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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朱熹的一件事看中國古文人的鬥爭

(2006-12-12 10:57:44) 下一個
中國人聰明,很大程度在於難得糊塗的聰明。

梁惠王看見一條牛從堂下牽過,知道這條牛要被殺了當祭祀品,心中不忍,用一條羊代替。

這就是中國人的聰明,難得糊塗。梁惠王稍微再動一下腦筋,就知道羊也值得同情。 但是梁惠王剛好難得糊塗了一下,這就是聰明, 剛好給我們孟聖人一個拍馬屁的機會,可見糊塗真的難得啊!

譬如中國文人相輕,從有曆史以來就沒有間斷過。到了後來越發嚴重,發展成為黨爭,弄不好就要死掉一大批的。但是我們的聰明在於難得糊塗,一味的可以當作不知道;偶然看見了,心中或有不忍,於是就有了替代羊。 譬如文革,看到的人實在太多,再騙不過去的,就找一個替代羊,據說是進化論的錯誤。

我因此就想畫畫某些人的皮,看看這文人的鬥爭到底是傳統還是舶來品。偶然一翻,找到了朱熹的一段故事。

朱熹的故事知道的人或許不少,正好用來溫故而知新;不知道的呢,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我們的古人是如何爭鬥的。

朱熹是南宋人,他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所創的理論主要是承接二程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 這個理在形而上學來說就是太極,天理。在政治倫理上的功用就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這個思想一直到新中國還是主流思想, 就是現在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

就是這樣一個道貌岸然的朱熹,有一個政敵唐仲友。 人有政敵不奇怪,按道理朱熹應該按照他的理論“滅人欲”, 盡量滅掉心中打倒對手的欲火才是。

可朱熹非反己道而行之。

為了搞臭唐仲友,非要指責唐仲友和妓女嚴蕊有曖昧關係。 為了打倒對手,朱熹逮捕嚴蕊,大加酷刑。沒想到這樣一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偏偏碰上了一個出汙泥而不染的巾幗英雄,寧死不屈,就是不肯誣陷唐仲友。

這件事因此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

當時朱熹並沒有讀過進化論,他似乎也沒有讀通佛教的“空”--當然他後來是很反對佛教的空的, 也許他那點私欲畢竟是天人合一的大道吧,怎麽舍得“空”掉?至於妓女之類,照他的道理是應該和唐仲友有一腿的,否則就沒有實現“綱”--大概朱熹的理論還有漏洞,應該加上“官為妓綱”,這樣人欲天理之間的區分就漂亮的無可挑剔了。

朱熹學會了儒家的恕道--“己所不欲,莫加之人”--對朱熹來說,他不相信有人會用同樣的辦法加到他身上的。 但是事有所違,學會這個恕道的人很多。 後來一個叫史繼組的監察禦史,大概也不相信別人會把這樣的辦法用到自己身上,利用職權之便向皇帝上疏, 指責朱熹言行不一,引誘兩個尼姑為妾--仁乎?義乎?禮乎?智乎?信乎?--更為有趣的是,朱熹聽到皇帝要貶他的官,嚇得立刻什麽都承認了:“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

通過桃色事件打擊對手的辦法就這樣流傳下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終於因為人數眾多弄得大家都不爽。當然文化大革命的爭鬥不僅此一種,可說是中國人曆來人鬥人技戰術的集大成--但是中心思想和這個“存天理,滅人欲”是一脈相承。

朱熹的這個故事和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告訴我們,這個“滅人欲”畢竟不如說起來那麽簡單。如果沒有了“大人”的難得糊塗,是難免要鬥得雞飛狗跳,原形畢露的。

所以,中國有些人的不願爭鬥,實在跟進化論沒有關係,倒是跟“大人”是否難得糊塗密切相關。如果大人難得糊塗呢,大家剛好遮去那一點赭顏, 兩手往袖管裏一攏,作揖問好。一旦上麵有什麽風吹草動,或者說“大人”不難得糊塗了, 中國人從袖管裏掏出來的就是老拳了。

老拳相向,隻不過是籠而統之的說法,實在是難以概括中國人勇於戰鬥、善於戰鬥的英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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