那一叢芍藥花長得別致,就把芍藥花做了一個花枕,在花下的一塊青石上睡倒了。
史湘雲這一通美人酣睡,不覺就做了一個好夢。史湘雲發現自己來到了滁地的醉翁亭,喝著用泉水釀製的新酒,看著人來人往的行人樵子,聽著鳥兒唱著“食色性也“的戀歌, 不知不覺就睡了, 並且在夢中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飛來飛去。 沒曾想這蝴蝶正和另一隻蝴蝶雙雙翩翩的時候,史湘雲卻被小丫頭給推醒了。 醒來第一眼看到的卻是一隻獨自起舞的蝴蝶。
於是史湘雲就開始陷入沉思:到底是史湘雲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史湘雲?
當然,這是莊周夢蝶的故事,《紅樓夢》並沒有明寫這段故事。我之所以把這個故事和《紅樓夢》史湘雲“唯恐石涼人睡去”的故事攪和起來,是因為史湘雲的命運一直存在兩種說法。這兩種說法就和莊周夢蝶類似,到最後不知道是史湘雲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變成了史湘雲--不過這裏的“蝴蝶”不是蝴蝶,而是脂硯齋。
那麽這個脂硯齋變成史湘雲到底怎麽回事呢?下麵我就做一個比較仔細的說明。
故事的開始,應該是史湘雲先變成了“蝴蝶”。為什麽呢?
我想大家對這個事情有所了解,特別是通過我上麵兩回的分析,我們大家都有這樣一個認識:史湘雲是一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女孩子。
從《紅樓夢》開始發表以來,史湘雲就擁有不少喜歡她的粉絲。在這些粉絲之中,有一個人重新續寫了《紅樓夢》的後四十回[1][2]--我們現在看不到這個本子,這個本子僅存在一些紅學家的傳說中,但這個傳說又具有非常大的誘惑力和影響力--在這個四十回中,嫁給賈寶玉的就是史湘雲而不是薛寶釵。我們也知道,《紅樓夢》續作的版本很多。在不少版本中,嫁給賈寶玉的是林黛玉;在更多的版本中,賈寶玉不止娶了一個女孩子,甚至把薛寶釵林黛玉史湘雲妙玉等等全部娶了的也有。所以這個版本的存在最能說明的就是很多人是非常欣賞史湘雲的。
但接著這隻“蝴蝶“就變成了史湘雲。 為什麽呢?
這個事情說起來比較複雜, 要說得從胡適說起。
大家知道胡適倡導的新紅學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續傳”。 因為這個“自續傳”的說法,很多紅學家就把賈寶玉和曹雪芹直接劃了一個等號。既然賈寶玉等於曹雪芹,那麽非常顯然的推論就是薛寶釵、林黛玉、史湘雲必然也是曆史上存在過的人而不是簡單的藝術形象。曹雪芹是有老婆的,那麽薛寶釵、林黛玉、史湘雲必有一個嫁給了他。--這個推論比較奇怪,但對不少人來說很嚴密--根據脂硯齋評本,能夠嫁給作者的應該是脂硯齋,這個脂硯齋是史湘雲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在這樣一係列的推論下,“蝴蝶”變成了史湘雲, 脂硯齋變成了史湘雲。
由於這個莊周化蝶故事和史湘雲變成脂硯齋的經過相仿,史湘雲的命運就有了兩種說法。為了說明史湘雲的命運,我們就不得不兩路出擊。
由於篇幅的限製,我還是把這兩種命運交給下一篇分析吧。
[1]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後,還真有點像進了“紅色保險箱”,逍遙自在。不僅接踵而至的各項政治運動和變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與自己無關,兒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隊的插隊,雖然難免牽腸掛肚,但既然全國人民都一樣,也就沒有什麽特別的。
“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後,全國人民都逐漸開始對“文革”懷疑和反思,在北京這樣政治敏感度很強的地方,更是如此。社會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逐漸鬆動起來,“人情味”慢慢有所恢複,不像“文革”熱潮時那樣互相提防和敵視了。周汝昌最上心的,當然還是搞了半輩子的《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
1974年重陽節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張伯駒的來信,通報了一個讓人頗為震動的消息:有一個退休教師張琦翔,訪問張伯駒談到《紅樓夢》,說他在日本侵略軍占領時期曾於北大聽一個名叫兒玉達童的教授講課,兒玉達童說他見過一個《紅樓夢》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橋者所收藏,其中回以後的內容,與通行本的後40回完全不同,如賈探春的遠嫁是“杏元和番”(《二度梅》戲裏陳杏元嫁到異民族),黛玉早夭後寶釵才嫁寶玉,寶釵“早卒”,賈寶玉窮到去當更夫等情節。
這個消息對於周汝昌來說,實在可以說是石破天驚。因為周汝昌研究紅學以來,最根本的學術立場和最核心的學術觀點就是認定後40回是“偽續”,由於它的出現,淆亂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後來各種各樣的“續書”,卻都是從後40回的“狗尾”開始接續的。這個兒玉達童所說的本子,80回後的內容信息卻和野史筆記中傳說的“舊時真本《紅樓夢》”情況接近。如果能把這個完全不同於程高續書後40回的《紅樓夢》文本找到,那麽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學術意義。
周汝昌震撼了,激動了,簡直可以說是渾身熱血沸騰。湊巧,周汝昌聽說這時正有一個對中國友好的日本人來華訪問,名叫鳥居。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情況下,這可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周汝昌對這個文本的關注實在太心切了,就提筆向當時主管文化宣傳機構的中央領導人姚文元寫信,報告這一重要的發現線索,建議他請鳥居回國後打聽兒玉達童的下落,因為既然兒玉達童講到這個文本,那就不排除這個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裏並帶回了日本。
姚文元給周汝昌回了信,稱他為“周汝昌先生”,態度十分客氣,說已經請托鳥居回日本後尋找。顯然,這是因為姚文元知道毛澤東和江青對周汝昌、對《〈紅樓夢〉新證》都有好感,同時他本人也是一個文史修養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這個新的《紅樓夢》文本,也許會在毛澤東處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積極態度是可以理解的。
過了一段時間,姚文元又來信,說鳥居已經找到兒玉達童,但已經是個年紀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記憶力,對這個本子無法繼續探尋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傳機構的最高領導,是“四人幫”中的“筆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這並不影響他對尋找《紅樓夢》異本的熱情,尤其是在毛澤東對《紅樓夢》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寫了第二封信,正麵陳述流行本《紅樓夢》的問題,建議應該迅速整理校訂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這第二封信是寫給姚文元還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經記不太清楚,似乎是寫給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後來在清查“四人幫”的運動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寫的信,遲遲沒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難免有些失望,心想這樣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視和支持。這時已經是1975年。 (之六十五)
梁歸智著 漓江出版社
[2]這個四十回據說是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石頭記》是《紅樓夢》又一別名, 脂硯齋評本是目前紅學界大多數人承認的較早的版本。當然也有不同意見,但這是題外話了--的脂本續的,跟目前大家熟悉的程高本有很大的區別。這個後四十回得到紅學家重視是因為胡適和周汝昌倡導的新紅學。新紅學的考據和曆史上的探秩有很大的聯係。胡適因為讀袁枚的《隨園筆記》而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周汝昌在這基礎上對脂批作了詳細的研究,他得出的結論就是脂硯齋就是史湘雲。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周汝昌對於這個探秩結果的重視並且因此讓紅學界震動的結果可想而知。在這裏對細節的評論不太現實,我隻能簡單地說:“比起胡適來,周汝昌缺乏小心求證的謹慎和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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