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毛澤東主席身邊有 5 位“秀才”，田家英是其中之一。
毛澤東主席身邊有 5 大秘書，田家英是其中之一。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 1922 年出生於四川成都。天資聰穎， 13 歲就以田家英的筆名向報刊投稿並連連被采用，被川中人士譽為有“過目不忘”之才的“神童”。 1937 年， 15 歲的田家英奔赴延安入陝北公學，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
田家英引起毛澤東主席的關注，緣於他在 1942 年 1 月 8 日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的雜文《從侯方域說起》，毛澤東讀後非常讚賞。 1946 年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從蘇聯回國，中文基礎較差，想到與毛岸英同歲的田家英，便讓他在工作餘暇當兒子的文史教員。
1948 年，老秘書胡喬木推薦田家英做新秘書，毛澤東便把這名 26 歲的“家教”召來，口授一段意思讓他寫篇電文。田家英一揮而就，毛澤東很滿意地結束了麵試。
田家英的初露鋒芒是那篇膾炙人口的“八大開幕詞”。毛澤東有個習慣，發言稿從來不願找人代筆，但是在黨的“八大”前夕，卻破例讓田家英代寫了 2000 多字的開幕詞，會上宣讀時，竟有 34 次被掌聲打斷。會下，代表們稱頌這篇開幕詞鏗鏘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以欣賞的口吻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毛澤東的首肯把幕後的田家英推到了前台。自此，他不僅是毛澤東最信任的秘書，而且是毛澤東身邊最得力的“秀才”。
然而就是這麽一個才華橫溢、才學深厚的秘書、才子，卻在文革剛剛拉開帷幕的時候，自縊於中南海“永福堂”，年僅 44 歲。
田家英的突然辭世，震動了中國最高政壇。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麽作為主席秘書的他，在文革一開始就選擇了死？當一場曆史的暴風雨過去塵埃落定以後，他的死因終於大白於天下。
據現存的文史資料表明，事情得追溯到 1958 年的那場大躍進。 58 年的大躍進完全是違背中國國情的大冒進，暴露出了中央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傾向，這使長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權威性和準確性產生了疑問。
1959 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區進行調查，目睹了“浮誇風”給農民帶來的災難。同年夏天他帶著自己的調查結論上了廬山，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並表明了對辦“人民公社”的否定意見。在此前後田家英還說了兩段石破天驚的話：“如果可能從頭再來，我會嚐試另外一種社會主義。”“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席提 3 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彭德懷的“萬言書”和田家英等人的意見使廬山會議風向大轉，由糾偏改為反右，彭德懷受到嚴厲批判，田家英也被揭發出有“右傾”傾向並受到衝擊，最後還是毛澤東主席出麵保護了他，認為屬於認識問題，使他過了關。
1961 年初，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派去浙江農村調查。在那裏，他看到了大躍進的後遺症和嚴重的饑荒。回來以後，盡管廬山會議的餘悸還在，田家英仍然冒險上書，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澤東作為一個偉人，冷靜下來之後接受了這一意見，並同意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條》。這一文件對糾正錯誤政策、扭轉農村形勢起到重大的作用。不過，田家英所讚同的“包產到戶”沒有被采納。
七千人大會以後，田家英再次奉毛澤東指示到湖南作農村工作調查。毛澤東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卻發現農村中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呼聲很高，回到北京以後向劉少奇匯報，認為實行包產到戶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劉少奇表示讚同，並委托田家英向毛澤東報告此事。毛澤東把“單幹風”看做是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表現，明確表示不同意實行包產到戶。但是，從實際調查中得出自己認識的田家英，不肯屈從毛澤東的意見。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下，給中共中央起草了《恢複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繼續放寬政策，不搞“一刀切”。此舉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幾次點名批評田家英。田家英被迫作了檢查，此後盡管他仍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
田家英的剛正不阿，得罪了三個要人。第一個是他的頂頭上司陳伯達。陳在廬山會議上因為同情彭德懷同樣挨了批判，回來後馬上學會了窺測風向，見風使舵，常常到田家英那裏打探消息。田對此非常反感並守口如瓶，陳便記恨在心。第二個便是江青。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逐漸察覺到江青染指於政治的野心，便保持距離，由此與江青結怨。第三個就是林彪。 1965 年 6 月 29 日，時為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召集有關人員討論《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前言中寫入了林彪稱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提法。羅瑞卿對這些提法有異議，為慎重起見，當場打電話詢問田家英這些提法對不對。田家英明確回答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 ------ 說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以後不能再發展了？田家英的這些話，不僅引起了林彪的嫉恨，而且成了羅瑞卿反對毛澤東思想的證據。
隨著曆史的車輪轔轔作響，日漸向“文革”逼近，江青日趨活躍，與陳伯達的聯係更加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田家英自然成了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的障礙。他們等待著機會。
1965 年 12 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把柄”！ 那時田家英隨毛澤東住在杭州，毛澤東正在思索著發動“文革”。從 12 月 8 日起，田家英隨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打響了批判“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第一炮，奏響了文革的序曲。
會後毛澤東回到杭州，在 12 月 21 日上午，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 5 位“秀才”開會。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提及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
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立即把這“喜訊”報告江青。此時的江青正在為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遭到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堅決反對而悶悶不樂，毛澤東的講話無疑是對她極有力的支持。於是，原本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幹了一通宵，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艾思奇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事實上田家英不是不知道這段話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刪去這段話會給他帶來什麽後果，而是出於正義感，他要保護彭德懷和吳晗。然而他的綿薄之力，怎能擋住即將來到的文革風暴。
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這段“最高指示”，使江青給田家英安上了一個足以置他於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 年 5 月 16 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 5 月 22 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來了一輛轎車，下來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因寫作《為革命而研究曆史》正迅速走紅的戚本禹。
安子文向田家英宣布：“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5 月 23 日上午，掛著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樹最為茂盛的田家英自縊在兩排書架之間！
他留下了振聾發聵的遺言：“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十年以後，毛澤東主席在去世前不久懷念起這位跟隨了自己 18 年的秘書，歎息著說了一句：“田家英其實也沒有什麽問題”。既然田家英沒有什麽問題，毛澤東主席為什麽那時不出麵保護他一下，這成了一個至今不解的謎團。
田家英的最後結局，讓人千年一歎。但是深知這位才子的人們說，以田家英的特殊身份，是黨內最早預見“文革”會帶來浩劫的人，他不願看到也不能容忍這場災難。
是的，也許田家英已經看到了文革冰山的一角，也許他已經預感到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向他襲來。
在劫難逃的他，與其屈辱地活著，不如悲壯地死去！
（本文純屬個人觀點）
想起勾踐殺文仲時說，“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再看文仲後悔沒有聽從範蠡的勸誡，感歎他會成為後世謀士的前車之鑒...
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從古至今，都一樣。對權力的欲望，都是無止境的...
戚本禹出獄後，曾寫過一篇《自殺，他殺——田家英死謎〉，給田家英之死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證明是他殺的材料。
田家英和李銳之間的友情可以寫一篇文章，在那個時候田家英能如此寬慰李銳，確是不易，其品格由此可見一斑。
喜歡你的文字已經很久了。關於田家英，記得讀過他與臧克家通電話時那種矜持（商談詩刊發創刊號提刊名和發毛詩六首的事）以及1963年底與李銳戴著大口罩深夜到後海邊小酒店喝酒話別的事。他和李談到吳季子。“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外皆閑事。”似有寬慰李，來日想法施以援手之意。我為田家英這種為士林保留一點元氣的氣概下淚！“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謝謝你，閣老。
我一直認為，對真實的態度，是一個知識分子品格的試金石。誠如紀德所說：“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任何正義、崇高、平等和自由等理想都不能被當作麵具，將真的變成假的、假的變成真的。”田家英就是中國的紀德，他隻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心靈，而絕不相信宣傳工具所製造的那些比真實更“真實”的東西。
具有獨立人格、把正義看得比生命更重的知識分子，曆史上，我們也並不缺乏。魏晉的嵇康，不苟合於司馬昭集團，一篇《與山巨源之絕交書》寫得酣暢淋漓，最後招致殺身之禍；明代的方孝儒，寧死不願為篡位的明成祖寫詔書，最後被誅十族，自己慘遭腰斬；清代的顧炎武，“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清失敗後，以一死相對；近代，有投入昆明湖為文化殉道的王國維和 “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的秋瑾。
在中國這樣一個連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的國度裏，必須有人承擔肩住黑暗閘門的使命，而田家英、北明、林昭、張誌新、遇羅克、顧準就是肩住黑暗閘門的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勇氣。
北明在《告別陽光》一書所說：“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選擇：我選擇審美我就必須選擇人生；我選擇審美的藝術和真誠不欺的人生，我就必須選擇生命的自尊自愛和自衛；我選擇個體生命的自尊自愛和自衛，同時也就選擇了對全人類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愛護和捍衛。”
在所有人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年輕的林昭堅持著；即使在她身陷囹圄，遭受種種世人難以想像的迫害、摧殘時，她對自由的理解、對製度的思考，依然沒有絲毫停歇和變化。她短暫、字字如血、悲壯的一生中的付出與承受，讓人心碎如粉。一如她自己說的那樣：“怎麽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了” 。
記得林昭在獄中用血寫過一首詩：
將這一滴注入祖國的血液裏，
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
揩吧！擦吧！洗吧!！
這是血呢!
殉難者的血跡，
誰能抹得去？
她留下的最後一份血寫的遺書是：“曆史將宣告我無罪！”
田家英、北明、林昭、張誌新、遇羅克、顧準這些先驅者們，用他們的生命呼喚著我們民族的良知；他們用孤獨而執著的思想的翅膀，在精神專製的無邊暗夜地飛翔著，呼喚著思想自由的黎明。他們的出現、他們的覺醒與受難，終於賦予了他們這代人在曆史的座標係上嶄新的位置。
每次憶起他們，我都會忍不住熱淚長流，這不僅僅是為了他們的慘烈，更是因為他們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懦弱。他們的死讓我覺得自己活的毫無分量和價值，他們讓我感到自己在這個錦衣美食的世界輕鬆光鮮地活著，是一種罪惡。
“他們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任何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都是社會的中堅與脊梁。社會的變革，往往由他們發端；時代的演進，往往因他們開啟。正因為知識分子思想的力量，人們對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社會道義感寄予厚望。中國知識分子曾有過“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有過“妙手著文章，鐵肩擔道義”的道德自許，有過“獨以天地精神而往來”的精神氣質，有過“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錚錚鐵骨。
為什麽這樣的錚錚骨氣到了現代，卻已經式微？
我們似乎應當為文革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而悲哀。但我們更要為此反問一句：文革之中，究竟是什麽樣的原因，讓55萬知識分子唯心誣服，甚至自己挨整，複整他人，以求解脫。“五十五萬齊檢討，更無幾人是男兒”！是什麽原因使得那麽多人明哲保身、引頸就戮、甚至同流合汙？
我們悲哀的不是那萬劫不複的命運，而是麵對這樣的命運，所喪失的自由的思想、社會的責任、做人的尊嚴和可貴的氣節。雖然文化大革命已結束了30年，從曆史的角度，文革已經成為上個世紀的過去，但從文化的角度，文革還活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你是黑夜中的太陽/從未照耀到我的身旁/即使有一點點微光嗬/也隻是我的想象。”
然而，我們還是要相信，這個世界上一定存在著比暴力強大得多的偉大力量，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甘地戰勝了武裝到牙齒的大英帝國；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馬丁•路德•金實現他那無比美好的夢想；正是這樣的力量，支持曼德拉熬過了二十七年的漫漫黑牢。
我們一定要記住這些為自由和理想獻身的先烈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腳下的土地曾經被他們的鮮血染紅過，我們頭上的天空曾經被他們靈魂的光芒映照過；我們永遠不要忘了這塊冰冷的凍土曾經因為他們的生命而獲得瞬間的溫熱。
而我們，必須有所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