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不少人認為中國國產黨（特別是毛時代）的統治是個悖論，這個觀點值得商榷。 因為這個原因，這篇文章就關於毛澤東和章伯鈞關於民主的觀念作一番解釋。 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能夠讓一些無辜的人知道問題的關鍵，從而走出困惑。
從對曆史的結果和影響看來，把章伯鈞和毛澤東放在民主這個話題來PK並不合適。但是從曆史的本身來說，毛澤東和章伯鈞的理論還果真碰撞出了一次火花。 雖然在那次碰撞中，毛澤東以全麵的優勢獲得勝利，但是章伯鈞的失敗卻讓他光榮地成為了某種象征，使得他有幸成為了我這篇文章的另一個主角。
我們先回顧一下曆史。
1957年章伯鈞是光明日報的社長。光明日報是民盟籌備創辦的。 換句話說，章伯鈞是個民主黨派人士，但同時又是共產黨員。我這裏強調他的雙重身份，是為了更好地解釋一些曆史問題。
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 號召大家大鳴大放。 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目的是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1]。
5月21日下午，章伯鈞發言了。他在發言中說--這一段同樣引自[1]：
今天，我談個人的意見。近二十幾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
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要進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製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有才能的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他談話的內容第一部分是說好話，老百姓的說法是打官腔。說實在的也確實是做官特別是當時做官的八股文的功課。也許這樣的八股文看多了，很多人就跳過了第一段，直接研究他的第二段。他的第二三段是他的建議，也是他的“民主”主張。第四五六段是他的批評和要求。
我們再接著看看這篇講話引起的風波，我想章伯鈞是肯定沒有想得到的。如果他能夠預料，從後麵的變化來看，我覺得他不會說這樣的話。也就是說，章伯鈞也許確實真的是為了“幫助”中國共產黨， 這更使得他產生了心理不平衡，也因此讓有些人對“引蛇出洞”這個成語有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憎惡。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章伯鈞後來能夠順利平反，又是因為這個“好心”。 因為這個好心，他的錯誤就成為了人民內部的矛盾，也就終於大事化小了。
我之所以在解釋他的理論麵前解釋這麽一段，是為了強調一點。章伯鈞並不是一個“民主英雄”，我這樣做不是為了抹去他的光輝，而是為了尊重曆史。因為多少年後，章伯鈞即使發過抱怨，但是他一直強調的是“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探索如何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我沒有說過輪流坐莊的話，那是別人強加在我頭上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更能體會到章伯鈞和那個時代一些人的真正的悲劇。
章伯鈞作為一個曾經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又是一個民主黨派人士，這樣的身份使得他在當時的環境下的命運是無法自我掌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一直就不是一個英雄。 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需要把他的民主理念和毛澤東的民主理念做個比較，從而能夠更好地了解曆史，或許對將來也有所裨益。
章伯鈞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並不很容易解釋，但是那些並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以隻能跳過不提。下麵還是就他講話的第二第三段的內涵作一些解釋。
很容易看出，章伯鈞的民主理論是有曆史的承襲的。它的祖宗就是康有為先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民主的PK就是毛澤東的民主理念和西方民主裏麵的PK。 也就是說，章伯鈞的失誤在於他並沒有理解毛澤東民主的實質，所以毛澤東非得把他當作一個靶子來批評，從而做到教育大家。
簡單說來，毛澤東的民主理論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是經曆過嚴酷的戰爭時代的，對於“敵人”這個概念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理解，所以也就有了“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辯證統一”的概念。換句話說，毛澤東並沒有強調每個人都有自由言論的權利，恰恰相反，一旦被認定是敵人的言論，毛澤東就舉起了專政的手段。這種手段，正如我一貫強調的那樣，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色。 很多人無意有意地把毛澤東和希特勒比較，並且為此曲解魯迅的文章，在我看來是不恰當的，甚至有著向西方媒體獻媚的趨向。 因為在中國的大多數人看來，毛澤東從來沒有宣揚國優等民族的觀念，他強調更多的是弱勢民族，這點和希特勒是完全相反的。
毛澤東惟一不同於儒家文化的，就是他對於儒家“人”的概念的界定， 他不相信官的權威性和先進性，卻保留了“保民為王”的思想。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是這個理論最偉大的實踐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毛澤東相信的是“人民當家作主”，在這種理論下，官和知識分子應該從屬於人民。 但是章伯鈞和其他的一些幹部，非得強調他們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和待遇，這當然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和批評。
毛澤東這種理論的實質是對儒家“人性善”的反動，問題在於“人”的概念經過新文化運動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把一個普通老百姓定義為先進的階級，從而讓他參與國家政治，那麽他到底屬於什麽階級？也就是說，毛澤東的階級出身論是一種靜止的“階級”觀念。他自己對於這個觀念還比較的辯證--至少他還強調懲前毖後的治病方針--但是這個觀念在大多數老百姓看來，他們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掌握這樣的理論的，他們在某一個時間確定敵人的觀念是靜止的、心血來潮的，但是有沒有必要的製度和措施來糾正這種錯誤。特別在一些激進分子的眼裏和手裏，“階級敵人”當然也就多了起來。
所以問題的實質在於毛澤東依然相信“人性善”，但是毛澤東把儒家“人”的界定顛倒了過來。
章伯鈞對於毛澤東的民主觀念並不十分了解，他對於共產黨和毛澤東引以為豪的延安整風也缺乏基本了解，所以在受到毛澤東的批判以後，他依然以為“按照黨的要求進行大鳴大放，對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實際上，毛澤東的整風運動就是要求通過對某些分子的批評和教育，達到統一思想，從而堅信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的先進性。
那麽章伯鈞的理論有沒有合理之處呢？當然有，因為知識分子最需要的就是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了這個自由“抬棺作戰”，“借屍還魂”，“神靈附體”，“指桑罵愧”，“借古說今”，“洋為中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用盡了一切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爭取了他們在社會上獨特的地位， 能夠說沒有合理的成分？
但是有沒有現實性？其實章伯鈞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們自己就是當官的，他們又有什麽理由批評共產黨當官？毛澤東說，如果你們再繼續伸手，我們就讓你們到農村去，讓你們體會體會掂量掂量自己。
簡單地說，知識分子要把自己劃為“當家作主的民”，這不單是曆史的繼承，也有自己的私心，所以在他們看來是那麽的合理，那麽的正當，那麽的水到渠成，但是這個要求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卻不那麽的顯然。他要求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民”的合法地位。--從文字學角度來看，這確實是個很大的幽默，儒家文化的中庸理論把知識分子打扮成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一方麵認為“民”是低級的，為了保證自己的優越感和天生的自戀精神，他們拚命把自己的身份向“君王”那方麵靠攏，所以他們任意取笑老百姓，歧視老百姓，把他們說成是愚蠢的，不道德的；但是現實又告訴他們不是統治階級，不是君王，所以他們又經常披起小羊羔的衣服，向君謙卑地稱為“民”，“小民”，“奴下”，以博得君王的同情。到了真正劃分階級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既不是人，也不是民。 他們真地想成為“民”，特別是當家作主的“民”居然還需要一段麻煩的手續。這個手續本身就是對他們的屈辱，更何況其中還有可能受到生命的危險呢？
當然，客觀地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即使是儒家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有時確實幫助了老百姓，老百姓大多數時候還是承認他們的地位的不同的；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也為一個政權的成功和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君王有時也自覺地給與他們特殊的地位。但問題是在某些時候，譬如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職位和物質利益的時候，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性格就不可避免地讓他們承受失敗和痛苦。
一句話，毛澤東作為一個成功的領袖，他對於曆史的成敗確實研究得很多。 在大多數時候，從後麵的結果來看，是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但是問題在於，又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夠保證完全正確？從成敗來看，毛澤東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從人格來看，他比當時人看得更遠，更有自信和魄力，對於大多數的功過他處理得還是很公正的。
毛澤東的性格保證了他能夠在困難中堅持下去。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是人，他也會犯錯誤。他也許沒有想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具有一樣的忍受力，他也許無法理解很多下層的人之所以能夠吃得起苦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之所以能夠不欺壓別人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
所以毛澤東的階級論始終無法讓他周圍的人接受，但是始終又是最底層老百姓心中的真理。
經過多少年以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也就淡薄成了“陳涉吳廣”的口號--將相王侯，寧有種乎？誰又能說，這不是民的呼聲？誰又能說，這不是民主的要求？惟一遺憾的是，這種要求因為來自底層，就必定影響很多人的利益或者生命，因此也就無法實現有些人的民主理念--民主就是他的自由或者大家的自由。
所以從現實這個角度，章伯鈞是沒有可能和毛澤東PK的，他的包袱太大卻沒有足夠的膽識。但是從理論的角度，這個民主的PK將繼續下去，因為到底誰能當家作主，怎樣當家作主，恐怕還是沒有一個必然的答案。
[1]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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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曆史的結果和影響看來，把章伯鈞和毛澤東放在民主這個話題來PK並不合適。但是從曆史的本身來說，毛澤東和章伯鈞的理論還果真碰撞出了一次火花。 雖然在那次碰撞中，毛澤東以全麵的優勢獲得勝利，但是章伯鈞的失敗卻讓他光榮地成為了某種象征，使得他有幸成為了我這篇文章的另一個主角。
我們先回顧一下曆史。
1957年章伯鈞是光明日報的社長。光明日報是民盟籌備創辦的。 換句話說，章伯鈞是個民主黨派人士，但同時又是共產黨員。我這裏強調他的雙重身份，是為了更好地解釋一些曆史問題。
1957年，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 號召大家大鳴大放。 章伯鈞應邀參加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民主人士座談會，目的是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1]。
5月21日下午，章伯鈞發言了。他在發言中說--這一段同樣引自[1]：
今天，我談個人的意見。近二十幾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
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裏對黨委製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製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起來。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要進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製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有才能的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
他談話的內容第一部分是說好話，老百姓的說法是打官腔。說實在的也確實是做官特別是當時做官的八股文的功課。也許這樣的八股文看多了，很多人就跳過了第一段，直接研究他的第二段。他的第二三段是他的建議，也是他的“民主”主張。第四五六段是他的批評和要求。
我們再接著看看這篇講話引起的風波，我想章伯鈞是肯定沒有想得到的。如果他能夠預料，從後麵的變化來看，我覺得他不會說這樣的話。也就是說，章伯鈞也許確實真的是為了“幫助”中國共產黨， 這更使得他產生了心理不平衡，也因此讓有些人對“引蛇出洞”這個成語有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憎惡。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章伯鈞後來能夠順利平反，又是因為這個“好心”。 因為這個好心，他的錯誤就成為了人民內部的矛盾，也就終於大事化小了。
我之所以在解釋他的理論麵前解釋這麽一段，是為了強調一點。章伯鈞並不是一個“民主英雄”，我這樣做不是為了抹去他的光輝，而是為了尊重曆史。因為多少年後，章伯鈞即使發過抱怨，但是他一直強調的是“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探索如何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我沒有說過輪流坐莊的話，那是別人強加在我頭上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更能體會到章伯鈞和那個時代一些人的真正的悲劇。
章伯鈞作為一個曾經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又是一個民主黨派人士，這樣的身份使得他在當時的環境下的命運是無法自我掌控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一直就不是一個英雄。 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需要把他的民主理念和毛澤東的民主理念做個比較，從而能夠更好地了解曆史，或許對將來也有所裨益。
章伯鈞被打成右派的主要原因並不很容易解釋，但是那些並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所以隻能跳過不提。下麵還是就他講話的第二第三段的內涵作一些解釋。
很容易看出，章伯鈞的民主理論是有曆史的承襲的。它的祖宗就是康有為先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民主的PK就是毛澤東的民主理念和西方民主裏麵的PK。 也就是說，章伯鈞的失誤在於他並沒有理解毛澤東民主的實質，所以毛澤東非得把他當作一個靶子來批評，從而做到教育大家。
簡單說來，毛澤東的民主理論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毛澤東是經曆過嚴酷的戰爭時代的，對於“敵人”這個概念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理解，所以也就有了“人民民主專政”這個“辯證統一”的概念。換句話說，毛澤東並沒有強調每個人都有自由言論的權利，恰恰相反，一旦被認定是敵人的言論，毛澤東就舉起了專政的手段。這種手段，正如我一貫強調的那樣，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色。 很多人無意有意地把毛澤東和希特勒比較，並且為此曲解魯迅的文章，在我看來是不恰當的，甚至有著向西方媒體獻媚的趨向。 因為在中國的大多數人看來，毛澤東從來沒有宣揚國優等民族的觀念，他強調更多的是弱勢民族，這點和希特勒是完全相反的。
毛澤東惟一不同於儒家文化的，就是他對於儒家“人”的概念的界定， 他不相信官的權威性和先進性，卻保留了“保民為王”的思想。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是這個理論最偉大的實踐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毛澤東相信的是“人民當家作主”，在這種理論下，官和知識分子應該從屬於人民。 但是章伯鈞和其他的一些幹部，非得強調他們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和待遇，這當然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和批評。
毛澤東這種理論的實質是對儒家“人性善”的反動，問題在於“人”的概念經過新文化運動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把一個普通老百姓定義為先進的階級，從而讓他參與國家政治，那麽他到底屬於什麽階級？也就是說，毛澤東的階級出身論是一種靜止的“階級”觀念。他自己對於這個觀念還比較的辯證--至少他還強調懲前毖後的治病方針--但是這個觀念在大多數老百姓看來，他們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掌握這樣的理論的，他們在某一個時間確定敵人的觀念是靜止的、心血來潮的，但是有沒有必要的製度和措施來糾正這種錯誤。特別在一些激進分子的眼裏和手裏，“階級敵人”當然也就多了起來。
所以問題的實質在於毛澤東依然相信“人性善”，但是毛澤東把儒家“人”的界定顛倒了過來。
章伯鈞對於毛澤東的民主觀念並不十分了解，他對於共產黨和毛澤東引以為豪的延安整風也缺乏基本了解，所以在受到毛澤東的批判以後，他依然以為“按照黨的要求進行大鳴大放，對黨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實際上，毛澤東的整風運動就是要求通過對某些分子的批評和教育，達到統一思想，從而堅信共產黨和勞動人民的先進性。
那麽章伯鈞的理論有沒有合理之處呢？當然有，因為知識分子最需要的就是言論和思想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了這個自由“抬棺作戰”，“借屍還魂”，“神靈附體”，“指桑罵愧”，“借古說今”，“洋為中用”，“一哭二鬧三上吊”。。。用盡了一切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爭取了他們在社會上獨特的地位， 能夠說沒有合理的成分？
但是有沒有現實性？其實章伯鈞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們自己就是當官的，他們又有什麽理由批評共產黨當官？毛澤東說，如果你們再繼續伸手，我們就讓你們到農村去，讓你們體會體會掂量掂量自己。
簡單地說，知識分子要把自己劃為“當家作主的民”，這不單是曆史的繼承，也有自己的私心，所以在他們看來是那麽的合理，那麽的正當，那麽的水到渠成，但是這個要求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卻不那麽的顯然。他要求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民”的合法地位。--從文字學角度來看，這確實是個很大的幽默，儒家文化的中庸理論把知識分子打扮成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一方麵認為“民”是低級的，為了保證自己的優越感和天生的自戀精神，他們拚命把自己的身份向“君王”那方麵靠攏，所以他們任意取笑老百姓，歧視老百姓，把他們說成是愚蠢的，不道德的；但是現實又告訴他們不是統治階級，不是君王，所以他們又經常披起小羊羔的衣服，向君謙卑地稱為“民”，“小民”，“奴下”，以博得君王的同情。到了真正劃分階級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既不是人，也不是民。 他們真地想成為“民”，特別是當家作主的“民”居然還需要一段麻煩的手續。這個手續本身就是對他們的屈辱，更何況其中還有可能受到生命的危險呢？
當然，客觀地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即使是儒家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很多人有時確實幫助了老百姓，老百姓大多數時候還是承認他們的地位的不同的；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也為一個政權的成功和建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君王有時也自覺地給與他們特殊的地位。但問題是在某些時候，譬如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職位和物質利益的時候，對於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性格就不可避免地讓他們承受失敗和痛苦。
一句話，毛澤東作為一個成功的領袖，他對於曆史的成敗確實研究得很多。 在大多數時候，從後麵的結果來看，是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但是問題在於，又有哪一位政治家能夠保證完全正確？從成敗來看，毛澤東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從人格來看，他比當時人看得更遠，更有自信和魄力，對於大多數的功過他處理得還是很公正的。
毛澤東的性格保證了他能夠在困難中堅持下去。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他自己也是人，他也會犯錯誤。他也許沒有想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他具有一樣的忍受力，他也許無法理解很多下層的人之所以能夠吃得起苦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他們之所以能夠不欺壓別人也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
所以毛澤東的階級論始終無法讓他周圍的人接受，但是始終又是最底層老百姓心中的真理。
經過多少年以後，毛澤東的革命理論也就淡薄成了“陳涉吳廣”的口號--將相王侯，寧有種乎？誰又能說，這不是民的呼聲？誰又能說，這不是民主的要求？惟一遺憾的是，這種要求因為來自底層，就必定影響很多人的利益或者生命，因此也就無法實現有些人的民主理念--民主就是他的自由或者大家的自由。
所以從現實這個角度，章伯鈞是沒有可能和毛澤東PK的，他的包袱太大卻沒有足夠的膽識。但是從理論的角度，這個民主的PK將繼續下去，因為到底誰能當家作主，怎樣當家作主，恐怕還是沒有一個必然的答案。
[1]解放日報
原創文章，嚴禁剽竊，歡迎轉載，注明出處。
我搜索的結果是他曾經入過黨，他當時的身份相當於共產黨員，完全是組織上考慮。
經過這麽一整，他的待遇是比不上當部長那時了。
人總是看高不看低，這也是人性。
章伯鈞解放前是民盟中央的，反蔣擁共的，不就是講了幾句好話嗎？解放後當了大官，交通部長，共產黨，解放軍打下天下都還沒有當上，叫你當上了。後來整風運動，不就是好比講背上癢，請你抓抓，你抓破人家背還不說，還抓破人家臉麵，還說不是抓抓可以解決問題的，叫大家看，是毒瘡，要開刀。就是要輪流座莊。這幾句臭話誰受得了，還好認錯認得快，不還是肉蛋幹部嗎？發發牢騷打發日子，苦是吃到的。
不知道講好話當大官？不知道講臭話要打屁股？
這道理大人不知道，小孩子知道，不信你可以找個小孩子來問他：“講臭話要不要打屁股？”他的肯定回答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