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從焚書坑儒談起

從焚書坑儒談起

作者：柳樹下的童年

　　錢穆的《國學概論》裏有一個章節名叫《贏秦之焚書坑儒》，有些話說得很有意思，他首先從《呂氏春秋》說起，揭出學術隨政治而變化的趨勢，“諸子爭鳴，至戰國晚季而益烈，是非樊亂，議論百出。秦一天下，學術隨政治而轉移，乃亦有漸趨統一之趨向，呂不韋著春秋，意在薈萃群言，牢籠眾說，借政治之勢力，定學術於一是。”但是隻薈萃牢籠還不夠，因為各種異端雜說畢竟還是存在的，隻要存在，即使一時被牢籠在手，難保哪一天不會跳出去，所以幹脆徹底一點，以高壓鋤異說，焚其書，坑其人，封建社會學術思想的大一統局麵就是以此為前提的，而先秦學術的百家爭鳴局麵也自此而終，“蓋諸子之興，本為在下者以學術爭政治；而其衰，則為在上者以政治爭學術。”

　　對於焚書的範圍，錢穆也做了一番論述，這裏麵共有三種說法：第一種出自劉大櫆的《焚書辯》，認為秦始皇隻焚民間書籍，不焚博士官書，官方的藏經是被項羽一把秦廷大火燒掉的；第二種出自章太炎的《秦獻記》，認為“自秦紀、史篇、醫藥、卜筮、種樹而外，秘書私夾，無所不燒。方策述作，無所不禁。”本來焚書坑儒一事即由博士議政而起，不燒博士官書似乎沒有道理，但漢興以來，六藝殘缺，諸子之書卻是完好的，所以錢穆更認同王充的說法，“僅焚五經，不及諸子。”

　　我近來又讀了王元化的《九十年代反思錄》，其中有一篇《對於“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提到章太炎和魯迅對秦始皇的評價，聯係一下錢穆的敘述，覺得很有意思。章太炎寫《秦獻記》、《秦政記》，都對秦始皇取肯定態度，而魯迅在《華德焚書異同論》中也為之辯護，認為秦焚書而不焚醫書、農書，和希特勒焚書是不同的。賈誼在《過秦論》中認為秦亡的原因是“仁義不施”，章、魯二人則都以此論迂闊，不予認可。其實社會發展到那個程度，學術一統已是不可更改的趨勢，關鍵隻是一個選擇的問題，秦始皇選擇了法家的路，於是行法家之舉，硬性壓製學術，焚書坑儒，但是，此路不通，所以秦很快就滅亡了。時至西漢，武帝吸取秦朝的教訓，換了一條儒家的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可以看作是“焚書坑儒”的儒家表現形式，二者效果是相同的，差別隻在快慢而已。

　　但不管怎麽說，天下總算是統一了，錢穆所說的“在上者以政治爭學術”也成了大一統社會的一種典型特征。確切地說，封建社會已經不是“以政治爭學術”了，應該是“以政治管學術”。我試著將中國的學術發展史粗略回顧了一下，覺得除了先秦諸子和清初、清末的一些學人之外，餘者基本上都是埋頭故紙堆或坐而論道，他們絕不會想到經世方麵去。誠然，中國古代的學術是很發達且獨樹一幟的，什麽經學、史學、理學、心學、樸學、玄學、考據學、音韻學、訓詁學……但是，必須明白，這學術上的繁榮就是政治上高壓的結果，是焚書坑儒和文字獄的副產品，學者們不敢言時事，才隻好投身到純學術的領域裏去，這筆買賣，我們並沒有賺到什麽。所以我覺得，焚書坑儒所帶來的影響，不隻是古籍流失、諸子匿跡，還關係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大一統的政治形態下，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操守。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操守是怎樣的呢？恕我直言，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性格是幫閑，第二性格是隱遁，而反抗隻能算是屬於少數知識分子的“個性”。具體怎樣幫閑，這裏不多說了，讀者盡可以向魯迅的書裏去找，魯迅曾將知識分子比作領頭羊，項佩鈴鐺、昂首闊步地將老百姓引向屠宰場去，事實大抵如此。我主要想討論的是，造成知識分子奴性的原因何在。

　　首先從知識分子自身的特點去探討，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魯迅曾寫過一篇名叫《關於知識階級》的演講稿，其中談到唐朝的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士兵操練，很是勇敢，於是有人在他麵前稱讚。他說：“兵好是好，可是無思想，”接著魯迅評價道：“因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沒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會沒有勇氣了。現在倘叫我去當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難於實行了。有知識的人，講講柏拉圖講講蘇格拉底是不會有危險的。講柏拉圖可以講一年，講蘇格拉底可以講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幹危險的事情，那就很費踟躊。”我引這段文字的目的，並不是說“知識越多越反動”，主要是想表明一個意思，就是知識分子有軟弱性。魯迅自己尚不將自己排除在外，何況他人？這個軟弱性的危害實在很大，為什麽中國的封建社會拖延得那麽長？既然知識分子不肯幹預政治，天下就總是由農民搶過來搶過去，雖說這裏麵也有開元盛世，但一治一亂，總是起起伏伏，翻來覆去，不肯向前邁進一步，所以魯迅用三句話就概括了中國的政治狀況：“曾經闊氣的人要複古，正在闊氣的人要維持現狀，未曾闊氣的人要革新。”假如知識分子能早一日覺醒，早一日走出象牙塔，去了解社會，關心政治，我想，中國在近代是不會淪落到這個地步的。

　　其次，從社會的大環境去探討，這一點是相對主要的。關鍵是飯碗的問題，知識分子也是人，也要吃飯，他們的飯碗掌握在誰的手裏，就自然而然地為誰獻計獻策、歌功頌德。在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官大也好，官小也好，隻要做上去，就可以安身立命，那時候還沒有職業作家一說，也沒有這許許多多的行業，社會裏主要就是官員和農民，所以，知識分子是無從選擇的，要麽去做官，要麽像陶淵明一樣去種田，兩相比較，當然是願意做官的多了。今天，我們也許會嘲笑屈原、杜甫的愚忠，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就是那麽一個樣子，苛求沒有用，要怪隻能怪社會製度與形態。說到封建社會在這方麵的弊端，還是那句話：“在上者以政治爭學術。”“爭”的結果是知識分子都跑到統治者手底下去做官了，被統治者包養起來，成了他們的幫閑。

　　到清末封建秩序漸漸被打破，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批先進人物，嚴複、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魯迅、周作人、胡適……這時知識分子才普遍地擁有了獨立的思想與人格。然而，即便如此，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危險。知識分子必須警惕另一種情況，即魯迅所指出的“淪為大眾的幫閑”。

　　不吃官飯了，知識分子通常要改吃文學這碗飯，但，誠如周作人所說：“作家須聽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會的要求，新舊左右，如貓眼睛的轉變，亦實將疲於奔命。”一個知識分子，一旦淪落到看大眾眼色寫文章的地步，他也就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幫閑了，再回過頭來看看當代的中國文壇，這種幫閑豈不是很多？魯迅和周作人的預見可謂高明。對於這個怪現象，解決方法是有的，就是另外尋一種謀生之術，不要單吃文學這碗飯，以免隨波逐流。如以文學為飯碗，則終不免為文學所奴役，另有謀生之術，文學事業才能獲得獨立。當初魯迅、周作人、鬱達夫都不是學文學的，並且在成名之後也還在教育界兼職，但他們最終都成了文學方麵的大師，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