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史迷說到歐陽健的程前脂後，我倒是頗為迷惑。 這幾天頗是翻了幾本書，深有感觸，因此寫寫我的一些想法。因為信筆寫來，並沒有按照時間的次序，所以稱之為閑談。為了不至於過於淩亂，故加小標題於前，大概也是分出章回同樣的意思吧。
一 主觀和客觀
吳恩裕、馮其庸在介紹已卯本《石頭記》的時候，寫道：“脂殘本被胡適定為甲戌本（乾隆19年，1754年），這是極其荒謬的，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臆斷”。
我在這裏引用這句話的緣故，一來因為這個“主觀唯心主義”這個說法頗有點不可理解；二來因為這個說法在紅學研究中又非常的普遍。特別是1954年李希凡藍翎用馬克思主義批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來，這個說法成了紅學研究的流行術語，幾乎到了不得不提的地步。
既然如此， 有人或許要問了，你為什麽隻提吳恩裕、馮其庸呢？第一，因為吳恩裕馮其庸現在是紅學大家，我提到他們不至於讓讀者產生誤解，覺得吳恩裕馮其庸他們沽名釣譽，也就不至於因此對他們的名譽和精神產生巨大的影響。第二呢，吳恩裕、馮其庸的文章隻提到了主觀唯心主義這樣的術語，這是我能夠談一談的術語，至於其他諸如“買辦文人，文化鷹犬"之類的話，我既不懂，當然也就隻能裝作沒看見了。
還是回到閑話正傳上吧。且說我看到吳恩裕馮其庸的文章以後，對於這個“主觀唯心主義”很難忘懷，於是來來回回想了很久，覺得大有玄妙在內。
大家知道，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發表的時候，也正是舊紅學也就是索影派流行的時候，深受實證主義大師杜威影響的胡適因此大聲疾呼：“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
言下之意，索影派是牽強附會的唯心主義，隻有他的實證主義才沒有走錯路。三十年不到的時間，風水又轉回來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實證主義變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索影派變成了馬克思的客觀唯物主義，不過後者被加上階級鬥爭的、政治鬥爭的分析方法而已。
那麽到底什麽是主觀？什麽是客觀？說起來這兩個詞在英文裏的意思和中文裏的意思比較起來確實有那麽一點歧義。在英文裏麵，主觀（subject)就是對一個事物觀察的旁觀者，客觀（object）就是被觀察的事物；但在中文裏麵，顧名思義，主觀就是自己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客觀就是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地位。從這裏看到，中文的主觀和客觀在英文裏麵都是主觀，不過是身份不同而已。換句話說，中國傳統裏麵並不強調objectism這樣的思想， 我們強調的是人的身份地位不同。
這大概就是問題的由來。
胡適強調的研究作者，版本，時代，一切跟《紅樓夢》這個客觀事物有關的事實和材料，並且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他遵循的似乎真的是英文裏麵的 objectivism；但是我們中國文化並沒有這樣的習慣，我們強調的是人的主觀思想。舉個例子說吧，如果‘主人’的地位值得推崇敬仰，那麽我們就應該有禮貌地把自己放在客位，凡是自作主張的做法都是值得批判的做法；如果客人的地位更誘人呢？我們就應該把別人的話特別是地位高的人的觀點稱為“客觀”，自己的觀點謙稱為“主觀”。 所以這種文化確實很微妙，如果一個人死扣字眼，那他就很容易惹麻煩，大有涉及到他能不能算人的地步。當然了，中國人因此專門發明了一個特別順耳的詞“做人”。 一句話，主觀和客觀在中國文化裏麵涉及到做人的道理。作主人還是做客人，這就是中國人做人的基本學問。
當然了，中國文化也不是一點不強調客觀，說起來古代中國文化對於文學評論還是很注重客觀性的，“信達雅”三字訣裏麵至少兩個字和“客觀”有關。但是不知從幾時起，“雅”開始獨領風騷。 也就是說，隻要自己覺得有理，這個信和達大可不必講究，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因為這個緣故，objectism這樣的思想既然不存在了，察言觀色的主觀和客觀就變得越發得重要，所以我在這裏作進一步仔細的說明。
胡適主張研究《紅樓夢》的作者、版本和時代，於是他就廣泛搜尋資料。他看到甲戌本《紅樓夢》的時候特別高興，並且把原來對《紅樓夢》批注的看法推翻了，認為《脂硯齋》的批注本應該是出現較早的一個版本，他對自己觀點的改變無所隱瞞，毫不忌諱，甚至出現了反複。因為這都是objectism的要求，在objectism的要求下，大膽的假設必須服從小心的求證，在objectism的要求下，胡適創導的新紅學贏得了很多學者讀者的信任，新紅學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了。 這種objectism的新紅學之所以被稱為新紅學，關鍵在於它注重實證，跟舊洪學的猜謎和索影是不同的，因為後者充滿了紅學家的主觀臆測。
所以魯迅評論說了：“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舊紅學家評論《紅樓夢》的時候是不可能沒有主觀看法的，魯迅非常客觀地地描述了那些經學家、道學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的主觀思想對於他們評論《紅樓夢》的影響。
雖然新紅學家和舊紅學家的區別在於主觀和客觀的區別， 但是主觀和客觀並不是完全可以割裂的兩個現象。一個好的評論家，要做到的就是盡量客觀，但是這個盡量的程度又多少受到主觀的影響。
有些人說了，既然如此，為什麽要以曹雪芹脂硯齋胡適的觀點為客觀呢？他們也有主觀的思想啊？話是如此，但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是《紅樓夢》，那麽就必須以它的觀點為客觀，一切切合它的思想為客觀， 同樣評價一個紅學家的觀點是主觀還是客觀，也必須以此為標準，而不是因為上級領導或者朋友的觀點為標準。
譬如說吧，魯迅認為胡適的自敘傳比蔡元培的觀點對一點，毛澤東認為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這不過是他們主觀的觀點，並不能因此說明胡適的觀點因此就更客觀起來。再譬如說吧，魯迅固然認為胡適的自敘傳比校對一點，他對胡適的考證工作卻不很以為然，他在且介亭雜文 《出關的“關"》裏麵寫道：“《紅樓夢》裏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氚,《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隻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隻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氚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裏。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話罷。”
從此看來，魯迅固然對很多紅學家的評論很客觀，對胡適的評價卻有著他主觀的一麵。他並沒有資料說明胡適對曹氚念念不忘，甚至也沒有資料證明《紅樓夢》的作者以曹氚作了模特。產生這樣問題的原因當然就是前文說過的中國缺乏客觀主義的土壤，魯迅對此也很陌生。
上麵的議論概括起來可以這樣說，紅學研究至少有兩種不同的主觀客觀評價，一種是對作品以及作品有關資料的主客觀評價，另一種是對紅學家以及他有關評論的主客觀評價。下麵的文章主要著重於對歐陽健“程前脂後”的做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對於《紅樓夢》的客觀評價，我建議大家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等參考資料。
二 還原歐陽健
歐陽健第一篇紅學評論發表在哈爾濱“求是學刊”，後載於《紅學研究》1992刊第一期[1]。他的論證起點來自於潘重規的《甲戌本〈石頭記〉覆論》[2]。
潘重規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台灣中央圖書有華陽王雪澄先生的1901二月的一則日記：
脂硯堂朱批紅樓原稿，其目曰如‘林黛玉寄養榮府’、‘秦可卿淫喪天香樓’，與現行者不同。聞此稿廑半部，大興劉寬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擔中；後半部重價購之，不可得矣。朱又雲：‘秦可卿有功於寧榮二府，芹聽餘恕之。’又雲：‘秦鍾所得賈母所賞金魁星目雲‘十餘年來見此物，令人慨然。’是平者曾及見當日情事。‘
根據這個日記，潘重規以為這一條記事所提到的朱批紅樓原稿可能就是甲戌本《脂硯齋重批石頭記》。
歐陽健引用這些資料以後寫道：“由此看來，‘脂硯堂’堪稱脂齋的第一代，他的朱批本，屬於抄本，80回，有少量批語，以‘紅樓原稿’相標榜，而不題《石頭記》。至於這本脂批是否真的是‘原稿’，從道光、鹹豐年間和外地屢屢有《紅樓夢》‘原本’的記錄來看，十有八九也是書賈的偽托。有關這位脂研堂主人的情況，我們一時無法了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不是那位‘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的脂硯齋，否則他就不會把書名題作‘脂硯堂朱批紅樓原稿’了。
也就是說，歐陽健不同意潘重規的結論，認為這個‘脂硯堂’是脂硯齋的第一代，屬於書賈的偽托。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論，歐陽健似乎認為某人的日記會完全正確，否則他怎麽在對脂研堂無法了解的情況下確定有這麽一個人的存在呢？他不但認為這個人肯定存在，還幾乎肯定這個人是書賈的偽托，卻根本不需要找到這麽一本偽托的書存在。也就是說歐陽健作了一個大膽的假設，但是沒有小心的實證，他就把這個假設直接作為結論來反對潘重規的結論了。
歐陽健接著論證的就是劉詮福對《石頭記》的偽造[1]，證據是這本《石頭記》被孫桐生看到，而‘才識卓越、著作豐富’的早期紅學家孫桐生卻對它棄置不顧’。當然了歐陽健在這裏依然僅僅作了一個大膽的假設，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說明孫桐生真地對《石頭記》棄置不顧。
歐陽健教授後來因為這個紅學跟某記者打官司，官司是贏了。歐陽健因此把這段經曆寫進了自己的紅學研究[3]。 歐陽健在書裏這樣寫道：“他們不但置憲法和法律於不顧，甚至連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識也不懂，指控他人犯罪，隻能指控其行為及其後果，不能指控人家腦袋裏的思想和未實現的因而未造成後果的某種‘企圖’。。。”。 我無意去評價這場官司的是非，但是歐陽健既然知道我們不能指控人家腦袋裏的思想，他怎麽能夠知道孫桐生腦袋裏有著對《石頭記》棄置不顧的企圖呢？
最後歐陽健又寫道第三代脂硯齋的作偽[1]：總之，第三代脂硯齋，就是為了迎合胡適考證的需要，在民國以後製造甲戌、已卯、庚臣三脂本的書賈。
歐陽健在做這個結論的時候依然隻是假設，沒有確鑿的證據和小心的求證。
當然，歐陽健在做這些結論的時候還有一些版本的比較。非常奇怪的是，這些版本文字的不同都是前麵紅學家的研究成果。惟一的區別，就是那些紅學家通過研究版本的不同來說明個版本之間的因襲關係，而他用來說明脂本是偽造出來的。
歐陽健在後來的一篇自供狀裏說道[4]：讓我‘誤入白虎堂’的，是一個偶然的機緣。。。1985-1989年間，為了編寫《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曾到全國五十多家圖書館訪書，接觸過大量古代小說的版本，包括木刻本、石印本、原稿本、手抄本，有一定的認識，這是我著手撰寫《古代小說版本漫畫》一書的基礎。。。 一切進行得都還順利，隻是碰到一個難題：究竟談不談《紅樓夢》的版本？。。。
起先，我想采用一個省事的辦法，即以紅學界關於脂本是《紅樓夢》原本、程本是《紅樓夢》的改續本的成說入書，一一注明出處，那樣就可以盡快完成寫作任務，又不致承擔學術上的風險。於是我找來了胡適、俞平伯的奠基性著作，以及周汝昌、馮其庸、應必誠先生的版本研究專著，準備略加研讀就摘引成文。不想乍一步入此境，就產生許多的困惑。我發現紅學家關於《紅樓夢》版本的論述，不僅相互之間矛盾甚多，同一論者也前後不能一致。。。
但是，脂本之出於後人傳抄，脂齋之出於後人偽托，並不等於脂本的底本不是原本；因此還需要對脂本與程本關係進行辯證。我通過對大量異文的對勘，證明。。。結論是程本不僅優於脂本，而且早於脂本。
這篇文章發在紅樓夢研究1992第三期。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最主要的是發現了紅學家在某些結論方麵的不一致，他從不同紅學家的結論裏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結論：紅學家既然無法統一說明直奔由於程本，那麽我得出的結論就是程本優於脂本，同時也就說明了程本早於脂本。
誰優於誰，這完全是主觀的看法，對此很多人有大量的爭論，這點絲毫不奇怪。奇怪的是紅學家似乎有一個假設：凡是好的就是原作，壞的就是改作。
這樣的假設最著名的就是周汝昌，所以他對紅學的探佚是孜孜不倦。 不同的就是周汝昌一律認為《石頭記》的文章好，歐陽健是一律認為程本的文章好。
那麽客觀的情況應該怎麽樣呢？一般來說，除了抄寫的失誤以外，改稿的人主觀上肯定想把小說越改越好，但是客觀上他的改法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隻能說是隨機的。如果人的智力學識是同等的話，改好改壞的幾率應該是50%。即使假設曹雪芹的水平比較高，也不至於說他寫得就一定比別人改得好。 否則的話，他又何必批閱十載，改刪五次？但是不少紅學家在這裏似乎缺乏常識，往往為了一點小改動爭得吐沫橫飛，往好的方麵說就是他們因為愛之深而心為之癡迷吧。
那麽這些改動到底誰好誰壞？歐陽健對於程本優於脂本的判斷究竟有什麽根據？我們不妨轉幾個例子。
首先是蜜青果和密情果的爭論。歐陽健認為程本的密情果優於脂本的密青果。如果我寫作文，寫密情果大概更好，否則批閱者肯定說我學識太差，錯別字滿天飛。但是大家都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本來就用了很多諧音謎語，譬如賈雨村，甄士隱， 千紅一窟。。。又有什麽理由說他不能把密情果故意寫成蜜青果讓人猜一猜呢？再譬如歐陽健關於赤霞宮和赤瑕宮的爭論，他認為程本的赤霞宮優於脂本的赤瑕宮。 但是為什麽作者又不能用瑕來表示美玉，用赤瑕來表示血淚呢？
我們再舉幾個複雜的例子。紅樓夢和石頭記在第1回、51回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回《石頭記》在石頭變成那一塊玉墜的前麵有一大段文字，說明為什麽變成了玉墜，程本《紅樓夢》卻簡單的多，道士和尚坐下來長談就發現了一塊鮮明晶瑩的玉石，且又縮成扇墜一般可佩可拿。
有紅學家因此得出結論是抄者漏抄一頁（420字剛好可能是一頁），但是歐陽健卻認為是偽作者多加了420字。
這個官司沒法打，這兩種可能性全部存在，但是歐陽健的理由更為牽強。他認為多加的文字前後矛盾，既然石頭“登時”變成了鮮明晶瑩的美玉，就沒有必要“再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為什麽不一下子變成鮮明晶瑩扇墜大小的美玉呢？
我認為這個理由很牽強。我倒要問了：為什麽和尚道士發現一塊鮮明晶瑩的美玉就是那塊五彩補蒼天的石頭呢？為什麽和尚道士不直接看見一塊扇墜大小的美玉卻偏又要‘且又縮成扇墜大小’呢？也就是說，大家都可以看到，漏抄的解釋應該更合理。
同理51回，寶玉為晴雯配藥那一段
《庚辰本》 寶玉喜道：‘這才是女孩子的藥。雖然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的虎狼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墳圈子裏長大的幾十年的一棵老楊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麝月笑道：‘野墳隻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有鬆樹？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麽大棵樹，葉子隻一點子，沒一絲風他也是亂響，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
《程本》 寶玉喜道：‘這才是女孩子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卻是傷寒，內裏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虎狼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裏的大楊樹，看著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隻有楊樹？難道就沒有鬆樹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麽大樹，隻一點子葉子，沒一絲風兒他也是亂響，你要偏比他，你也太下流了。’
關於這裏的異同，前麵的說得比較清楚，後麵的比較亂，這大概是比較明顯的。但是歐陽健並不這麽認為，他認為在寶玉看來，大楊樹和白海棠是等同的，把他們分開來是自作聰明，更何況後麵的一個‘經’字才是正確的，連用禁字卻不妥。那麽我要問了，這個‘是的’是否也非常妥當？更何況寶玉什麽時候認為自己和女孩子是一樣的了？他似乎一直認為自己不如女孩子才是。
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是這些其實還不是最主要的，因為文字優劣的判斷涉及到個人的審美價值觀，是一種很主觀的判斷標準。我們再看一些更客觀的資料的例子
歐陽健在紅樓夢研究1992年第4期[5]寫道：“列藏本由俄國大學生1832年帶到俄國，直至1973年潘重規看到之前，此本與中國人隔絕了140年，可以排除後人在其上添加任何方案的可能。”
列藏本均題《石頭記》，它的存在早於1927年。 這個資料的出現應該肯定說明《石頭記》不是後人為胡適作偽的了吧。 但是歐陽健畢竟不同於胡適，胡適發現新資料以後願意承認自己犯過錯誤，歐陽健是不會這樣幹的。根據歐陽健誤入白虎堂的說法，這種前後不一致就是心虛，作偽的鐵證，所以他不承認錯誤，隻是說‘嚴格說來，列藏本不是脂本’。當然他無意麵對列藏本存在大量和脂本想同批語的事實，為了他結論的方便，他完全可以重新定義紅學界流行的脂本定義。
在1993年，歐陽健又開始批駁紅學界普片使用的‘大概’‘可能’的術語[6]，並且得出的結論是脂本是後人根據程本的序言作偽的。這次他不再說是脂本是根據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作偽了，他說成了脂本是根據程偉元高鄂的序做得偽。他的鐵證就是夢稿本的存在。
到了1994年，歐陽健又說了[7]：嚴格說來，我從來沒有說過程本比抄本早，我隻是說現存的抄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
如果這是歐陽健的最後結論的話，我們不得不說他的嚴格說來確實很難讓人理解。紅學界早就對現在的脂本抄本的版本時間有過懷疑和論證，得出結論認為現在的抄本大都是過錄本，並且因此對胡適的甲戌、庚辰、已卯、甲午本的命名方法提出了質疑，認為不如命名為脂殘本、脂京本、脂晉本、 夢覺本、夢稿本等等的命名方法更為恰當[14]。也就是說，歐陽健的前程脂後的實質很可能是一種文字遊戲，不過是在紅學家已有的脂本非原本的結論上的做出的一種更吸引人注意的說法。
在這裏我再順便說一下這個脂本的版本研究和命名， 以便大家更好理解上麵的文字。
大家知道胡適把他發現的《石頭記》分別命名為甲戌本和庚辰本等等，這種命名方法 一方麵是尊重這些脂本上本來的命名，另一方麵隻是說明這些本子原本可能的時間先後。這種天幹地支的命名方法很容易讓讀者知道版本演繹的時間次序，胡適在1961年重新影印甲戌本的時候特別清楚說明了這一點，他說[8]：為了更好了解作者的寫作思想，找到作者最初的稿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才特別重視甲戌本，因為這是目前為止最古的一個本子。
但是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紅學家為了說明胡適‘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往往自覺地製造跟胡適的不同，非得把石頭記的版本用另外一套命名方法，這種命名方法對於紅學家可能比較方便，因為版本的先後和原本的先後並非同一概念，但是對一般的讀者卻很不方便。最讓人不解的是，這些紅學家為了製造跟胡適的不同，不但沒有好好地理解胡適的觀點，還往往故意地誤解胡適的觀點，結果就是他們的觀點不但是主觀的，還經常自相矛盾。
這成為了紅學的一個怪圈，他們一方麵拚命說明自己跟胡適的不同，另一方麵又總是鑽進胡適的安排的道路。即使歐陽健，也不過是想用另一種方法說明大膽的假設，小心求證的實證主義而已。真正缺乏的不過是小心求證。
所以俞平伯當年就表示了他執著的緘默[9]：“今之談紅學者，其病正在過繁，遂墮入魔境，恐矯枉亦不免過耳。”《紅樓夢》已成顯學，作偽者多，自以緘默為佳耳”。
三 所謂鐵證
那麽歐陽健的嚴格說法究竟是什麽？按照他的說法，他並沒有說抄本在刻本後，他隻說目前脂本的版本很後，但是他始終又欲說明脂本是抄程本的偽作。前者有玄字不避諱和不嚴格避諱的鐵證。那麽後麵又有什麽鐵證呢？據歐陽健認為，後者有夢稿本的“作偽”。
下麵我就來談談這兩個鐵證。
我們先看看避諱的鐵證吧。清朝的避諱始於康熙，到乾隆中後期到大頂峰。在某些人主觀的看來，清朝的文字獄是如此的嚴重，不避諱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這種不可想象隻能是某種想當然， 紅樓夢在清朝流行那麽久，甚至有那麽多人成為了所謂的‘紅迷’、紅癡’、‘紅學家’，‘開篇不談紅樓夢，此公缺典正糊塗[10]’，但終清朝一代，《紅樓夢》並沒有因為政治原因被禁， 隻在同治年間被江蘇布政使因淫穢的原因被禁[11]。也就是說，《紅樓夢》觸犯的隻是當時經學家的道統思想，根本沒有讓清朝統治者頭疼。這隻能說明兩點，一是《紅樓夢》這本小說的政治色彩並不濃，而是清朝的文字獄和避諱並沒有有些人想象得那麽可怕。
再舉一個跟避諱更接近的證據吧。乾隆22年發生的彭家屏案[12]：乾隆因為從段昌緒臥室中搜出吳三桂叛亂時發布的檄文，因此就聯想到了彭家屏。而彭家屏稱大彭得姓於皇帝，甚為狂悖，‘身為臣庶，而牽引上古德行，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統計命名，猶屬悖謬，不幾於累朝國號統一稱謂乎？’又責彭不避廟諱禦名，綜其罪狀，賜以自盡。
這是一個因不避諱禦名的著名案件。但是這個案件告訴我們，乾隆要定彭家屏罪，並不僅僅是因為彭家屏沒有避他的禦名，而是數罪並立。而其中更主要的應該是反叛。所以避皇帝名諱在清朝並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彭家屏家裏沒有抄到吳三桂的反叛檄文，卻抄到了不避禦名的文章，說明彭家屏也並沒有把避禦名看作非常重要的事。總不能因為彭家屏曾經寫了不避乾隆禦名的文章，說明彭家屏不是乾隆22年的人吧。
況且乾隆還同時宣稱：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以犯朕禦罪人。 乾隆並不需要說謊，大概也沒有在這裏撒謊。所以綜合這些理由，我們有理由相信避禦名即使在乾隆年間也並不是非常嚴格的事情。
反過來說，照魯迅的說法，避諱雖然是研究版本時間的一個基本常識，卻不是非常準確的一個方法，因為某些抄者會習慣成自然地避前朝皇帝的諱。 更何況大家知道避諱不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事情，作偽者大可利用這個常識來製造偽書，
所以避諱不但說明不了某本書一定是某個時代的作品，不避諱也說明不了一定不是哪個朝代的作品。
不但如此，我這幾天翻了幾本書以後，對這個避諱的判別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清朝皇帝至康熙以來的諸代皇帝，根據他們的名字據說要避‘玄、禛、歷、寧。。。’等幾個字的諱，但是這個命令到底怎麽發下去的？總不能說，為了避禦名，你們一定要把‘玄’字用別的字代替或者必須把‘玄’字缺筆吧， 如果這樣，這個命令本身不就是沒有避諱嗎？
這個問題在玄字哪裏還沒有爭論，在‘歷’和‘寧’那裏就有非常大的爭議。因為根據古漢語字典，這兩個字的異體字特別多。我查了各種字典，發現寧至少有六種寫法：甯寍寗寜寧寕；曆至少有四種寫法：厯厤歴歷。 那麽究竟哪個是不避諱寫法就成了問題。
曆是乾隆的名字，寧是道光的名字。假使抄手嚴格實行避諱製度的話，對這兩個字避諱方法的認識直接影響到對版本時間的判斷。 歐陽健的說法，歷和寧才是不避諱寫法，其餘都是避諱寫法。但是這種說法究竟正確與否值得懷疑。按王力的古漢語字典，甯寍寗寧在清朝之前就出現了，總不能說是因為避道光的諱吧。更為奇怪的是，即使是道光年間的刻本，也出現了寧寕兩種寫法，即使是夢稿本，也出現了這兩種寫法，如果後者是避諱的話，那麽前者的不避諱又該如何解釋呢？如果兩者都不避諱，那麽就說明甲戌本的寕並沒有避諱，那麽也就沒有甲戌本避道光帝的說法。更為奇怪的是，程乙本刻本裏麵出現更多種的寧字寫法，有一種就是在寕字的包蓋頭下麵加心字，造成了最複雜的一種寧字異體字，而在庚辰本的很多寗字寫法裏麵，卻又省掉了心上的一撇，變成了寗甯寫法的混合體。
這些異體字到底是避諱還是因為某些人的書寫習慣還是他們寫了別字？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所以我認為用這兩個的避諱字來研究紅樓夢的版本的先後是很不嚴格的。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後一個所謂的鐵證。歐陽健說：夢稿本要麽就是稿本，要麽就是後人的偽作，因為世界上絕對沒有作家會按照別人的草稿一樣抄寫的。不是搞本而又要弄得像個‘稿本’，其間的動機不就是欺世騙人嗎？
我認為歐陽健這個結論過於輕率。很多紅學家在這裏運用“可能”這樣的術語時有道理的，因為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說明一定是哪一種結論是正確的。雖然可能這樣的術語不吸引眼球，但是研究不是為了迎合讀者的胃口，而是讓讀者有一個信服的結論。既然這個本子還存在是稿本的可能性，怎麽就一定判別它是偽作呢？更何況這裏還存在另一種可能，這個本子被改成這樣可能是為了方便他人利於抄寫，所以未必非得是稿本，也未必非得是偽作。
這最後一個結論是非常重要的。為此我們不妨再來看這個夢稿本。這個本子上留著一些脂批，據現在的一些研究表明，其中前八十回大致是按脂本抄的，後者是按程乙本抄的，然後又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量的塗改和添加，最後變的跟程甲本非常接近。這個本子因為是拚湊成的，所以紅學家一般不是很重視。
但是這個本子對歐陽健的程前脂後的結論卻非常重要。為什麽呢？如果抄者沒有作偽的念頭，這本書就是脂前程後的百分之百的證據，因為被改掉的脂本肯定是先出現，先被抄寫，而塗改後的程甲本的內容肯定後出現，而且歐陽健所謂的程本優於脂本的內容大都在這個本子上出現了，這些改動分明是在脂本的基礎上改動的。
如果這個本子是偽本呢？那麽我們就必須問這個人為什麽要這樣作偽？為什麽他在程本刻本出現以後，在拿到程本以後做這樣的偽書？那是因為他想說明脂本確實在前。試想，如果脂本在後，他這樣的作偽又有多大的意義呢？這樣說來，即使這個本子是歐陽健縮斷定的鐵定的作偽，它也同樣是說明當時有人認為脂前程後的一個有力證據。
何況這個本子的回目裏麵寫得是寧字，照歐陽健的說法是不避道光的諱的，同時這個本子又是在1959年被發現的，也就不存在因為胡適的緣故作偽。 那麽這個本子內容裏麵出現的寕就必須出現在清道光之前，這樣說來，這個本子至少不遲於乾嘉年代。 在程乙本刻本沒有出現多久的時代，有人認為脂本是程稿本的抄本，這難道還不說明脂本很有可能真的早於程本嗎？
最後我們再看看程甲程乙本程高兩人的序。歐陽健口口聲聲他們的序是值得信任的，那麽我們能得出怎樣的結論呢？程甲本的序言：
程序：《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何人，惟書內及曹雪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沒傳抄一部，置廟寺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十卷，今所傳隻八十卷，殊非全本。。。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今積又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的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翻閱，見其前後尚屬接筍，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複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
程乙本引言：
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異，今廣集校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批閱，非敢爭勝前人也。 書中後四十回細就曆年所得集腋成衾，更無他本可考。惟按期前後關照者略為修葺，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 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初改時，不極細校，見有紕繆，今複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
如果他們的話全是真的，這裏告訴我們幾個信息，紅樓夢全百二十回的目錄早就有，但是沒有後四十回文字。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如果歐陽健完全相信程高的序言，那麽他就不會一而再地說什麽抄本的2/3一定是偽造。此其一。
但是高鄂的話是否可信呢？這裏確實有幾點是值得懷疑的。鼓擔的說法還是其次，問題在於後四十回的孤本現象。《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如果早就完成的話，為什麽前八十回會出現不同的抄本，大家廣為傳抄，而後四十回卻一直沒有人抄寫，而且這四十回居然會這樣巧合的沒有一點脫漏的全部跑到程偉元手裏？而前八十回大家廣為傳抄卻反而有不少遺失呢？這種巧合不但胡適懷疑，我想很多人也會懷疑。此其二。
還有程高的話其實前後有矛盾。程偉元在程甲本序中說‘尚屬接筍’，不過‘漶漫不可收拾’，給人的印象是他僅得剛好120回《紅樓夢》。 到了他們出版了程甲本以後，他們卻又承認其實他們搜羅了前八十回的很多版本，隻有後四十回才是孤本而已。更為奇怪的是，他們這一次卻承認存在前後接不上的地方。
如果完全相信他們的說法，程乙本應是改動較少的版本，因為“至於原文，未敢臆改”， 程甲本倒是改動更多的版本“細加厘剔，截長補短”。 為什麽他們仔細改動後的程甲本反而讓他們覺得前後有矛盾處，而沒有臆改的程乙本倒反而沒有矛盾呢？也就是說，如果完全相信程偉元的話，程乙本應該是他們得到的底本，程甲本是他們‘細加厘剔，截長補短’以後產生的次品。這樣的事情能使得我們不懷疑嗎？
當然這個矛盾的解決就在於認為程乙本早於程甲本。這個說法有沒有根據呢？我認為有。這個根據就是夢稿本。為什麽呢？因為夢稿本完全符合他們所說的特征。 這又說明什麽呢？這隻能說明這個夢稿本的收藏者並沒有說謊，他收藏的確實是高鶚的改本原稿。高鶚作了續本以後並沒有發表，被程偉元得到了。程偉元並沒有完全讀懂這個稿子就進行了修改並且得到了高鶚的同意出版了。但是出版以後發現這個改動並不合理，所以立刻又把原稿發表了。
當然，這個結論目前還隻是很大膽的猜測，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但是至少這個夢稿本不大可能是因為程高本的序而作的偽，因為這個作偽需要的技術含量很高。這個作偽者必須通讀程甲本和程乙本和脂本， 還必須讀懂了程高本序文的漏洞。要知道在我這篇文章之前，紅學家並沒有發現程乙本早於程甲本的可能。 更何況這個夢稿本張文陶的《船山詩草》作為旁證。
所以這個夢稿本極有可能不是偽作，此其三。
所以我認為歐陽健的程前脂後的結論很值得懷疑。為了他的程前脂後，我們不得不把張文陶的《船山詩草》的當作偽作，把所有的脂本弄成偽作，這些脂本還必須在乾嘉時代就很有名氣，讓很多人相信它是程本的底本而因此作了夢稿本的偽作，這樣的可能性畢竟太小了。
所以更加自然的說法就是，脂批確實是在程本之前的。不過脂批是否和作者同時代甚至是幾乎同步的，這卻是另一個問題了。
四最後的評價
我想很多人都被所謂的紅學家的所謂鐵證迷惑過，正如很多人被少兒不宜的電影廣告迷惑過一樣。冷靜一想，倒也不是這些紅學家存心騙人。因為嚴格說來，所謂的鐵證本來就是推銷作品的方法，並沒有說他們的結論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麵，鐵是不足貴的。
所以我提醒讀者們，以後看到鐵證的時候，一定要表示冷靜。即使他們提到青銅證白銀證，也不要輕易上當。 大概至少要等到黃金白金磚石寶玉證的時候，或者等到他們提到黑陶證甲骨證舊石器證碳證的時候，大概他們才是動了一點真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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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裏麵提到了對於胡適得不正常的批判。這場批判不能說是某個人的錯誤，而是一個時代的錯誤，所以我並不同意歐陽健關於胡適的悲劇的結論。我認為這是時代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
最後，我認為客觀主義的研究方法是必須的，這樣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那個時代的文化和社會背景，發現文化發展的脈絡。至於猜謎和索影的主觀主義研究方法，可以作為娛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