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隻要稍稍留心一下新聞媒體，就會看到這樣的新聞。
某大學畢業生回到村裏當村官。大學畢業生當擦鞋工。大學畢業生擺水果攤。大學畢業生求職， 500 元月薪就可以就職上崗 ------
奇了怪了！中國的教育難道已經普及到大專？中國的大學生難道已經過剩到可以去當村官、擦鞋工、賣水果？一個大學生的價值難道隻略高於上海的一個下崗職工？
我不是說大學生不能當村官，不能去擦鞋、賣水果。但是我認為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的目的絕對不在於此，就大學生本身而言，至少也是學非所用，不能人盡其才。
事實是，當今的中國，已經不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宣傳邢燕子、侯雋回鄉務農的時代。一個 13 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同齡人中的大學生比例仍然是少數。在一些技術性行業當中，整體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在中國建設四化的大潮中，需要大量的大學生該是不爭的事實。
按理說，我們的大學生該是供不應求，可是卻偏偏出現上述現象，而且大學生畢業後求職難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現象。於是出現了一個怪圈：一邊是人才奇缺，一邊是人才浪費。
人才的浪費，暴露了中國教育的弊端——學曆的普遍虛高，而對虛高的懲罰便是文憑的貶值。縱觀中國人才市場的現狀，不能不使我們對教育改革的成果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掃描之一：從八十年代初到現在，中國新建立的官辦、民辦大學數以千計；理工科大學設立的文學院數以百計；加上各類走讀的、函授的、刊授的大專院校，中國的大專院校數量恐怕逾萬。然而這麽多的學校加上擴招，每年還有相當比例的高中畢業生進不了大學。
掃描之二：每年招生的錄取分數線是個硬指標，全國性的重點大學是一個指標，各省市的大學又是一個指標。地區性的政策，出現了低分進重點、高分進普通的現象。比如北京學生進清華北大是 580 分，外省市的就得 620 分。由此江浙福建許多學得好的莘莘學子被擋在錄取分數線外，而在上海則出現倒三角的錄取，即市屬大專錄取分數線高於外地的大學錄取分數線。
掃描之三：以前，教師被尊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然而學校進入市場經濟、知識成了商品後，教師成了“知識推銷商”，一切都以金錢為交易。都說官場上有賣官買官，其實在大學裏又何尚不是賣文憑買文憑，賣學位買學位。如今的碩士博士到底有多少真才實學？寫出了多少高質量的論文？有多少學術成果？如果不是，那麽這些碩士博士學位又有多少含金量？
掃描之四：被稱為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在學校裏到底是怎麽學習的呢？換句話說究竟有多少人在發奮學習呢？看看大學四周空餘的民宅成為大學生的鴛鴦居，看看那些淪落為“小姐”的女大學生，聽聽那些在課堂上不斷鳴叫的呼機聲，就可以測算有多少人在學習。想讀書的人沒書讀，有書讀的人不好好讀，這就是冷酷的事實。如此，每年畢業的大學生究竟有多少是合格的人才不得而知。
掃描之五：在每年進入大學的學生中，有多少是關係戶的子女，有多少是領導的子女或者是領導欽點的需要照顧的子女，還有多少是教職員工的子女？如此多的關係學生和近親繁殖的學生，把一部分本該可以入學的優秀學生關在了門外。我的一位在名牌大學擔任校長的朋友說，如今是社會辦學，我們要和各界打交道，有些人有些部門得罪不起，得罪了很多事情不好辦。
掃描之六：我曾在北京和天津的幾所大學招聘應屆畢業生，待聘的學生多數表示，外地不去，落後偏僻的地方不去，艱苦的地方不去，民營企業不去，軍隊基層單位不去，月薪低於 2000 元的單位不去。還有的表示可以先去試試，不行再跳槽。而用人單位的選擇標準卻是沒有事業心的不要，沒有真才實學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不安心工作的不要。這種雙向選擇中的尖銳矛盾，是目前不少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重要原因。
掃描之七：人才流動是好事，但是現在的人才都流到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以及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特區，很少流到待開發的三北地區。一邊是人才積壓，一邊卻是人才奇缺。外企、合資企業是畢業生最向往的地方，往往是一個職位千人競爭。盡管是獨木橋，希望渺小，但仍是蜂擁而上。
有人問，中國為什麽拿不了諾貝爾獎，看看教育界的現狀不難找到答案。因此我認為：什麽時候中國的教育真正改革成功了，那麽人才就會大量湧現，中國躋身發達國家就指日可待，問鼎諾貝爾獎也就大有希望了。
如今的大學裏最缺乏的是基本的人文熏陶，我們的大學成了一個流水線一般的“職業訓練所”，大學的理想早已泯滅了。有許多學者抱著“隨大流”的心態 — 既然大家都如此，我也隻好隨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為學界的風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貧和清高呢？然而，如果一個社會中隻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給文化以一定的空間，那麽這個社會的發展也很難走出一條健康和平衡的道路。所以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學者都應當保持自己的學術良知，堅守自己做人的底線。作為學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應當有所“為”和有所“不為”。沒有獨立的人格，則不配稱作“學者”；沒有反抗世俗觀念的勇氣，則不可能創造出偉大的文化成果。可惜我們再也見不到像湯因比那樣的曆史學家了，他曾經為了維護學術自由這一倫理上的原則，而不得不辭掉了大學裏優厚的職位。
我非常讚同紐約州立大學前校長/前美國聯邦教育署長博耶提出的學術範式，確認學術包括相互聯係的四個基本方麵 ——
首先是探究的學術，大學應當通過科學研究來發展新的知識，拓展人類的知識領域。
其次是整合的學術，把科學發展置於一個更大的背景、促進更多的跨學科交流和對話、發揮幾個不同的相鄰學科的綜合優勢，是當前學術界的一種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傳播知識的學術，從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著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教給別人。為了確保學術之火不斷燃燒，學術就必須持續不斷地交流，而且要與教室裏的未來學者進行交流。
第四是應用知識的學術，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學和宗教也可以通過知識的應用而變成個人的內在的洞察力。
博耶還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學生的職業生涯做準備，而且要使他們過一種有尊嚴和意義的生活；不僅是生成新的知識，而且要把知識用來為人類服務；不僅是學習和研究管理，而且培養能夠增進社會公益的公民。”
學者漢德林也指出：“學術的價值不是取決於學術自身的名詞術語，而是取決於它對世界和世界的服務。”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怎樣才能重建學術的尊嚴、找回學術的使命，是每一個有誌於學術的青年所必須麵臨的挑戰。
大專教育隻講錢，老師教書不用心，學生學不到真本事，混日子的不少。學生比以前多了是不假，可質量卻不敢恭維。有做企業的朋友說，應屆畢業生基本上沒法用，最基本的東西都不會。
教育產業化不知道是誰搞出來的，結果是富人受教育的機會遠遠高過窮人，窮孩子就是在努力也沒有什麽前途，這樣的世界極為不公，長此以往後果很可怕。社會和諧的關鍵在於機會的相對平等，人們對未來抱有希望，才不至於走上與社會對立麵。
轉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分析得不錯。吳琦幸：《美國教育沒有完全產業化 而是劫富濟貧》 “...全民義務教育的問題，這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實行公民九年義務教育製度。美國的義務教育是到高中畢業。高中畢業之後也有一種社區學院製度，幾乎是免費教育，一個學期隻要交幾十元上百元，而每招收一個學生，州政府將要向社區學院提供幾千元的教育經費。因此隻要你願意，美國提供給國民是全程義務教育。即便進了正規的大學包括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隻要學校方麵根據他們的標準將你錄取，你即便是一個無法負擔學費的貧困學生，學校不會就此不管，他們將會利用學校的各種獎學金、助學金、勤工儉學、減免學雜費、聯邦政府無息貸款以及為教授當助手等等財政補助方式，來讓符合標準的學生得以進入大學。隻要錄取，大學的目標是不讓一個願意進入本校的學生流失。
當然對於夠得上條件付學費的學生家庭，校方從來不會客氣，不給一點點資助，讓他們的家長付出全額的學費。學費年年在漲，學生的眼光還是盯著那些好學校。當然公立大學本身就是為本州的居民謀教育福利的，學費沒有這麽高，本州的好學生減免學費比較容易。加州大學的學費在1萬美元左右。南加大(USC)這所加州著名的私立大學學費已經漲到將近3萬美元一年，年收入超過五六萬美元的中產階級的家庭得付全額，收入低於1.5萬美元標準的家庭則可以全部免費，你說這種“劫富濟貧”的教育製度好不好？但不管怎麽樣，最後是貧富人家的好學生都獲得了平等教育的機會。”
對比一下，中國的教育現在病得不輕。極端短視的行為，搞經濟，經濟不能持續發展；用來搞教育，受害的是國家的未來。
掃描掃描，浮光掠影。拋磚引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