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調也可重彈
外麵的世界很精彩,外麵的世界很無奈.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揣支毛筆漂四海.
在中國的女性文人中，司法部長史良無疑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之所以敬仰，不僅在於她是新中國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另一位是衛生部長李德全）之一，還在於她是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00 年 3 月史良出生於江蘇常州， 1913 年後就讀於常州女子師範學校。 1922 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攻讀法律， 1927 年畢業。 1931 年開始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前後近 20 年。其間，曾營救過不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在特務漢奸橫行霸道、隨時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孤島上海，史良的大義凜然、愛國情操和膽識勇氣，備受世人尊崇。 1936 年 5 月史良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日，史良等人到南京請願。同年 11 月 蔣介石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仆、王造時、沙千裏、史良等七人，投進蘇州監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在監獄中拒絕敵人誘降，堅持愛國無罪的正義立場，直到抗戰開始，才被營救出獄。
這樣一位反蔣鬥士，愛國誌士，巾幗英雄，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然而，就是這麽一位高貴而又美麗的女性，令青年一代尊敬的長輩，卻在 1957 年的那場反右運動中，出賣了他的老朋友——同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的交通部長章伯鈞，親手把他送上了反右運動的祭壇。
據文史記載：是年 6 月 14 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史良主持，作長篇發言。她首先批駁費孝通的“黨天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隨後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章伯鈞，把 6 月 8 日章伯鈞向她說的話全部抖落出來，斷言章是費的後台。史良的結束語，更是語驚四座，揮戈指向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羅隆基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章伯鈞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和史良作為朋友之間訴說的心裏話，會成為射向自己的子彈。由於史良的揭發，鐵證如山，章伯鈞成為中國的頭號大右派，“章羅反黨聯盟”的頭子。就這樣，身為司法部長，通曉法律的史良，一手製造了反右運動中的頭號冤案。這位曾是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英勇鬥士，在反右運動中雖然表現了一個鬥士的姿態，但失去了鬥士的正義感和文人的良心，給自己留下了一個永遠洗刷不淨的汙點。誠如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女士所言，如果當年史良“首先接受良心的考驗”，完全可能沒有這番揭發性的發言。
今天回過頭來想想，史良之所以做出這種永遠被人指其項背的舉動，和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有關。在那靈魂被高度扭曲的時代，扭曲的心靈已經使人分不清真偽與善惡。明哲保身的生存欲望使她做出了乘風飛揚，落井下石的舉動。
其實作出像她這樣舉動的大有人在，比較典型的是 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成一統，以研究古代服飾躲避風雨。再如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的嚇人高度。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乾；蕭乾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吳晗批“章羅聯盟”。從此，文人之間的相互揭批成了反右以後曆次政治運動中最為慘烈的一幕。
然而整人的人最終也逃脫不了被整的命運，當胡風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後成了過街老鼠，文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人人喊打。吳晗則被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棒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最後就連那個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後一名殉葬者。
話題回到史良，在她揭發了章羅以後，並沒有成為左派，想入黨未予批準，文革當中同樣難逃厄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和當年的頭號右派、章羅反黨聯盟的頭子章伯鈞被同台批鬥，這大概連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她嘲弄了曆史，曆史也無情地嘲弄了她！
所以有一點風吹草動，大家都不免磨刀霍霍。學者如果都如陳寅恪一般，則中國有望，民主有望。否則不過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血腥較量。於國於民都不利，唯少數人或者因次成為一代梟雄。
記得‘飄’裏麵的一句話，“你就象一個哭著要摘天上月亮的孩子。我不明白的是，當你拿到它，又能拿它來做什麽？”中國人從骨頭眼裏被教唆壞了。5千的文化留下很多糟粕。
自保可以，別昧著良心自保。別讓自己踏著別人的屍體得以存活。冤魂不會消散的，作孽的下輩子都會倒黴。
傅藝瑤的自傳已經在發行了，想看。
我同情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在那個既扭曲又無“明主”可投的時代裏，他們就像“饒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烏鴉們，為了安身保命不得不忍痛咬斷自己的脊梁骨，苟且偷生。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紅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語：“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那時的民盟、胡風集團就是這樣一個“敵人的堡壘”，而史良卻不幸被選中為突破口。想必史良那顆“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的心，也一定受過不少煎熬和痛苦。張伯鈞曾對他太太李健生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想想看，對史良這樣的人來說，要吃掉自己的良心是件多麽痛苦的事！
聽說當年批鬥史良時，造反派將她寫給羅隆基的情書拿出來當眾宣讀，並質問她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麽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當時的環境下，她一個女人能這樣做，真是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後來聽說她還為搭救章怡如出過不少力，足見她的良知並未完全泯滅。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李健生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她的追悼會。進得大廳，李健生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 曆史就是這樣的無情，“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蟬，黃雀在其後。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翻過這辛酸的一頁，令人有一種蒼涼之感。有道是：“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人說，雙眼一閉、兩腿一伸，即可“落得個白茫茫的大地多幹淨”。 然而，當年那些在外加壓，內攻心的雙重煎熬中自殺的人，即使伸直、伸斷了兩腿，仍然換不來身下“五尺幹淨之地”。都說他們是“以死抗爭”，其實他們既沒有抗，也沒有爭，隻是委曲求活都活不下去了，隻能一死了之。他們的遺書中充滿了無可奈何的違心和絕望，至今讀來，仍然讓人唏噓不已！
文革中，著名史學家翦伯讚夫婦服毒自殺，在翦的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裏，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隻見一張上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麽問題，所以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上寫著“毛主席萬歲”。
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服毒自殺。傅的遺書是：“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了！”
鄧拓的的遺書是：“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對他妻兒的遺書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革命元勳李立三自殺，留下的字條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實在沒有什麽可交代了”。
彭德懷病死獄中，他的遭遇也夠淒涼的。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條保證：1在任何情況下不會當反革命；2在任何情況下不會自殺；3今後工作不好做了，勞動生產，自食其力。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區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彭給毛寫過幾次信。1967年元旦，給毛寫了最後一封信：“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3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每當我看到這些史料，我的雙眼便儲滿同情的淚水。我那可憐、不幸的中國知識分子喲！
* 以上所寫的，是我同情和理解知識分子的那一半感受。以後有時間，再寫寫我的另一半感受。
我沒有答案：
《霸王別姬》裏程蝶衣當中揭發菊仙那一幕烙在我的腦海裏。
不是親身在文革，我們很難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保證。我們也很難單純地一味指責向史良這樣的人。
我想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不讓文革重演？
我以前的一位曆史老師反對日本侵華戰爭是日本法西斯的罪惡，和日本人民無關的說法。他很沉痛地說：一個國家造成了那樣大的罪孽，其國民應當負責任。看一看那時候留下的照片就知道了，那些日本女人是多麽的狂熱。
同樣，文革那樣的災難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四人幫”或是（伸五個指頭），更深的原因值得每個中國人反思。
連老舍巴金都未能免俗。然而我總是覺得他們是太想“進步”了。
到頭來好像倒是那些“少談主義多做學問”的書生（及其夫人們）表現出了高風亮節：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傅雷朱梅馥夫婦;消極對抗的錢鍾書楊絳夫婦，他們經受住了良心的拷問。